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美国也有举国体制、层层加码？加州大学社会学4篇博士论文研究

举国体制、官僚制、层层加码、项目制、政策执行波动、城管问题……这些都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非常关注的问题。

很多小伙伴也希望自己的博士论文能够研究这些领域，想要理解：

——为什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为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为什么“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

我们同样好奇：难道中国就这么特殊？难道国外就没有政策执行波动？就没有加码？就没有这些问题吗？

当然有！所以我们分享四篇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研究就是你感兴趣的中国官僚制特色问题，但是研究对象却是美国的官僚制为主。

第1份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中国的环保政策执行的问题，但是将目光转向官员本身！再有政策再有对策，总要有人来做来执行。这些游刃有余的官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第2份博士论文，是类似于“举国体制”的研究。我们一提到搞科研搞开发，就想到举国体制，总是有着复杂的想象。一方面觉得科研是要自主独立，另一方面国家投资又对于长期开发、攻坚投入非常重要。到底举国体制是不是只有负面影响？这份博士论文就是为了美国政府干预科研开发的“举国体制”正名！

第3份博士论文更是你会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政策是好的、一执行就偏差？这份研究的还是美国！关注租房市场中，司法想要公平的执行驱逐租户政策，但是为什么官员总要站在房东利益上去扭曲政策呢？

第4份博士论文是关注的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一方面觉得官僚规则容易过硬过死不太好，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官员或城管等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问题。这问题当然不光是中国的问题！这份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美国移民驱逐政策中，到底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什么影响？影响他们如何自由裁量权或大或小的因素又是什么？

中国问题，世界眼光，全球研究。

相信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几份博士论文，能够给你的研究带来启发。

关于政治社会学、官僚制研究，更多推送，可参考下面的合辑。

第1篇博士论文

足智多谋的官僚们：中国官员如何实行（未能实行）环境政策

作者：Daniel Zipp

导师：Edward T. Walker

原题目：Resourceful Bureaucrats: How Chinese Officials (Fail to)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下载链接：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9ms1d7d6

摘要：本论文有三个实证章节，围绕两个中心问题展开：（1）在中国中北部的山西省和河南省，区域性中层官僚如如何及为何（未能）执行一些环境政策；（2）当权力下放和环境问题都成为中心议题时，如何解释环境政策执行的失败。

实证研究的章节深入探讨了最后一个核心问题：影响中层官僚和被他们所影响的利益都有哪些？以及中层官僚在选择执行哪些政策和忽视哪些政策时，如何利用这些利益来促进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进行了12个月的比较民族学研究（2018年5月，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同时对中层官员、民间社会组织、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了148次半结构化访谈。

（该博士论文封面）

主要发现是，国家定义的利益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争议的社会对象，其结果取决于物质、文化和在位官僚的特征，以及一个关键的解释机制：个人的机智。

第一章研究了资本作为中层官员使用和谈判的利益，显示了中层国家官员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与国有、国家控制的、私人和非法企业进行资源性互动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章继续研究中层官员的利益和足智多谋，展示了中层官员如何操纵预先存在的、新生的劳工动员来推进他们自己的目标，展示了中层官员如何在整个动员过程中操纵群体事件来证明实施或不实施环境政策的合理性。

最后一章实证研究了中层官员在决定如何实施环境政策过程中不断地操纵、谈判和利用的政治和地位利益，这显示了这些官员的足智多谋，在于他们既是高层官僚的代理人，也是低层代理人的委托人，同时横向来看，又是同级部门官员的同事。中层官员足智多谋，巧妙地将相互竞争的利益和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挑选出他们要（部分或全部）执行的政策，以及他们要忽视的政策。

第2篇博士论文

艳阳高照下的事故风险：政府干预及其对科学与业界知识积累的影响

作者：Andrew Herman

导师：Rebecca Jean Emigh

原题目：Sunny with a Chance of Traffic: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ts Effects o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下载链接：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04g996k2

摘要：人们经常断言，政府对科学和研发的干预破坏了对知识的有效探索。本论文的主要论点是，虽然政府确实有相当大的权力来影响科学家选择研究的课题，但政府的干预并没有减缓知识的积累，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加速知识的积累。

（本文）用两个发生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历史案例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个围绕天气预报，另一个围绕车载道路导航。由于联邦政府是天气预报研究的长期赞助者，同时也在1970年代早期撤出了对车载道路导航技术的支持，这两个案例提供了分析的杠杆，以引出将政府行动与科学和工业知识积累联系起来的具体机制。

从历史上看，政府参与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方式导致天气预报研究尽管准确度不高，但赢得了持续的蓬勃发展，而车载道路导航技术则被推迟了近30年，直到90年代中期GPS重新激活了这个领域。政府的决策对于建立这些长期的轨迹是至关重要的。

