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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丨葛有彦:三进郑州,从一个人到三代八口之家

葛有彦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葛有彦,1947年出生于河南济源北官庄,1963年从济源五中考入郑州一中,1966年支边援藏,风雪高原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分到河南农业厅,1984年应聘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任学院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88年到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资金项目工作;曾获国家、省级奖多次,参加编写经济类书籍3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文学作品、评论数十篇。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家乡有一座王屋山,童年时,从语文课本里知道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上小学,在我们北官庄村。上的初中是济源五中,还在我们村里,和我原来上的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最远只去过县城,从没有走出过济源县一步。走出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是我儿时的梦想。


一、1963年:

追梦少年初进郑州  援藏向西行


        1963年夏天,我不满16岁,初中毕业了。就在那一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适逢省会重点中学郑州一中面向全省招生,新乡一中、新乡师范学院附中面向全地区招生。我们县属于新乡地区,往年只能报考济源一中,如今选择的范围大了,这对于我实现童年的梦想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机会。我第一志愿就报了郑州一中,第二志愿报了新乡一中,第三志愿报了济源一中。


        清楚地记得,第一场考的是语文,作文题是《风雨之夜》。写什么呢? 当时社会上、学校里都已经开始阶级教育,我脑子里突然冒出“凄风苦雨”这个词语来,我就根据父亲说过旧社会逃荒的事情,写在一个风雨之夜,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讲述在解放前的一个风雨之夜,背井离乡、出外逃荒的事情。


        考毕,心中一直还在纠结:会不会所写的事情年代过于久远,太不入时呢?心情忐忑、焦急地等待张榜,传来的是喜讯——郑州一中录取了我!我是我县唯一被郑州一中录取的学生,要从穷乡僻壤的山区小县去省会郑州上学,全家乃至老师、校长都非常高兴。


        去郑州上学,我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出远门,第一次走出济源县的地界,也是第一次坐汽车。


        我背着铺盖卷走了20多里,到县城乘坐汽车去焦作,又乘坐火车到新乡转车到郑州。按通知书提示,从火车站乘坐1路公共汽车到国棉三厂下车,又背着铺盖卷走了3里多路,才来到伊河路1 号郑州一中。


        当时伊河路还是土路,不像现在的柏油路那么平整,路两旁稀稀落落地只有很少的几个单位。郑州一中大门朝北,临街一座三层楼是学校里最高的建筑,也是伊河路上比较高的建筑了。我记得一直到1966年,中原路上郑州市委那七层的办公楼,就是当时郑州最高的建筑了。


        我们学校的教室,是两层的教学楼,我们的学生宿舍是平房,上面盖的是水泥预制板,学校的南面,是一大片庄稼地,还有老百姓的村庄。


        学校附近有个绿东村,那里有郑州砂轮厂和电缆厂的职工宿舍,周六晚上经常会放映露天电影。尽管高中的学习比较紧张,但我们学校从农村来的学生,总是挤出时间去那里看不花钱的电影。记得职工宿舍之间的空地上,栽着两根木杆子,挂着白色的幕布,我们有时去晚了,就在幕布的后面看。


        就是在那里,我看了不少的电影,印象深的有《聂耳》《追鱼》《洪湖赤卫队》《柳堡的故事》《青年鲁班》等,有些电影插曲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洪湖水浪打浪》《九九艳阳天》《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郑州的文化生活比农村要好一些,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很紧张。当时每个学生每月交9块钱伙食费,学校食堂实行份饭,每班的值日生负责打菜平均分给每个同学,同学们排着队由大师傅从大桶里给每人盛一碗稀饭、拿一个馒头。


        每到开饭时,学校开会的大礼堂就成了饭堂(说是大礼堂,其实既无桌子也无椅子,空旷的房子前面有个水泥台子), 10多个饭桶、馍筐一字排开,同学们排成十几个队列打饭。打了饭、分了菜,就蹲在大礼堂里吃饭,天气不太冷时,我们也会端着饭碗到外面的空地上去,夏天就在树荫下吃饭。


