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王梦庆：小学文化的青工考大学之路

王梦庆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梦庆，1953年生，河北阜平人，1970年参加工作，机床附件厂热处理工，车间副主任。1978年考入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冶金大专班。1982年毕业分配到阳泉市经委科技科，后任阳泉市经委调研室主任。主持设计的"山西省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分析系统"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曾被评为山西省技术开发先进个人、连续三届阳泉市突出贡献知识分子。1996以后任阳泉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市发改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教授级高工，全国信息界百名学术带头人，2013年退休。

原题

小学文化的青工考大学之路

难忘的改变我一生命运的

一九七八高考

作者 | 王梦庆

高考是一生永远难忘的经历，由于我是在参加工作八年后并且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参加的1978年的高考，其经历更是刻骨铭心。

终于断了当兵的念头

我出生于1953年，1966年小学毕业，进入阳泉一中。那是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忙的人参加武斗，闲的人养鱼逛街。那个时期全国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就是要当兵，尤其是男孩子认为人生之路除了当兵别无它路。

1970年我17岁，正好赶上招一批小兵，还是广州的空军。一中有8个名额，我和弟弟梦贺都在报名范围。我因为体检时听了一些人的说法，说阳泉的人鼻炎多，是地方病，体检前要点些鼻炎净，就往鼻子里点了“鼻炎净”强力收缩了鼻黏膜，被医生诊断为萎缩性鼻炎，体检不合格。我一听如五雷轰顶，一直缠磨接兵的军医要求复查，他给我复查了一次，但没说结果，最后弟弟梦贺参军走了，我没走成。真正的原因是全校一共8个名额不可能让你一家走两个兵。

那时候的孩子们当不了兵就像不能活了一样，有的写血书，有的扒火车跟到接兵部队的营地。我们几个没走成的有马太兴，他爸爸是市武装部副部长，因为前一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的两个哥哥同时当了兵，社会上不少议论，所以这次他爸没给他使劲。还有马中朝，他爸是文革前市检察长，他发育较晚，当时没长起个来，比同龄人矮半头，也没走成。由马中朝执笔给林彪副主席写了一份信要求当兵，我和马太兴签了名。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武装部的人对我们说：“你们还是不简单啊，敢给林副主席写信”。这封信被批转回当地武装部处理，由于马太兴他爸是副部长也不好办，就不了了之了。

兵没当成，年底我们一个班的学生整体被分配到市机床附件厂当了工人。这是个正在新建的工厂，建在市郊一个荒山上，新盖的部分车间和办公室有的连门都没安上。上班的路很远，翻两座山，还要过一条小河，河上还没有桥，每次都要脱了鞋淌水过去穿好鞋再走。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河滩挖出沙子来再抬到厂里供基建使用。

没当成兵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挫折，小孩没见识，感觉人生从此无路，如同天塌一般，有时下班遇到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看见满目的荒山，拖着疲惫的身体，凄凉的感觉一阵阵涌上心头，悲愤之极时还依葫芦画瓢模仿陆游咏梅的词写了一首词，写的啥内容不记得了，但陆游原词“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却时常念在口头。

为了排解忧愁，我拿起了闲放多年的乒乓球拍子，从打球中寻求解脱。我在小学曾当过全市横拍冠军，有一定的基础，逐渐在全市成人群里打出了名，并进入市代表队，集训三个月后参加了省比赛。几个月的集训和省比赛使我的心情大为好转。以后见到美国专家写的如何应对悲伤苦恼办法就是找事干，让自己忙起来顾不上悲伤苦恼，我觉得真是铁律，因为我有体会。

赛事结束后回到工厂，我被分配干热处理工，这个工种技术性很强，需要深厚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理论基础，老工人师傅都把它看得很神秘。新建的工厂没有热处理师傅，只有我和同期进厂的同班同学高明栓两人干这项工作。

