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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兵团岁月:人生的第一次穿越

栾英杰 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栾英杰,北京月坛中学学生,1969年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团十连,1970年调师部警通连,1974年师部民兵营文书,1978年回京。曾任《北京工人报》总编室主任,北京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


原题

我的兵团岁月


作者:栾英杰


人生的第一次穿越


天已经擦黑了,离连队还有三十多里的 路。为了能尽快一点儿赶回去,老乡们决定带我们抄近道。近道,就可以近出一半的路程了,可是,抄近道,就必须得穿过一片沼泽地。


作者(后排中)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对于这片沼泽地,我是不陌生的。记得刚到这里一个星期左右,我就跟着一帮哈尔滨的知青到这片沼泽地里打猎去了。沼泽地在我们宿舍的后面二里地开外,我们二十多人,拿着一支“七九”步枪,一发子弹,舞舞咋咋地向着沼泽地进发了。我们是去打大雁的,但是,还没走到沼泽地边儿上,就有放哨的大雁报警了,“钢钢”几声叫唤,只听得“呼啦啦”一声,飞起一群大雁来。


紧接着,一群、又是一群,数不清的大雁、野鸭和说不出名的飞禽从沼泽地里腾空而起,在沼泽地的上空盘桓,密密麻麻的,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我们原来是打算在趴在地面上瞄准射击的,此时没了目标,都慌神儿了,冲着那个拿枪的人一通乱喊:“快打、快打!”那家伙把枪冲天上一举,慌慌张张地放了一枪。“砰!”随着一声枪响,空中有一个黑影翻着跟头栽了下来。没想到,还真打中了一只,因为飞禽实在太密集了。


“扑通!”沼泽地里溅起一团水花。“嗷—”我们一声嚎叫,向着沼泽地里跑去。



沼泽地里的水不深,看上去连腰都没不了,但水有点儿混浊,水的颜色是墨绿色的,水底有些藻类。沼泽地的面积不知有多大,伸展到远处,与凸起的丘陵连接在一起。哈尔滨的知青比我们早来两年,显然已经熟悉沼泽地了,他们成一路纵队,向着大雁掉下来的地方奔去。一个长着小黑胡子的哈尔滨知青回头照应着我,对我说:“跟着我,踩塔头墩子,要不就得掉下去!”我跟在他的后面,一边跑、一边小心翼翼地朝脚底下看,只见塔头墩子就是从沼泽地里长出来的土墩,土墩上面又密密麻麻地长着许多又高又长的草。我们踩着塔头墩子,飞快地把大雁捡了回来,回到宿舍,立刻把大雁侉炖,二十几个人,狼吞虎咽地把一只大雁给吃光了。


从那天起,我就感觉到了沼泽地的神奇魅力。不错,沼泽地是可以吞噬生命,你如果不认识它,就寸步难行;但是,你若是认识了它,在上面照样可以如履平地。因此,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沼泽地有多么可怕。 


当那天晚上我跟着老乡们再次走到沼泽地边上的时候,以前建立起来的信心不禁动摇了。这片沼泽地,与我们宿舍后面的沼泽地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七拐八拐地绕到了这里。记得后来我还查过地图,这片沼泽地更确切地说是东西纵贯黑龙江全省的。第一次去打大雁,我们只往里面跑了二三百米就回来了,深处的情况并没有看到,这回的情况不同了,我们要从沼泽地横穿过去。而且这次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就是老乡们没有料到这几天秋水暴涨,沼泽地的水面变宽了。再退回去走原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耽误不起,老乡们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大家往前走。


那天的穿越太艰难了!我们在塔头墩子上跳跃前行。割了一天的黄豆,本来就累得腰酸腿疼的,现在简直是尽最后一点气力了。老乡们有点儿不好意思,都默默地不吱声。我们也不好埋怨他们,因为老乡又没有诸葛孔明的本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再说,老乡们本来是好心嘛。



