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卜新民：9月4日是我家的特殊纪念日
卜新民，与共和国同龄，广东梅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1982年毕业后到广东省统计局工作，曾任局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现已退休。
作者在接受采访
原题
挪窝 搬家
窝和家本义相同，但窝仅指个人安身处，家还有眷属的内涵。因此，挪窝和搬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差别。
从乡下到城里，从集体宿舍到独立公寓，活到今天，挪了几次窝，搬了几回家，还真得扳着指头好好数数。但有那么几次，经历清晰，印象深刻，至今历历在目。
最初的窝
大学毕业来到广东省统计局，家眷仍“猫”在老家乡下，自己成了广州有老婆的单身汉，住的自然是集体宿舍。改革开放初期，各单位住房紧缺，统计局也不例外，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挤进了刚分配来的九位学生，两块铺板架在两张长凳上便是栖身之所。
10平方米多的房间，摆不下三张书桌和三副常规尺寸的铺板，只好把其中的一块锯掉一半，由1．2米见宽裁至80厘米，否则房子里难以转身走动。多少年后，我们还把一块半铺板当作嘲笑统计局抠门的口实。
我在广州的第一个窝，位于前进路，四层上世纪60年代的砖混结构楼房，紧挨大马路。我们的三居室在顶楼最西边，骄阳似火的夏天，没有隔热降温设施，宿舍宛如蒸笼，晚上九条汉子光着膀子，摇着蒲扇仍挥汗如雨，虽没蒸过桑拿，却深谙其中之味了。
当时尚处试用期，每月工资54 元，寄回20元家用，余下的吃饭、零花。孩子开学，都向财务处借钱，然后每月扣回五元，加之星期天AA制喝点小酒，月尾荷包常常瘪得仅存月票和饭票两种有价证券。风扇当时绝对是奢侈品，我买不起，其他八位真光棍不知打的什么算盘也都没买。可是，大家和着汗水，一样睡得踏实平和，没人为此烦躁失眠。
一次，乡下表弟因事到广州，同窝而睡两晚。两个1.75米有多的男人，罩在蚊帐里，侧身躺在80多厘米的床上，汗水侵浸着草席和铺板，照样神凝梦甜，一夜安睡。
第二年春末，胖墩身材的陈姓同事，熬不过闷热，花30几元买了台不知哪个手工作坊敲打出来的四寸左右、没有定时、不会摇头、只有一个档位的风扇，成为我们宿舍以至十几位新同事里，除了手电筒和收音机外拥有家用电器第一人，直让我们羡慕了好一阵子。
当上“厅长”
1983年夏，又一年学生毕业分配报到时节。经与行政科长交涉、跟办公室主任纠缠、向主管副局长请求，最终把原本准备给新人的三居室调整给了我们。
我们的新居，位于七层宿舍楼的二楼，东南向，是上世纪70年代框架结构的建筑。不论位置、环境、上班的便捷，都大大优于以往。可是，当我们在一个礼拜天扛着铺盖卷进去后却傻了眼，倒不是三个住房的大小、位置、朝向各异，好赖分明，而是其中的一个房子太过窄，摆不下原定的三张书桌和办公室给我们新买的80厘米宽的折叠钢丝床。
该如何安身呢？大家心情复杂，神色凝重，默不作声。
一般情况下，老祖宗传承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惯常办法是抓阄，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命运裁决。“穷人阄下愿”，这种千百年来被大众认同而广泛运用于各种利益纠葛场合的做法，也不失是一种公开公正公平的好办法。
愣了会神，我以大哥的身份发了话。首先表明自己睡到客厅去；然后按长幼，指定住到不同朝向大小的房间。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谁也没有异议，比抓阄省事圆满有亲情味儿多了。
事后，有好事之徒戏称我当上了“厅长”，这雅号从此便成了“典故”。等我真当上厅长以后，老领导还时常调侃我是老资格，是“八十年代初的厅级干部”，说的就是这蜗居客厅的事情。