参加工作后第二年1971年，由于发生林彪事件全国停止征兵。以后有两次当兵的机会我又没走成。一次是1972年全国恢复招兵，我报了名，重工局武装部长刘万夫说啥也不让我走，他说“你家弟兄四个已经有三个当了兵，你父亲去世早，你得管你母亲”。理由很充足，他又是武装部长管征兵，到了没让我走成。

第二次是1973年，来阳泉招兵的是北京二炮部队，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年龄已二十了，弟弟已经三年军龄了，我再当个新兵也太没意思了。想了想，决定最后再努力一次吧，成就成，不成这辈子就和当兵这事拜拜了。没想到，这次是厂革委会主任范振富极力阻拦，连名都不让我报。接兵的军人还专门到我厂找范主任谈了，最后该军人告我走不成了，厂里高低不同意。我直接找范主任反映我想当兵的愿望，他婉转地劝我，说热处理工种就两个人，我要当兵走了对厂里生产影响太大，并暗示我，由于我厂是新建的工厂，急需培养干部和党员，我也在考虑范围。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彻底打消当兵的念头了。

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年青的意义，在于心存希望和幻想；心存希望和幻想的人，或许好高骛远，或许无知幼稚，但这是一种生命活力的表现，特别是前一个梦想破灭了没有灰心颓废，又产生了新的梦想，这是生命力顽强的表现。

喜欢上了本职工作

发现自己文化太差

自此以后我就一心一意专心到工作上了。工作越上心越发现自己知识太欠缺了，号称高中毕业，实际从1966年进一中到1970年毕业全搞了文化大革命了，啥知识也没学下，满打满算就是个够斤称的小学生。热处理需要用到热学、电学、化学各种知识，这些对我来说都得从零学起。

热处理是一种很神奇的现象，把一块钢加热到八百度以上烧红，然后在液体中极速冷却，改变了内部组织形态，还是这块钢，硬度会增加几十倍上百倍，可用于削铁削钢。我国古人会使用这一原理加工兵器，把它叫做淬火，特别是晓得冷却液体一定是盐水、碱水、尿才能得到好的效果。在古代做一个好的铸剑工匠，最为要害的技术即是淬火这一项，例如古代闻名的制剑专家干将莫邪就在这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这项技术在古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如同当代的核武器。因为兵器的质量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战争的胜负能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但是把热处理的机理和本质搞清楚，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却是近代欧洲人做到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本苏联《金属学与热处理》的中文译本，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

热处理最怕的是加工特异形工件，工件奇形怪状，不同部位厚薄差别大，淬火时极易变形甚至开裂。出现这种情况，工件就彻底报废了，损失的不光是钢材还有此前加工工件的人力、电力、设备、工时等付出。特别是如果同一个工件对不同的部位硬度要求还不一样时，淬火更是难上加难，因为除了在淬火时极易变形甚至开裂以外，还会产生该硬的部位没硬，该软的部位没软的情况，照样是一个废品。而我们厂的热处理主要工件是丝杠和卡爪，全是上述的特异形工件，厚薄不匀，同一工件不同部位硬度要求还不一样。

加热比较简单，放在电炉子里烧到要求的温度即可。关键是淬火，只是几秒钟时间一切就结束了，结果好坏就看这几秒的操作技能。在几秒的时间里考虑了硬度因素，那么变形率、开裂率会加大，考虑了变形开裂问题，硬度又达不到要求，在全国同类型工厂这是个普遍问题。我通过学习，懂得了淬火的机理，设计了专用的淬火工具，买了秒表采用优选法反复试验，确定了每一种工件的每一个部位的入水出水时间，特别是对丝杠在冷却到400度左右时还要放入油中缓冷。通过这些试验确定了每种工件的淬火工艺程序，精确到每个动作几秒完成，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这样完全保证了产品的技术要求，成品率基本达到百分之百。

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搞了一次全国工业大整顿，我记得传达的中央文件中，举的例子是一个加拿大人给国家领导写信，说买了中国的毛衣，把她洗衣机里的衣服全染了，说再也不买中国货了。还有个例子是陪同基辛格来中国的几个美国人去八达岭，坐的国产汽车半路抛了锚。中央要求全国工业系统开展技术大培训和质量大检查。先是我们厂按照上面要求进行了技术考核，我的考核项目是淬火一根圆杆，关键的两个指标是硬度和变形，要求非常苛刻，俗话说“热处理工怕圆杆”，因为圆杆在淬火后会百分之百产生变形，所以淬火后必须矫直。

