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周江勇是十九大后浙江落马的“首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仕道君注意到，生于1967年的周江勇，是现任浙江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此前历任杭州市委书记都有很好的仕途前景。所以，周江勇的落马，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惋惜！
与其他地方落马官员往往染指工程、土地交易等贪腐不同，浙江由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还存在合作投资、干股分红、关联交易等新型贿赂形态，隐藏性更强，对干部腐蚀诱惑更大。
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但宁波人周江勇的仕途起于宁波，而且长期在宁波任职。
他早年毕业于宁波市余姚师范，当过中学教师，仕途起步于宁波鄞县团委。历任鄞县副县长，鄞州区副区长，象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舟山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7年2月转战温州任市委书记，同年6月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2018年5月任杭州市委书记，直至如今落马。
宁波在周江勇仕途生涯中扮演着打基础、历练成长的关键，他在宁波积攒的人脉关系，是他的助力也是他的牵绊。
周江勇落马前两天，同为宁波人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之前的8月9日，马晓晖还以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
更早之前的2021年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晓晖曾于2000年12月至2006年6月，历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
褚孟形长期在宁海任职，历任宁海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仕道君注意到，近期还有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徐光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冯灿焕等多位宁波官员被查。
有报道称，马晓晖与周江勇同为宁波人，二人均于1996年至1998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结业。其间，马晓晖任共青团宁波市委书记，周江勇任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
此外，周江勇与褚孟形的关系亦非同一般。
周江勇、马晓晖、褚孟形三人都是典型的“本土政治精英”，尤其是周江勇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影响力颇大。他们深耕多年，枝蔓横斜，短时间内接连落马，势必要连带倒一批树木，散一堆猢狲。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腐败犯罪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腐败主体日益组织化，跨单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输送成为腐败的新形式，串案窝案频发。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或一些特殊领域，腐败官员往往“倒下一个牵出一串”，就像山体、建筑等突然出现整体坍塌陷落的塌方事故一样，足见当前我国腐败从涉案机构、人员、领域、范围等方面早已突破“集体腐败”这一概念。山西窝案、中石油窝案、茂名窝案、衡阳窝案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即以茂名窝案为例，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所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当地官场几近全面塌陷，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串案窝案频发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依然严峻复杂的体现，也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表现。在当下中国，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完善，单一个体和单位实现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个体性腐败几乎不可能，腐败分子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必须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分散走向联合，依靠“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既有核心成员，也有外围力量；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既有幕后指挥，也有一线先锋；既有主动加入者，也被动裹挟者。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安全保障，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大都有扩张冲动，让“腐败产业链”越延越长，让“腐败关系网”越来越大。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既然入了”圈子“，就要把”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圈子“中的成员出现危难时，别的成员就要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
有消息称，在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留置后，其做律师的妻子四处运作，其中曾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水堂，起到重要纽带作用；而周江勇、马晓辉等人，是她原本寄予厚望的保护伞。未料周马未有实质性援手，于是在绝望之际实名举报了他们。
在有关部门核查过程中，张水堂、马晓辉选择了主动投案，周江勇则心怀侥幸试图闯关。
腐败串案窝案的潜滋暗长，既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和腐败分子抗拒、反扑的力度，也带来了案件查处的便利，极易扩大反腐成果。腐败共同体、关系网中任何一人、一处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满盘皆输，就像一个水池中的一群螃蟹，抓到一只带出一串，捕获一只震慑一群。“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着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我非常焦虑……逃避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我的问题是逃避不了的，要把握机会，早点投案才能早点解脱！”……于是乎，近年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出现了一种“自首效应”。
近两年，在纪检监察部门发布的违纪官员通报中，“投案自首”“主动投案”已成为高频词。据悉，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
随着周江勇的落马受审，或许又一个腐败串案、窝案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
8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周江勇是十九大后浙江落马的“首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仕道君注意到，生于1967年的周江勇，是现任浙江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此前历任杭州市委书记都有很好的仕途前景。所以，周江勇的落马，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惋惜！
与其他地方落马官员往往染指工程、土地交易等贪腐不同，浙江由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还存在合作投资、干股分红、关联交易等新型贿赂形态，隐藏性更强，对干部腐蚀诱惑更大。
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但宁波人周江勇的仕途起于宁波，而且长期在宁波任职。
他早年毕业于宁波市余姚师范，当过中学教师，仕途起步于宁波鄞县团委。历任鄞县副县长，鄞州区副区长，象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舟山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7年2月转战温州任市委书记，同年6月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2018年5月任杭州市委书记，直至如今落马。
宁波在周江勇仕途生涯中扮演着打基础、历练成长的关键，他在宁波积攒的人脉关系，是他的助力也是他的牵绊。
周江勇落马前两天，同为宁波人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之前的8月9日，马晓晖还以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
更早之前的2021年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晓晖曾于2000年12月至2006年6月，历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
褚孟形长期在宁海任职，历任宁海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仕道君注意到，近期还有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徐光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冯灿焕等多位宁波官员被查。
有报道称，马晓晖与周江勇同为宁波人，二人均于1996年至1998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结业。其间，马晓晖任共青团宁波市委书记，周江勇任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
此外，周江勇与褚孟形的关系亦非同一般。