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有八个门会此起彼伏洞开地对着我：户门、三间房门、阳台门、厨房门、厕所门，外加走廊通道。我在广州的这第二个窝，就搭建在客厅靠窗台的厨房厕所门口。晚上睡觉前打开折叠床，把大学搬回的四个装满书籍的大纸箱塞到床底下……不让钢丝过度下坠，支起蚊帐，安然入睡。早晨起床后，三下五除二把床铺书箱归拢到墙角，还真没感到有什么不方便的。
省统计局在政府大院内，除礼拜天外，我一般吃在省政府饭堂，晚上则在办公室看电视、看书或摇摇笔杆。大家回来都晚，宿舍就成为很纯粹的睡觉的窝。客厅里凉快，空气流通，尿臊味、油烟气，搅扰不了我。年轻人肾好，夜尿少，从未有人上厕所吵醒过我。
当时，八个单身汉正处于急于寻找伴侣的情爱饥渴期，一见女孩子眼睛就放绿光。他们谈对象搞恋爱，晚上什么时候溜回来，打开门回到房间，我竟全然不知。弟兄们刻意地蹑手蹑脚，悄无声息，饱含了对我这个睡在客厅里的大哥的多大关爱和多大尊敬啊。
这是一群因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天之骄子，青春热血，积极奋进，生活简朴，极易满足。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知足常乐，这是真理。
挂职挪窝
1984年，省局派我到老家梅县市统计局挂任副局长，属省里首批下挂锻炼的年轻人。其时，自己刚被任命为农村处副科长。
由是，我的窝挪到了梅县老县政府大院，住进了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砖混结构的两层楼下的一个单间。这个窝，配有床和书桌，还有茶几和两张藤椅，虽是旧家什，但比之前9人合住的三室一厅的装备，奢华了不知多少。更主要的是，从此有了属于自己个人的私密空间。
在这个窝里，我打下了全面了解各业统计的基础。
白天应对工作，晚上书香飘飘。是时，国粹麻将正在城乡普及，任凭窗外三缺一呼声连连，我自岿然不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不下十篇的统计分析报告。
在这个窝里，成长了真情与友谊。
年轻人都喜欢聚在我的这个窝里喝茶聊天打闹，时不时各人采买食材制作一个自己拿手的菜肴再喝上一杯，这是一段深情难忘时光。时至今日，只要回到县里，已星散在不同行业的哥儿们必定要聚在一起坐一坐、吃顿饭。2009年国庆，我在给五对铁哥们夫妇合影的相片上，写下了“二十五年友谊，一世的情缘”字句。
在这个窝里，拒绝了柔情和浪漫，也拒绝了故事和麻烦。
在小地方，省城来了个年轻人，其它单位的男女来访聊天也是平常事，都有些什么人今天已没印象了。但，有位女子，接触时间很短，过程却至今没忘。
大约是到岗不到一月，广东正是仲夏时节。一晚，一位二十开外的女子飘然而至，一袭白色连衣裙，身材像貌气质都属优良类别。自称前不久大院门口我跟他人聊天时，她在旁认识了我，现没事过来坐坐。
当晚谈了什么已无从记忆，只记得她对我的底细很了解，她在医院工作，软声细语，谈吐得体。除了觉得此女来得唐突之外，孤男美女，喝茶聊天，也颇惬意。
没过几天，此女又至，手提一筒上好饼干和两罐胃药，嘱我如何服食抗击胃炎。是晚，谈及的友谊情感话题是当年我的弱项，她举止大方，我却局促不安。走时，送她到门口，我微笑着但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不欢迎您再来。
一位素味平生的女子主动找上门来，总让人觉得这里面有不可外泄的秘密。有事相求，曲线救国？结交良友，红颜知己？看好后市，长线投资？寻找慰藉，情感寄托？男欢女爱，逢场作戏？萍水交往，人之常情？……自己想歪了，错怪了人家？总之，我猜疑多心了，总怕往下走，触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柔弱处，闹得不可收拾。
自己至今也不是纯粹的共产党人，相信难以经受住糖衣炮弹和老虎凳的考验，因此，总在认为有危险的游戏中赶忙关上欲望大门。日子过得平淡无奇，缺乏波澜，显得无趣。
全家进城
