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资料图）

据媒体披露，2015年5月至7月，李伟为了给自己捞“政绩”，支持一些私营公司、合作社分别在乌鲁木齐县永丰镇永新村、公盛村二队违规建设“大棚房”，“以设施农业之名进行非农建设”。不到3年，这些“大棚房”就被依法拆除，所谓的“政绩”却给乌鲁木齐县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

而对于与“政绩项目”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工作，李伟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严重失职渎职。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东梁村是李伟负责挂牌督战的贫困村，全村有73户贫困户，他却始终没有做到走访全覆盖，更别说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几次对村子进行调研时，李伟都只是走马观花，乡镇干部向他报告村里某个贫困家庭收入低、困难大的问题之后，李伟仍然借口工作忙拒绝入户走访，也不过问具体情况。

更离谱的是，2020年3月，李伟作为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疫情防控二级、三级响应期间，居然组织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及私营企业主聚餐饮酒。说到自己为什么明知疫情防控要求仍然公然违反时，他说：“我当时就想，我是领导，那些要求都是对下面人提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仕道君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醉心于打造“政绩工程”以谋求升迁的官员所在多有。

湖南江永县曾是省级贫困县，年财政收入刚过3亿，但周立夫在担县委书记的5年时间里，不顾县情，大肆举债上项目，搞了32个重点工程，光县城文化广场景观工程就花去6000万，其中12根大理石图腾柱耗资1200万。落马以后，他这样剖析自己扭曲的政绩观：“你一个江永县，那么偏，市领导、省领导，一年能来几次啊！还是想做那么几个项目出来，能够在江永这个地方标新立异，能够引起领导重视，认为我能干事。”

同样是在湖南某地，几年前曾大规模举债修建“形象工程”，诸如修广场花了4800万元，6株银杏树花了285万元，8根图腾石柱花了120万元。湖南省委巡视组的一则报告，毫不客气戳破了这种虚假的“阔面子”。因为与表面光鲜相对的，是该县自来水管网年久失修，居民爆管停水、喝“黄泥巴水”是常态。

记得媒体曾披露过这样一桩“奇闻”。湖北襄阳有个峪山镇，从1996年开始，把饲养肉狗当作特种项目上马，对多养者政府还给予经济补贴。于是全镇几乎家家养狗，镇里还在公路边竖了块“养狗大镇”的醒目招牌。可由于技术匮乏、市场信息不灵，当地养狗户亏多盈少。当然，狗肉也有紧俏时，每年腊月，外地客商蜂拥而至，狗肉价涨到每公斤24元，最高时达30元。好不容易赢得了客商的“眼球”，但镇里却采取强硬措施，宁愿让肉狗病死、饿死也不能卖，且扬言，谁卖了后果自负。何以如此？镇里的一位领导道出了衷曲：“卖了，参观的人还看啥？”

想想看，能有“资格”前来参观的会是谁？多是上级领导也。原来该镇大力发展养狗业不是为了争夺客商的“眼球”，而是为了争夺领导的“眼球”：追求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政治效益”“仕途效益”。在他们看来，客商的青睐算个啥，至多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却很难让自己的官帽大起来，只有博得上级领导的青睐才能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形象工程为的是官员面子，伤的是民生里子。官员热衷于“政绩工程”，正如落马县委书记周立夫所言，只是为了做给领导看，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因为上级领导来视察，如果没有深入基层实际的话，很容易被这种表面的形象工程忽悠，留下良好印象，认为干得不错，进而提拔重用搞“政绩工程”的官员。

干给领导看，干领导看得见的工作，重显绩，轻潜绩，显然是一种畸形政绩观。“做给领导看”，必然导致表面文章盛行，弄虚作假成风。鲜亮红火的“政绩工程”的背后，常常是不切实际的规划、巨额的债务、民生的欠账、透支的信用、百姓的怨气，留下的常常是烂尾工程和一大堆糊涂账、腐败账。

对这种害民媚上的“政绩工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到下面调研视察，千万不能被中看不重用的“政绩工程”所迷惑，不要轻易表态，要多看多听多问多查，尤其要多听听基层群众的意见、看法，真正掂量清楚这些“政绩工程”能否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

领导干部下基层，不仅要看“盆景”，也要看“角落”“暗处”，全面了解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干部政绩的评判权交给人民群众，真正落实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对不讲效益、劳民伤财的所谓“政绩工程”，要严肃批评、认真查处，让一心“干给领导看”的官员，不仅捞不到好处，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

资料来源｜三湘风纪、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网、湖南日报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