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冯印谱：农村大牲口的“充公”与“私分”

冯印谱 2018-05-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在人民公社集体化“大锅饭”年代，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种特殊的农活——喂养大牲畜。喂牲口的社员需要一天到晚、一年四季跟一群黄牛、毛驴、骡马打交道，称作饲养员。我们生产队有4个饲养室，喂养着四五十头大牲畜，前前后后担任过饲养员的有十多位社员。

最初，这些大牲畜是上世纪50年代农民加入初级社、高级社时，来自各家农户的私有财产。中国农民憧憬和向往的日子，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解放前，在晋南农村，大多数农户都有几亩或10多亩土地，喂养一头大黄牛或一头毛驴，有一辆木轮铁脚大车，犁地、播种、运输、赶集、走亲戚，全靠这头牲口和大车。另外，喂养牲畜还能积农家肥种地。

听上辈人回忆，一个村庄像这样有土地、有牲口、有大车的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家里养几头大牲口并雇佣长工、短工的是极少数，而没地、没牲畜、没大车的也是极少数，且多为从河南、安徽等地因遭灾逃荒来的。农户的贫富结构呈纺锤形，极富者和极贫者均在少数。土改时我们村几百户人家，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仅屈指可数的十几户，就是一个例证。

因为有了牲口和大车，村里农家的临街大门和门楼往往修建得宽敞气派，俗称“车门厦”。这不光是主人有面子，也挺有实用价值。白天，打开车门，把套好牲口的大车赶出来使役；夜晚，大门一关闭，“车门厦”下面停放大车，既遮风避雨，又十分安全。把牲口拴在院子里的槽头喂养。少数土地少养不起大牲口的农户，农忙时就采用换工等方式，借用他人的牲口使役。没有土地的人家就甭提养牲口栓大车了，只能靠给土地多的人家扛长工养家糊口，俗称“熬活”。

距离我家二十米左右有一座四合大院。听老人们说，解放前，院主人常常乘坐自家的骡马轿车赶集走亲戚，一匹马在后面驾辕，一头骡子在前面拉稍，一路上铃声当当，马蹄得得，好不威风。观者无不羡慕，翘指赞叹，主人越发得意，说：“嗨！这只是一套马车，家里还有一套呢！”结果，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全家老少被驱逐出四合大院，借住到另一条巷道的一个狭窄小院。而他家的四合大院，则被农会分给了从河南逃荒来的贫农温大爷一家居住，同院的东厢房还住进一位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老太太。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设步伐一日千里，分到土地的农民刚过了几年温饱日子，就被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所裹挟。入社时，原来由各家各户喂养的大牲口，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跟随主人一起入社，集中起来喂养。作家周立波在小说《暴风骤雨》中，详细描写了元茂屯农民土改时分地主家骡马的情景和心理活动，那是兴高采烈牵走被斗地主的牲口。而农民加入初级社、高级社，则是将自己喂养多年且产生了浓厚感情的大黄牛、毛驴、骡马“充公”，交付给集体，由生产队推选出饲养员统一喂养，私有财产变成了集体财产。

人有感情，牲口也通人性。一头牲口是农民的半分家当。当每户农民把自己白天黑夜喂养、使役惯熟了的那头大牲口，从自家的槽头牵出，送往集体的槽头，交付给一位陌生人来喂养，该是怎样的不舍和揪心啊！这番情景和复杂心理，不符合广大农民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奔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精神风貌，在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较少提及。但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一些地方，不少农民为逃避大牲口“充公”，大量屠宰大牲口，全国出现大牲口存栏率陡然锐减的现状。

所以，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当我记事的时候，生产队里的每一头大牲口，还是以原来饲养农户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张家牛、李家驴、王家马。后来牲口繁衍，老的死去，新的替代，生产队牲口便有了新的名字：黄毛骡子、虎头牛、短尾巴驴等等。

一般来说，生产队的饲养员，通常由思想觉悟高、忠厚老实、性格温和、熟悉牲口习性的男社员担任。饲养员这活计说单调十分单调，每位饲养员独自住在饲养室里，白天做着割草、铡草、喂料、垫圈等重复性劳动；夜晚默默守护着十几头牲口，聆听着牲口的吃草声、喘息声、放屁声、叫唤声、缰绳在槽头的摩擦声汇集成的交响乐，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要说热闹也极为热闹，清晨，饲养员将喂饱了的牲口一头头拴出来，让社员们牵上牲口使役，下午下地归来，大黄牛一头扎进铁锅里饮水，毛驴在地上打滚儿，小马驹撒欢儿寻找妈妈，一派人欢马叫的热闹景象。