        那时的伙食主要是稀饭、馒头、萝卜、白菜,最常吃的是熬白菜。有时没有菜,大师傅从桶里给盛一碗胡辣汤,那时觉得味道太鲜美了。


        学校食堂偶尔也会改善生活,大师傅给盛一碗肉卤面,尽管只有星星点点的肉,可也是当时学校食堂里再好不过的饭食了。


        家里条件好些的同学,在份饭以外也可在食堂另外加买一些饭菜。家庭困难的同学,国家实行人民助学金政策,每月助学金最高9块钱,等于把伙食费包了下来。我就是依靠每月9块钱的助学金,还有在县城当工人的叔叔婶婶的资助,读完了高中。


        1966年毕业时,我19岁,文化革命开始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我去了西藏军区雪巴农场。


1969年结婚照


二、1982年:

曲曲折折二进郑州,秋分问桑麻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在那遥远的高原上,我们辛勤耕耘,屯垦戍边。风霜雨雪10年之后,我29 岁了,1976年按政策内调回河南工作。


        1963年我从农村考进郑州时,户口落在郑州一中的集体户上,1966年支边离开郑州,我的户口从郑州一中的集体户口本上迁到了西藏,我和郑州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内调回河南时就不能再回郑州,只有回原籍济源县。我先在县化工厂工作,后又被抽到水利指挥部,在天坛山水库工地做宣传报道工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我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年,我已经31岁,孩子已经8岁,我上大学一年级,他已经上小学二年级。


        在我们班里,年纪最大的是赵荣超大哥,32岁;最小的是漆腊应同学,才16岁;比我年龄大的还有马福祥同学。同学们对我们几个年龄大的,多在姓之前加一个“老”字,我被同学们称为“老葛”,有时戏称为“葛老”,也在我们班“五老”之列(还有1948年出生的顾益康)。


        1982年,我 35岁时大学毕业了,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工作。我们班当时只有我是来自河南的学生,有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河南财经学院两个名额供选择。我有些担心,如果去黄河水利委员会,万一再分配到黄河沿线的其它省怎么办呢?而去财经学院,自己认为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好,不适合搞教学工作。


        经过给系里领导反映,学校在我的派遣证上,没有填黄河水利委员会,也没有填财经学院,让我到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报到后再行分配。


        从北京回郑州时,我们系78级的研究生李玉琴大姐,给1981年毕业已分回河南省计划委员会的贸易系研究生郭文轩写了一封信,我到郑州后就去找郭大哥,他和爱人都很热心,在我的工作分配问题上帮了许多忙。我在等待分配期间,行李和两箱书籍就寄放在他家里。


        在等待分配期间,我听说初中和我同校、低两届的的同学赵和平,刚从郑州大学毕业分配到教育厅。我就去找赵和平,他们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住在教育厅招待所,一个房间4张床,正好有一个床铺空着,他就让我暂住这里。


        一个多月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农业厅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处。


        我1966年参加工作,是在农场;上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管理;毕业后,分到农业厅,管理农桑事。报到后,我在农业厅招待所住下。记得那时就要过国庆节了,处里发给我一张电影票,看的是斯琴高娃、张丰毅主演的《骆驼祥子》。


        国庆节过后,我就跟随收益分配组的同志,先到驻马店平舆县搞调研,在乡村农家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农民秋季收益分配的具体情况。随后,我们又从驻马店的汝南、上蔡,去周口的商水、西华、扶沟几个县,一路调研,回到郑州已过秋分时节。


        我是参加工作12年以后又考上大学的,上大学时带工资,毕业后没有实习期。到农业厅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直接按大学本科毕业生实习期满转正以后的标准发给,每月54.60元,加上副食补助6 元,每月60.60元。


        到公社处以后,处里领导和同志们都对我很好,很关心,亲切地喊我“小葛”。处里还多次找厅办公室联系,终于给我安排了一间住房。上班两个月后,我就搬进了农业厅招待所412房间,大约10平米左右,里面有两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1966年,我19岁时离开郑州去西藏支边,后来回到济源县又去北京上学。16年过去了,我35岁又第二次进入郑州,把户口落在了农业厅的集体户口本上,并且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间可以由我支配的房子。


