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海大学读社会学博士
在东海大学读社会学博士
吴心越
（一）
在东海大学读博的漫漫征程才开始半年，但与这里的缘分却要追溯到三年前。2012年的春天我作为交换生初到台中大度山，除了一门选修课要上，便每日在校园中晃荡。带着小说找一片阳光明媚的草坪消磨一上午，顺约农路去路思义教堂，再转文理大道步行至图书馆，沿途也是百看不厌的风景。偶尔还有呆呆的珠颈斑鸠在一旁踱步，或大松鼠拖着毛茸茸的尾巴从榕树上一溜而过。
东海大学被公认为台湾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美不在于大楼大道，而在于繁茂蓊郁的草木和绿树掩映的庭院小径。校园的主设计由建筑大师贝聿铭和陈其宽制定。陈其宽先生曾写到，“东海是以中国园林的概念来设计的，是内敛的”，这里的校舍有四合院式，有独栋式，“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灰瓦红墙，尺度不高，具有亲切的空间感觉”，“当你站在东海的建筑物旁边，你不觉得自己渺小，而且觉得自己很重要，是一个一个景的观赏者，你可以悠游在里头”。晚近，人文社会学科对空间多有研究，除了政治和经济的维度，空间对于人的审美、情感乃至生命体验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也是那一年离开东海之后，才觉深深留恋那一片相思林、凤凰木、文理学院……在这里读书，总觉得沉静而又自由，就如高承恕老师所说，隔开了外面的繁华喧嚣，心是安顿下来的。
在南京大学呆了七年又来到对岸的东海大学，却是来了以后才知道两者的关联。最近读校史，遇到的也都是历史变迁、两岸分隔的背景之下前所未知的故事。
1952年，设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决定在台湾筹建一所基督教大学，以承继在中国大陆的十三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西联合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所以，不曾想到的是南京大学与东海大学竟还有这么一份延续、传承关系。巧的是，东海大学的第一任董事长杭立武先生，早年也毕业于金陵大学政治系。
东海大学初建之时，全台湾仅四所大学：三所公立大学，东海是唯一的私立。195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台，还主持了东海大学的破土奠基典礼。从当时的照片中看，整个校园光秃秃的，十分荒凉。很难想象现在如森林公园一般的东海，当时的校园里却几乎没有一棵树，只要一刮风便漫天尘土飞扬，而周边尽是大片的甘蔗田和杂草。老东海人往往感慨当年，真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然而早年的东海有美国联董会赞助，资金充裕，师资卓越，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等都曾在此任教。此外还有一大批外籍教师，大多是带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跨海而来，在这个陌生的小岛上扎根育人，如社会系系主任练马可教授，外文系系主任柯安思教授，音乐系系主任罗芳华教授。首任校长曾约农先生则是曾国藩的嫡系曾孙，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赴英国留学，归国后还参与创办了湖南大学。据说曾校长是一位“穿长袍的牛津博士”，中西学养俱佳，深受师生爱戴，退休之时甚至还引起学生们绝食静坐挽留。在每一位前人身上，似乎都有一段历史的传奇。
早期的东海不过八百人，师生全部住在学校宿舍，是一个联结十分紧密的社区共同体。即便校长也一样住男生宿舍，每天与同事、学生一起参与劳作。所以师生情谊通常十分深厚，学生去老师家吃饭、上课都是经常的事情，这大概也是东海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那时，东海大学更像一所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比如60年代开设的“综合社会科学讨论班”，视野就极为广大，研讨的议题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多个面向，像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台湾社会问题与外资影响等等。学生由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科系中各选五名，但指导老师却同时有五位，每堂课由校长亲自主持。五位老师带十五名学生开习明纳，现在看来也真是一份奢侈。
（二）