对这个难题我没有急于操作，而是认真思考了工件从高温极速冷却的变形机理，变形的主要原因是工件表面产生气泡，造成工件表面冷却不均匀，气泡包裹部位冷却慢，接触液体部分冷却快，同一个工件有的部位冷却快，有的部位冷却慢，必定产生变形。之所以淬火液中加入盐，就是为了让气泡迅速破裂使工件加速冷却并冷却均匀，碱水和尿也是同理。

但是盐水的这个作用是有限度的，并不会完全解决冷却均匀问题，我琢磨，如果用电钻夹住圆杆让它快速旋转入水出水一定会大大减少气泡的影响，冷却一定会更均匀，我这样一做果然效果极好，完全超过那些要求苛刻的指标。

看到这个结果，考核组异常惊讶，并传到了厂长那，厂长见了我还说你咋能想到这么一个办法。随后我们这个行业在全省范围开展了质量大检查。来我们厂的检查组在对我厂的产品系统检查了几天后，给厂领导开了通报会，会上检查组特别表扬了我厂热处理工作，说两个小年轻人加工的质量在全省是领先的，检查组先前去的几个大厂子都有许多老师傅，加工的质量还不如这两个小年轻人。当然我心里明白，我的知识差远了，我看到的技术书籍中大多数内容都看不懂，什么微积分、函数、曲线、金相组织、晶格结构都一窍不通。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工农兵大学生指标

正当我安心于本职工作时，一件事又像春风吹皱一池春水。一天我听到技术室王书田师傅说：“不管怎样，我是想上上这个大学了”。后来一打听，是重工局给我厂分配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学校是太原工学院。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动了心思。

一天晚上，我去了厂长范振富家，想和他说说上大学的事，他正在院子大门外和一群邻居纳凉，拿着大蒲扇一扇一扇的，那个年代我不懂送礼，也不兴送礼，空着两只手，当着众人的面，倒是不尴尬。我是年轻人面子薄，当着众人不好意思开口说上学的事，范厂长也不主动问。坐了好一会，我想再找机会说吧，就起身要走，范厂长也起身送我，离众人几步远后他问我找他有事？我说了想上大学的事。他说局里给的那个指标是戴帽下来的，是专给刘小园的，让我明白意思就行了。

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这事别想了，刘小园中学和我一个班，1970年一起分配到机床附件厂，在二车间当铣工。她爸是文革前市委副书记，现在刚解放仍是市委副书记还分管文教。明知道争也没用，也就不争了，何况刘小园是从小学起的同学，没必要惹来不愉快。而厂里的另一个同学，为争这个名额到处告状，最后把矛盾集中到她和范厂长之间，两人翻了脸，她大学没上成，在厂里弄得很吃不开。以后她利用揭批清运动的机会报复了一下范振富。

随后，由于我在厂里工作非常卖力，先后入了党并当了车间副主任。那时感觉自己干啥都是朝气蓬勃的。全国学习小荆庄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我的诗经常登在厂里的板报上。我还参加厂里文艺宣传队，从零开始学拉小提琴，没多长时间就能在厂宣传队伴奏了。特别是市武装部在我厂搞了一个全市基干民兵示范基地，每个基干民兵配备了一把专用半自动步枪，我成了这里面的尖子，射击技能特别好，每一枪不是十环就是九环，很少出现八环。在重工局全系统的大比武中产生了两个特等射手，我是一个，十发子弹打了93环。另一个特等射手打了90环，但他是两个人二十发子弹打的，因为他旁边的射手看错靶子，两人打在一张靶上，按规定该靶用前十个最高环数计算成绩。

就在我步入工厂这一条人生轨道，而且正常前行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又使我的人生步入了新的轨道。