穿越到一半的时候,前面传来一阵阵的惊叫声。行进的速度也放慢了。天色在慢慢地暗下来。走在后面的人忍不住大声催促前边的人:“干哈哪?快点儿!”前边的人一个个地往回传话,“前边两个塔头墩子离得太远,跳不过去,有几个人掉到水里去啦!”紧张的情绪立刻在队伍中蔓延开来。


东北的秋天已经很冷了,何况太阳已经落山。北风呼号着从空旷的远方直扑过来,裹挟着沼泽地里的凉气,“呜—呜!”地吹得人浑身打颤。就在这时,在呼号的北风中,又飘来一阵又一阵女人的哭声,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而且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在这空旷的沼泽地里,哪来的女人哭声呢?再一细听,那哭声又时近时远、时有时无。我们一百多号人,是成纵队行进的,我前后几个人都是知青,谁都不明白这哭声是怎么回事?大家不时地往沼泽地里张望,然后面面相觑,一个个毛骨悚然。


终于,我走到了那个“拥堵”的地方。我心里不由暗暗吃了一惊。同时后悔刚才不应该催促前面的人,尤其不应该催促前边的女知青,因为眼前的两个塔头墩子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而脚下的水也看不出来有多深。假如在平地,还可以助跑,但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原地起跳。如果想绕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身后是无数塔头墩子星星点点地连接在一起,我们对岸的情况也是同样,但是,一条弯弯曲曲而来的小溪把两大片塔头墩子给分割开了。小溪一眼望不到头,目力所及之处,只有这里才是最窄的地方。“难怪速度慢了下来”。我心里暗想。


“那是谁呀?快点儿!”后面的人开始催促我了。


记得下乡前,我曾看过一本书,书中描写的是小兴安岭一带沼泽地里的情景。书中写道,狼群追逐几只鹿,鹿无路可逃之后,便奔向沼泽地,狼群不知其中奥妙,稀里糊涂地跟在后面追赶。忽然,狼群中传来几声哀号,原来,狼群中了鹿的圈套,陷进沼泽地里去了。据那本书中讲,鹿认识一种红色的荆条,便踏着那种荆条飞奔,而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上了鹿的当。此时,我真的怀疑这位作者是否到过沼泽地?因为在东北的沼泽地里,并没有什么红色的荆条。所谓的红色荆条,不过是柳树棵子,属于灌木丛一类,生长在林带两侧或者沼泽地的边缘,是编筐编篓的材料。假如那位作者到过沼泽地,是绝不会让他笔下的鹿踏着荆条飞奔的。况且狼是绝顶聪明的动物,也绝不至于上鹿的当,陷进沼泽地里去。


后面的人一再催促我,不得不跳了。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从心底闪现出一种念头,是一种求生的欲望!随即它又变成了一种本能的冲动!与求生欲望同时闪现出来的还有一种念头,那种念头就是自信。我从小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等体育活动,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小时候,我家住在商业部的门口,每天,我和小伙伴们都要几进几出商业部,打篮球、乒乓球或者捡烟盒。看传达室的老头儿有时候不让不让进,我们就爬树,从房顶上过去。那棵树的树干与传达室的外墙约一米之距,我们爬的时候,背靠在墙上,用两腿支撑着树干,连蹬带蹭地上到房顶。运动加淘气,久而久之,我的弹跳和爆发力都相当好。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如今在这个节骨眼儿派上了用场。


水面最起码也得有两米多宽,脚下的塔头墩子因为不断受力,已经不稳了,晃来晃去的!那也得跳啊!我右手拿着镰刀,把腰一弓,然后“嗖”地起跳了。“唿—”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在飞行!我的左脚尖还真地踩在了对面的塔头墩子上!紧跟在我后面的是一个一米八几的男同学,身高腿长的,我以为他跳过来是轻而易举的。不料,只听背后“扑通’一声,我回头一看,他居然没跳过来,掉水里了。水大约到他的胸部,后面的一名知青赶紧伸手把他拽了上来。水太凉了,上来后,他连打了好几个大喷嚏。