开头说到，我在东海大学交换的那一学期只修了一门课，因为计划的是要自由自在地在图书馆看闲书，以及尽可能感受台湾的人文风情与美景。所以，当时并未想在学术上多用心，倒是读了不少小说杂史，也去看过妈祖绕境巡回，凑过春浪音乐节的热闹，围观过台北街头的游行队伍。不曾预料的是，这一门选修课却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
去台湾之前，曾有交换经历的同门师姐就向我大力推荐了高承恕老师的课，也早就听闻台湾社会学界“北叶南高”之名，所以纵然没有任何经济史基础，也就硬着头皮去了高老师“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的课堂。上课的“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在社会科学院的四楼，小小的一间，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圆桌。第一节课讲的什么大都忘了，只记得外头走廊上养着满满的绿色植物，还有潮湿的风从窗户吹进来。
那时高老师开始带大家读年鉴学派大家布劳岱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煌煌三卷本巨著，持续读三个学期。布劳岱尔最初是从欧洲的人口、能源、交通、饮食、服装、住宅展开，史料扎实，巨细靡遗。我想，若非老师带领，学生们很容易迷失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人类在15至18世纪的食物构成是玉米、小麦、水稻抑或肉类，跟资本主义的兴起究竟有哪门子的关系呢？但是，就像布劳岱尔所说，日常的物质生活是一个习惯性的王国，它未入青史，却如同夜晚的黑暗笼罩着事物。而他书写历史就是从这片“钝滞”、“平庸”的古老水域开始。
经历了每周的精读、写心得、课堂讨论，历史的图景就逐渐清晰。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潜流中，在原有的结构性限制下， “新的自由”从缝隙中萌发膨胀，最终形成不可逆的变化趋势。布劳岱尔抓住的核心就是交换（也是对生产中心论的一个反转）。交换形成移动的力量，由点织网，逐渐扩散建立新的联结，形成物质生活之上的新一层秩序。其中又以欧洲为主导形成全球性的支配力量，世界被迫进入同一个世界。远洋长程贸易、热那亚的银行家、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分层，都被老师讲得扣人心弦。到学期末，连我这个零基础小白也发觉自己被点燃了，好像被开启了新的空间，去关注以前毫无兴趣的经济世界。
高老师上课其实很少讲什么艰深的社会学理论，每节课云淡风轻指点一二，往往从历史又联系到当下与全球趋势，都讲得十分通透。后来我才了解到，老师在美国读博期间就专攻现象学与批判理论的研究，1980年代实证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在台湾盛行之时又大力引介欧陆德国的社会思想（韦伯、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等）——所以叶启政老师说高老师是给当时的台湾社会学界开启了另外一扇门，特别是理论思考的门。后来，高老师在东海教了十余年理论课，从古典三大家讲到现象学、诠释学、批判理论、语言哲学。我想，他早已把理论化为了内力，就好像武林高手，无招胜有招，到了“以意驭剑，随心所欲”的境界。而在研究重点转向之后，高老师几十年跑遍全台湾访问中小企业，这段进入庶民世界的田野经历，又增加了一份对现实的理解与洞察。
谁能想到读布劳岱尔也有“瘾”。在台湾的那一学期结束之后，竟对厚厚的三卷本念念不忘，哪怕一边在电视台的财经节目实习，也要每天带着书去翻几页。总感觉布劳岱尔的那种全球性视野、长时段眼光与高老师的宽广与明悟都融汇在了一起。当时突然就动了读博的念头，大概也是因为对读书的感觉有这么一份割舍不下。
高老师虽然“贵为”台湾社会学界掌门大师级的人物，却一点没有大师的架子，在课堂上每每自称“老高”，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偶尔还卖过萌。久而久之，社会系里这帮二十几岁的学生也在背后没大没小地叫起老高来（后来被九把刀写进了武侠小说，“卷发的老高”就更成了形象鲜明的典型）。在我对读博犹豫不决，又怀疑自己的能力之时，高老师认真地回邮件对我进行了鼓励，还特地从台湾寄了两本书送给我。作为交换生大抵只是课堂上的短暂过客，却得到老师这样的关照，心里至今十分感激。就像郑志成老师在一篇文章中写的：“对知识，高老师充满了真热情；对人，则充满了真性情。”
而这段因缘便促成了我最后回到东海大学继续求学生活。
（三）
东海大学社会系的博士培养方式偏于美式，前两三年修完学分，接着是三门博士资格考试、一门博士论文大纲口试，最后通过博士论文口试才能取得学位，所以这个过程大抵都要花五年以上的时间——这也是我之前畏难的原因。但来了之后一个总体的印象是，大家似乎都在不紧不慢地读着，不焦虑毕业年限，不焦虑论文的发表，专注于求知的过程和自己的专题领域。这里的博士班学生构成极为多元，有麻醉医师、杂志主笔，大学老师、歌唱家、牧师……各自有着丰富经历，与社会学相遇又往往擦出不一样的火花。翻一翻近十年来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也颇为广泛，比如台湾舞蹈艺术拓荒者的境域与突破、电子零组件通路商在中国的新机遇、鸦片与中国救亡现代性、女子监狱民族志、台湾的金融治理，还有日本漫画400年与大众文化等等。