喂养大牲口是一门技术活。春天、夏天、秋天，是播种收获季节，牲口干活多，出力大，体力消耗严重，除了给牲口增加粮食饲料，饲草就要添些苜蓿、绿玉茭杆等青饲料。冬天农活稍少些，以喂养干麦草为主，再添加一点晾晒干的苜蓿。那头牲口接连几天不好好吃草料，那头牲口患了疾病，那头牲口到了配种期，那头牲口快要下崽了……牲口是不会说话的，这一切，全凭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平日里细心观察，精心调养，牵肠挂肚，才能换来槽头兴旺，骡马成群。

生产队的大牲口饲料，有玉米、高粱、黑豆、豌豆等杂粮。为了饲养便利，每个月或两三个月，生产队给饲养员分发一次饲料。每位饲养员喂养着十几头大牲口，每一次分发饲料，要领回好几口袋杂粮，需用小平车运载才行。想一想，在那个连人的口粮也极端短缺的日子，那一口袋一口袋饲料，虽然净是些玉米、高粱、黑豆、豌豆等杂粮，对每位饲养员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诱惑？对其他社员来说，又该是多么眼馋哪？

这几口袋饲料堆放在饲养室一角，饲养员会不会从牲口嘴里“节省”下来，偷偷摸摸拿回家去，给家人食用呢？

这绝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万荣县南边的临猗县，上世纪60年代，曾经宣传过一位爱社如家的模范饲养员王传河。很快，临猗县眉户剧团根据王传河的先进事迹，编写排演出一出小戏剧《一颗红心》，不仅唱红了晋南及全省，而且赴京参加汇演，受到中央领导和首都观众的盛赞。

《一颗红心》剧情是，正面人物饲养员许老三一心为集体着想，大公无私，他喂养的一头大黄牛生病了，不惜拿出自己家的小米熬成粥，拎到饲养室精心调养病牛。生产队长企图卖掉这头病牛，两人发生了争执，队长一发火，立刻撤销了许老三的饲养员职务，选用另一位社员替代。新上任的饲养员名叫潘发家，私心严重，瞅见放在饲养室的牲口饲料，心里直痒痒，当晚就往家里偷饲料。结果，被惦记病牛的许老三逮了个正着。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这出眉户剧我看过多遍，台词都背会了，还能唱他几段。人们对饲养员十分熟悉，戏剧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农村集体化时期公社社员的生活状况，广受好评。到了“文革”期间，遵循伟大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这出折子戏被改编成一出大戏，剧中平添了一个阶级敌人——地主分子，隐藏在暗中，挑唆煽动私心严重的社员潘发家取代许老三，并丧心病狂，企图投毒害死生产队的大牲口，破坏集体经济，最终阴谋败露。大戏的名字也改成了《红心朝阳》。

《红心朝阳》一上演，观众哗然。一看就是胡编乱造，没演几天便备受冷落。这般虚构太离奇了。当时即便是戴帽子的地主、富农分子，也是生产队一名社员，不做义务工的话，成天跟所有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同样指望生产队分口粮、分红过日子。假如他赤膊上阵跳出来破坏集体财产，能够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吗？能够给他的家庭子女带来什么好处？今后他一家人依靠什么来生活呢？这种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绝对极其个例。阶级敌人如此愚蠢透顶，套用“文革”热词，简直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其实，一名饲养员会不会把牲口的饲料拿回家食用，完全靠本人的良心，“文革”的时髦语言是“政治思想觉悟”。尽管那时大喊大叫要“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自私是人的天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饿得发慌的社员，瞅机会还冒风险上集体地里偷窃庄稼，何况是近在手边现成的饲料呢？

大队、生产队干部对此事心知肚明，为了预防饲养员“偷窃”饲料，确实动了不少脑筋。比如，在给饲养员分发饲料时，故意把高粱、玉米、黑豆、豌豆相互搅拌在一起，饲养员即便把这种饲料“偷窃”回家，没办法磨面吃。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搅混的饲料人不能吃了，但是可以拿来喂猪呀，自家的猪喂肥了出售给国家，照样可以赚钱啊。事实上，那时农村不少饲养员，每年家里都能出槽一口大肥猪，倘若不是用喂养集体大牲口的饲料喂猪，单靠家里每天做几顿饭清澈见底的刷锅水和猪草，猪养得肥吗？