过了这道险关,前面的路就好走多了,塔头墩子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地连接在一起,可以放心大胆地甩开大步前行了。半夜时分,我们终于远远地望见了自己连队微弱的灯光。那天,我们是去五十团十四连搞支援的。疲惫的队伍终于放缓了脚步。而此时,我们也才有闲心去解路上那道哑谜了,我问一位老乡:“刚才路上有一个女人在哭,好像是在哭死人,但又看不见人影儿,我们都吓得要死!”老乡告诉我们:“我听见了,那是狐狸在叫唤。”


那次穿越沼泽地的经历,我至今难忘,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人生历险,我当时只有16岁。那天,我有两个意外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用实践的知识更正了书本上的知识,明白了那个鹿与红色荆条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天真烂漫的善意的想象。第二个收获则来得更加宝贵:在穿越沼泽地的同时,也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穿越。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路上沟沟坎坎的哪能没有艰难险阻呢?但是,在艰难险阻面前,有时候只要鼓足勇气一跃,就会步入新的坦途,从而把艰难险阻甩在身后。


那一丛火红的大烟花


从那家火锅店出来,我肚子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先是胃部,继而是整个腹部,异常的舒服,麻苏苏地像是处于知觉与半知觉的状态。



中午在那里吃的火锅,下午四五点钟了,这种异样的感觉仍然没有消失。太奇怪了,吃过多少回火锅,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琢磨来琢磨去,我决定给那家火锅店打电话问问究竟。还挺凑巧,正好是接待我们的那个服务员接电话。我向她询问中午的火锅里都有什么底料?她问我:“问这个干嘛?”我告诉她感觉不对,她说:“不清楚。”就匆忙地把电话挂了。次日再去那家火锅店,打听那位服务员,经理从后面出来了,告诉我那位服务员昨晚辞职走人了。


我心里讲话,这事还真寸,我不过打了个电话,这位服务员就辞职走人了,看来其中还真有点儿奥妙。我问经理:“你们的火锅都有什么底料啊?”经理故作镇静,说:“老哥,重庆火锅,底料就是麻椒、花椒、泡姜、泡椒那套,还能有啥子嘛?”看来,我昨天打电话的事他已经知道了,甭想再跟他打听什么,他已经有所防范了。


然而,秘密还是被我发现了。几天后,我们又去这个店吃火锅,我是有备而来的,还真的从锅底捞出两块大烟葫芦来。虽然是两块碎片吧,而且经过了水煮,但我仍然认得它,因为大烟葫芦对于我来说,简直太熟悉不过了。


日历还得翻回我在兵团的时候。我喜欢打篮球,在球队打右前的位置,因为投篮具百步穿杨之功,故而场场比赛都得从头打到尾,或者说,若是没有我,球队的胜算至少得锐减百分之五十。一天,乳粉厂的球队来了,找我们报一箭之仇,因为上次在他们主场,他们大比分输给我们,觉得特没面子。


记得那是一天的傍晚,我刚收工回来,连口气都没顾得上喘就换服装,准备去篮球场一显身手。熟知就在此时,我的肚子一阵剧痛,痛的是那么突然、那么猛烈,如同刀搅一般!豆大的汗珠雨水一样顺着我的额头流淌下来,我的上下牙床子开始打架,嘴唇也开始不住地哆嗦,我站立不住,双手抱着肚子,“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我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围着我不知如何是好。一位老乡近前看了看我,说:“等等,我有办法!”说完,出门向自己家跑去。没三两分钟的功夫,他回来了,左手拿着一个大烟葫芦,右手拿着一盒火柴。他抓起一张报纸卷成筒状,把大烟葫芦用手碾碎了倒进纸筒里,然后点燃火柴,把报纸和大烟葫芦一起燃烧。