1980暑假我和老伴、小儿子在天安门广场


三、1982年后:

我在郑州有了家  情境终难忘


        从1966年起,我长期在外地工作。1969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和我的远房表妹结了婚,她在农村当民办教师。1972年我第二次探亲时,曾为爱人办好进藏参加工作的手续,但因我父母亲年纪大需人照顾,她不得不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一直留在家乡,照顾一家老小。


        我们结婚13年后,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下来,并且有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我准备把爱人和两个孩子接来郑州一起生活。但当时离放寒假还有两个月左右,学期当中转学不容易,我爱人就一个人先来到郑州,给我拆洗被子,又做了两床新被子,为寒假后接孩子来郑州上学做准备。我和爱人一起到纬三路集贸市场买了火炉买了锅,还买了一个小案板,和原先住在招待所四楼的职工一样,也是在筒子楼的过道里做饭炒菜。


        春节前,单位放假了,本来我准备和爱人一起回老家,把孩子接过来。我爱人说她刚来两个多月,就不来回跑了,也可以省一点路费。


        于是我一个人回到老家,看望父亲母亲。两个孩子放寒假了,大儿子上六年级,小儿子上二年级,他们和我父母的感情很深,当听说要接他们去郑州上学时,他们还舍不得离开爷爷奶奶,小儿子说:“我跟你去郑州住几天,看看我妈妈,还想回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他这样说,不只是为了安慰爷爷奶奶,也确实是舍不得离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也舍不得让他们走,但为了让孙儿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爷爷奶奶也只能割舍。


        我在寒假前,主要精力都放在托人联系孩子的转学问题上,忙忙乱乱的,也没顾得上置办什么年货。我爱人手边还有一些钱,留她一个人在郑州过春节,我说让她自己买些年货过年。当我领着两个孩子回来时,才知道她有多么节约,她只是用一块多钱买了一斤猪肉二斤大葱,剁了一盆饺子馅,还没舍得吃完,我和孩子们一进门,她就给我们下了一锅热腾腾的饺子。我端着一碗酸汤饺子,用筷子夹起一个饺子送进嘴里,心里也是酸酸的,眼里噙着泪水。


        春节前,孩子转学的事情还没有最后落实下来,我回到郑州又继续跑这个事。孩子的学习是大事,不能耽误。经过原来郑州一中时的乔彤同学、处里的陈明孝同志帮我联系,一直到开学前的一天,才最终把我的两个孩子转到纬三路小学上学了。因二年级学生已经满员,我的小儿子只得从一年级下学期重新上起。


        我和爱人、两个孩子,终于在郑州团聚了。一家4口人住在那间10 平米的房子里,一幅大床单挂起来隔开两张大床,房间里七零八碎的东西挤得满满的。做饭时,桌子上放着案板,切菜、擀面条;吃饭时,拿掉案板,又成了饭桌,两个人坐在床铺边沿,两个人坐在椅子上,大人小孩围着桌子,粗茶淡饭也吃得津津有味。晚上,桌子又成了两个孩子的书桌,他俩读书写作业,我就着床头的台灯看书看报,爱人在灯下做针线活。


        尽管生活并不宽裕,尽管房子太小,可家还是很温暖的。我们上班的地方,离农业厅招待所很近,步行用不了10分钟。中午和晚上,一到快下班时,我就坐不住了,好像心已先回去了。当我下班回来,走到我们住的四楼的楼梯口时,就会闻到过道里飘过来的饭香菜香。


        孩子上学以后,我爱人就给我说,想出去找个工作做。经过原来在郑州一中时教我们政治课的郝忠老师托人帮忙联系,先是在教育厅印刷厂上班一年多,后来又经过农垦局办公室主任、人大农经系64届校友方庚申帮忙联系,到农垦局黄河鸡场在关虎屯办的印刷厂上班,每月可收入20多块钱,我俩每月的收入加起来有80多块钱,给家里父亲母亲寄一些,生活还是不宽裕。


