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童润棣：那个口水四溅专唱高调的指导员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童润棣，1954年出生于南京，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初中，1970年参加工作，7年间干过机械操作（刨）工、装配钳工，后调入科室，从事统计、设备管理和生产。1984年通过坚持5年业余学习日语，经社会招聘，调离原工厂从事专业日语翻译工作，直至退休，期间于1989年～1991年被特聘去香港某公司，专司对日贸易工作。
原题
“这不是跟共产党算账吗？”
作者 | 童润棣
列位看官，见到这个标题千万不要被吓到。我这也不是标题党，要讲的是我年轻时一段真实的经历。
当年，我在城南的一个小工厂里当工人。那时，我们厂里的结构不以车间来划分，而相当于车间的级别称之为“连”，负责人被叫作“连长”，连长负责安排生产；另外还有一个专管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员”，搞得像部队一样，但指导员比连长大，因为“政治挂帅”“政治指导一切”嘛！
其实，指导员在一个小工厂的日常工作中，没什么事可干。无非是在全连员工开会时，指导员会口沫四溅地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加上一些爊不烂煮不熟的话。会后，那些老师傅私下里打趣一般地胡嚼蛆，有的说“指导员的话，东耳进西耳出就行了”；有的则说“我连进都不进，让它直接从后脑壳外头就走掉了。”
到了文革后期，政治态势已不那么如火如荼，整天喊口号的热度也有所降温。编制称呼已改成了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工厂里“革命加拼命”、“活着干，死了算”表忠心之类的壮志不再那么凌云。每周六天每天八个小时之外的超时工作，虽然还不能以加班费计付酬劳，但可以按时间计算成调休。
作者年轻时旧照
某一日，在全连的例会上，指导员说完他的国际国内大好形势后，突然正言厉色地说：“有的同志注意了，有件事昨天我听了很生气！一个老师傅加了一点班，就跑到我们这里来，要开补休条，这是干什么嘛！这不是跟共产党算账吗？太不像话了！啊（此时他用的是第二声，显出咄咄逼人的腔调）！”指导员此话一出，震动不小。“跟共产党算账”——谁敢承担这样的罪名？
虽说文革后期政治氛围不再轰轰烈烈，但工厂里还要定期出黑板报宣传栏。由于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小工厂没什么能人，厂部大门口黑板报栏的写写画画就当仁不让地由我负责，带上一二人每月两次定期组稿、抄写、插图、美化，搞得还算像模像样。
厂部是厂部的黑板报专栏，各车间也有一个用三角木架支起来的黑板，用于紧跟形势做相应的宣传。
定期给厂部搞黑板报的日子，都是脱产进行的。而某一日，指导员要我下班后连晚把车间的黑板报完成了再回家。我说：“不行。下班了不回家，会让父母担心的（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无法即时告知父母）。”无意中把指导员搞恼了。
次日，指导员在车间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他说：“一个小青年，觉得自己能写写画画，就了不起啦。骄傲什么呢？忘记了这不都是党培养的吗？啊（又是第二声）！”为此，我纠结了一阵后，主动找到指导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我：“指导员，我们来算一笔账，好吗？”
他：“好，你学吧（他有浓重的外地口音，把“说”说成了“学”）。”
我：“你比我大很多岁，对不？”
他：“我比你大一辈人呢。”如果可以表示尊敬一点的话，称他为父辈是没有问题的。
我：“解放前你参加地下党了吗？”
他：“莫有（没有）。”
我：“也就是说，你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应该只能从新中国成立那天算起，对不？”
他：“是地。”
我：“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满打满算从一生下来就得到了党的培养，对不？”
他：“唔……这个……”他有点语塞了。
我：“我是解放后第五年出生的，这样算来，你接受党的教育要比我多五年。你能问问自己吗？党对你比我多五年的培养，怎么就不能写写画画的呢？”
他无言以对，脸上明显露出了落败后的表情。
后排右二为笔者（作为装配钳工，参与了身后重达32吨的重型设备的制造）
没过几天，我接到厂劳动部门的调令，把我从机械加工车间调去装配车间。后者比前者从表面上看要苦一点脏一点，但这是我心向往之的去处，因为机械厂装配钳工的技术含量高过刨工工种。任何时候，我很注意自我培养，总想着多学点什么来武装自己。
指导员把我叫去办公室谈心，一脸坏笑地问我：“你对这次调动有什么看法呢？”我说：“工作需要呗。”他反问道：“难道这里不需要吗？”我也不客气地说：“那边更需要吧！”他无话可说，他失算了。因为，他本想打击我一下的，可结果完全不是他想像的那样。