看看烧得差不多了,他抓起我的搪瓷缸子,舀了半缸子凉水,“哗”地一声,把报纸灰和大烟葫芦灰倒了进去,招呼我说:“来,把他喝喽!”我浑身上下一点丁儿点气力都没有,我的几个同学扶着我坐在地上,掰着我的嘴往里灌。我的一个同学对老乡的办法有点儿怀疑,说那老乡:“本来就肚子疼,你还让他喝凉水?而且连灰都喝了也埋汰呀!”老乡说:“喝的就是这个灰嘛!”不由分说,把半缸子凉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全都灌到了我肚子里。


奇迹立刻发生了,水刚一进肚里,我“腾”地一下子就从地上弹起来了,刚才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打球!我双手分开众人,“蹬蹬蹬”地向球场冲去。只听大家在后面喊:“这小子,又他妈活啦!” 我跑到场边,一边冲着裁判打手势,一边大叫:“换人、换人!”场上的人看见我来了,都惊得目瞪口呆的,说这小子刚才还跟要死似的,现在怎么活蹦乱跳的啦!



大烟葫芦的神奇作用征服了我。后来,我特地向那位老乡要了几枚大烟葫芦,把它们掰开了揉碎了仔细查看,发现大烟葫芦的里面有几百粒细小的种子,每粒种子的比芝麻还要小,还要轻,颜色则是铅灰色的。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大烟葫芦是罂粟的果实。因为形状是圆的,很像葫芦,所以老乡们称它大烟葫芦,而大烟葫芦顶上所开的花也就自然而然地叫大烟花了。


转过年来,到了开花的季节,我又几次到那位老乡家去欣赏大烟花。大烟花通常是一株一花,也是毫无例外地按照植物的“三段式”规律生长,嫩绿嫩绿的枝叶,火红火红的花朵,在阳光下十分的艳丽和惹人喜爱。在火红火红的色彩中,还点缀着几片艳粉色,火红色与艳粉色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独具一格的主色调。


有一次,那位老乡拽住一个烟葫芦,用指甲在表皮上划了一个口子,立刻从口子里流淌出几滴乳白色的像奶汁一样的液体,老乡对我说:“这个汁就可以提炼鸦片,也就是大烟了。”老乡介绍说,盛花期过后,大烟花逐渐萎缩、凋谢,下面的大烟葫芦和绿叶也开始由绿变黄,最后枯干,此时,他们就把大烟葫芦割下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了。


当地俗称:大烟花 学名:罂粟


以后,我经常琢磨,老乡们为什么非要在自家庭院里种植大烟花呢?种别的花卉不行吗?后来,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是药用,大烟花的药用价值其它任何花卉皆无法替代;二是审美,这一点或许仅仅存在于老乡们的潜意识当中,或许稍有意识而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试想,黑龙江一年当中有五六个月的时间都是白雪皑皑的冬季,老乡们除了白色的雪原、黑色的土坯墙,其它的色彩几乎看不到,对黑、白两种颜色已经看得腻腻的,换一句文点儿的词就是审美疲劳了。


到了春耕季节,可以打开冰封整个一个冬天的窗户了,此时,窗前种上一丛大烟花,让它火红火红的怒放!该有多么的喜人、多么的赏心悦目。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嫩绿嫩绿的枝叶,火红火红的花朵,正好与东北人的审美取向相吻合。那个年代,东北的小伙子们,穿着是清一色的黑,人称:“精不精,一身青”,而大姑娘小媳妇们穿的戴的、铺的盖的,除了大红大绿、大粉大绿几乎没有别的,号称“红配绿,贼神气”呢。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居然再次看到了大烟葫芦,而且是在北京街头的饭馆里。感慨之余,我想起一则故事来:惠与跖是兄弟,惠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君子,跖则是有名的江洋大盗,一天,邻居送给他们一包软糖,“惠见饴而曰:‘可以养老。’”就是拿回家孝敬父母。“跖见饴而曰:‘可以粘牡。’”就是可以用它去粘别人家的门栓。此“见同物而用之异也”。我下乡的那个年代,老乡们收获几颗大烟葫芦,目的无非是自救甚或救人。当今则大不相同了,简简单单的同样的一个大烟葫芦,居然变成无良商家图财害命、敛取不义之财的法宝了。


