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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在上百人的欢呼中跳楼|你又没有被强奸,自杀是不是小题大做

日刻 日刻 2019-06-11


作者:李昱微

视觉设计:大西



“怎么还不跳啊,我都在太阳底下晒了1个小时了。”

“要跳就跳,别给警察找麻烦!”

“1,2,3,跳!”

 

坐在丽晶酒店8层的窗台外檐,像上帝一样俯瞰这个生活了19年的城市,整整四个小时后,甘肃女孩李依依(化名)一定觉得格外陌生。


到最后,坚持认为自己没错的她或许终于承认了,承认自己是个神经病,承认真的做错了什么,要不然,围观的100多个陌生人为什么都在笑呢?

 

他们为什么都期待她跳下来?尽管她只是坐在那里,根本没伤害任何人。




她最终挣开了消防员的手,“哥,对不起,我走了”,然后像一条鱼一样,从冰冷的反光玻璃旁迅速划过。




傍晚7时,卸下来的日光里,嚎啕大哭的消防员垂下了橘色的臂膀。那是整个下午仅有的色彩。




 

 

李依依曾被班主任猥亵,却被认作神经病,这是她自杀的起因。

 

那是2016年的夏天,正在读高一的她因身体不适回宿舍休息,没想到却被赶来看望的班主任吴某猥亵了。

 


| 李依依在控诉书中写道:“当时没电,他进来后坐到我身边……突然伸手摸我脸,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他疯了般扑过来,抱住我不松开,我浑身无力,我很害怕,然后他抱住开始亲我的脸、吻我的嘴巴、咬我耳朵、手一直在我背后乱摸,想撕掉我的衣服,我吓懵了,我才这么小,我还期待着考上大学,我还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那一刻,一切都没有了,我只感觉到无边的黑暗、恐惧、羞辱还有恶心。”

 

幸好罗老师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吴某才停止了行动。可从那以后,她陷入了无边的恐惧,每日难以下咽,只要躺在床上,就觉得吴某会突然扑上来。两个月后,她被诊断为抑郁症。

 

坚强的她选择申诉,但除了个别公安外,很少有人选择帮助

 

她向某老师倾诉,对方最初愤愤不平,但一听是“吴老师”,就大惊失色,转为劝导:“你看你能不能体谅我下,不要为难我,这件事就算了?”

 

法院裁定吴某行为轻微,不构成侵害。事情扩大后,老师们找她谈话、劝她放弃,同学孤立她、认为她是神经病。而吴某,成了众人口中可怜的生病的人。

 

挣扎无果后,她爬上酒店8楼,最后看一眼这个又爱又恨的家乡。




 

 

“反正你也没有被强奸到,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某老师听完她的倾诉后,这样问道。

 

没有人认为是吴某的错,就算觉得他有错,也不相信李依依完全清白,就算觉得她完全清白,也不相信她仅仅因此就能患上抑郁症。他们甚至会觉得她太脆弱了,是不是本来有病才这样。于是所有的控诉和反抗都被认作“小题大做”,她越是挣扎,越像个神经病。

 

但对于李依依这样的受害者来说,根本没有侵害行为大小的分别,导致她们崩溃的往往是创伤后对世界和自我认知的颠覆。这是旁观者难以体会的。

 

Finkelhor 与 Browne 在1986年提出性侵害可能带来4种负面心理影响,其中两点是 “背叛” 和“自我污名化”。

 

尤其在师生性侵案件中,受害者感受到的“背叛”往往是颠覆性的。毕竟师长和学校在大多数国人心中的形象太神圣了。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尊师重道,对老师言听计从,父母甚至会告诉老师“我家孩子要是犯了错,要打要骂随便您”。然而伤害发生后,传统观念骤然崩塌。正如李依依在控诉书中的感受:“我曾以为学校是社会里的一块净土,可我却在这唯一的净土里看到了丑陋、鄙夷”。



| 李依依的控诉书


更可怕的是受害者随之而来的自我怀疑。

 

既然无法为师长的行为找到合理解释,他们只好将矛头指向自己:既然师长是伟岸的、知识是神圣的,那么为何他会做出这件事呢?是不是我误会了?

 

或者我太小了,不知道这其实是喜欢一个人的正常表现?

 

要么就是我给出了什么错误的暗示?不然他为何偏偏挑中我、而不是别人? 

 

令人绝望的是,当无助的他们向周围人倾诉时,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甚至父母都不一定表示信任。

 

在某高校性侵案件中,受害学生Y某多次试图倾诉,“我听说有一个女生发生了这样的事……你怎么看?”,然而,几乎所有人都给出了这样的回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女生一定也有问题”,哪怕是她的男朋友。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描述:房思琪告诉妈妈“学校里有一个女学生和老师在一起了”,母亲却说“这么小年纪怎么这么骚”。而小说中的另一个女孩郭晓奇在被诱奸后,却被父母指责:“你以为做这种事你以后还嫁得出去?”“你跑去伤害别人的家庭,我们没有你这种女儿!”

