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定了两位导师
1 两位导师，终于是确定了
今天早上收到导师Stephen Kemp的邮件：
学院已经同意你的第二导师Christoforos Bouzanis申请了，剩下是一些日常的行政流程，只是经常拖，所以会慢些，还加一句（参考：美国大选你就知道了）。
两位导师，终于是确定了。
虽然申请英国，都是先确定导师再申请，以致于offer上都会把导师名写上来，但由于是有两位导师（尽管申请系统有时也会让全填上），所以怎么匹配第二位，也是需要考虑的。
一般来说，两位构成是一主一辅，有时第二导师也并不实质参与。就像我在台湾中山大学哲学所读硕时，哲学所导师洪世谦知道， 我是本来想申社会所万毓泽老师，但只是那一年正好社会所没有分配到陆生名额，所以改用这种双导师制+跨所指导来解决，因此实际上还是万老师指导，只是学业主要在哲学所完成。洪老师也在第一学期就大方地和我说：不要想同时满足两位导师的要求。他也总是先问我“小万老师“怎么看呀，因此尽量避免我陷入两难的局面。
当然，我最后会尊重洪老师的建议，比如认为我在哲学所的毕业论文，应有些哲学讨论，所以加入Castoriadis的讨论。
也正是加入了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也是万老师在《马克思与民主》课程上花了半学期讨论的冷门的、希腊裔法国思想家，我才知道原来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有位毕业，Christoforos Bouzanis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Castoriadis的anti-realism。当时，这位Bouzanis老师刚毕业不久，在格拉斯哥大学商学院当助教。
2 从Holmwood到Bouzanis
Stephen Kemp导师也推荐我考虑院系里的其他几位。由于我的博士论文是以认识论为主（如concept formation），但会有一定的经验研究议题，例如历史社会学的革命研究。所以自然会考虑到爱丁堡大学好几位研究俄国革命、权力、民族主义等方面的老师。
但是，随着自己的阅读推进，又觉得革命作为empirical implication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的我理论旨趣，也在考虑以bureacracy等方面经验研究。同时，Stephen也推荐我考虑Bouzanis老师——这是跨校指导。我当时不知道这在行政上是可行的。但我立马觉得这太好了，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形成所谓的“无形的学院“。但尽管是可行的，显然导师也为此事跑了一个多月，才初步搞定，其间难免有些麻烦事。
Stephen Kemp老师这一师承，似乎已经形成了两条习惯：
一是anti-realist ontology/epistemology，这自Stephen的导师John Holmwood的Explanation and Social Theory（1991）一书开始。只不过，anti-realism是个太泛，但却多少合适，因为并不是限制学生在某一线上，比如：
Stephen Kemp会承认“最小实在论”，不会否认scientific idea还要从“符应论”角度理解一些。但是John Holmwood早年就去了加芬克尔那边的团队当过助理，后来又更转向美国式，不仅写了Founding Sociology?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Idea of General Theory（1996），也更加转向实用主义，尤其是他当上英国社会学学会长前后，一直在推动公共社会学。而第二导师Bouzanis则会有些欧陆脉络，也逐渐会从philosophy of mind等传统来吸收资源。
同时，在“后吉登斯时代”，英国社会学理论逐渐受到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影响，从Holmwood，Kemp 到Bouzanis都一直会既批判但也尊重M.Archer等人的作品。
上面之所以说“ontology/epistemology”，也是因为Holmwood已经在他的作品中会在认识论和存在论之间往返地论证，而不是只一味给出一些ontological的框架等等，有时会问：“如果你的存在论是这样，那么认识论将会是……？既然你的认识论会这样，那就会出现问题……，回溯的话，你的存在论将会有……问题”。所以，Kemp的作品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将Archer, Giddens等人的作品，不从一般理解的ontology角度阅读，而是从epistemology角度分析。
另一习惯——从发表上讲，几乎不会读博时候有师生合作发表，但是在毕业后会以更加独立的学者相互合作。
比如Kemp老师（注：2000年毕业）和Holmwood老师直到2003年才合作发表第一篇论文，2012年合作第二篇。
Kemp, Stephen, and John Holmwood. 2003. “Realism, Regularity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165–87.
Kemp, Stephen, and John Holmwood. 2012. “Questioning Contingency in Social Life: Roles, Agreement and Agency: Questioning Contingency in Social Lif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2(4):403–24.
但是，如果翻看Stephen Kemp的博士论文就会知道，这些研究虽然和博论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一章半节的拿出来发表，算是后来的独立研究了。
同样的，Christoforos Bouzanis的博士论文，独自发表在Human Studies和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等期刊上，但直到这两年，他开始工作后，又开始和导师合作，提出研究布迪厄当代应用的认识论批判，先后发表了的两篇。尽管Steve老师和我说，当Bouzanis提问时，他有点担心，毕竟布迪厄研究已经在英文界做得烂大街了，但显然他俩又在认识论推进/收关了一步。
Bouzanis, Christoforos, and Stephen Kemp. 2019. “Residuality and Inconsistenc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o-Theoretical Systems.” Sociological Theory 37(3):282–92.
Bouzanis, Christoforos, and Stephen Kemp. 2020. “The Two Stories of the Habitus/Structure Relation and the Riddle of Reflexivity: A Meta-Theoretical Reappraisal.”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50(1):64–83.
当然，这些研究都成为曾经的学生为主导/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曾经的导师来协助作第二作者了。
其实，早在选择第二导师之前，在还没开学之前，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Christoforos Bouzanis通信。因为我当时的硕士论文最后一章用了Holmwood-Kemp-Bouzanis的一条理论线索：对Parsons的认识论阅读。所以得导师引荐，也就和Bouzanis也一起交流请教。于是，就形成了三人的“无形学院”——哪怕当时我虽然录取了爱丁堡，但也没有入学，更别提第二导师的事情。
因此，延续到现在，隔三叉五，讨论彼此的文献，有时聚焦到一篇文献，有时大到学术旨趣，之前写过一篇：
这四五个月下来，除了meeting，平时邮件来往居然也有一百封左右，整理整理也有五六万英文（按1：1.7的一般标准来算，估计也有八九万中文字）。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477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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