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戴锦华：我的批评观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戴锦华（拍摄时间：2000年）

北京人。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986年曾参与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曾在亚洲、欧洲、北美洲数十所大学讲学。为美国及中国香港数所大学东亚系、文化研究系的客座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专著十余部。专著及文章被译为十数种文字出版。

我的批评观

戴锦华

尽管做了多年“批评家”，但我确实从未系统地思考过自己的“批评观”。也许，我更乐于使用的一个说法是何谓批评。而对于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何谓知识分子或曰文化人的工作。80年代中期，浸淫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理论之中，我热衷参与倡导的，是创作与批评，进而是批评与理论的分离。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是想借助结构主义的批评实践，试图为批评“正名”，试图加入20世纪“语言学转型”之后的世界潮流，“告别19世纪”。所谓“告别19世纪”，于我，便是告别批评相对创作的附庸、隶属结构，告别批评作为艺术圣殿的“清洁女佣”的经典地位；在80年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心照不宣的是：申明批评的独立性同时是在申明知识分子工作的独立品格。于是，我更强调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表意实践”的特征，认定作者对于作品并不具有任何阐释特权，相信作者中心的时代已被文本中心的时代所取代。“文本”于我，不是一个可以替代“作品”一词的时髦“新词”或“洋文”，而是负载着一种批评观念：不仅“文本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歹徒”（罗兰·巴特语），而且文本常常负载着远比作者的创作初衷或理性、感性意图更繁复甚至南辕北辙的意义结构。于是，一个批评家的工作是一份创造性的发现，或者说是一次知识考古式的发掘。此间，一个批评者，是一个毋庸质疑的发现与阐释主体。

但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90年代初，我再度发现了自己的疆界或者说拒绝：首先是我自己曾在80年代热衷“将现实放入括号”的批评实践，而此时，不仅是现实再度打碎那苍白脆弱的“括号”，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我，所谓“将现实放入括号”，不过是将现实变为文字间的隐身人，一个无所不在的隐身人，因隐身而可以相对“安全”地“直接”评说。这并非所谓结构主义朝向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演变所致。事实上，在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的进入，已使我远远偏离了结构主义自身“纯洁”的学院构造。至少对于我自己，整个80年代文化犹如一场化妆舞会。我们强调理论、批评相对于创作的独立品格，与其说是为了面对艺术家“争夺”批评的话语权，不如说是为了面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言说的空间。于我，那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转喻”方式。但很多时候，自觉的游戏者也间或为游戏所困。当我们重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论述：语言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现实；任何人文学者，无论他们书写的是虚构还是真实，是小说还是历史，是新闻还是评论，究其本质，都不过是文化的说书人的叙事行为；“叙事”，是一切文化现象的本质等等，至少我的本意，在于颠覆某些主流且流行的观念，在于揭破所谓真理、真实记录背后的权力结构与文化建构过程及结果。但类似重述和揭示的结果，却常常演化为某种自觉的实践指南或行为遁词：如果我们不过是说书人，那么可供比较和评判的，便似乎只是编纂故事的技艺之高下；与文本无关，更与现实无关。然而，对我说来，重要的是，对文本及其意义结构的发现与阐释，不仅必须建筑在真正结构性地把握其“能指的展开方式”之上——说得直白些，便是建筑在对文本充分细读与体认之上；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在文化生产与文化工业早已深刻契入创作现实的昨日与今天，没有什么文本与文本的阐释可能是独立自足的。它不可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不可能脱离文化的生产机制与过程，不可能脱离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此外，一个重要甚至痛切的感悟是，不论我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今日社会中所出演的角色，不论我们是置身于学院之内，还是大众文化生产的前沿，我们的“叙事”，包括成功解构的叙事，都将或强或弱地、通过不同方式加入社会文化、意识与心理的建构过程。一个知识人的现实姿态，不是、或不仅是他/她是否出入庙堂与广场，而是他是否在他的文化实践中履行着有效的社会批判功能。对我，这是本分，是落伍之处，也是不能自已的选择。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酒香不怕巷子深

张洁

我总是把戴锦华叫作戴教授，绝对不是调侃，而是我对教授这个行当一种由衷的仰慕。君不见任何一位文学教授都能跳上文坛指点一番江山，却少有作家（王安忆除外）能跳上讲坛指点一番江山。尽管前些年有人倡导作家学者化，但收效似乎不大。举例来说，我就根本看不懂她写的那本《隐形书写》。勉强有几位登上讲台，倒也妙嘴生花，可与真正的教授一比，不过票友而已，更不要说还有将写小说用的野史，用来指导历史系学子那样的笑话。其实把作家老老实实地做好已属不易，何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

