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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卜新民:高考带给我的,是把谷壳去掉变成吃米的身份

卜新民 新三届 2022-09-19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在大学时留影

       

        卜新民,与共和国同龄,广东梅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1982年到广东省统计局工作,曾任局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两次高考 

 

 恢复高考30年后的2007年,凤凰电视台《鲁豫有约》请了三位访客参加“高考:77、78级”节目。三人中,两位是当年上山下乡知青,一位是工人,清一色城里人。我当时的感受是,凤凰台有失偏颇,1977、1978年参加高考的1180多万考生中,说少了也有500万是农村孩子,他们的心路历程有别于城市青年,怎么就不找个农村知青呢?比如搭上我,这档谈访节目的代表性就全了,自己可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参加了两次高考,三次入围,一次录取的考生啊!


 怎样得知恢复高考信息,如何决定参考,哪里报的名,许多事特别是细节已无从记忆。翻看一些报道,知道1977年10月底政府发出恢复高考通知,到正式开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省出题,开卷考试,语文、数学、政治为公共科。理科加考物理、化学;文科加考历史、地理。加考科目每科50分,五科满分400分。


可以带书本进考场,这是自己头一遭听说有这么便宜的好事,这也是敢于报考的重要原因。我花了5天时间复习功课,把大哥从学校借回来的历史、地理、政治课本翻了一遍,主要了解什么章节有那些具体内容,以备考试时能翻看抄写答题。晚上复习数学,把学过的定理定义重温了一下,一条练习题也没做,也没时间做。语文则只字未看,当时也不知要看什么,然后抱着书本上了考场。


 文革前高考,全县考生集中县城一个中学参加考试。12年后再开科取士,人多得只好每个公社都设考场,我就在家门口的溪南小学参考。小学十几间校室,满满当当的都是身份各异、年龄参差的考生。没有人送考,更没有人陪考。考生两人一桌,如同平日上课时排列,我的同桌记得是位矮胖姑娘,每科都没怎么动笔。两个成年人坐在一张小学生课桌上,如要誊抄作弊确实不难,但大家安分纯朴,整个考场秩序井然。


考题不难,自己或多或少都能作答,但翻书是抄不上来的,带去的课本一个指头也没动。记得作文题为《大治之年气象新》,自己写的是水利工地热火朝天的场景,不似以往磨洋工了。语句虽顺畅,内容却寡淡无味,十几年几乎不动笔,连书信都没写过,以农村人的识见,真描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没把日常的中国字都忘了,算是平日偶尔还翻看书报的回馈。


最终成绩290分,每科72.5分,参加了入围体检。录取放榜没有自己的份,以为读书梦就此完结时,县教育局又发通知,高分考生再次入围,重新填报志愿接受挑选,曙光重现,咸鱼或许翻生。折腾一阵,最终还是排名孙山之后。


当时不足200分的考生都有可能入读,自己290分未能录取,想起来应该是客观条件有硬伤,输在起跑线上了。


当年公开的招生条件有三:一是政治历史清楚;二是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三是身体健康。条件看似宽泛且虚,但附加的年龄要求却相对较硬,要求不超25周岁,未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在文革刚过不久的政治氛围下,相信还有不为外人道的,内部具体规定和细则,或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样,招生的自由裁量权就很大了,招谁不招谁都没有错,都可以说出道道来。


据现在一些文章披露,1977年高考政审非常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备案。


考试时自己28岁,一个老婆三个孩子,专长只能是农活干得不错,还有木工技艺,都是不入流上不了表册的苦力标记。加上非贫下中农子弟,又有不安心农业生产,出门搞副业走资本主义的“案底”,大队公社的评语肯定也不怎么样。这种背景,让参加录取的学校几次拿起自己的档案又放下,顾虑到招录的条条框框,最终还是舍弃了。


自己高中一年级后期,文革开始荒废学业,差不多12年没接触课堂上的书本知识,相应的也就在农村田畴劳作了10多年。其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结婚生育,为人夫为人父,心里整日耽着柴米油盐过日子的大事,从回乡的那天起,就认定农民是自己一辈子的营生。对于突如其来的高考开禁,自己并没有像鲁豫访谈的,几位城里人那样激动雀跃。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把高考当作脱离苦难,走向辉煌的背水一战。更没有把高考看作是人生路上唯一的独木桥,挤不过去,也宁愿摔死在桥下。


对自己而言,更多的是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态走进考场,既没下什么功夫,更没有必胜的决心和把握。真能跳出农门,那当然最好,考不上也没什么,更不是什么世界末日。现实生活的严酷重压,木然的心早已失了幻想。更何况,根原本就在农村这片泥土中,从小早已习惯了乡下人卑微的生活,就当什么也未发生就是了。这应是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三届学生,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类似考生的一般心态。

 

紧随而来的1978年高考,全国统一出题,闭卷考试,文理科均考五科,每科100分,外语分只作参考。主要据成绩入读大学的考试,让广大学子看到了凭本事,自己解放自己的希望,极大地催生了全国的读书热潮。上次落榜还想翻身的考生,那些刚刚醒悟也想一试身手的学子,加上应届的学生,都在新的一年努力或懒慵地复习功课,以图鱼跃龙门,乘高考祥云扶摇直上。


因了1977年两次入围不成功的尝试,认定学校不可能招收像自己这等条件的学生,对招考事宜也就没放在心上,每天照常吃饭睡觉,出工劳动。


生产队四位高中毕业两三年的姑娘,整日叽叽喳喳的聚在一块温书,有时向我讨教问题,简单幼稚到让自己觉得,当她们的老师绰绰有余。村里人说,卜某人都不考,她们温习参考无非是借机逃避生产队劳动罢了。


