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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丨冯印谱:“狗崽子”当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

冯印谱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冯小刚拍摄的电影《芳华》正在全国热映,将上了年纪的过来人又“穿越”回那个“火红”的年代,观者见仁见智。看到影片中部队文工团男男女女飒爽英姿地排演节目,笔者不禁回想起“文革”中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芳华岁月”。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时可是一个相当时髦的组织。国内几乎所有的单位、厂矿、学校、大队,纷纷组建起一支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的全年脱产,排练各种节目,四处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丰功伟绩,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我们丁樊村有一所小学,“文革”期间升级成了初中,从一年级到七年级,读完七年级就算初中毕业了。学校宣传队的全名叫作“丁樊七制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特意制作了一面鲜红队旗,用金黄色大字书写队名,打出去格外耀眼夺目。


我在读四年级时首批加入宣传队,要论个人条件,学习成绩好一点,小脑瓜聪明一点,记忆力稍强一点,曾经当选公社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长相谈不上英俊帅气,倒也讨人喜欢。关键是口齿清楚,朗诵虽带着当地口音,也比较接近普通话。但是,如果严格按照政治条件审查,我是不符合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条件的。


“文革”一开始,我的父亲即被造反派撤销大队卫生所所长职务和医生资格,扣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赶回生产队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夜之间,我变成了“黑五类子女”,跌入了“狗崽子”的行列。在那个审查三代、纯而又纯的年代,像我这等出身背景,只有接受再教育的份儿,哪有什么资格向革命群众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呢?



然而,不知是选不出更优秀的人才,还是主管宣传队的牛永升老师看中了我,在他的坚持下,我竟然破例当上了一名光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这可能引起个别同学的羡慕嫉妒恨,不知有多少贫下中农子女渴望加入宣传队,多次递交申请书,都没有获得批准呢。


学校宣传队巅峰时达到三四十名队员,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学生都有,女队员多于男队员。大家每天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就集中起来练习讲普通话、唱歌,训练基本的舞蹈动作,星期天也不休息。排练的节目有对口词、三句半、诗朗诵、舞蹈、小合唱等等。那时学校已经不正常上课,即便上课也是读写毛主席语录,抄报纸,写活学活用心得体会,写大字报。加入宣传队排演节目,背诵的歌词、台词,都是最时髦最响亮最精炼的,能从中学到不少知识。我原先担心排演节目耽误功课的疑虑,也就打消了,一门心思投入到宣传演出中。


学校要求每个宣传队员自己装备演出服装。这个我不犯愁,母亲是缝纫高手,家里有一台无敌牌缝纫机。她为我缝制了一条蓝色制服裤,一件军绿色制服上衣,一顶绿色军帽。父亲特意上十里外的镇上赶集,给我买回一条崭新的武装带,一整套行头置办下来花掉不少钱。我把演出服穿上身,腰间扎上武装带,再配以军帽上闪闪的红五角星和领口鲜红的领章,往脸上涂抹油彩,一经化妆,嗨!顿时变得眉清目秀,英俊威武,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了。儿子能当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登台演出,做父母的既高兴又自豪,感觉为他们争光添彩了。



一开始,宣传队排演的节目并不多,只能在学校欢庆节日和大队开社员大会时表演表演。日积月累,排演的节目越来越多,竟然能够一个晚上演出两个多小时了。而且,我们排演的节目水平也逐渐提高。比如舞蹈,高年级的女队员排演《飒爽英姿五尺枪》,每名队员手持木头长枪道具,练射击,劈八叉,喊刺杀,动作整齐划一,柔中带刚。年龄小的女队员排演《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她们身着五颜六色的裙子,嗓音嘹亮,婀娜多姿。我们男队员排练的快板、三句半、对口词,内容配合当前政治形势,铿锵有力,风趣幽默。全体队员共同排演过一出大型合唱剧《东方红》,演唱的歌曲内容从嘉兴南湖的曙光,到井冈山的战斗烽火;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到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串联起一首首赞歌,将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史诗呈现出来,中间采用朗诵词衔接每首歌曲,站在前排担任朗诵的是我和一名女队员。演出时,大家情绪饱满,配合默契,心潮澎湃,每次演唱我的眼里都会噙着激动的泪花。


我还跟8名女队员一道排演过两个舞蹈节目。一个叫《洗衣歌》,我扮演一位解放军班长,几位女队员扮演藏族女孩,她们想帮助解放军战士洗衣裳,然而班长不让她们洗。于是,女孩们巧设计谋,让其中一个女孩假装崴了脚,班长发现后,立即关心地搀扶女孩上部队卫生所治疗。趁此机会,其余的女孩们拿到了战士们的军装,去了河边清洗。这个舞蹈反映解放军跟藏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当时挺流行的,好多宣传队都排演过,舞曲委婉悠扬,比其他生硬的革命歌曲悦耳动听,深受观众喜爱。


另一个舞蹈节目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也由8名女队员跳舞,我是一名旗手,挥舞着宣传队的队旗。女兵、绿军装、红旗、步枪、歌声、舞姿、队型,我们表演得十分卖力,观众看得眼花缭乱,掌声不断。