周江勇、马晓晖、褚孟形三人都是典型的“本土政治精英”，尤其是周江勇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影响力颇大。他们深耕多年，枝蔓横斜，短时间内接连落马，势必要连带倒一批树木，散一堆猢狲。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腐败犯罪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腐败主体日益组织化，跨单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输送成为腐败的新形式，串案窝案频发。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或一些特殊领域，腐败官员往往“倒下一个牵出一串”，就像山体、建筑等突然出现整体坍塌陷落的塌方事故一样，足见当前我国腐败从涉案机构、人员、领域、范围等方面早已突破“集体腐败”这一概念。山西窝案、中石油窝案、茂名窝案、衡阳窝案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即以茂名窝案为例，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所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当地官场几近全面塌陷，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串案窝案频发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依然严峻复杂的体现，也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表现。在当下中国，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完善，单一个体和单位实现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个体性腐败几乎不可能，腐败分子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必须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分散走向联合，依靠“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既有核心成员，也有外围力量；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既有幕后指挥，也有一线先锋；既有主动加入者，也被动裹挟者。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安全保障，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大都有扩张冲动，让“腐败产业链”越延越长，让“腐败关系网”越来越大。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既然入了”圈子“，就要把”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圈子“中的成员出现危难时，别的成员就要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
有消息称，在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留置后，其做律师的妻子四处运作，其中曾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水堂，起到重要纽带作用；而周江勇、马晓辉等人，是她原本寄予厚望的保护伞。未料周马未有实质性援手，于是在绝望之际实名举报了他们。
在有关部门核查过程中，张水堂、马晓辉选择了主动投案，周江勇则心怀侥幸试图闯关。
腐败串案窝案的潜滋暗长，既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和腐败分子抗拒、反扑的力度，也带来了案件查处的便利，极易扩大反腐成果。腐败共同体、关系网中任何一人、一处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满盘皆输，就像一个水池中的一群螃蟹，抓到一只带出一串，捕获一只震慑一群。“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着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我非常焦虑……逃避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我的问题是逃避不了的，要把握机会，早点投案才能早点解脱！”……于是乎，近年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出现了一种“自首效应”。
近两年，在纪检监察部门发布的违纪官员通报中，“投案自首”“主动投案”已成为高频词。据悉，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
随着周江勇的落马受审，或许又一个腐败串案、窝案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
8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周江勇是十九大后浙江落马的“首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仕道君注意到，生于1967年的周江勇，是现任浙江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此前历任杭州市委书记都有很好的仕途前景。所以，周江勇的落马，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惋惜！
与其他地方落马官员往往染指工程、土地交易等贪腐不同，浙江由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还存在合作投资、干股分红、关联交易等新型贿赂形态，隐藏性更强，对干部腐蚀诱惑更大。
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但宁波人周江勇的仕途起于宁波，而且长期在宁波任职。
他早年毕业于宁波市余姚师范，当过中学教师，仕途起步于宁波鄞县团委。历任鄞县副县长，鄞州区副区长，象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舟山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7年2月转战温州任市委书记，同年6月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2018年5月任杭州市委书记，直至如今落马。
宁波在周江勇仕途生涯中扮演着打基础、历练成长的关键，他在宁波积攒的人脉关系，是他的助力也是他的牵绊。
周江勇落马前两天，同为宁波人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之前的8月9日，马晓晖还以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
更早之前的2021年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晓晖曾于2000年12月至2006年6月，历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
褚孟形长期在宁海任职，历任宁海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宁海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宁海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仕道君注意到，近期还有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徐光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冯灿焕等多位宁波官员被查。
有报道称，马晓晖与周江勇同为宁波人，二人均于1996年至1998年在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结业。其间，马晓晖任共青团宁波市委书记，周江勇任鄞县鄞江镇党委书记。
此外，周江勇与褚孟形的关系亦非同一般。
周江勇、马晓晖、褚孟形三人都是典型的“本土政治精英”，尤其是周江勇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影响力颇大。他们深耕多年，枝蔓横斜，短时间内接连落马，势必要连带倒一批树木，散一堆猢狲。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腐败犯罪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腐败主体日益组织化，跨单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输送成为腐败的新形式，串案窝案频发。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或一些特殊领域，腐败官员往往“倒下一个牵出一串”，就像山体、建筑等突然出现整体坍塌陷落的塌方事故一样，足见当前我国腐败从涉案机构、人员、领域、范围等方面早已突破“集体腐败”这一概念。山西窝案、中石油窝案、茂名窝案、衡阳窝案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即以茂名窝案为例，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所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当地官场几近全面塌陷，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串案窝案频发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依然严峻复杂的体现，也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表现。在当下中国，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完善，单一个体和单位实现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个体性腐败几乎不可能，腐败分子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必须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分散走向联合，依靠“集体行动”来实现。在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既有核心成员，也有外围力量；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既有幕后指挥，也有一线先锋；既有主动加入者，也被动裹挟者。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安全保障，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大都有扩张冲动，让“腐败产业链”越延越长，让“腐败关系网”越来越大。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既然入了”圈子“，就要把”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圈子“中的成员出现危难时，别的成员就要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
有消息称，在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留置后，其做律师的妻子四处运作，其中曾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水堂，起到重要纽带作用；而周江勇、马晓辉等人，是她原本寄予厚望的保护伞。未料周马未有实质性援手，于是在绝望之际实名举报了他们。
在有关部门核查过程中，张水堂、马晓辉选择了主动投案，周江勇则心怀侥幸试图闯关。
腐败串案窝案的潜滋暗长，既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和腐败分子抗拒、反扑的力度，也带来了案件查处的便利，极易扩大反腐成果。腐败共同体、关系网中任何一人、一处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满盘皆输，就像一个水池中的一群螃蟹，抓到一只带出一串，捕获一只震慑一群。“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着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我非常焦虑……逃避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我的问题是逃避不了的，要把握机会，早点投案才能早点解脱！”……于是乎，近年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出现了一种“自首效应”。
近两年，在纪检监察部门发布的违纪官员通报中，“投案自首”“主动投案”已成为高频词。据悉，今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
随着周江勇的落马受审，或许又一个腐败串案、窝案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