于是，大小队干部又想出给大牲口称重量评膘情的妙法，即把每个月牲口的膘情跟饲养员所挣的工分紧密挂起钩。每月称重评膘时，饲养员把一头头牲口牵到戏台下，由从全村甚至外村选拔的评委当场打分，分别评出一二三等膘情，下个月接着再评比。凡是饲养员平日舍得饲料喂养的，一头头大牲口自然膘肥体壮，毛色发亮；而舍不得喂养饲料的，一头头大牲口则骨瘦如柴，毛发乍起。刚开始，称重评膘这一招挺管用。众目睽睽之下，一名饲养员把牲口喂养得好不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那些牲口膘情评得好的饲养员，不仅能挣到高工分，脸面上也多了一份光彩，感觉自己就是小戏剧中的“许老三”。

渐渐地，牲口评膘也带来不少负面问题。饲养员为了保护自己喂养的牲口膘情，成天格外“关心”牲口的使役情况，像犁地、拉车这些重活计，牲口出力大，自然会影响到膘情。“你为什么总是派我喂养的牲口干重活？”“你为什么犁地哪么深，送粪车装载哪么多，不怕把牲口累死吗？”饲养员跟队长之间，饲养员跟社员之间的矛盾、纠纷、争吵，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没完没了。

改革开放之初，晋南农村在山西省较早地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也有曲折，有的社员在承包地刚播种了小麦，春天，大队干部强行把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毁掉，此事件曾作为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典型案例上过省报。

我们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崩溃的。生产队长行使了自己的最后职权，把社员们召集在打麦场，分地，分农具，分牲口，分饲养室，分打麦场，分经济林，凡是能够分到各家各户的集体财产，全部分光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将家家户户的大牲口集中起来饲养，到家家户户又分回牲口饲养，风风雨雨20多年，绕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了原点。人民公社社员奔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最终没能眺望到“共产主义美景”。

大黄牛是万荣县一项特产，是全国五大地方良种黄牛之一，特点是体高、身长、骨架大、狮头、虎脑、四肢粗。在农业机械化短缺的年代，黄牛是农业生产须臾离不开的重要工具。上世纪80年代，随便走进万荣一个村庄，条条巷道拴着一头头大黄牛。到了90年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们将祖辈种植粮棉的土地改种为苹果树，粮农变成了果农，黄牛渐渐失去了使役的用途，饲养量急剧下降，有的村甚至连一头黄牛也找不到了。有个别小农场饲养黄牛，也是为了出售商品肉牛。

实行联产承包时，我们家分到土地，同时分到一头大黄牛。父母亲在院子里新盖了一间牛棚，他们在生产队从来没有饲养过大牲口，但边学习，边摸索，边实践，把大黄牛当作家庭的一个新成员，精心饲养，竟然喂养得膘肥体壮。

有一年，我家那头大黄牛还被村委会推荐，上县城参加过万荣县举办的黄牛评比活动。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是父亲牵着自己喂养的大黄牛，来回奔走在离村30里远的公路上，聆听着沿途路人的夸赞，心头充溢着自豪和喜悦。

不幸的是，第二年，那头大黄牛患病死了。靠着这头大黄牛，父母亲承包田里小麦亩产达到600斤，是生产队“大锅饭”时小麦亩产的三倍多！父母亲很是伤心，为此掉了眼泪。后来，父亲又买来一头小黄牛饲养。某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喂饱了的小牛犊拴在院子里晒太阳，母亲手持刷子，为牛犊梳理皮毛。我拿起相机，拍了一张照片，这幅照片还被刊登在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杂志上。

大牲口一旦分到农民家里，像变戏法似的，个个膘肥体壮，跟生产队饲养室的牲口截然是另一番景象，“许老三”“潘发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农村大牲口的“充公”和“私分”，为“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增添了一个活生生案例。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村那位养有两套马车的地主，没能等到联产承包制的到来，就去世了。村民们说，土改那阵，他家被划为地主成分驱逐出门，他私下念叨：“唉，我家是地主，人家阎景村李子用家也是地主，就我家这点光景，给人家李子用系鞋带，人家会不会要我呢？”

阎景村距离我村30里路，李子用家族解放前靠经商发家致富，在老家修建起一座座毗连的四合大院，以及中西合璧的洋楼、戏台、花园。李氏家族虽富甲天下，却以行善著称，曾受到民国政府的表彰。平时，李家大门口栓有两头骡子，供村民免费使役。逢灾年，设粥棚免费救济灾民，被方圆百姓称作“李善人”。

解放后，李家庄园被政府管理，利用这一建筑群创办了汾南一中，后改名阎景中学，我曾在这座大院度过了两年高中生活。如今，李家大院已修缮一新，成为万荣县乃至晋陕豫黄河三角洲一个著名旅游景点。确实，我们村这位地主的那点家产，怎么能跟李家大院相提并论呢？老地主内心不服大发“感慨”，也在情理之中。

2016年10 月5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10月7日修改

2018年3月26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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