人其实很不万能。

戴锦华掌握的是两手武艺，先说头一手。

她虽在文坛享有评论家的盛名，但并不见她常常在报刊媒体上露脸，问她何故？

她说，“对于正义和良知我看得很重，那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一个人不可违背自己的艺术体验和社会角色的责任，不论写什么，你都得为自己的每一个字负责，负不起这个责任就别写。不论做人作批评都不能随便，我爱钱，但我更爱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不卖自己，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拿来卖的。可我也担心这会变成一种自恋：不要以为自己就那么正确。当然心里也有一点自嘲，把自己这么当人干什么？！这自嘲警惕我不要张狂，可能也反映了一种悲哀”。她的话让我再次陷入目瞪口呆的景况，后面我会说到。这是我们之间最常见的场景。

现在碰上一个居然不卖的人很不容易。不要说我，谁听了也会感到吃惊，何谈如她那样一个不停解构传统的人，这是不是一种矛盾？我也不甚明白。

回顾她写过的评论，果然发现她早期的评论多为印象式评论，而现在的评论，虽然还是必得从体验出发，但看得出她在反复验证那体验的来由，好像她并非十分确信这体验的正确，生怕失误。因此她必须对将要评论的文字读得非常仔细，一遍又一遍，这种操作方式似乎还停留在手工业时期，而现在的文学评论，早已进入全自动化流水线，略去中段，看看头，看看尾，马上就能出来一篇很专业的评论。据说工作电脑上滚动的早已不是文学、文章之类的符号，而是什么股市行情。

难免也有却不过情面的违心之作，那她就会痛苦地对我把自己臭骂不止一顿。有什么办法，我们生长在一个极度讲究人情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我又何尝没有过违心的尴尬？

可见她是个极端的人，非黑即白，心里刻着把自己的尺度。

犹记当年初见她，让我叹服的不是每个女人都会的那么一点基本功，比如穿着化妆得体，训练有素的中式社交礼仪，相反她西化得（包括礼仪方面的西化）不太合乎国情，可能让不那么西化的人感到有些直愣。让我叹服的是她那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密集的、挟雷闪电的语言，那些语言以集束手榴弹的方式一束紧接一束地掷向我，让我招架不住，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样的一个女人谁敢忘记？总之，我被镇傻了。

惊人之语与耍贫嘴最大的区别就在雅俗之间。前者以丰厚的思想、文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的修养为依托。我当即为自己的同类竟有这样杰出的人物而兴奋不已。对于有才之人，特别是有才的女人，我是那样偏爱，那样念念不忘，但请诸君千万不要误会我是一个“同志”。

一个人说一句惊人之语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说惊人之语不说不惊人之语，往后与她的交往，每次都以我的听傻而告终。我虽笨嘴拙舌，抖几句机灵的技能相信还是有的，可是每每还轮不到我显示自己这方面的才能，告别的时间已到。慢慢知道，这种状态和景况是不可改变的，我也渐渐放弃了露一手的打算。

后来听到北京大学的学生赞美她的课，我不过一笑置之，对她脑袋里的内存和她那三寸不烂之舌的功率我早就熟悉在心。但我还是心存一个愿望，到底要亲历亲见一番她的课和她那支不断扩大的听课队伍。

她的课算不算北大之最？我不敢肯定，可我知道她的课绝对具有明星效应，一百二十人的课，常常闹到一百五十人，椅子上不说，讲台边、窗台，可能过道中间也会坐满听众。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系的学生，有理科的，甚至外校的，还有记者，有些学生根本不是为了修学分而来，我想这和她的治学思想以及教学方法有关。

戴锦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授，不要指望这个解构主义者甘于平静的教授生涯，从她的教授实践不难看出，她并不甘心仅仅做一个某种知识的传递者，她要传递的是知识产生的过程。

也许让一些人不大容易接受的是作为一个教授，她怎么能首先质疑起她所要传递的知识的客观性？并且把这个质疑毫无保留地告诉她的学生，学生在她那里得到的并不是从电脑上随时可以下载的百科全书，而是一种批判精神——说是审视态度可能更好？

在这个信息时代，她真的不必在课堂上对学生灌输什么，倒是告诉他们她对知识的客观性和非客观性的思考也许更为必要：她的怀疑，她的思虑，她的困惑，她的体验……她的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影响她作出这判断的因素有哪些、是什么，包括她自己所不能判断的……她都坦诚地告诉学生。总之，学生从她那里得到的是她的思考过程，或说是她的思考路线图。

与其说她给学生上课，不如说是与他们一起交流研讨。她不是一个全知的上帝，只是一个先行几步的导游，引导、启发学生不但进入知识，也进入思考——作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最为必要的素质。

这种质疑，很可能是对旧知识的挑战，是一种创作和想象力的自由翱翔，而新的知识可能就在这种挑战和翱翔中生产出来。

这难道不是她对新教育的一个理想？相信她的学生是爱她的。

据我所知，她也很爱她的学生，不过那是一种抽象的爱，不落实在某个具象上。

（张洁，时供职于北京市作家协会）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