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 杨子越：父亲在天
作者简介
杨子越，生于上世纪50年代，退休教师，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在报刊媒体平台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现居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原题
父亲在天
作者：杨子越
父亲去世四十多年了。早就想写一点怀念的文字，可想来想去不知从何下笔。一是他同天下所有的父亲不差一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二是他所处的年代比较敏感，让人看了可能不舒服。所以犹豫再三，不能下笔，直到今天。若不公开发表，也就无所谓，留作自己看罢了。
父亲死于1975年冬天，时年54岁。他集高血压、胃溃疡病于一身，而死于脑溢血。父亲平时最痛苦的病是胃溃疡，高血压没有什么症状反应，却让高血压要了他的命。父亲躺倒在炕上的时候，已经是骨瘦如柴了，维持了大约20天，撒手西去。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记忆中，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胆小如鼠，掉下一片树叶来也怕砸住脑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在生产队里，在街坊邻居中，见了谁也是笑脸相迎，点头哈腰的，谁也不得罪。可他在家里却对我们很严厉，脸上从来没点笑容，经常告诫我们：在外边少说话，不要惹事。
他和母亲也时有拌嘴吵架，母亲经常说他是炕头上的汉子（意思是只敢对老婆孩子厉害，在外头是怂包）。对于母亲的这种说法，我们也认可。但对于父亲来说，他可能有自己的苦衷。那个时候运动多，我们家是富农成分（土改时划为上中农，1958年升格补划为富农），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坐不住了，胆战心惊，惶恐不安，恐怕被揪去游街和批斗。虽然他只是个子女，也不戴帽子的，但他为了平安，处处小心，经常去村干部家里汇报自己的思想。
有一个刘姓副书记和我们一个生产队，在劳动休息的时候，父亲就有意和他坐在一块，把自己的旱烟袋和烟锅递过去，看刘副书记装满了烟锅，父亲就划着了火柴，怕风吹灭，两只手拢着给他点着。刘副书记对父亲的思想、劳动和各种表现也算满意。父亲问刘副书记：“这次运动我没事吧？”刘副书记说：“你没事，放心吧，但一定要好好改造。”父亲就感激涕零，回到家中高兴地跟我们说：某某说了，这次运动我没事。自然，也借题发挥教诲我们几句。
由于父亲的谨小慎微，历次运动他都没有受到多大的磨难。而父亲的其他两个兄弟境况就不同了，我伯父是粮库职工，文革中因成分被批斗致死，我叔父是县中学教导主任，被打成右派遣送回村里劳动改造。村里的其他地富子女稍有不慎的就遭了厄运。正应了那句话：小心使得万年船。
父亲心灵手巧，有点文化，大概是高小毕业，打一手好算盘，村里人称他为“铁算盘”，50年代在村里的农业合作社养猪场当过会计，大概是在那个时候练成的。生产队里的会计算账，左邻右舍算个账，都会让父亲去帮忙。村里女人们在织布机上织布，根据布匹的宽窄，经线应该是多少根，都要请父亲去算一算。
我祖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乡村医生，开过中药铺，父亲在药铺里卖过药，中药汤头歌能倒背如流，而他却没有继承祖父的悬壶济世之业，当了一辈子农民，他的六个子女（原本7个，中途夭折一个）中却有两个儿子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在内蒙古当了赤脚医生。在生产队里，父亲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不耍滑，不偷懒，耧犁锄耙样样精通，很受队长和社员们的喜欢。他会用柳条和玉米棒皮给生产队编笆子，还会把高粱杆压扁去穰用光滑的外皮编锅盖。