第一次尝试高考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报纸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看到这个报道，又一次激起了我上大学的愿望。然而学什么、怎么考？我是茫然不知，胡乱找了几本书翻了翻，啥也看不懂，整个一个月都是懵懵懂懂过来的。

1977年的高考第一次不是由全国统一负责出题的，而是把命题权放到了各个省。从确定恢复高考到实施考试，前后也就一个多月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命题、印刷，再分配到省市县，那是相当紧张的。全国范围没有统一的教材，标准不一样，另外一下子抽调上来命题人也不现实，只能由各个省负责。

考试日子到了，我稀里糊涂进了考场，又稀里糊涂出了考场。那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录取率百分之五。

1977年的高考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靠着一股热血冲动，啥也不会就敢进考场，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名落孙山。接下来面对1978年高考该怎么办？

六个月学完初高中课程

1978年的高考将在同年7月进行，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我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能学完初中、高中六年的数理化课程吗？

我返回母校阳泉一中，找到给我们上过数学课的赵采昌老师，一是听听他对我目前这种情况的看法，二是想让他给补习功课。赵老师先是给我拿出一道题让我看能否解出，题目是从地面扔一块石头到井里，几秒种后听到石头入水的声音，已知了时间，求水面到地面的高度，我看了半天不知如何下手。题目看似简单，但是必须懂得一元二次方程才能解，可惜我对方程一窍不通。

面对如此宭况，赵老师善意地给我分析，我们这一届满打满算只完整学完了小学课程，名义上1966年上中学，但到1969年三年文革全是运动都荒废了，1970年复课也是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年底就毕业工作了，中学知识几乎为零。1978高考生源中，有老三届初中加高中六届的生源，还有恢复正常教学后1973到1978年毕业的六届生源，前后十二届学生都比我们这一届学的知识多，我们这一届文化底子最差，考中的概率极小极小，但是，如果我想找他补课他非常欢迎。

赵老师的分析很客观，1978年我25岁了，同龄人大多数操心的是找对象谈恋爱，个别的已结婚生子了，我这样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到头来可能竹篮打水两头空。但是求知的欲望在心里激励着我，想到每次我路过厂技术科，看到技术员们绘制蓝图，就有一种冲动，他们可以任意设想，让我们来完成他们的设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象他们一样，把自己头脑中的设想变成现实就好了。

思想斗争了一两天，我想起小时候看拿破仑连环画上的一句话：打起来再说输赢。使我决心下定，考！考不上就算补课了，不考对我人生来说是真正的竹篮打水一场空。拥有希望，也许会失望，但放弃希望，却一定绝望。

按常理，我这样的情况应该考文科较合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比较丰富，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科知识，学习的量和难度会小一些，但是考虑了如下因素我还是选择了理科，一是文科招生数量少，二是我还想从事与理科有关的工作。三、在学校时老师经常灌输我们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潜意识里受学校老师的影响，觉得理科学好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第三点说明我的认知中还有非常幼稚的地方。

1978年高考理科有五门，分别是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加考一门外语但不计成绩。根据我的特点，语文、政治、外语就不安排补习了，全力以赴攻克数理化。但是政治没安排补习让我高考吃了个大亏，这是后话。

六个月学完六年的数理化课程，如何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是最大的难度。我把补习的内容划大线，切西瓜似的，做了进度安排，数理化的比重有些差别。根据安排，我必须一天当作两天或三天用，或许能勉强学完补习的课程，每天睡眠时间只能有五六个小时。

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好在我二十五岁的年龄还能扛得住这种安排。热处理工作有个好处，每批工件加热时间都有几十分钟，淬火操作只有几分钟，加热时间正好能是我看书的时间。身为车间副主任其它杂事也不少，为了避开这些杂事我主动上二班和夜班，每天晚上上班，白天在家自学。