        我们处里黄克修同志的儿子在派出所工作,经他帮忙,我的户口从农业厅的集体户迁出,在花园路派出所单立了一个户,领到一个户口本,又办了粮本、煤本。每月可以领到一个人4两油票、1斤糖票、两斤鸡蛋票,也可以买到定量供应的蜂窝煤。尽管这样比在集体户里好多了,但一家4 口人吃饭,只有我一个人的口粮,缺口还是很大的。


        当时郑州市区的集贸市场还没有卖粮食的,我们每月就要拿出一些钱来买粮票,再去粮店买面买米解决吃饭问题。我印象中那时粮店供应白面标准粉1斤一毛四,大米1斤一毛八,粮票1斤两毛钱左右,每月买粮票大约需要18块钱,在每月的生活费中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我爱人为了能多挣一些钱贴补家用,白天在印刷厂上班,下班后还把工厂里的一些活带家晚上继续做。我记得主要是给工厂里糊大信封,我也过去给她搭把手;两个孩子做完作业后,也和我们大人一起糊信封,两个孩子很懂事。


        记得小儿子的红领巾有些破旧了,我爱人去商店买了红布,给他做了一条新的红领巾。可他只戴了一天,就把新的红领巾叠好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又戴旧的红领巾了。我爱人问他怎么不戴新的红领巾了?他说,平时我还戴旧的,学校有什么活动时我再戴新的,这样戴的时间就会长些。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孩子们从小养成了勤俭的好习惯。


        又过了一段时间,处里分到一张红旗牌的自行车票,领导和同志们把自行车票给了我,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到花园路与纬五路交叉口的五金交化商店买了一辆自行车,以后出门上街就方便多了。但家里缝缝补补,还缺一台缝纫机,如果做件新衣服,或者衣服鞋袜破了,都是我爱人用针线手工缝补。


        又经过一年多的积蓄,1984年初,我们家在郑州百货公司花园路商店,花了153块钱,买回来一台广州出的华南牌缝纫机,家里缝缝补补再不用我爱人一针一线手工做了。


        前些时,我拉开缝纫机的抽斗找东西,看到缝纫机说明书里还夹着当年的购货发票,就想起了我们家1980年代在郑州度过的那段岁月。


四、1984 年:

改革开放春风来,合家复东去 


        我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郑州了,也算安顿下来了,但还都是农村户口,孩子一天天大了,怎么办呢?


        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南方吹过中原大地,也给我带来了好时运。看似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毅然决定,在我37岁时,第二次告别郑州,全家离乡又东去。


        1980年代,我和周围的人们一样,把户口看得很重。按当时的政策,专业技术人员评定了中级职称,就可以给家属(配偶、子女)户口“农转非”。我没有实习期,1982年9月底上班,1983年初就可以评定助理经济师职称,但却因1984年全国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冻结而延误了。何时解冻谁也不知道,看来是遥遥无期、难以指望。


        如果职称评定工作短期内不能解冻,我评定不了中级职称,家属户口就不能农转非,而我的大儿子已经14岁,年龄已经接近农转非的临界线,不能再等了,否则大儿子的户口就只有永远得留在农村了。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怎么办呢?


        当时,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个省之间已经开始人才流动。1984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山东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面向全国招聘人才的消息,应聘者经过考试合格聘用后,家属子女户口农转非,工资浮动2 级,解决住房1套,并特别说明应聘者无论是否被聘用,都给报销往返路费。


        从我当时的处境来说,这个消息太及时、太有吸引力了,且不说浮动工资2级,解决住房1套,仅仅是家属子女农转非这一条,就足以使我动心了。何不一试呢?