 

在另一起高校性侵案中,受害学生R某向母亲倾诉时,对方不但不相信,还认为是心理医生把女儿治成了神经病。

 

像亲手把最柔软的地方一层层撕开,曾经带来信任和安全感的一切都背叛了自己,整个世界都失调了。受害者只好把错误担在自己身上,认为自己是脏的、坏的,甚至是无能的、活该的。甚至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将对师长的“恨”转化为“爱”,以缓解痛苦,让失调的世界恢复“正常”。一些受害者即使过了几十年,一见到与师长相似的男性仍然会身体僵直、痛哭不止,因而即使是强吻这样的骚扰行为,所带来的创伤仍然是难以想象的。

 

 

“你不要跟我计较,放我一条生路,你不上课害我没工作。”吴某这样警告李依依。

 

吴某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甚至颠倒是非,反让李依依放自己一条生路。而听到事情原委的老师也认为李依依“小题大做”,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一旦男性被认为在追求女性,其行为的边界就模糊了

 

讲色情笑话、盯着女性的胸看、摸女性的手大多被认为是正常的示爱,尤其在吃饭、看电影等“约会”场合中,更被认为是默许发生的。而强迫性的身体接触在一些男性的眼中,是可以自证强大的、令人骄傲的行为。一些女性受到影视剧等影响,也错误地认为那是浪漫而合理的,于是一旦事情发生,反犹豫该不该拒绝。

 

妇女维权专家冯媛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曾经有一个抽样调查,抽样地区是省会旁边的一个县级市,对象是所有20~60岁左右的成年男性,结果显示,有1/4的男性行使过强迫性行为,用一般话来说,就是强暴过人。然而问及他们的侵害理由时,往往不是一般人会想到的酒后乱性等,而是“我是男性,我可以这么做。”

 

“在我了解的性侵案例中,一开始受害女性都会反抗,但男性不认为你在反抗,或者认为你的反抗没有用,甚至把反抗当做害羞式的默认。”

 

所以即使被指控,侵害者顶多自认倒霉,甚至觉得女性不解风情,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摩根·弗里曼被指控性骚扰,但他绝口否认。网上为他叫屈的人和他一样认为性玩笑和从语言上“占身体的便宜”是对女性的“赞美”。


在库切的小说《耻》中,卢里利用教授的身份邀约学生梅拉妮到家中见面,并反复作出“漂亮”的性暗示。先带她喝红酒、相拥着舞蹈,然后询问:“我想请你干点冒险的事”,梅拉妮本能拒绝,并问“为什么”,卢里指出:“因为你应当这么做……女人的美丽并不属于她们自己。那是她带给这个世界的恩惠的一部分。女人有责任与别人分享这美丽。

 

在三番五次“不算强奸的强奸”后,卢里被告发。可他并不觉得慌张,相反很自信。

 

走入听证会现场的他昂首挺胸,“那是虚荣,他暗想,是赌徒身上最危险的东西:虚荣和自以为是。”他承认自己做的所有事情,却拒不认错,反认为那是爱欲的自然流露。“情欲是另外一回事,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就得受到惩罚,这样的正义没有一种动物能接受”,他的欲望不过起因于“一只小鸟也会因此颤抖的神。”

 

直到自己的女儿被强奸,他才意识到自己眼中浪漫的爱欲流露对他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冯媛认为,性行为上的认知偏差源于世界性的传统文化:男性从小被教育要敢作敢为,而女性大多被要求善解人意,也就是说,一定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很多女性面临熟人提出的性方面的提议,不会第一反应是你干嘛耍流氓,这种女孩非常少,一般第一反应会是,我是不是想多了?第二是,他是我的老师,我要这么做他得多难堪。”

 

因而,始终坚持自己没错、并立即报警的李依依已经算特别勇敢、坚强的受害者了。在窗台外檐坐了4个小时的她或许想借此示弱,期待人们阻止她、拥抱她,倾听她心中的痛苦,并相信她、支持她。

 

可绝望的是,什么也没等到。

 

 

我无法相信围观的100多人都真的盼着她死,开始时,他们或许只产生了一些轻微的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在行为艺术啊!别像新闻中报道的一些人,自己想死却搭上了救助者的性命。


想死早死了,坐了好几个小时不是麻烦警察嘛。

 

然而,当第一个人大声喊出“赶紧跳啊!”却没有被谴责时,第二个人也忍不住鼓起掌来,第三个人甚至拿出手机开始直播。于是,越来越多轻微的念头开始走向极端。



| 快手上催促李依依跳下去的围观者

 

凯斯·桑斯坦在《极端的人群》中举了这样一个案例:多年以前,一些法国公民聚集成小组,交流对本国总统和美国对外援助问题上的意图和看法。交谈以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开始时喜欢本国总统的人最终好感大大加强,而对美国总统轻微不信任的人则朝着严重不信任的方向迈进。他们变得格外极端。

 

同乌合之众的观点类似,当人们聚在一起,最终考虑和做的事情是单独情况下不会考虑的。而当群体中的成员观点相同时,情绪会走向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成员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士的时候,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桑斯坦将这种极端现象的产生形容为“互动性的回音室”。当第一句“跳下来”在人群中碰撞、反射,又与另一句“跳下来”重合时,慢慢地,就变成了“你怎么还不死”。

 

而对于本没有这种念头的人而言,当他发现越来越多的高声欢呼没有被制止时,会突然觉得手足无措,似乎不做点什么就会浑身不适。那么要持有什么观点呢?就和人数最多、声音最响亮的保持一致好了。

 

这被桑斯坦概括为“社会流瀑效应”:“当流瀑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以致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实际所知,而是依靠(自己认为)别人持有什么想法。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不是依靠自己的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况且,群体中的个体是那么需要认同感。

 

于是,围观的100多人淹没在欢呼的快感中。当李依依终于站起来时,等了几个小时的他们热血沸腾地盼着“奇迹”的发生。他们不在乎那颤巍巍的身体,也根本不想了解她眼神中的绝望。只是一个又一个地掏出手机,等待在她跳下去的瞬间,一同掉进人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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