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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饶毅:我要向"太监化"的文化习俗宣战

饶毅 新三届 2021-10-20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作者简介

饶毅


饶毅,男,1962年出生于江西,1983年江西医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1991年获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参与了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实践,协助推动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机构。2016年4月任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原题

你可以为中国做些什么?



我生活的江西南昌到1970年代不仅肉类缺乏,而且蔬菜、中秋月饼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目前常见的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远离了经济崩溃的边缘,经济很繁荣,成就来自很多人多方面的推动。


高考:移风易俗


我瞎猜,邓小平在自己被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学可能也是很心痛。等到他自己的孩子都上大学后,还很能体会全国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读书好的青少年上大学的路一旦被堵死,会导致很多家庭灰心失望,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个国家广大青年没有前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是十年来第一届不用送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就很纳闷,把上百万孩子送到农村究竟有什么好处?



高考入学办法宣布后,青少年有希望,全社会掀起热潮,社会风气很快改善。突然从原来学生读书无所谓,老师怕流氓的情况,变成了大家都集中学习,流氓学生几乎销声匿迹,老师得到尊重。这里说的流氓是在校外偷东西、打架的混混。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闹事的人越来越多,恶性的流氓事件也与日俱增,在当时都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


我看到过小偷偷农民的钱,也看过流氓混混在商店用刀割顾客的包。当国家不给青少年以任何希望时,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必然的。高考宣布后很快就改变了这种风气,当然不是没有小偷和流氓了,而是减少了很多,他们耀武扬威走街串巷的情况立即消失了。


老师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教学专长的得到发挥。以前很多老师教学不积极,有了高考招生后,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启用原来埋没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边站多年的老教师,原来是校长、副校长,开始主持工作、组织力量提高教学水平。有位体育老师突然变成了数学老师,原来他专业不是体育;有位党史老师也回到了英文老师的专业岗位上。

 

记忆犹新的数学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高潮不过几年,但直接影响的时间较长。绝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大学老师下放,大学停学,复学的大专院校招生数量少,而且无正常途径入学。



1978年考数学时,有道题目说"三角形ABC三内角成等差数列",这句话坑了我。我在高考复习时做过一道题,那时除了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线索,提示三内角哪个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试时我绞尽脑汁寻找另外一个线索,当然没有找到。


那时年轻,考试因此慌了,对其他题目也不经心。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三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考题,不知道谁出的,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了。


大一第二个学期,家里悄悄安排我到樟树中学复读。但期间有人好像觉察到了,便威胁我父母,那时大学录取了不能退学,退学的惩罚比较重。我父母并没有向我说明原因,只说是不得已便叫我回到大学继续读书。


因为老是逃课,我没有学过医学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这两门与生物关系最近的课,和我几十年后的工作很有关系,却阴差阳错地与我失之交臂。大一完了后,我才缓过来,接受现实。大学的内容,对我来说,最后有用的有些,但不多,因为我并没有成为医生。


又一个分水岭


从1985年23岁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算起,我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岁的我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回国到北大任教。


回国来参与工作,可以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即使是解决很小的问题,也是贡献。正因为中国不如意处还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获得学校管理部门认可通过后,我取得了自主权,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五年来,我在学院通过建立教授聘用评审体系,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进教学工作、获得研究经费、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间,为学院发展建立坚固的框架。我们坚持对学院的科研人员进行国际评估,标准较高,而且也杜绝拉关系。


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外做教授的华人大多数尚未回国,即使是人们误以为回国人数多的生命科学领域,原来在国外做过正教授后真正全时到位的也不到十人,更多的人在犹豫观望,有些人正在过渡,也有人怀有担心和顾虑。当年就有好心人担心我们回国会遇到阻力,同样的担心很可能也会影响海外学者和学生。


对此,我曾写道:"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我回国五年来工作、生活的最好注脚。

 

丰富的"中国梦"


个人奋斗的"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体制的优越性。我认同的"中国梦"也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结合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历程。一个世界大国、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经过特定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的精神文化。



"中国梦"包含了多少代中国人不满现状、前赴后继进行的探索及作出的改进努力。一百多年来,我们多方寻找、学习、探究现代中国的道路。在震撼中,我们曾经幼稚盲从,曾经病急乱投医,把国外起源的多种主义不假思索地拿来,曾经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


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走上有乐观前景的道路。已有的经验让我们可能做得更好,我们完全有自信探索自己的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优点,无需受其他国家的思想束缚。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了世界的特长一样,"中国梦"应该吸收"美国梦"的开拓、进取、独立精神。


是满足现状、坐享其成,还是有冒险和探索精神,接受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性问题,从不同角度参与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引领世界,从而为世界贡献个人的力量?正如"美国梦"并不完全排斥集体一样,中国梦无需排斥个人作用,可以鼓励个人积极性,个人幸福可以和集体幸福一致,推动国家发展。


美国的缺点,几乎都比较难改。中国的缺点,大家都有共识,都有改进的目标和方法。因此,中国的缺点也就成为发展的潜力。有明显缺点就可以通过努力来改正、改进、改造,而逐步推动中国的进步。积小成大、集腋成裘,可以使总体进步相当可观。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格外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我们这一代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为中国做什么

      我的78级大学同学现在很多是优秀的医生,这么多年来他们解除了很多患者的痛苦。我当年自己对学医不感兴趣,后来对我父亲多年治病救人觉得自愧莫如,现在也很尊重我的同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我对医学是否爱好不过是个人兴趣,而医生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特别是中国美国不同:美国的医生地位崇高、工资很高,而在中国做医生不会是因为高收入,至少以前中国医生长期收入不高,所以我更尊重中国医生。



     我继续开展探索性研究工作是自己的兴趣。不过,我认为,虽然自然科学的研究从总体是国家需要的,但个人的研究如果算作“为中国工作”可能有点勉强,至少我不好意思这么定义自己的研究。但我希望改革科研体制,在外面通过文章试图推动整体改革,在北大生科院的小环境切实实现体制改革、支持年轻人(特别是没有出过国但确实是非常优秀者)、改善课程和教育体系……诸如此类我才认为做了公共的事业,而不是以专心研究的名义只为自己做事(基因检测)。

      有些人对我在国内公开写文章不满。其实我1995年在国外期间就开始写研究以外的文章,不会因为回国就不写。我认为在自己知道的方面负责任地表达意见,而不学中国普遍的在背后说人、公开却摆出“太监状”。


我旗帜鲜明地表达观点不是为了大家同意我的观点,而是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立场,也是向“太监化”的文化习俗宣战,恐怕是我可以努力为中国做的贡献,哪怕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效果,因为我相信,虽然目前对此有很多借口,但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永远以公开摆“太监状”为荣。


原载搜狐教育《那三届》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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