在镇上中学民办任教的大哥总劝我,求官不着秀才在,真考不上也不损失什么,应该再试试。几个高中同学,有时赶集碰面也不时谈到,是不是要去考场碰碰运气的问题。


作为农民,自己过于务实,不掺乎没有把握的事。平日随遇而安,没有人生规划,无所谓理想,也不懂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看不透高考这惊险的一跃,如若成功,可能带来的难以计数的人生收益,更不敢想象抽走自己这根顶梁柱,家庭大厦该如何才不会崩塌。但恢复高考燃起的,心中渴求读书求出路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抱着最多再瞎折腾一次,或许出现奇迹的闪念和梦想,在犹豫纠结中决定报考。


自己在学时,数、理、化成绩都不错,如若不是文化革命,相信报考的应是理工类。而现在,离开课堂12年,高二高三的知识没掌握,备考时间又太少,只能报文科去拼功底了。但公开报名的时间已过,幸亏大哥利用学校渠道给自己补报了名,搭上了参考的末班车。


当时农村正是夏收夏种,俗称“双夏”的大忙季节。报名后白天劳动,晚上复习功课,真正放下驶牛的活计坐下来复习时,离七月的高考还只剩23天。其中又因叔公从印尼首次回国探亲,陪同祭祖、扫墓、探亲访友花去了3天,真正用功的时间为20个白天和30多个夜晚。


这是一辈中学习最为紧张的20天。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每科平均5天时间温习,语文照样只字未看。晚上主要用于自学高中阶段未读过的对数、三角、解析几何知识。每日,天亮后起床,老婆已出早工走了。为三个小孩侍弄好早饭,两个小的送托儿所,大女儿自己上幼儿园,喂饱猪鸡鸭和自己后,大约八点多钟开始温习,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中午照常小睡,一天埋头苦读十一二个小时。


和其他考生不同,那时自己没有订阅任何复习资料和提纲范围之类的东西,也没人点拨,只是把每章书先浏览,然后合上书再想想这章的主要内容,重点把握那几个问题,以理解的方式串读,没专门去背答案,也没有这个时间。数学花功夫最多,主要用在自学新课程上,把定理定义理解弄懂,没工夫做练习题。


这是一辈子学习效率最高的20天。考试组织答案时,脑子里总像过电影似的,出现读过的对应篇章,并勾联起记忆深处,不知何时储存的相关知识。到现在仍引为自豪的是,一辈子只解过一条数学对数题,就是在这次高考考场上做的,而且做对了。


又一次高考入围,填报志愿时,自己仅填写了当地的梅州师范专科学校一所院校,原意就是只要能跳出农村,把谷壳去掉变成吃米的身份就行了。县招生办专门派人到公社指导,退回了我的志愿,说这是最后录取的学校,你的分数很高,这样就浪费了前面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其它好学校的录取机会,要我重新填报。


当年招收文科学生的学校和专业不多,想想重点大学更不会招录自己这般年长的学生,心思都放在填好普通大学的身上,重点大学的五个志愿只是按地域远近填列。中大过后是武大,当时忽然记起早年邻村有人考入过人民大学,于是人大排在了第三位,接着是西南政法,把北大放在了最后一位。专业更是胡乱选择,交完表后也就记不得报的是什么玩艺儿了。


录取放榜前,我和四弟正在县城给大姐打家具,偶遇公社中学抽调到县招生办的古老师,得知自己的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已发下去了。我满脸愁绪,第一反应是家里以后日子如何过,一直不敢深究的现实难题摆在了眼前,连说考这么远怎么办,竟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在招生办,古老师让我看了考生成绩表,才发现所谓自己考了高分也不过才364分,是当年梅县两位考分上了360分的考生之一,排在现为梅江区的一位考生之后,每科平均分仅比上年多0.3分,水平够稳定的。


若按新的行政区划,这点分数竟然是现行梅县区的文科状元,可见当年广东成绩之差,促使人民大学把部分招生指标从广东抽调到了北京,这是进校后到广东招生的赵老师亲口对我说的。


古老师知道我家境况,理解我的心情,说北京的几所重点大学,优先挑选招录学生,中大等学校还未进场,你考少一点分就好了。第二天,路过县政府,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县府大门旁的红榜上。政府以喜讯形式,公布县里各有一名考生考入了清华、北大、人大,名字后面是录取学校及考生所在乡镇,心中又有了些许金榜题名的喜悦。


非常规时期考上大学,自嘲自己是邓小平从垃圾桶里捡起的废物再造。当时13届的考生同场竞争,残酷程度可想而知,自己能脱颖而出,成功里面也包含了不少偶然。


由于备考时间短,考生原有的基础更显得格外重要,和在文革中度过小学中学的年轻人同台竞争,我们相对扎实的功底就凸显优势了。考分高低除智力因素外,非智力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这次录取主要按成绩取舍,而熟知的一些当年读书不错的同学,因了各种原因没有参考,角逐的高手相对也就少了,便宜了我们这些上位的幸运儿。


那些没有赶考的同学,一些已在体制内有了一份稳定工作,或为老师干部,或是工人职员,少了参考的冲动。更多的人在农村,离开书本太久,怕生疏的知识难以捡拾,其中许多人早已婚嫁生育,是家里的顶梁柱,不敢再提踏进学堂的事。而一些原本欲望萌动的同学,少了点断然,犹豫彷徨中机会就溜过去了。


偶然里面也包含了必然,自己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排在前几名,如若高考没有中断,并按成绩录取,上大学就是十年前的事了。


恢复高考,成为国家得以重新复兴走向繁盛的拐点,同时改变了77、78级考生的人生轨迹,自己最终没有错失时代和命运的转机,成为了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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