春节过后天气很冷，下了二班正好是夜里两点，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我就在车间学习。车间学习条件很差，我找和我关系不错的电焊工李道谦，焊了一个小方桌一个小方凳，算是我的课桌课凳了。我把课桌课凳拿到刚干完活的电炉前，打开炉门，电炉的余热迎面而来，尽管外面大雪纷纷冷风呼啸，车间大门、窗户走风漏气，寒气袭人，我却很惬意的坐在小板凳上，围着小方桌看书。

在厂里同事眼里我是受罪，但我感觉却是很愉快，让我想起“幸福就是一种感觉”这句话，真正的原由是，我心里有一种对上大学的憧憬，有了憧憬苦也会变甜。

有一次省机械厅在榆次液压件厂开现场会，重工局安排车间以上领导去榆次参会，早上五点坐火车出发，到榆次两个小时车程，我随手带上化学书在火车上学，因为化学比较数学物理相对简单，记忆内容多于理解内容。碰巧车上一个年轻的列车员，估计也是想参加高考的，他拿过我的书看了看说：“一大早起来就复习呀”，随后我们交谈了一下学习体会，互相祝好运。

现场会开了一天，我们在会场、车间现场之间来回走动，又听报告又参观，根本没有看书的机会，整整浪费了一天时间，让我心痛死了，这个时期对我来说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就在这一年，山西政坛出现了一次大动荡，从省到基层大搞揭批清运动，各级领导班子都在忙着揪坏人，我们厂书记兼厂长范振富也被揪出来了，一个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厂里的电工卞某某进了厂临时领导组，工厂乱得没人管，对我来说正好看书，坏事对我反而是好事。高考录取前，政审时，卞某某出了一个坏，足以至我于死地，但是没有得逞，这是后话。

说来也怪，紧张的学习中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早上睁眼不觉就天黑了，一天一晃就过去了。六个月的补习很快就过完了，由于每天都安排十七、八个小时学习，加之当时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意气奋发，强劲有力，二十五岁年龄理解力很好，完成了自己都不相信能完成的任务，基本按进度学完了六年的数理化课程。

1978年第二次高考

1978年7月20号，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向考场，在考场门口见到了一中的赵釆昌老师，他的学生参加高考的太多了，他简单的为我们鼓劲。我感到，恢复停止了12年的高考，老师们激动的心情一点也不亚于考生。

紧张的考试结束了，五门课每门满分100分，我的总分331分。语文、物理、化学考得好些，记得化学88分，物理78分，语文不记得了。政治和数学没考好，主要是考试经验不足的原因。政治卷对考生们来说是拿分的，我却成了丢分的卷，得了60多分，最后一道大题要求简述一个问题，该题二十多分，本意是给考生出的一个论述题，我把它理解为简答题了，只写了两句话，就觉得答完了，而且考完后一直没有意识到，直到分数公布后才追悔莫急。数学考了四十多分，因为头天下午物理考得比较满意，考完后去赵采昌老师家聊了一会，聊得兴奋了，晚上咋也睡不着，眼看夜里一两点了，没办法，起来找了一片安眠药喝了，没想到早上五点多又醒了，干脆起床上南山跑了跑，上午的数学是在一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又有安眠药的作用下稀里糊涂考完的。我的总分331分，当年山西录取初选线是301分，本科录取线325分，这个分数在山西本科录取线内算中间偏下，在全国范围内还不算差的，当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录取线都在250分左右，因为山西省大学比较少，所以录取的考生也少，因而录取分数较高。

一波三折的录取

达到录取线的考生还需要政审和体检。刚打倒四人帮，政审要求放松了许多，并且要求政审结论必须经本人签字。由于山西的揭批清运动，许多单位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都很乱，我厂这项工作也不知谁管。过了许多天我问重工局政工组老吴，我的材料报上去了没有，他说报来了，是厂临时领导组的那位造反派电工卞某一个人操办的，给你写的政审结论非常差。我说按规定应该我认可签字的呀，老吴说，他给你评语写得很差，当然不敢让你看了，我也正要让厂里重新填写。