研究所开设的课程，除了专题领域研究，如金融、医疗、教育、情感等等，还有不少是专门阅读原典的。一学期一本《货币哲学》、《红楼梦》、《真理与方法》抑或布劳岱尔的著作，都是由系上理论素养最深厚的老师带着，一章一章地精读。听前辈学长说，早先在高承恕老师的课上还有过七个小时读两页韦伯的纪录。这是东海社会学系传承多年的人文社会研究传统，在当下的专业培养体制下，不可不谓非主流，或许更是一种奢侈。
其实能来这里读书，除了一段知识和情感的缘分，也是在诸多限制中恰好得来的幸运。台湾的大学院校从2010年起才向大陆开放招生，至今不过第五年。除了对申请者的户籍、毕业院校有诸多规定，陆生在台也受到不少限制，比如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能留台就业等。所以虽然赴台留学人数逐年增多，申请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比起欧美，乃至香港、新加坡，留学台湾都不是一个主流的选择。夹在两岸政治的背景下，陆生在许多议题上往往面临尴尬，而进入不一样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必然会在观念上造成持续的冲撞。
当然陆生本身也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有人对社会政治议题保持疏离，有人积极参与，对台湾社会的印象也各有看法。之前跟一个同是社会学系的陆生朋友聊天，她参加过台湾的同志运动，太阳花学运期间也到过“立法院”现场，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家可以在公开场合对公共政策进行辩论”，“ 不是一种情绪性的煽动，而是用自己的理性思考来论证”。也有陆生看到的是社会运动领袖之间的角力，群众的盲从短视，新媒体资讯所带来的强大认同力量，以及台湾始终在“东方思想”和“西方模式”的夹缝中不断经受磨砺。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大概是台湾民间社会的蓬勃与多元。关注社会学的往往很容易接触到台湾劳工阵线、农村阵线、妇女新知、荒野保护协会、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等等，还有一般民众广泛参与的狮子会、扶轮社。截至2013年，台湾的职业团体与社会团体总数将近12000，大小政党共有244个。以往，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大多关注蓝绿斗争、政党政治，但我的一个粗浅印象是，台湾的生命力或者说一种独特的精神，恰恰在于民间社会。这也让我想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这样一段话：“民主并不给予人民以最精明能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明能干的政府往往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使整个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的精力。”
还有一位在台湾呆了四年的朋友，对这里的“小确幸”颇为感慨。当他始终无法摆脱与优秀同侪竞争的压力，也深知终究要回到大陆更为激烈竞争、高速运转的工作环境中去，小确幸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即便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想象。后来，这位朋友又特地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则小事。在他搭公车回学校的路上，有一位坐轮椅的老人要上车，司机特地跑到后门，把公车上专用的无障碍板拿出来，装好，帮忙把轮椅推上车。旁边的乘客也会搭把手，问老人家去哪里，他们好推轮椅下车。整个过程，大家都这么安静地等，没有人着急赶时间的样子。他说：“虽然来台湾四年了，但是能触动我的，常常是这样的小生活。”
（四）
说起来由于读博的学习生活繁忙，比起三年前潇洒地游走台湾，如今的日常经验反而有些狭隘，对于台湾社会的许多认知仍然依靠网络和课堂，但日积月累也加深了不少理解。同时，对大陆的关注倒也没有少一分，因为课堂谈论的议题往往离不开中国，也常听老师们分享在大陆的研究、访问经历以及社会观察，所以多少有点跳脱出原有的认识框架，获得了一些别样的知识和视野。