我琢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惠那样的君子少了,跖那类的强盗多了呢。


我的动物朋友——奶牛“大8号”



奶牛大8号是我的好朋友。其实称它奶牛是不确切的,它并不产奶。 


大8号的老家在荷兰,六十年代初期,它与59 名同伴一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黑龙江省嫩江县九三农场良种二队安家落户。我和大8号就是在那里相识的。1969年9月,我下乡到九三农场,只是此时的九三农场已经更名, 称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良种二队编为五十团二连。认识大8号就是那一年的冬天。


刚到农村,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事也都想动手试一试、摸一摸。马号里圈着一群马,每天一清早儿,由一个叫秦老大的老职工赶出去放牧,这个活儿,我看着最眼馋。冬闲季节,我们知青也没有什么活儿好干,我就私下里和秦老大商量,每天由我替他放马,头吃中午饭以前把马赶回马号,我们俩再交接。黑龙江的冬天多冷啊,谁不乐意躺在热炕头上睡懒觉呢,秦老大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放马肯定不会徒步,要骑马。没想到,秦老大挺痛快,但他的坐骑不痛快,欺生:只要我一骑到它背上,它就尥蹦儿,变着法儿把我从它背上摔下来,如果看摔不下我来,它就施展它最绝的一招——转身往马号里面跑,用门框把我撞下来。这匹坐“坐骑”我无论如何也驯服不了,脑袋还被它的这一损招撞出过大包。没辙了,我就去骑其它的马。又没想到,这群马就好像互相商量好了似的,那个都不愿意让我骑,而且各自还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假装“马失前蹄”;有的先假装乖巧,驮着我跑一段,等跑到树林子边上的时候,再猛地向林子里冲去,在林子里用树干刮我的双腿,这时,我不跳下来根本不行。


这些,我倒也没怎么害怕,我就不信,我驯不出一匹马来。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彻底打消了骑马的念头:有一天,一匹马让我骑了大半天,我心里还挺高兴,路过有人的地方,我趾高气扬的,一边骑还一边盘算着回宿舍如何向其他知青述说今天的一切。回到马号,那马一头向水井冲去。我以为它急着去喝水呢,驮了我大半天,当然又累又渴。谁知那匹马竟憋着一个坏屁,它飞奔到井边,突然来了个急煞车:前腿猛地一收、身子猛地一横,“唰——”用惯性把我扔了出去。它竟然想把我扔到井里!幸而井口边儿有一根拴马桩,我双手往拴马桩上一勺,整个身子在空中来了个“双臂大回环”,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马是骑不成了。可怎么放牧呢?此时,秦老大出面了,他给我介绍了一头牛,这就是我的动物朋友奶牛大8号。秦老大对我说:“你可以骑这头牛放马。 ”我说:“拉倒吧你!马跑得多快,牛怎么能追上马呀?”见我不信,秦老大到圈里把大8号牵了出来,对我说:“俺骑着跑一圈儿,你瞅瞅。”说罢双手一按牛背, 蹿到了牛脊梁上,扯着嗓门儿吆喝一声:“驾!”听到指令,大8号翻蹄亮掌,向远方奔去, 速度果然与马不相上下。不一会儿,秦老大回来了,老远就喊:“咋样儿?”我还能说什么呢,虽然有点跌份吧,但总算有个坐骑,不然这两条腿的整天跟着四条腿的跑,还不得累死。