在政策宽松允许搞家庭副业的年代里，父亲就带领我和大哥编锅盖增加家庭收入。父亲挑好那些直溜的高粱杆，我帮忙把高粱杆上的叶子用刀子刮掉，尤其是结节出，刮修光滑，父亲把修好的高粱杆捆成捆，洒水润湿，然后一根一根地拿刀劈成均匀的两半，用石磙子压扁，刮净秸穰，就能编锅盖了。父亲编，大哥到集市上卖，贴补了家用，生活有了起色。只不过，这种政策宽松的时间很短，没几时，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被锋利的快刀砍断了。
父亲的壮年正处于六十年代，物质的匮乏，生活的窘困，运动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妯娌的不和，让他过早地衰老了。那些年，他的脸上很少见到一点笑容，有的是愁云堆积，唉声叹气。一家7口人（1959年，二哥17岁，走西口到内蒙谋生去了），除过尚小的妹妹，都是能吃饭的年龄，一日三餐就成了最愁人的事情。
父亲犯愁的时候，喜欢坐在门槛上，眉头紧锁，闷闷的抽烟，一锅一锅的，抽够了，长叹一声，在鞋底上磕掉烟灰，走出院子，转一圈又走了回来，他是在琢磨该去哪里借到粮食。
有一次，父亲叫上我，抬着一个大篓筐，去一个叫孟林的村邻家里借粮食。那时的粮食就是红薯干，能借到红薯干，也是万幸了。父亲也是提前和人家说好了，决不贸然前去，免得都尴尬。这家人家孩子多，吃的少，有些余粮，生产队的粮食是按工分和人口分的。
父亲的胃病就是这个时候得的。饥一顿饱一顿是那个时候的常态，加上精神的作用，病魔自会乘虚而入。刚开始只是烧心，嗝酸水，消化不良，后来发展到胃疼，疼起来就弯到腰双手按着肚子，赶紧往嘴里吞一口小苏打，缓解一下疼痛。去地里劳动，衣兜里经常装着一个小塑料袋，里边装有小苏打面，难受的时候，就倒在手心里，往嘴里一按，也不喝水。
父亲的胃病与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若饮食稍微改善一下，也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一日三餐，除了红薯还是红薯，胃不好的，最怕吃多了这东西。白面没有，小米没有，玉米没有，其它杂粮都没有，连产量最高的红薯都不够吃了，想改善一下饮食或给父亲另开小灶，也只是想想罢了。
就是病成这样，他也没向队里请过假，仍然每天出工坚持劳动。不出工，挣不上工分，分不上粮食，生活就更加困难。另外，他时刻得牢记自己的身份，小心翼翼，好好改造，而带病坚持改造，更能显示他的诚意和忠心。
饥饿的时候，父亲就一碗一碗地喝白开水，他告诉我说：饿了就喝碗白开水，一碗白开水顶一个鸡蛋。当时我对父亲的话并没有怀疑，他是个有点文化的人，许是从什么书本上学来的知识，抑或是道听途说的，于是，饿了没食物的时候，父亲就喝白开水，我也跟着喝。可效果并不佳，这个白开水“鸡蛋”并没有让父亲的身体强壮起来，而是越发地消瘦了。现在想起来，只觉得有点可悲和可笑，那只不过是父亲望梅止渴的一种臆想。
父亲除了喜欢抽烟，再没有什么其他嗜好，如果家中有酒的话，他也喜欢饭前抿两盅，这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不见。父亲抽的烟都是旱烟，我从来没见他抽过买的纸烟。烟叶是自己种的，每户人家有几分自留地，他就在自留地里种上几苗，不敢多种，种多了其它蔬菜就种少了。秋天收获后，在房顶上晾干，揉成碎末，装在一个小布袋子里，慢慢享用。烟叶不多的时候，父亲就把向日葵叶子揉碎和在烟末中，能多抽些时日。
抽烟需要火柴，一盒火柴2分钱，为节省这2分钱，父亲又用起了火镰。那火镰自然没有火柴方便快捷，火镰取火必备三样东西：火镰、火石和火绒。取一小块火石，把火绒垫在火石上，然后拿火镰从上往下撞擦火石，利用撞擦出的火星点燃火绒。
父亲的腰带上别着烟袋烟锅，衣兜里装着火镰，全副武装的样子。父亲抽烟不用纸条卷喇叭，用烟锅，烟锅是铜的，烟咀是青玉的，光滑细腻，含在嘴上柔和圆润，这个青玉烟嘴是父亲的最爱，烟杆不长，烟杆上吊着个烟袋。父亲去世以后，这副烟锅就作了殉葬品。
2011年清明节，我们回故乡迁坟，扒开父亲的坟墓，除了一些骨殖，烟锅烟杆早已成为黄土，只有那个青玉烟嘴还完好无损。睹物思人，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涟涟。