这半年多来选修高承恕老师的经济研究课程，大概每节课都会谈到中国。犹记得上学期有一次课是在11月12日的晚上，高承恕老师的开场PPT就是前一天天猫“双十一”的成交数据。随后便以此切入，讲阿里巴巴的边缘革命与O2O趋势，讲数字的重量，又回溯到计划经济年代看系统与生活世界支配关系的改变。课上也曾花不少时间讨论过中国的城市化与地方债，沪港通与资本市场，亚投行与国际金融布局，也曾以《中国好声音》为个案分析过娱乐节目制作的全球产业链……反倒是来了台湾以后，补上很多从前认识大陆所缺失的面向，也觉得经济社会学那么有趣。
不过，高老师大概早已不在意“经济社会学”或者其他什么名目。他一直感慨，现在的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知识惟“支离破碎”可形容，缺乏全局性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老师在课上也一再叮嘱我们，读书不能越读越窄，一定要培养自己跨界跨领域的能力，open and learn，“如果一个读社会学的人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感兴趣，那还读什么呢”。我想，不管老师是讲中国大陆、台湾，抑或美国、欧洲，都是因为这种宽广不偏狭的心态、对外部世界的敏锐，以及持续的求知热情。
高承恕老师也是最早到访大陆的台湾学者之一。他回想起1990年代初随台商考察团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整个城市就两种背景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长安街上都是穿着工人装骑着自行车的人，“早上起来，从饭店的窗户望出去，就好像一条河流”。那一次又去了上海，浦东还都是农田，“他们问我‘高教授，买块地吧？’”，高老师笑着说，“那时候还是论亩卖的。我记得当时一月份，穿着一件风衣，好冷。站在那里实在非常荒凉，难以想到日后会有那么大的发展。
后来，高老师与苏国勋、沈原、刘世定、孙立平等学者结缘，与大陆学界往来更为频繁，每每喝酒聊天、畅论天下，“当时是热烈地求知，单纯而有生气”。两岸的学者都对社会主义转型报以极大的关注，也对转型中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共同的研究热忱。因为这一段机缘，高老师在2000年左右还去河北白沟做过三年调查研究，带着东海社会系的好几位老师和博士生。两岸虽有一些共同的历史文化特质，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考察市场的兴起、做对照观察就有特别的意义。白沟当时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箱包市场，但基本还是一个市集，白天四方八面的人赶来，自由，热闹，但是也乱哄哄的，“做买卖的、吵架的都有，你感觉到有一种生命力在，但是一切又都刚开始”，高老师回忆。他尤其记得当时访问过一户当地农民，老人家八十多岁了，和小孙子两个人在家，十分热情，还准备了花生米和土豆招待客人，可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一灯如豆”。高老师说：“走的时候心里有点沉甸甸的，跟我的学生在路上，好一段没有说一句话。那样子的贫苦、穷困，但人心里还是温暖，那种善良、人情的温热——真的是挺百感交集。”
高老师一直关注、也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迁，“这种变化是惊人的，从三十年前的贫乏，发展到如今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然而历经这几十年，很多东西也都相对定型，越来越趋向于结构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一个世纪以来追求平等的允诺，另外对年轻人而言，对未来有没有盼望，对于工作、人生能不能有信心，这都是高老师在当下最为关切的问题。中国社会依然有改变的空间，是否可以通过社会的合理完善提供空间与平台，让年轻人参与到经济、社会、环境的种种改造过程中，发挥出民间的力量，这非常关键。高老师说：“参与的背反就是冷漠和疏离，这也是21世纪中国大陆，包括台湾、香港等普遍面临的问题。参与不一定有机会上升，但若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有归属感，怎么可能有认同。”我想，这也是高老师近年来越来越强烈的行动取向的原因：积极为青年学生搭建平台，建立参与产业经济的渠道，提供两岸学生乃至业界越来越多交流互访与学习的机会。高老师说：“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往往也是为了指向某种改造，那么你能不能提供替代性的方案，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知识界都应该集体思考的问题。”
（五）