秦老大向我介绍了大8号的底细。原来,大8号加入我国国籍后,由于水土不服,生了一场病,好了以后,就再也不产奶了。这样,它就不再享受奶牛的待遇,离开它的59名同胞,和黄牛及马群圈在了一起。连队有马车、牛车,但驾辕、拉套的牲口都是固定的,大8号来了属于编外人员,没有活儿干,因此, 秦老大放马的时候经常把它一起撵出去。秦老大逐渐发现,大8号挺通人性的,经常主动和他接近, 以后他看马跑累了的时候,就把大8号叫过来骑一会儿。黑龙江是高寒地区, 牲口不能出汗太多,否则容易受病。


大8号在奶牛里面的编号是8号,它的后鞧上烫着一个大大的“8”字。我第一次骑大8号是秦老大给托上去的,大8号又高又壮的,脊高在1.65米左右,比我少说也得高出5厘米,这也是我之所以称它为大8号的原因。


以后,我每天骑着大8号放马了。 确切一点说,其实并不是“骑”,而是“坐”在大8号的身上。农村人一般都知道,骑马骑脊梁,骑牛骑屁股,因为牛脊不同于马脊,牛脊比较高,骑起来硌屁股,而牛的屁股则板儿平板儿平的,坐在上面又舒服又稳当,只是两腿不能耷拉下来,因为牛屁股太宽了,脸朝前坐着的时候,腿只能向前边半伸着。大8号搂开四蹄飞奔的时候, 我就向前府身,用手抓住它脊背上的鬃毛。为抵御严寒,大8 号的鬃毛长得有一揸多长。


大8号的样子很漂亮;衣服雪白雪白的, 上面不规则地印着几片黑色的图案,它的这个外貌特征,就是著名的荷兰高产奶牛“黑白花”名称的来历。它的头上戴着两个犄角,灰白两色相间,雪亮雪亮的;大眼睛,双眼皮儿,黑黑的双眸上边闪动着长长的睫毛。骑着它跑了几天,我倒觉得挺自豪的了,放马这活儿,也就越干越起劲儿。



大8号不仅漂亮,而且聪明,“嘟、驾、喔、吁”一吆喝, 它全都明白,而且有时候不用喊,想往哪个方向走,用手在它背上拍两下,它就清楚了。它知道怎么配合我干活儿,马群跑散了,它玩命追,用犄角顶,用肩胛撞,把马往一块圈。有时候,我把马群赶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自己找个地方歇着,大8 号就会自动把我的职责承担过去,站在地势较高的土坡上看护马群,发现那匹马离群了,它就“哞哞”地叫着,跑过去把马圈回来。有时候我觉得它简直不是牛,而是一只得力的牧羊犬。


记得有一天,大8号曾经深深地感动了我。那天特别暖和, 天上一丝风也没有,阳光照在身上热烘烘的,我跑得累了,就从大8号背上下来,靠在一个草垛上睡着了。要知道,在高寒地区不论体感温度如何,只要在野外睡觉就意味着危险,肯定要生病甚至冻死。我的一个同学就有这样的经历,一天下午,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儿,那天也是光照特别好,天上也是没有一丝的风,休息的时候,他靠在粮垛上睡着了。老乡们看见了,说“赶紧叫醒他,时间长了就出事了!”其实他也就睡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收工回去没多会儿,他就发高烧了。


我那天睡觉,幸亏有大8号在身边,否则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睡了一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身上“呲拉呲拉”地响个不停。我睁开眼睛一看,大8号正在用舌头舔我的衣服。它分明是在叫我嘛!而且它是卧在地上,用自己庞大的身躯守护着我呢。


我和大8号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无论出去干什么,都要骑着它。 我们连队离师部、也就是从前的九三镇不到二里地,电影院、供销社、小饭馆、邮电局都在那里,我去看电影、买东西都骑着大8号,可以说已经成了当地的一景。



