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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原专案组成员陈景仲:我所了解的华岗冤案始末

陈景仲 新三届 2021-04-24

2017年是中共中央为华岗平反昭雪37周年,我想写点东西纪念这位老革命、老校长,但脑海里乱纷纷的,思虑再三,多少理出点头绪。

1951年,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


我对华岗的印象


1950年,华东大学迁至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大学。我随华东大学到了青岛,开始住在小鱼山山顶的庙里,后迁入校内。合校后的校长是华岗。此时,我对华岗了解甚少,只知他是一位老革命、理论家。


当时我在党委办公室任干事,与学校的上层领导同志接触不多,再加上从1951年下半年,我即开始生病,所以与华岗校长从未直接接触过。但几年下来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


一是听华岗的大课。我听了他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的讲解深入浅出、分析透彻,把我引入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路,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华岗上大课是有名的,可以说当年山大的师生员工,人人皆知,我对当时在学校广播站前的小广场听他讲课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山东大学在解放后名扬一时,与华岗在山大的出色工作以及他亲自讲授大课有直接的关系。


山东大学的师生在华岗大课的引导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华岗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不朽的。


二是1953年夏,我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疗养院住院,有一天院方告诉我,山东大学有人来要见我,让我去看看。在半山腰的一个小亭子里,我见到了华岗夫妇,他们正在喝茶、休息。见到我来,华岗校长站起来热情地与我握手,我向华岗夫妇问好,他关切地询问我身体状况及住院的情况。我们交谈了10多分钟,才分开。

山东大学校长时期的华岗


与华岗校长谈话时,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他的手是软软的、温暖的。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高级干部、大学校长,外出休息时,还记挂着一个在此养病的小干部,他的亲切和蔼、平易近人,让我激动、难忘。


三是在华岗受难后。华岗接受审查时,我奉命参加专案组做具体工作,关于1932年华岗被国民党逮捕的材料,我仔细看过。当时,华岗从上海乘船到青岛,在李村路的一家旅馆中被捕,其交通员张永祥先被捕,他的介绍信被从邻座的一位老太太的竹篮底下搜出。


在此情况下,华岗坚持说不认识张永祥,老太太竹篮下的介绍信与自己无关,最终华岗以嫌疑犯的身份入狱。我看到这里时,对华岗佩服得五体投地,过去曾在书中、电影里看到过一些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现在我亲眼见到了一位活生生的无比坚定的共产党人。


这几件事从几方面给我形成了综合的印象:华岗是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是一位看似文弱,实则铮铮铁骨、钢牙利齿的铁人;华岗是一位超群的学者,他的贡献非同一般;华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是一位关心下属、体察下情的长者。这个印象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


令人痛惜的是,这么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竟被错误地关进了监狱。

1954年华岗夫妇与女儿华景杭合影


我所了解的华岗冤案始末


首先要说明,要说清楚华岗冤案的全貌,只有当时的专案组几位负责人才有可能,可惜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因年老,记忆全失。当时,我只是在专案组做具体工作,现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做些回忆。


1955年8月25日,我接到通知,不准外出,要参加一个重要行动。到了晚上8点左右,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武杰和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天率领,来到青岛市龙口路40号华岗的家。杨光天上前按响门铃,出来开门的是华岗的警卫员小王。


杨光天先让小王交出枪支,然后进入华岗家的客厅开始搜查,搜查了一宿,第二天转入专案组驻地——栖霞路2号。与此同时,还搜查了杨向奎、吴大琨、孙思白、葛懋春4位同志的家。


栖霞路2号是座三层小楼,专案组设在二楼,有10余人,华岗住楼下,有6人负责对其看管。专案组由3人负责,组长是武杰,另两人一位是中央监委的王处长(名字记不清了),一位是省监委的王君益处长。


楊向奎、吴大琨、孙思白、葛懋春4人都写了不少交代材料。孙思白、葛懋春的材料内容多是工作问题。吴大琨的交代材料有很多重要情况,如在西南与美军的交往等。


不久,应专案组要求,从上海市押送来一个老太太(住青岛看守所),其丈夫廖公劭是国民党交通部的一名少将军医,且有军统背景。廖于上海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镇压,廖妻不服,曾给华岗的儿子,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的华贻芳写信,要其“为干爹报仇”。


华岗译《共产党宣言》上海华兴书局1930年前后出版


此信被安全部门截获,后由中央某领导批示,将华贻芳押送回国审查。此事与华岗有何牵连?廖公劭与华岗是何关系?皆不清楚。经多次审问廖公劭妻子,均未获知重要情况。审问中,华岗承认与廖公劭是同乡,经人介绍认识,有些来往,当年,华岗去各地工作,多由廖公劭送去车站或机场,再无其他重要情况。


当年因国共合作失败,华岗奉命撤回延安,情况紧急,不可能带家眷,为了让正在读中学的儿子华贻芳在白区继续读书,不得已将其临时寄养在廖家,为避免他人怀疑,故让华贻芳称廖妻为“干妈”。专案组问华岗:“此重要关系向中央汇报过没有?”华岗答:“没有汇报。”