不过,《洗衣歌》这个舞蹈也给我带来一丝尴尬和难堪。每次演出后,学校几个不怀好意的男生冲着我做鬼脸,坏坏地问:“喂,你搀扶哪位女队员下台,你俩干什么去了?”“你对她是不是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谈恋爱?”闹了我一个大脸红,急忙追赶揍他们,威胁要告老师。农村封建落后,尤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我这般身贴身双手搀扶一个女生,除了在舞台上,在现实生活公开场合是万万不可想象的。


我们还排演过一个大型舞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男女队员扮演解放军战士齐上阵。男队员个个腰间插一支手枪,女队员人人持一支步枪,威武雄壮,神采飞扬。其中最精彩的一幕是,一个个男队员低头弯腰搭成一道“人梯”,一名男队员抱着炸药包,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踩着“人梯”冲锋过去,然后卧倒,匍匐前进,最后点燃炸药包,“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被炸毁了,为后续部队扫清了前进道路,舞台上顿时烟雾弥漫,杀声震天。每次演出,常常是合唱剧《东方红》领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舞曲压轴。队员们表演得激情四射,观众深受感染,连声喝彩。演出结束时,全体队员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登台谢幕,台下观众久久不肯散去。


就这样,我们丁樊七制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越演越有名气,公社联校曾奖励给我们一套鼓乐。每逢大队、公社开大会,每遇举行庆祝活动,都会邀请我们参加演出,许多村庄也常常邀请我们演出。每次演出,邀请单位用几辆胶皮大马车接送我们,好饭好菜招待我们,所到之处是一片羡慕的目光和赞扬的声音,我们真成了时代的宠儿。


说到宣传队的演出成功,不能不提到两位主管宣传队的老师。


一位是上文提到的牛永升老师,他是公办教师,编写歌剧,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学校宣传队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是总导演,为此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牛老师前几年在老家谢世,我听到后心里好一阵难过。


牛老师调走后,接替牛老师的是本村的民办教师冯全林。冯老师大我好几岁,阎景中学初中毕业,朝气蓬勃,待人热情,也是拉二胡弹吉他拉手风琴的多面手。他还代过我一段数学课,对我十分关爱。有趣的是,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冯老师跟我一起走进考场,他考取了山西财经学院,上大学时已经结婚生有三个孩子。他毕业后为照顾家庭分回运城地委,踏实工作,写得一手好文章,赢得上下一片好评。不幸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冯老师在下乡支农抗旱劳动时,因心脏病发作来不及抢救,英年早逝,闻讯噩耗,我不胜悲切。


当然,学校其他老师也为搞好宣传队做出了贡献。我们排演节目时,乐队基本上全是老师在拉胡琴、吹笛子、敲锣打鼓,十分辛苦。那些没有这方面特长的老师,演出期间也尽量赶到舞台,帮助队员化妆,整理服饰,收拾道具,忙得不亦乐乎。


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宣传队排演的每个节目,都深深地戳着时代的烙印。



——为了配合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冯全林老师给我们排演过一出小眉户剧《争挑重担》。剧中有三个人物:老支书、民兵排长和女知青。剧情是在水利建设工地,有大筐、中筐、小筐三副担子,三人争抢大筐挑土,最后大筐被老支书设妙计抢到了手,女知青则抢到一副中筐子,年轻力壮的民兵排长反而只拿到剩下的一副小筐子。我演民兵排长这个角色,有大段唱词,我仔细揣摩,把台词、动作和人物心理活动交融在一起,观众称赞我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为了配合宣传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我们临时增排了一个对口词《两个“赫鲁晓夫”》。我扮演苏联的赫鲁晓夫,另一队员扮演中国的“赫鲁晓夫”。下午排练,当晚就要演出,台词背不熟练。一位擅长绘画的老师匆匆在纸牌上画了两幅彩色头像漫画,赫鲁晓夫突出大秃瓢,刘少奇突出大鼻子,我们把各自的台词写在纸上,张贴在漫画纸牌背后,手举纸牌遮住脸上场。观众一看见两个丑化头像,全场轰然。那时农村没有通电,舞台上方悬挂着两只汽灯。糟糕的是,偏偏我站在左边的那盏汽灯出了故障,拿到后台修理,临时挂上一个马灯。光线十分暗淡,我看不清纸牌上写的台词,再加心情紧张,没说几句就对不上词了,慌乱中胡诌了几句,就跑回后场,整个一个节目让我给演砸了。



——为了配合宣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牛老师自编了一个小话剧,剧中有一位老贫农,一群革命师生,还有一位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配角色时,牛老师让我扮演其中一名学生,可是我突发奇想,主动提出想扮演那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许是电影看多了,我觉得自己经常扮演正面人物,扮演一回坏教师,头戴一顶鸭舌帽,再戴一副墨镜,上台表演,一定挺酷的。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劈头一顿臭骂,吓得我立即向老师辞了这一角色。其实,年幼无知的我,完全不懂母亲的心。在母亲看来,我父亲被错划为黑五类分子,儿子再上舞台扮演坏人,尽管是演节目,让社员们看了,父子都是坏人,岂不丢人败兴?