        1984年国庆节放假的前一晚,我坐火车到山东去了。因为担心万一考不上,也没给处里的领导说,只有我爱人一个人知道。


        到那里后,经过面试,山东方面对我的情况比较满意,领导当场拍板同意聘用,问及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我是独子,只有一个妹妹,父亲母亲年纪大了,领导马上答复我说,那就连你父亲母亲的户口也一起给办理农转非。


        在当时,一下子给解决5个人的户口农转非,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回郑州后,到家给我爱人说了情况,就去找处里的领导谈,不巧的是,处里主持工作的何天顺处长不在郑州,到外地出差去了,我给何处长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很理解我的处境,说“根据你的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是同意你走,处里不会把着不放人,你再好好想想,我一两天就回郑州,等我回去后,咱们谈谈,你再确定走不走这一步。”


        过了一天,何处长回来了,推心置腹地给我说了许多的话。他说:“从处里的工作来说,你干得不错,已有了助理职称,还提了科级,处里需要年轻人,我不想放你走;从你的具体情况来说,确实有实际问题,咱们省的政策现在还解决不了;不过你要往长远看,政策以后也许会放宽,你要慎重一些,为孩子做这么大的牺牲,你再好好想想……”


        何处长是我同系的校友,62届的,我知道他是好心,也是为我好。可我想,万一孩子的户口问题以后解决不了,把孩子耽搁了,怎么办?我还是决定到山东去,我写了申请,何处长签了字,报厅人事处,经厅领导同意,1984 年10月底,我应聘去山东,一家人离开了郑州。


        到了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根据领导安排,我担任了经济管理系筹建负责人,后又任学院党委委员,经济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负责系里教学工作。原国家兵器部一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任经济系名誉主任,我很尊重他,跟他学到不少东西,我自己也很努力,尽心尽责,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


        学院按照原来的承诺,工资浮动2级,山东的工资标准比河南高一些,我从原来的60.6元,增加到100多元;我爱人被安排在行政管理系,后来又到图书馆工作,每月40多元,家里就宽裕一些了。


        两个孩子到山东时,大儿子已经上中学,小儿子上小学,学习都比较用心。小儿子原来在郑州用的课本,和山东的课本不一样,他就借同学的课本,把课本内容抄下来学习。我的邻居是一个从济南来应聘的老师,他的孩子和我的小儿子同班,有山东的课本,学习却不用心,他爸爸生气地说;“你看人家没书,抄书还学得好,你有书,却不用心学,再不好好学,我把你的户口‘非转农’,让你回老家去!”


        1984年到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工作时,院方与被聘用人员签订有聘用合同,1988年合同期满了。如果愿意留下,学院欢迎,如果愿意回去,学院放行。


        我在山东工作了4年,对学院有感情,也留恋,但我这个人故土观念太重,总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结。尽管山东物质条件好,工资待遇高,但我对河南、对郑州,还是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这里有我高中时的老师、同学,一起去西藏支边的战友,还有从人民大学回到河南的校友,在农业厅一起工作的同事。该何去何从呢?


2003年我和老伴在张家界


 五、1992年:

落叶飘飘三进郑州,归来随乡缘


        我经过再三考虑,还是选择回郑州来。1988年11月,在我41岁时,又从山东回郑州联系接收单位。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办成的,就背着个铺盖卷,总不能一直住旅社吧,那费用也太高,我也不想住到熟人家里打搅别人。


        到郑州下火车,来到车站前广场,风很大。我坐上了公共汽车,车窗外,路两旁的梧桐树落叶飘飘,天已经有些凉了。我来到农业厅招待所,找到原来认识的于忠民,他让我住到家里去,我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还是想想别的办法。他想了想说:“要不,你在我们办公室将就一下。”


        有个地方安身已经不错了。我在郑州联系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晚上就在他们办公室里住。办公室没有长沙发,好在有3张办公桌平时是并在一起的,我就在办公桌上睡。


        我先到农业厅去联系,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处,已改为农业经济管理处,但编制已经满了。随后,我到河南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联系,所里同意,报到院人事处;同时我又到河南财经学院联系,在系里通过了试讲,也报到了院人事处,但都是要等待审批。我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正在我有些失望的时候,原来在公社处一起工作的陈明孝给我提供了一条信息,1988年初,全国开始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河南省成立了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厅,是一个新筹建的单位。