对华岗的讯问多由专案组三位负责人及林彧(某工厂党委书记)、邵桥(市公安局文保处处长)和其他少数人员参加,一般由我做记录。还问过华岗其他问题,华岗也谈过一些问题,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此。


此前的1955年三四月份,党委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到青岛市交际处接受任务。省监委的王君益处长交代我们查找华岗的言论错误,以及抄袭他人著作等情况,工作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写了几期简报。


七八月间,专案组到济南汇报工作,我们住在省交际处,听汇报的是公安部的汪锋副部长,似乎还有山东省省长赵健民。约一年后,华岗专案上交北京,我因病再未参加。


至1965年,华岗被判刑13年,有三条罪状:一、在武昌反省院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是丧失立场;二、在国统区工作时与国民党警特来往,是投靠反动派;三、在山东大学工作时不允许逮捕有反革命历史的教授,是包庇反革命。

1938年华岗在重庆


我的几点刍议


华岗冤案发生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为他平反昭雪也已30多年了,对于华岗的一生,历史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但华岗冤案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似乎有必要做点探讨。


现在回头看,中央对华岗的审查究竟为什么?是因为胡风问题?(其搜查逮捕证上定的是“与胡风有关”)是因为向明(青岛市委书记,被打为“反党集团”)问题?(有人说华岗是向明“反党集团”成员、顾问、后台)还是因为错误言论?看来都不是。这些问题都是在为审查华岗寻找理由,都无确切证据。


在审查中,对胡风问题、向明问题、言论问题等均未涉及,而只是翻来覆去讯问廖公劭其人及他与华岗的关系。看来是因廖公劭的问题,中央对华岗产生了怀疑。宣判书中的第二条“在国统区工作时与国民党警特来往”,应该指的就是此问题。


因廖公劭的敌特身份,华岗的儿子华贻芳曾认廖妻为“干妈”,廖妻要求报仇的信又被查获,中央不了解华岗有此关系,因此对华岗产生了怀疑,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对华岗的审查结果看,他在国统区工作时虽与警特来往,但并未发现对党的工作有任何破坏行为。


至于华与廖的交往,可以这么说,不是廖公劭这个警特利用华岗做了损害共产党利益的事情,而是华岗利用廖公劭的敌特身份作掩护,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这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中是常有的、允许的。


历史证明,华岗的这段经历没有问题,说华岗“投靠反动派”是没有根据的。华岗由于长期在白区隐蔽战线开展工作,按保密纪律均为单线联系,不可能经常与上级领导见面,更不可能将所有的工作细节、联系人等直接向中央一一汇报。


可能有关廖公劭的情况,华岗没有及时上报中央,中央并不了解,因廖妻的信引起了中央的怀疑。


可以这么设想,如果(历史没有如果)廖公劭这个关系,华岗当年及时向中央汇报,中央了解这段历史,也许这场悲剧就可能避免。华岗由于廖的问题而导致后来的悲惨结局是令人遗憾的。


还可以设想,如果党对于干部审查更慎重一点,更周全一点,这场悲剧也有可能避免。可惜党的干部审查工作长时间以来受“左”的影响严重,造成了冤案。

1946年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分别为黄炎培、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华岗


从遵义会议到延安,到抗日战争,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一直是正确的、成熟的,所以很快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干部审查工作却存在错误。如早期的打AB团,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解放后的反右,反习仲勋、反彭德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大冤案。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


特别应该回顾一下潘汉年冤案。潘汉年秘密从事敌特工作是中央批准的,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千秋功绩,彪炳青史。但在1945年与李士群会面时,在李的挟持下阴错阳差地见了汪精卫。这么重大的事情,又因种种原因未向中央汇报,当然铸成大错。


1955年赴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會议时,潘汉年被捕,1963年被以“内奸”“特务”“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昭雪。潘汉年最终如何获得平反的呢?还是靠了在1955年审查潘案时,李克农提出的反证。事实证明,说潘汉年“投靠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还当了日本特务与汪精卫勾结”,而这段时间“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那些无端的罪名终于不能成立。


在20多年后,反证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在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总结了深刻的教训:“潘汉年同志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被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违犯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做出错误决定。”这段分析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潘汉年案与华岗案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1925年入党;他们的冤案都发生在1955年;他们都从事白区工作;他们都以敌特入罪;他们都含冤而死;他们的平反都是由于反证。中央总结的那段教训,“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同样是华岗冤案的教训。两个同样卓越的人物,有着同样悲惨的结局,这是历史的悲剧,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终于等来了洗清冤案的这一天,1980年3月,经华国锋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1980年7月5日,山东省委在济南为华岗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中央负责同志邓颖超、杨尚昆等送了花圈,山东省委负责同志白如冰、高克亭、赵健民等也送了花圈,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这一桩历时25年的重大历史冤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华岗塑像


原载《党史博览》2017年5期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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