我们宣传队上外村演出,晚上演出结束后,有时候分散住在社员家里,有时候集体住在大队部或学校。一天晚上,在公社所在地高村舞台演出,舞台前面整齐地坐着扛枪的武斗队员,社员们坐在他们后面。舞台两侧,各支起一挺轻机枪。舞台后场,还有一两个腰间插着黑乌乌手枪的彪形大汉,在队员们中间转来转去。那个场面,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真够吓人的。原来,县城的“三司”和“红联”两派搞武斗,公社的“三司”一派如此戒备森严,是防备“红联”那一派趁演出搞突然袭击。



还有一次,我们在另一个村子演出,夜晚借宿在大队部。房间地面铺着厚厚一层麦草,是该村的武斗人员睡觉的地方,屋里墙角堆放着大刀和长矛,不料想,睡到半夜,突然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和叫喊声,把大家惊醒了。只听值班接电话人说,“红联”的武斗小分队过来了,已经到了某某村,让做好战斗准备。接着听到人们惊惶的叫喊声和忙乱的脚步声,有人进屋抱走了大刀和长矛。我们队员最大的十五六岁,最小的七八岁,一个个吓得缩成一团,有的被吓哭了,又不敢哭出声,蒙头钻进被窝直打哆嗦。战战兢兢熬到天亮,武斗人员告诉说“红联”武斗小分队没有过来,从别的岔路上跑了,他们也虚惊一场。


上文说过,我们宣传队外出演出,接待方常常好饭好菜招待,有时在学校灶上吃饭,有时在大队部灶上吃饭。一次,在一个小村庄演出,大队干部竟然让该村的黑五类分子管饭。每个黑五类分子领四五个队员到他家,家里已经做好了饭菜,比平时待客的饭菜还要丰盛可口。看见我们光临,家里大人小孩都把我们当贵客,表现出那样的恭敬谦卑,那样的唯唯诺诺,那样的热情招待,那样的周周到到。他们没人上饭桌,只让我们尽情地吃喝,饭毕,该黑五类分子又规规矩矩把我们送回舞台。



当我坐在该村的黑五类分子家里吃饭,自然想到了我家和我的父亲。父亲也跟他们一样,是黑五类分子;我们家也跟他们家一样,是黑五类分子之家。我寻思,假如这种管饭的差事摊到我们家,相信父母亲也会像他们一样,尽心尽力,恭敬谦卑,唯恐哪里做得不周到,得罪了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惹出事端。我心里有一种跟别的队员异样的滋味。


我担任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对我父母亲来说,犹如冰天雪地获得一丝温暖,犹如茫茫黑夜看见一点亮光,犹如浩瀚沙漠发现一泓清泉。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社会的歧视。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能够登台表演,每晚演出至少出场四五次,而且扮演的大都是主要角色,正面形象。儿子英俊的打扮,流利的台词,幽默的表情,潇洒的动作,赢得观众喝彩和赞许。他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自豪。从儿子身上,他们或许看到了一丝希冀,看到了家庭的未来。



就这样,我在学校宣传队一直演出到初中毕业。若论收获,学到了一些语文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学到了一些简单的文艺表演知识。尤其难得的是,在我这个“狗崽子”受到社会歧视,心情无比苦闷的时候,加入宣传队唱唱歌,跳跳舞,到处演出,能给我苦闷的心情带来一点快乐,给我麻木的神经带来一点舒缓,给我自卑的心理带来一点激情。若论那些演出节目内容,全都是配合“文革”政治运动,宣传的是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是对极左路线的尽情颂扬,是对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的盲目赞美。至于这种宣传,是否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意义,是否对人民大众思想和文化素养提高有意义,就不是我那个年龄所能理解、判断、选择和承载的了。


电影《芳华》描写了刘峰和何小萍及几位文工团员之间的爱情。我在学校宣传队后期,虽然已通情窦,但是农村封建闭塞,青年男女婚姻皆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句名言说“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年代,我们是连初恋也不懂的小学生初中生。坦率地说,我跟宣传队几名女队员朝夕相处,她们从形象到人品,也给我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我也打心底喜欢过她们,对她们有好感。



那纯粹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爱,一种纯洁无暇的爱,一种幼稚可笑的爱,就像山涧里淙淙流淌的泉水,自由、任性、跳跃、欢快。这种好感和情感,只能悄悄埋藏在心灵深处,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极度自卑的“狗崽子”,没有丝毫勇气向她们作出任何表白。只有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幻想,渴望,咀嚼,回味,相互交织,分享一丝难得的幸福与甜蜜,同时又膺受着苦涩、心酸、痛楚和泪水的煎熬。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宣传队那几个女队员的一颦一笑,她们的妙曼身姿,她们的歌喉舞步,偶尔也会浮现眼前,任凭岁月的风浪冲刷,难以消褪。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候贫困的农村没有照相机,没有留下一张演出剧照,更谈不上演出录像。这些残缺的记忆,只好存档在脑海深处,雕刻在那个特殊的年轮里。

 

2013年6月2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7年12月19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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