父亲虽也喜酒，但不嗜酒，有它更好，没它也罢。那时物质匮乏，买酒要凭票供应，酒也不是什么好酒，红薯干酿的酒。再说，一大家子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多余钱的钱去买酒呢。西院（我家属于东院，东院都是地主富农，西院是贫下中农，同一个没出五服的家族）有个红眼二爷，岁在花甲，在家里卖红枣酒，也不是什么铺子，就一个酒坛子，做点小生意，赚个仨瓜俩枣。
每过一段时间，红眼二爷就叫父亲过去帮他结一次账，算完账，红眼二爷就从酒坛里舀一小提码红枣酒，让父亲喝。这是他享受的最高级的酒了。
父亲回来后，两颊飞霞，异常兴奋，一改平时不善言语的样子，话就多了起来，有时还给我们说个笑话，母亲就乘父亲转身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笑着给我们指一下父亲，意思是喝醉了。我们也跟着高兴，于是，屋子里就充满了温馨。
父亲不善表达，虽然他内心的情感是丰富的，像江河水一样波滚浪涌，但他对子女们的感情从不外露，没有像别的父亲对孩子们有亲昵的举动，抚摸一下头呀，搂在怀里亲一下呀，从来没有，即使哪个孩子取得了什么成绩，为家里做了什么贡献，父亲从来没夸赞表扬过谁。我们犯了错误，他也很少动怒，只是批评几句。当然，气急了，也会敲打你一下，而那种敲打是一种无奈和恨铁不成钢。
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月光如水，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母亲做的是红薯面糊糊，就的菜是萝卜叶子，我说了句“天天吃这东西，难吃死了”，不想啪的一下，一双筷子落在我头上，父亲说：“能吃上这，饿不死你够好了，还跟我挑食！”
是啊，这红薯面糊糊也是借来的。长大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内疚、后悔，自己那时候咋不懂事呢，父亲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啊！
我小学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村里办起了两年制的戴帽初中，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可村干部说，根据上级精神，地富子女不能上中学学习，我被拒绝进入中学，而在阳平镇上中学的姐姐也被劝退了。父亲一生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求人办事，而我们都秉承了父亲的性格，还没张嘴，脸就红了，求人办事，得犹豫再三。
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念书干什么，也去劳动改造？于是，父亲跑到村干部家里，舍着老脸，低声下气，总算让我进了初中的大门。我没法想象，父亲迈进村干部家的那一步该有多么艰难。我也体会到，父亲对我们的爱，心里有一座火山。
父亲这个人，说他胆小怕事，可还爱管闲事，有时候勇敢的让人不可思议。
有一次在地里给棉花打叉，地头的大渠背上走着一位年轻女人，领着一个小女孩，不知为什么，女人一边走一边踢打小女孩，小女孩哇哇地哭着，打叉的社员们都停住手看着这个女人，却没有一个人去制止，父亲看不下去了，大声喊道: “你咋尽管打孩子哩？她那么小禁住你打吗？”女人看一眼父亲，说：“我的孩子，用不着你管。”父亲说：“你的孩子也不行，我就是要管，你再打试试！”看到父亲愤怒的样子，女人不做声了，也没再打孩子。当时我对父亲的举动也不理解，管人家的闲事干什么，当我为人父之后，我才体会到一个父亲的情感，那是善良，那时慈爱。
六十年代末，两派武斗愈演愈烈，夺权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是满江红派掌权，明天又成了人委派掌权，你来我往，势同拉锯，流血事件时有发生。196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坐在凳子上抽烟，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我和弟弟围在火炉旁烤红薯，外边天黑风高，突然，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了，闯进一个人来，慌慌张张地说：“二叔救救我！二叔救救我！”一连说了两声，父亲和母亲都愣了。进来的是西院的有水，三十来岁，满江红派的头头，和我们一个生产队。原来，人委派的人在追捕他。这么大的一个人，若是藏不好，让人委派搜出来，有水不死也会断胳膊断腿，那父亲也就遭了大殃！往哪里藏呢？父亲突然急中生智，对有水说：“跟我来！”
