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黑光：回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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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黑光：回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黑光新三届 2018-11-16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原题

我的1977

——回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作者：黑光

原载黑光的博客

一，引子

十六岁不到，我中学毕业，面临的选择是，“你别无选择”——你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动员，我们这届知青12个班600余人，除过部分留城待业，大多于次年春或夏奔赴了插队地点。

下乡当天，虽有锣鼓鞭炮送行，但由于相关方扯皮、疏忽，所在农场只为百十号人配备了3块床板。送孩子落户的父母纷纷涌入抢床板行列，哭声夹带骂声，现场一片混乱。家父家母却稳如泰山，拉我到一棵树下说，我们不抢。母亲甚至把浅浅的笑容递来，安慰说：“儿子，沉住气，天无绝人之路！”

那晚，公社开足了马力，用大锯锯开湿木，硬是赶在天亮前凑齐了床板。只是，木板太潮湿，以后的日子里，知青们必须天天日升晾晒床板，日落收回床板，才不至于委屈了被褥。

想起母亲临别时的坚强笑容，我备受鼓舞，常常安慰自己：“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电影台词）。”

多年后，我落户西安并做了父亲，母亲才实情告我：那天，她心很痛，回家后蒙头哭了半晚，哭肿了双眼，第二天都不敢见同事。

在农村，我看到了真实的中国：贫穷，闭塞，愚昧，落后。一个女人值800元钱，如果你讨她做老婆；或只须付十斤粮票，倘若跟她睡一觉。

那时候说谎不打草稿，个个敢喊“扎根农村一辈子”。我相信比我们要早的部分知青，喊“扎根农村”是真心的。但大多数人是被迫、无奈。

多的不说了。男知青要回城，多送猪头肉给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女知青要回城，陪侍公社书记就有希望。我也想回城，但什么都不考虑，只是抽空读书，主要是历史书——想知道中国5000年的历史歪歪斜斜，到底是怎么走下来的……

我还渴望爱，自由自在的爱，爱你的亲人、朋友和天下所有值得爱的人。

后来最高领袖逝世了。我总算松了口气，预感命运会因此发生些变化。再后来，十月剧变，四人帮倒台，一个月前的“松了口气”变成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我跑到渭河河堤大喊，“天亮了，天终于亮了”。

二，参加高考

天终于亮了。但荒唐还在继续。全国上下，那个时候还在继续“学大寨”，尤其所在农场，还学得特别有滋有味——公社领导每天逼迫知青必须早晨5点前起床，集体唱五首以上革命歌曲，唱完了空腹下地干活，干到9点再回农场吃早饭。倘若早晨晚起几分钟，会被扣工分、罚站——站立一旁听别人唱革命歌曲，并接受训斥（当时仍叫革命大批判）。

但天毕竟亮了。折腾一年后的1977年10月，突然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是从《人民日报》发出的，原来国家决定“恢复停顿十年的高考”，于是紧急打点行装，回城。感谢一个时代的转向，感谢国家当时做出的非常规决定，原本确定1978年夏季恢复的高考，因人才空虚、形势紧迫，被提前到了1977年冬季。

经过两个月的突击复习，当年的12月10日早晨，我骑自行车赶20里路进入了赵村中学考场。一场刚刚下过的雪为考生们送行，冬日黢黑的赶考路上，不时有自行车摔倒，乃至轮胎爆裂……

我心忐忑，只因“准考证”的年号被打错，明明是1977年，却错打成了1976年。当时只担心这个，怕因此进不了考场。幸好监考老师只是大致看看就准了。心里就往好处想：“呵呵，我原本去年就该入学的”。

当时高考，只考两天四门：数学、语文、政治、文综（理综）。

我选择文科。语文也考得最顺。考题是老师用粉笔一笔一划抄到黑板上的（不像后来是铅印卷），考题比较简单，老师抄写完毕，我也同时答完，完全同步。作文题目抄上去，《记一件难忘的事》。哇，更简单，几乎不暇思索，提起笔飞也似的涂鸦了两张。

停下一看，周围人还在做问答题呢，考试才进行了40分钟，我已经无事可干，懒洋洋打了个哈欠。身旁一侧，还有后面的考生都不由自主地瞧我的卷子，监考老师耸了我一眼。想想还是少惹事吧，于是交卷。

雪后初霁的蓝天异常高阔，我走出考场深深吸了一口气，甚觉甜爽，润口。走到茶摊老妪身边朝她憨笑了下，老妪疑惑：“这么快就出来了，考的怎样？”我说“还好，挺简单的。”顺势要了杯热茶，记得是5分钱一杯。坐下来，解开小布包，取出母亲临行前给备好的鸡蛋、咸菜和馍馍，便狼吞虎咽起来，完全不像是考生，倒像是如今饿极了的农民工。

老妪说：“看你没事似的，蛮坦荡，一定会考上的。”

呵呵，蓝天高阔，谢老妪吉言，会考上的——我信。

三、尾声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冬首次高考，有近600万应届和往届生参加，最终录取了27万多人。“万人挤独木桥”便滥觞于那时候。所在学校考生，大都铩羽而归，被录取的屈指可数；高七四届成绩最好，也只录取了2位。作为侥幸者之一，每每忆及当时，都要捎带自责：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当年勇”如不剪辑一二留给孩子，也是一种失责吧。于是，就这么想着，这么写下来。过程中，那些难忘的符号和场景就这样抢上了滩：

唯一被打错年号的准考证（其他人的准考证都明确无误打着1977，我是1976）；

第一个走出语文和文综考场的考生（数学和政治考试则是随大流，铃响交卷）；

憨笑着啃馍馍的农民工……

——这些记忆片段至今清晰如昨。以及在填报志愿之前，当决定报考文科，父亲拉下了铁青的脸，像法官面对罪犯。直至高考完和体检通知书下来前，父亲没再搭理我。当体检通知下来，尤其当农历大年三十那天，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到手，父亲是最为高兴的，他老人家走到街上腰杆笔直，笑不拢嘴——“你爸爸最得意了”——后来邻居、朋友都如是说。

（2012-7-5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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