回到厂里，由全车间职工开了一个专题会，大家十分认真的对我进行了评议，由于我平时工作好，人缘好，对我的鉴定写得非常好。体检是在市三院进行的，不知为何，其中个别体检医生对考生极为苛刻，其中五官科的一个医生给大部分考生都填了鼻中隔弯曲，我也在其中，好在这个毛病不会影响录取。

最惨的是一个叫周英才的考生，他是七十年代中期毕业的高中生，学完了整个中学课程，他的考分比我高，他只是两个膝盖靠不拢，被医生填了个O形腿，因此耽误了第一批录取，经过上告扩招时和我录取在一个学校。我见他时，觉得他的腿和正常人一样的，只是小腿稍弯膝盖靠不拢，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满大街常见。第一批录取的学校肯定被体检表所填的O形腿吓坏了，不敢录取。我入校后和班里同学聊起这事，他们说他们当地的医生会尽量担待考生，一般的毛病都不给考生填。

我的志愿报的是太原机械学院，原因是觉得自己是党员，太机原是军工系统的学校，党员因该算个有利条件吧，以后的事实说明我的想法很是幼稚。

等待录取结果的日子真是百爪挠心，天天是茶不思饭不想，干啥也干不到心上。国庆假期在厂里一个同事结婚酒席上碰到了原来厂里的同事张玉其，他调到了阳钢。他对我说：“你咋还有心来参加婚宴，人家任美端她妈，这些天忙着给任美端的男朋友在省里跑录取的事呢”。

任美端也是同批和我们分到附件厂的一中同学，她爸是文革前市委宣传部长，她当时已调到市药检所工作，她的男朋友是北京插队生，在阳钢工作，和张玉其是同事。我当时幼稚得很，对这么重要的信息竟不屑一顾，不想一想，任美端那种身份的人家都要去省里跑录取的事，总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反正有分数比着，我的分数高出本科录取线，从高到低录取我对学校不挑剔，能上个大学就行。再说刚打倒四人帮，招生的不会走后门吧，也没把这当会事。

直到招生工作结束了我也没等到录取通知，这下才着急了，城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到处跑着问，结果就是落取了。情急之下还坐火车到太原省招办问，只见招生老师都散摊了，只有少数人接待上访学生和家长，这些人只是安慰落取生罢了。

回到家后一中赵采昌老师对我特别关心，把我叫到他家，还把他教过的的一个老高三的学生赵某某也叫到他家，让赵某给我讲他录取的经过。赵某是一中1966年高三毕业生，由于文革的原因1969年分配到阳泉矿务局当了工人，这次他考了380多分，开始被录取到晋中师专，不但是个专科，好象分的专业是数学还是外语记不清了。他十分恼怒，也到处上访，后来通过他高中同学郑某，其父亲是文革前分管文教的副市长，给省招办的一个熟悉的领导写了封信，在该领导的过问下重新录取到了山西矿院。

按照赵采昌老师和赵某某提供的思路，我去太原找到我二姐梦平，她当时在省电子研究所实习。我们一起去找了在省里开会的市委副书记刘敏，他和我父亲认识，刘敏书记让我们打着他的旗号去找省招办韩生云主任，韩主任很给面子，给太机招生办写了个条子让他们考虑。

我二姐陪着我去了我报考的太原机械学院。这个学校离太原市很远，一般是坐火车或长途汽车，我们坐长途汽车去的，车上还碰到一个河南省录取到这个学校的新生，我问他考了多少分，他说250分。我心里那个委屈，报同一个学校我比他整整高了80多分，没被录取，这事该咋说。本来拿着韩主任的条子满怀希望，没想到太机招生办的人把我的事办砸了。他们利用韩主任的条子夾带私货，塞进了他们的关系考生，好象是他们学校的家属，似乎该家属与校一个主要领导矛盾很深，该领导为了报复他，以招生己结束，谁也不录取的理由否决了校招办的提议，捎带了无辜的我，让我吃了一个大瓜落。