那时,看电影是头号娱乐项目,每逢放电影的日子,师部就要云集知青四五百人,都是从四面八方几十里之内赶来的。记得我头一次骑着大8号去看电影时, 曾被众知青大大地哄笑了一番,说哪来的这么个独行大侠,跟堂吉诃德似的?但以后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没人再笑话了,而且知青们也都知道了,师部附近有一头牛挺神的,因为我每次看电影时,大8 号都在外边等我,我也用不着拴它,它站在电影院门口一动都不带动的,等散场后我出来再驮我回去。去商店买东西、去邮局发信,都是这样,它安安静静地在门口静候我出来。


这样乖巧的牛,谁不想结识它呢。很多知青都喜欢上大8号了。每天一早, 就会有十来个知青来找大8号,给它喂水、上草料,抚摸它、骑它,大8号则“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不停地用头蹭蹭这个、蹭蹭那个,或者用舌头舔。大8 号挺能揣摩人的心理,它舔人,从来不舔手和脸,而只舔衣服的袖子和前襟,它明白,舌头上有涎水,可能会招人讨厌。我们经常三个人一起骑到大8号的背上,大8号是不把这三百多斤当回事的,我们一骑上去,它就驮着我们痛痛快快地跑一圈儿。


星期天是不出工的,知青们没事干,就骑大8号“远征”,去沼泽地。 黑龙江有一条纵贯东西的大沼泽地,经过我们那里,沼泽地里有狼出没,但是,和大8号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怕。大8号和我们知青也越来越亲近了,并且主动接近我们,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大8号好象能掐会算,知道时间,每到星期天,它都来找我们玩儿,早晨起来,推开宿舍门,准会看见大8号正站在外边等着我们呢。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我正在宿舍里和其他知青打扑克。忽然,一个叫小毛的北京知青慌慌张张地从外边跑进来,边跑边喊:“栾!不好了,冰棍儿要杀大8号啦!”“冰棍儿”是我们连副指导员的外号, 因为他的脸整天冷冰冰的没有一丝笑模样。我们一听,立刻炸了窝了,“什么?敢他妈的杀大8号?”“妈的,屁眼拔罐子——嘬死(屎)!”七嘴八舌地骂起来。然后把手工里的扑克牌一摔,一窝蜂似的向马号奔去。平时杀牛宰马都在马号。 


此时的马号,成了屠宰场,已经杀了好几头奶牛了,几个老职工正拿着刀子,蹲在地上剥牛皮,他们的脚下和四周满布着牛血,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还有好多头奶牛正排着队等候屠宰,第一个就是大8号。


杀牛的场面是非常惨烈的。牛给人下跪,哀叫着向人乞怜,一头牛被杀,其它的牛围在附近一起向着人哀号,乞求人对它的同伴手下留情。一头牛被杀后,连续几天内,牛群都要在它被杀的地方围成一圈儿,舔着地上的血迹嚎叫。有一次我们连队杀牛,牛皮老乡要留用,因怕皮收缩,剥完皮后把皮钉在了墙上。接连好几天,牛群不顾吃不顾喝,聚集在那堵墙下,轮流舔着那张血迹斑斑的皮“哞哞”地嚎哭,那情景真的是令人动容。


“冰棍”正要对大8号动手。他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宰牛刀,一手去拽大8号的缰绳。大8号“扑通”一声跪下了,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双颊滚落到地面上。 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这帮知青赶到了。“冰棍,不许杀大8号!”我一声断喝。 其他知青也冲着冰棍喊起来:“你他妈的敢杀大8号,我们抽你!”“冰棍儿,你他妈的活腻味啦!”面对横眉立目的知青们, “冰棍”胆怯了,他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我为啥呀?还不是为了给你们滋(知)青呲右(吃肉)。”我们说:“不行!我们不吃饭也不能吃大8号的肉!”冰棍赶紧乘机下台阶, 说:“那好,你们不呲,我还不杀了嗫(呢)。”大8号就这么被我们救了下来, 躲过了一劫。


那么,大8号与它的荷兰同胞们为什么会面临如此劫难呢?原来,前不久我们营新调来一位教导员,部队现役干部。听说我们连队有荷兰奶牛,我们知青每天早晨都喝牛奶,他大为震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开展这么多年了,这里怎么还有阵地没占领?还有资本主义的尾巴?”说得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又一语道破天机,指点道:“这还不明白。荷兰是老牌帝国主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在养荷兰的牛,喝荷兰奶牛的奶,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又是什么!”