我家屋后有一个红薯窖，有五米多深，我经常下去拿红薯。原来父亲让有水躲进了红薯窖。父亲回到屋里，告诫我们，人委的人来了什么话也不能说，到了外边更不能说，今天的事就当没看见。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叫了几声，噪杂了一阵，不久又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凳子又一锅一锅的抽起烟来，一家人胆战心惊地等着人委派的人来搜查。然而，人委的人始终没有来，真是谢天谢地，有水得救了，父亲也躲过了一劫。那有水为啥会跑到我家让父亲救他呢？事后分析，一是有水被追得紧，慌不择路；二是有水知道父亲善良，肯定会救他；三是他认为人委的人不会想到他会躲到一个地主富农家里去，地主富农没有胆子窝藏一个他们追捕的造反派死对头，除非他们不要命了。而人委的人没来搜查大概也是想到了这一点。但有水是个聪明人，反其道而行之，躲过一劫。
这件事，父亲到死都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就连当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哥都不知道。多年以后，谈起父亲，我才告诉了他这件事。父亲没有派别之见，有的是正义之心，那晚即使是人委的人被追杀，求救父亲，父亲依然会毫不犹豫的救人，这是他的人性使然。
自此以后，身为造反派头头，一向对地富反坏右不屑一顾的有水，一改平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态度，对父亲另眼相看了，态度温和起来。而且，还热心地帮过我一次。那是在一个庙会上，父亲给了我5分钱去赶庙会，花2分钱喝了一杯汽水，喝完放杯子的时候，不小心和另一个端杯子的小孩碰在一起，我的杯子碎了，卖汽水的要我赔杯子，一个杯子2毛钱，手里只剩下3分钱，我怎能赔得起，急得大哭起来。这时候，正好有水也来赶庙会，看见我，掏出2毛钱，才算了事。这也是父亲的因善之报吧。
1975年春天，在内蒙当赤脚医生的二哥来信，让父亲去他那里住一向，那里的条件要比老家好一些，也好治治他的胃病，并随信寄来了路费。刚开始父亲有些顾虑，不愿去，在我们的劝说下，父亲总算同意了，我和父亲徒步三十里地，把他送到寨西店的火车上。那个时候大哥和大嫂也早一年多去了内蒙。
父亲在内蒙住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条件好一些，在二哥他们的照顾下，胃病也有好转。二哥让他多住些日子，并有意向让他在内蒙落户，全家都迁移过去，说这里地广人稀，政策宽松，紧靠黄河，水草丰美，养家糊口不成为题。可他说什么也不住了，急着要回家。
无奈，在大哥的陪护下，回到他生活了54年的村庄里。后来我们猜测，父亲急着要回家，许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到尽头，不能客死他乡；二是挂念家中的妻子儿女；三是怕我们背着他迁移到内蒙，因为从他的言谈里，他是不同意到内蒙落户谋生的，他说，哪里也不如咱家乡好。老牛老马恋旧家，落叶归根啊。
父亲回家不久，胃病又犯了。1975年初冬，地里的大白菜刚刚收获，父亲脑出血倒在炕上，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路程。
因生活所迫，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1976年春天，我们还是违背了父亲生前的意愿，举家迁往内蒙，开始了新的生活。若父亲在天有知，该作何感想？
写完这些文字，正值清明将至，祭奠亡灵，感怀父亲，是为纪念。
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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