后来通过我岳父的同事（当时我和我爱人正谈恋爱），找到一个太原工学院招生的老师了解情况，他说我找人找得晚了，我得到消息时招生已结束，招生老师都回学校了，如果在招生之中，机会大些。他特别提到一个阳泉的考生辛某某，第一志愿报的工民建，没录取，打了下来，但他消息灵通，马上给招生老师送来一封决心书，保证服从分配可调剂到别的专业，后调剂到给排水专业录取了。

我一听就清楚是谁了，辛某某比我小八九岁，是近几年毕业的高中生，他爸当时是市计委副主任与市教育局在一个楼办公，消息肯定灵通了。辛和我同时让一中赵采昌老师补习过数学。该老师还透露了一些招生的内幕，这次招生老师们内定了一个共识，数理化均分要达到60分以上，后来又加了一条即使数理化均分60分还不行，必须数学要60以上，加重了数理化的比重。然而我明白本质的问题明面上都不说，语文政治两科年龄大的考生普遍比年龄小的考得好，这样做是为了排挤大龄考生。这个老师还透露了对我至关重要的信息，就是很快还要进行一次扩招，将在第一次落取的考生中录取。我猜可能正是扩招的原因，他们才敢内定以数理化为主录取的条条框框吧。

1978年全国有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一百个考生中录取不到五个人，山西一百个考生中也就录取三个人，由于扩招，全国实际招收40.2万人，全国扩大招收了10.7万人。扩招的动力是先后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施加的，是他在1978年给邓小平写信建言高校扩招，得到肯定并在他主政的北京、天津首先落实，然后教育部发文普及到全国。此举促使当年的10.7万名考生通过扩招途径进入大学深造。

山西日报用整版篇幅报道了扩大招生的内容和学校、专业名单。我报的志愿是太原工学院即现在的太原理工大学，四年制本科班冶金机械专业。按分数考虑录取的保险系数很大，而且这次也事先找了市教育局李培泽局长和局里具体招生的郑耀志，一切感觉很好。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期间教育部长易人，由蒋南翔替换了原教育部长刘西尧。蒋一上台就对扩招提出异议，反对高考大跃进，強行把扩招的四年制本科改为三年制专科，明确这批考生若不願上可第二年再考，不以不服从分配处理。这一来，将政府在山西日报公开公布的，特别是考生已经按这项决定申报了对应志愿的决定给予否定，如果是现在，教育部必定吃官司，而且必定输官司。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对这些习以为常，只能接受。

这给我出了一个十分伤脑筋的难题。首先，按政策1978年入学我是带工资上大学，若下一年入学，国家明确要取消这个政策，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当时我的兄弟姐妹有的己成家，有的正准备成家，母亲的生活费是靠父亲去世后的抚恤金每月十五元，我的工资每月四十二元，我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收入。如果没了我的工资收入，我和母亲每月靠十五元是无法生活的。第二，谁敢保证第二年我还能考上。

考虑再三，我决定接受现实，上了大专班。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阳泉市经委科技科工作，开始了我的另一种生涯，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意义的影响。

也是由于这个大专学历，在我以后技术职称问题上遇到许多困难。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职称对大专学历的工龄要求都比本科学历多若干年，叠加起来，我定职称的时间比同期本科生晚好多年。而大专学历根本没有申报教授级高工的资格。当我快五十岁时为了申报教授级高工职称，又花三年时间完成了一个专科升本科的学历，好在工作实绩也很好，最后定了教授级高工的职称。

回想这些高考的经历感慨万千，每每是努力十分，却收获二三分，如同我大姐说我“梦庆就是小姐的身，丫环的命”。我觉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看淡得失，静安我心，本着得失尽在人心，得之我幸，失之我认，去面对生活，这样会让自己少一些痛苦和贪念，尽量让自己心宽，从容，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回想从17岁当兵的梦想破灭，人生之路迷茫，走向社会当工人，入党、自学考上大学的经历，感觉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宁愿跑起来被拌倒无数次，也要豪迈的笑，爬起来再跑。幸运之神的降临，往往只是因为你多看了一眼，多想了一下，多为难了一下自己，多走了一步，多吃了些苦。

真是刻骨铭心，一生难忘的1978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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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恢复高考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