当时,连一级的干部都是以前农场的人,他们向教导员解释,说:“这批荷兰奶牛是前些年农业部从荷兰引进的,每头牛的日产奶量在90公斤左右,因为咱们这里条件比较好,所以引进之后,分出60头放在了咱们连。”教导员哪里听得进去呢,说:“你们不说还好,一说我更明白了,那是‘文革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犯的错误,是崇洋媚外!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头也不能留!”于是,大8号的那59 位荷兰同胞就都被“割了尾巴”——杀了吃肉了。大8号因为有我们这些知青的保护, 才幸存了下来。 


要说一报还一报呢。就在那年的冬天,大8号也救了我一命。有一天, 我到师部供销社买了几个冻梨,回来时一路走一路吃,竟然把几个冻梨吃光了。回宿舍不一会儿,我开始肚子疼,并且上汆下泄,继而胃部痉挛,痛得我倒在地上缩成一团,一直折腾到半夜,也丝毫不见好转。这时,已临近春节,知青们大都回城探亲去了,我这个宿舍只剩下我、小毛和一个叫张加福的北京知青。


他俩看我快顶不住了,就赶紧去马号套车。套回车来,俩人往外抬我,一边抬一边对我说:“套的是大8号。”其实套牛还是套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能拉车就行了。然而, 听说套的是大8号,我真的从心底里感到宽慰。大8号好像知道我情况不妙, 拉着我们飞快地向医院跑去。到医院后,两个知青一直忙着守护我,而大8号则在冰雪地里一直站到天亮。 



1974年年末,我应征入伍。出发的那天上午,我们几十名新兵在师部集合,然后分乘几辆卡车去双山火车站。上卡车后,我情不自禁地回头向生活了5年的连队方向张望,想不到的是,我居然看到了大8号,它正驾着车往师部这边来。


我当兵的前一年,已经借调到师部民兵营,但是关系还在连队,我应征之后,回连队住了两天,办理关系和收拾自己的东西往家里托运等。那两天,我还向同学打听过大8号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大8号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每天拉着一驾车去师部,往那个小菜店送菜,由本地的那个聋子赶着。


在就要离开东北的最后一刻看见大8号, 我觉得很亲切,也很难舍。我是1969年9月到黑龙江的,到1974年底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这期间,知青们相互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像刚下乡时那么抱团儿了,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体味了“人情冷暖”。


比如与我同宿舍的一个知青,曾因染上肝炎住院半年多,我经常去医院看他,有时候他打吊瓶不方便上厕所,我就拿尿壶帮他接尿。但是,我离开东北时,他连送我都没送,甚至连炕头都没下,我临出门时和他打招呼,说:“某某,我走了,再见!”他正在下棋,只侧了一下头,说:“哦,不送了。”所以,此时此刻见到我的动物朋友大8号, 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那一瞬间,我的心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喊聋子,让他停一下车,因为从连队到师部就一条路,牛车必须从我们的卡车旁边经过,我想下车抱一下大8号,但聋子又听不见。我也有顾虑,当着这么多一块入伍的新兵,我下车去跟一头牛打招呼,岂不让人笑话?于是,到了嗓子眼的话又被我咽了回去。此时,大8号离我越来越近了,看着它熟悉的身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它庆幸:虽说没有了知青的保护,但是,因为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从前的那种厄运就很难再临到大8号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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