在省统计局时，有好几个和我一样家眷在农村的老大学生，他们五十上下了仍过着单身生活，天天敲着饭盆跟我们一齐吃饭堂。他们的单身宿舍里，没有多少的家什，零乱不堪。被子冬天不叠，夏天往墙角里一堆，散发着一股霉味。时不时的会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不修边幅的去上班，都是处室里配料性人物。我刚到局里不久，其中一位因精神抑郁，清晨从三楼宿舍窗口跃下，随风而逝。
相信他们当年也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长期枯燥的缺少亲情的单身生活，养成了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生活态度，极大地折损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停的政治运动，无情的现实和流逝的岁月，把他们折腾成近乎萎琐的半老头儿。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由此谋划的抗争办法，是想调离广州到深圳去——新兴城市易于给家属找到工作，可解两地悬心之苦。还没等我采取具体行动，就被派往梅县挂职来了。
挂职梅县，对个人生活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以窝为基础，把全家户口迁进了县城。老婆和三个孩子，由吃谷的乡巴佬变成了吃米的城里人。
1983年始，各地对知识分子在提拔使用和解决两地分居等问题上施于了特殊政策，我正赶上了这个机会。在当地政府和统计局的关照下，于1985年下半年把家属户口迁进了县城。一家五口分住城关三个地方，夫人和我住窝，大女儿吃住她四叔处，二闺女和小子住姑母家，吃在老县府大院，自己笑称：笨兔三窟。
跳出农门，这是乡村青年的梦。现在不仅自己跳出来了，而且出大学校门三年后把家也带进了城里，那是实实在在的美梦成真。这在城里人看来不是什么事的事，而在我却是这辈子生活中转折性的大事。在中国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时，自己结束了二元结构的生活，虽然以后的路或许会更难，但那已是另一类的全新生活所派生的问题了。
1985年是幸运之年，窝的主人喜事连连。家属农转非了；夫人进了印刷厂成了全民制正式职工；加入了共产党；职务由副科变成了综合处副处长；梅县市要留我在地方工作，说明活也干得不错，得到了大家的承认肯定。前面的好事我都很受用，最后一项却没有答应，认为自己是组织派下来的，怎么能私自留下来不走了呢！因此，连留下来干什么都没问，也没向上汇报。
多年以后，在我任省统计局局长的第二任期内，当年要留我的书记升迁至副省长且分管统计，几次对我的班子成员和国家统计局领导说，当年我要留卜新民当县长，他不干，否则，早就……我倒没后悔过，世事如棋，忠诚和本分终究不会吃亏。
搬家迁穗
1986年4月，结束挂职生涯，窝挪回到了广州，两居室的单元，与省局的司机一人一房。6月，结束北戴河两个月的全国局长学习班回来，即着手商调家属进穗事宜。
世间事就是这样，往往一顺则百顺。
有了上年的农转非，加上自己的处级官阶，只要有单位接纳，家属进广州就是合乎政策之举。夫人进局印刷厂已在省局考虑之列，让同窝的司机挪去他处，空房待侯。
于是，夫人调动的申请报告很快就送呈省劳动厅调配处。自己心里也盘算着，等报告批下来，加上户口劳动关系的迁移、孩子就读学校的洽谈等一干事宜办完，暑假应还没过完，赶在秋季开学前还可以带小孩逛逛广州，走走动物园。
世间事就是这样，好事往往多磨。
不久，报告批下来了。在省局人事处看到，申请表上盖的是“不同意调进”蓝色长方形批章，一下子把我搞懵了。为什么不同意，人事处说，不清楚。分析后认为，唯一能挑刺诟病的是随迁人口太多，调进一位职工，后面跟着三个孩子。更有甚者，或许认为年纪不大，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是不是有假？不管怎样，结果是栽在多子多女多冤家上了。
按惯例，申请驳回，最快只能第二年再办了。我不服气，拿了判了死刑的申请表，决定自己直接去劳动厅闯一闯。接待我的是调配处的一位女科长，四十多岁，人特和善。科长表示，确是因随迁人口太多而不同意调进。为此，我和科长聊天似地拉起了家常。