在新的岗位上，我除了努力工作、钻研技术外，照常做些写写画画的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是星期四，厂休的日子。那天下午当噩耗经电台电视台披露后，厂领导特派人傍晚找到我家，要我立即赶到厂里，挑灯在黑板报专用的一整面山墙上，用白色粉笔写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的黑体大字。
随着“四人帮”的被抓、被审讯、被送进秦城监狱，宣告了“文革”的彻底结束，十年洗劫过去了。一些老师傅和同事们听说我跟指导员算账后，为我“捏了把汗”的担心，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左为笔者（中日谈判工作间隙时留影）
外一篇
话说尴尬忆当年
作者 | 童润棣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秋天，名古屋以兄弟友好城市的名义，给南京市赠送30万册NHK（日本广播协会）的《初级日语》教材，并通过南京各大书店向市民免费派发，NHK还在一定的时间里配以汉语通过电台进行广播教学。
赠书那天，30万册教材被蜂拥而至的市民一抢而尽。我因上班而未能去领到教材，自己动手用残次品元器件组装的收音机也无法收听到NHK的广播教学。
在业余夜校里学习日语，要想提高听力和能够“上口”说出来，就成了一种奢望。1980年秋天，名古屋市来南京在朝天宫举办“日本家用电器展览会”。能有这样的展览会，对我等不想学“哑巴外语”的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提高听力和练习口语的绝好机会。
去展览会那天，遇到了与我有同样目的的夜校女同学。我们在一个展台前怯生生用日语向一名日本人搭讪说了声“你好”，对方友好地回以“你们好”的同时，给了我们一张名片。看着名片上“野尻正己”这个名字，我心里纳闷：“尻”这个字在古汉语里是“屁股”“臀部”的意思啊，日本人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来做姓氏呢？而且还是“野”的。我便问他“尻”这个字在日语里是怎样读的……未及对方回答，只觉身后有人在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那人低声说：“你们跟我来一下。”
去了展会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位工作人员。
这二人一脸严肃地对我们的姓名、单位等做了讯问笔录后，接下来问我们和日本人说了什么？
我们忙不迭解释说：“我们正在学日语，只是想练习练习听力和口语，刚和人家打了个招呼，还没说什么呢。就让你们捉来了。”
早已坐在房间里的一位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做，是会泄露国家机密的！”我说了：“那哪会呢？”他说：“你们知道什么是机密吗？南京有个晨光机器厂，这是对外的的名称，我们内部称它307厂，这个代号对外国人来说就是机密；还有，我们每人每月的粮油计划是多少（当时还按人发放粮票油票），大米多少钱一斤也是机密呢。”
我告诉他：“我既不当家，也不理财，只是把工资交给父母，他们管我有饭吃就是了，所以你说的大米多少钱一斤我也不知道的。”我还说：“我们初学日语，你说的这些机密，我们就是想和日本人讲还讲不来呢，因为词汇量不够呀！再说了，不是有咱中方的翻译在现场吗？你们可以问问他我们说了些什么啊！”
大概看我说的没什么大错，似乎还有点道理。二位“便衣”面面相觑，互相耳语一阵后，把我们给放了。“放”的条件是要我们立即离开展馆！我们悻悻然走出展馆，那女同学手抚着胸口说：“我都快要给吓死了”。
在日本工作时参观富士电视台留影
坚持业余学习5年后，赶上我国从日本引进家电生产先进技术的高潮，通过招聘考试，成就了我人生中重要的转折，从一家机械厂调去电子配件厂。当上了专职翻译的我，于1985年两次陪同代表团去日本进行研修访问和商务谈判，后又被特聘去香港一家公司从事对日贸易，多次往来于香港日本之间。在增长见识阅历、提高工作能力的同时，凭借着“一技之长”，让我这“文革”中的初中毕业生，跻身于先“富”一族，较早地奔上了小康之路。
弹指间40年过去了，如今我业已退休安享晚年。若干年前，曾偶遇当年那位被吓得不轻的女同学，得知她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早已当上了某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改革开放惠及于我们的改变——忆及那次难忘的尴尬经历，令我们不胜感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大步走向世界，世界也在刮目相看中国。搁在今天，外语学习爱好者还会遭遇那种令人不堪的尴尬吗？我想，一定是不会的！
作者近照
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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