        当我听到“黄淮海农业开发”这几个字时,马上想到在山东时我曾参加过黄淮海农业开发方面的课题研究,在山东陵县张西楼做过农业生态村的试点工作,并且执笔撰写了课题研究报告,还和农业部的张壬午老师合写过一篇学术论文《黄淮海平原开发利用的一条新路子》,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农业现代化研究》1988年第6期。


        我找到带来的这本杂志,还有在报刊发表的一些论文、译文、调研报告和获奖证书,就去找开发办公室的领导,简要说明我的情况后,就把话题转到黄淮海农业开发上来。我说了我在山东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还谈了我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并提供了我带去的杂志和资料。


        办公室的领导经过研究,把我安排在开发办的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投资公司工作。两年后,投资公司撤销,我又回到开发办,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到投资公司上班的第一天,领导就给我安排住处,我就从于忠民的办公室搬到农业厅招待所309 房间住宿。我虽然上班了,但由于开发办机构编制方面的问题,我的正式调动手续当时还不能办理,暂时算是借调,我爱人和孩子还在山东。


        1988年10月,我回河南前,大儿子18岁,已在山东参加工作;1990年,小儿子已上初中二年级了,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当时,一家人还分隔两地,我想把小儿子先接回郑州上学。


        原来郑州一中的崔长文老师,当时在郑州六中教物理,我找崔老师帮忙联系,学校答复,无论在原来学校学习成绩怎样好,都必须在寒假以前,参加本校的期末考试,然后视考试成绩决定是否接受。小儿子在寒假前赶到郑州,考试后成绩还好,在全年级6 个班的前20 名内,1990年春节后,就转到郑州六中上学了。


        1990年春天,我给单位领导谈,到外面租民房,孩子上学近,比我住招待所需要单位开支的房费还少。经领导同意后,我就在城东路附近的司家庄租了民房,和小儿子一起到那里住。房子里什么也没有,我就从农业厅招待所打条子借了两张床,又上街买了两个小凳子,儿子放学后,就扒在床上做作业。


        我平时在办公室上班时,下班回来做饭,等儿子回来一起吃;我如果到外地出差去了,儿子放学回来,就自己下点面条,吃点馒头。有一次,我出差不在家,儿子上晚自习回来晚了,房东不知道他没回来,把街门上了锁。房东住的房间离街门口远,儿子喊不应,只好翻过院墙跳了进来。


        为了照顾小儿子,我只好让爱人先回来了,把大儿子一个人留在山东。一家分居两地的生活,确实有很多的无奈,但为了重回郑州,就只有耐心地等待吧。一直到1992 年4月,河南省开发办的机构和编制理顺了,我才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随后我大儿子也调回郑州了。


        从1988年到1992年,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我们一家终于又回到了郑州。单位还在东风渠北面,汽车北站附近的农业厅家属院,给我安排了一套房子,我还没来得及搬家,又随开发办的领导,到海南参加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会议去了。


        开会回来,已是5月了,我们从司家庄搬过来。当时,家属院的东面还是一片稻田,南面是苹果园,家属院门前是郑花公路,路西面是一条很宽的臭水沟。


        几年后,臭水沟填平了,郑花公路加宽了,现在叫花园北路,路西边变成了绿地,种植有树木、花草,东风渠上的桥也加宽了,东风渠里的水也变清了,两岸还建成了滨河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


        现在,我已经退休,安享晚年。退休后的生活是充实而快乐的,并且生活条件也比过去好了,3个房间都有电视机和空调。两个儿子都已经在郑州结婚成家,我们家在这座城市里的第三代——我的大孙女,已经上高中一年级了;2011年6月16日我的小孙女也出生了。


        我们家在郑州落下了户,扎下了根,是这座城市里普普通通的一家人,也是幸福和谐的一家人。


        从1963年我16岁考上郑州一中,由王屋山下的济源农村第一次走进省城郑州,到 1992年我正式从山东调动回来,其间两进两出又第三次来到郑州,我终于成了一个郑州人,并且从当初的一个人,变成现在的一个家,三代8口人。其中虽然也有曲曲折折,但终归天遂人愿,这也是我与郑州的缘分。 

 

2006年4月我和老伴在苏州园林


        2017年8月修订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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