我以弱者身份，诚恳地介绍了我们这茬人，包括自己，走到今天的不易。中学毕业返乡，耕田做工，结婚生育，本以为一生沉沦，没料到时移势易，高考上学，变废为宝，有了今天。农村计划生育开展得晚且管得松，多孩生育，确是封建愚昧落后的表现，是个过错，但却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历史性错误。现在，让哪个孩子不随迁都将留下诸多后遗症，给社会家庭尤其是孩子带来莫大的伤害，又将造成新的历史过失。
我不了解劳动部门对随迁家属有什么具体要求和规定，也不十分自信自己的话能煽起多大的同情而打动对方，但，讲的都是实情，是当年乡村青年普遍或特殊的境遇。科长很有耐心地听我叙说，不时插话询问情况，看得出，这是一位对孩子有着深厚情感的善良母亲，是一位实事求是极愿帮人解决问题的好公仆。
近一小时，科长终于表态，说，把表留下，我们再研究。
我几十年的路一直走得顺，总是得到好人相扶。相信，这次又遇到了贵人。
世间事就是这样，看似艰难复杂的事，办起来往往简单。
一个多星期后，批复下来，在原来的申请表上，上次盖着“不同意调进”的地方，加盖了黑色的“作废”两字，而在下面多了个红色“同意调进”的戳。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位女科长姓甚名谁，只知道她秉理办事给了我家多大的恩典，感知到公务人员急老百姓之所急是多么的造福人间。
接下来，紧赶慢赶，一切按程序走，待我办完所有迁移手续，跟着装行李家具的货车，夫人领孩子乘客车从梅县向广州出发时，己是1986年9月4日，全省各中小学己开学四天了。
少年夫妻老来伴（2017年于广州塔）
搬家当天还有一段小插曲。
450公里的沙土路，货车颠簸十几小时，天擦黑时到达广州。十位男同事等在宿舍，冒小雨帮助卸车后，已是晚上九点多了。按约定，我马上骑自行车赶往姑父家接孩子，哪知扑了空。一样时间出发，客车比货车跑得快，十点多了，客车还未到！出事了？抑或广州迷了路找不到这里？老婆和二闺女一坐车就吐，长途旅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对亲人的牵挂，使人不想好的只想坏的，我的心不安起来，连忙往客运站赶。
一问，梅县顺风公司六时发的车还未到。工作人员又好心提醒，广州东西南北中不同地方都有梅县客车的停靠点，可以到别处问问。虽不明原因，但车确实未到，一着急竟丧失了基本的辨断能力，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广州不同方位的四个客车站，奔波了三个多小时，其中在公共电话亭两次打回电话询问。凌晨一点多回到姑父家，见到孩子们己抵达半个小时，告知因车坏晚点，才一块石头落地，万事大吉。
9月4日成为我家的特殊纪念日。有如抗战胜利、红场阅兵、诺曼底登陆等国家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每年是日，都要选个地方，下馆子全家聚会。两年一过，我没了兴奋点，孩子们总适时提醒。待他们能挣钱时，更主动张罗，至今几十年不辍。
从乡下到县城，从县城到广州，孩子们深切感受到这是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比儿时农村的伙伴，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9月4日在他们心中的份量也就更重，尊敬父母，关爱兄弟姐妹成为自觉意识。
国家纪念日承载了爱国主义内涵，9月4日的餐聚，无形中具有了敬老爱幼和谐家庭的功能，我也乐此不疲。
从一个人一个铺位开始，经过四年多次挪窝搬家的折腾，最终把全家五口挪进了广州。以后，从科长房到处长房再到局长房，从房改房至商品房，自己又搬了几次家，其中两次到中央党校一年半年的算不算挪窝，这还得重新定义。但，不管挪窝还是搬家，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留下了自己成长的印记，记录了家庭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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