这学期，社会学系赵彦宁老师也专门开设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论文选读“的课程，“藉由晚近国际学界知名学者的经典著作，试图探讨改革开放后巨大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形态与常民生活”，议题包括了国家权力的形貌、工人阶级的转变、跨国生产链的形成、消费主义的兴起、感官娱乐的扩展、道德秩序的变迁、生物科技的社会意义，另有两周时间专门用来讨论回归后的香港问题（恰好课堂也包括了两岸三地的学生）。第一节课拿到大纲之时，就觉得如同一场盛宴。开学至今读了两周Vivienne Shue的《The Reach of the State》，讲国家的控制、渗透与地方自主性的关系，就翻转了不少从前的观点。
在闲聊中得知，赵老师第一次到大陆的经历颇为特别。1991年，她申请到康奈尔大学的一笔博士生研究奖金就去了北京（因为她在康奈尔的导师是施坚雅的嫡传弟子，同门也大多做中国研究）。当时的印象是，北京与她小时候读的小说差别还不大，还能按着书中描绘的四五十年前的时光印记来寻访。不过除了游玩，另有一个任务是要去探望她素未谋面的大舅。她的大舅是台湾宜兰人，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加入了台湾共产党，1960年代在文革高峰期由于“极为向往革命”而辗转偷渡至大陆，从此就在北京成家、定居。赵老师说，当时要去看她大舅，因为在十几层楼高所以只能搭电梯上去，可是负责开关的电梯管理员不在，想按大楼的电铃，可是管电铃的人也不在，最后只能出去找公用电话亭，可是电话亭也是锁着的，也有专门的人管！——“我在那一刻真的觉得，哇，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没有评价的问题，纯粹是，对于我们来说，工作都是你要去找的，可是这里的工作是分发的。这里的工作、或者说劳动的意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现代西方国家工作和劳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彻底不能共量的。以前读课本当然也有所了解，但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体验。”
后来，赵彦宁老师本人也有非常丰富的中国研究经历。她很早就开始做冷战体系下的中国流亡研究，代表作品《戴着草帽到处旅行》被大陆很多学者奉为典范，在集体记忆、族群认同、性别身体意识建构等问题上的社会史研究思路具有开拓性的影响。此后她又专注于研究跨境底层阶级与道德经济，访谈过的大陆配偶和老年荣民不计其数，并为大陆配偶平权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后来因为关注大陆配偶和偷渡客的缘故，延伸到两岸边境福建平潭的研究，在那里做了十几年的田野，访谈对象形形色色将近三百人。 赵老师笑说：“那里大概是我在全中国大陆最熟悉的地方吧，好像我家一样，每一条路都认得。”在平潭接触到的河南籍出租车司机群体，又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前两年还随着他们的足迹一路北上，最后到河南。讲到学术研究，赵老师就会十分兴高采烈起来，好像整个人都闪闪发光。她说，最近又即将开启一个新的研究。即，在台湾取得公民身份的大陆配偶可援引两岸条例，申请前婚子女或12岁以下的血亲赴台定居，所以近年来，出现许多年纪较大的大陆配偶（往往来自大陆农村地区）申请自己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甚至曾孙辈来台。这就使得她把研究的目光从原先的两岸婚姻扩展到整个亲属网络的膨胀——是为了陪伴与照顾，抑或获得台湾更好的社会资源？祖父母与孙辈之间会形成怎样的抚养/教育关系？父母在中间又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藉此也可以重新检视和反思“家”的意义。
回顾整个台湾社会学界对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大概是随着台商而起步，集中关注全球生产链、制造业分包和产业集群，以及衍生的台商台干的社会融入、认同与家庭生活等。后来有不少学者深入工厂做田野，研究血汗工厂和劳工问题，也有的关注宏观的政治经济集团的互动与影响（所谓“中国因素说”）。在新生代学者中，研究议题则更为丰富多元。2014年台湾社会学年会的各个中国研究分论坛中，题目就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基督教活动、大理的“流浪者生活”、青年农民工的“市场化青春”、失独家庭、浙江省民间金融等等。赵彦宁老师认为，中国大陆意味着太多有趣的社会现象和研究议题，并且可以去检验既存的文化和社会理论，这也正是更多年轻研究者发挥的空间所在。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23期。原文发表于《中国研究》2015年春季卷。转载已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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