（该博士论文目录）

但尽管如此，围绕着扩散过程本身的因素其实超过了政府在每次干预中影响科学家选择研究课题的能力。即使在政府对技术进行不良投资（bad investment）的情况下，科学家也会迅速将转向那些更有成效的应用。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科学界保持着效地探索知识的进程。

因此，政府干预的扭曲性影响在文献中被夸大了，更不用说在公共话语中。不过，除此之外，通过向科学家提供关键技术，政府的干预为研究打开了新的可能性。通过天气预报和车载道路导航，政府对知识积累的塑造不是通过使科学变得低效，而是通过克服阻碍某些研究方向的障碍。

第3篇博士论文

标题：住房危机诉讼：洛杉矶的法律援助和被驱逐者的制度生活

作者：Kyle Nelson

导师：Stefan Timmermans；Rebecca J. Emigh

原题目：Litigating the Housing Crisis: Legal Assistance and the Institutional Life of Eviction in Los Angeles

下载链接：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08n3f1gj

摘要：这篇论文研究了洛杉矶高级法院（LASC）系统中驱逐案件结果的制度和互动决定因素。租户为自己的驱逐行为辩护时遇到了一个典型的社会学悖论：国家赋予官僚机构管理驱逐行为的任务（公平分配司法）很少与他们在实践中的做法（有效处理大量案件）相一致。

这种矛盾表现在法律程序中，它以牺牲租户的正当程序权利为代价，有效地执行了房东的财产要求。当租户单独上法庭时，他们往往会败诉或以不利的条件和解，但有律师代表的租户可以让法援局系统对其公平分配实质性和程序性司法形式的承诺负责。通过为租户提供咨询服务、谈判和解和审理案件，律师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将租户保护其住房的利益与法院有效处理案件的务实承诺战略性地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律师的干预帮助租户在一个有偏见的法律体系中找到正义，并在一个不妥协的住房市场中捍卫他们的家园。

（该博士论文目录）

第4篇博士论文

标题：移民法的“内脏”：关于形成美国移民法管理的人员和背景

作者：Ian Gabriel Peacock

导师：Roger Waldinger

原题目：The “Guts” of Immigration Law: On the People and Contexts that Shape the Administration of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Law

下载链接：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5ss761s3

（该博士论文封面）

摘要：一系列人每天都在做决定，最终可能导致非公民被驱逐出美国。这些负责解释和执行移民法的人员构成了美国移民系统的“内脏”。

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决定某个非公民是否被送上驱逐出境的“传送带”时，其自由裁量权最有可能首先发挥作用的行为人，也就是当地执法官员，以及在决定某个非公民是否被从这个同一传送带上送走时，其自由裁量权最后发挥作用的行为人，也就是移民法官。我详细阐述了这些行为者的组织、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如何促成其决定的异质性的。

第二章询问的是，警长决定参与移民执法背后的动机是否影响了这种参与的后果。我把重点放在社会影响上，也就是由于参加了公职人员协会（POA）而获得的影响，这种社会影响作为警长决定参与移民执法的动机之一。我发现：（1）POA的参与影响了各县对移民执法兴趣的时间和方式；（2）那些最有可能让社会影响成为其决定参与移民执法的因素的县，后来成为对移民执法承诺上升到最高级别的县。

第三章问的是，由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对一个民族血统群体的社会认知的快速变化是如何影响移民法官在美国驱逐程序中的决策。与Emily Ryo的这项研究带来了三个关键的发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发现在大流行早期，中国受访者的被驱逐率明显较高。第二，我们发现东亚和东南亚的受访者在大流行早期也经历了明显较高的被驱逐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发现，在大流行初期的几个月里，涉及中国受访者的案件数量让东亚和东南亚受访者的被驱逐率升高了。第三，我们发现在大流行后期，东亚和东南亚受访者的被驱逐率的下降比中国受访者被驱逐率的下降更为渐进和滞后。

第四章询问了在精英法学院接受培训是否会影响到移民法官对不同外部影响的反应。首先，着眼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变化，我检验了伴随着总统行政的变化而出现的移民法官行为的转变的影响。第二，我检验了与其他法官有较高相似度的决策中的一致性倾向的影响。第三，我检验了对危机的反应的影响，我用一个案例研究了在COVID-19大流行病开始时对中国国民的偏见增加。研究结果普遍表明，毕业于精英法学院的国际法官对外部影响来源的敏感程度较低。本论文的结论强调了这些研究对理解移民法管理和其他研究主体的贡献，同时也确定了各研究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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