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铮

序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场音乐舞台剧，那么最炫丽的无疑是青春那段乐章。而知青岁月更是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乐章。当我的芳华已逝要对这个人生舞台谢幕的时候，回想一生走过的路：有幸福的童年、青葱的少年、如火的青春、不惑的中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改革开放......总之我生逢灿烂的年代，有许多甜酸苦辣和美好经历值得我回忆和珍藏。

01 

幸福的童年

我的童年大部分是在东北博物馆大院度过，因此这段记忆由为深刻。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当年叫东北博物馆，馆址在和平区十纬路26号，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汤玉麟｛热河省主席，外号汤二鬼子）的公馆。罗马式建筑，内部装饰豪华。第一仼馆长是叫张拙之（据说是原新四军干部）因为他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大家背后都叫他张瞎子，因为是老干部，其工作作风很霸道、厉害，职工都怕他，我们小孩更害怕他，馆里工作的都是大学生、研究员，爸妈说我的名字王铮就是一个最有才华的年轻研究员徐秉章给起的，说铮铮代表金属发出的碰撞声音，铮铮有声，平凡中孕育着伟大的意思。

记得当年博物馆有一台电视，虽然当时没什么节目，但也是我们小孩的最爱，每到晚上我们都能看到真人在里面说话，有时还能有节目。但只要馆长领老婆孩子去看，家里就不让我们小孩去了。张馆长后因为北京市委“三家村”出事，他与邓拓有牵连，与老婆水梁珍两口子在文革初期就博物馆后院上吊自尽了，留下一女儿叫沙沙 ，特别聪明，我们曾在一起玩过，后来不知去向了，听说叫姥姥领回南方了。

再有一个儿时小哥哥叫杨健，爸妈常说杨仁凯那儿子学习好，让我们向他学习，我考上20中他已上高中了。小吋候扬健脖子上有块红记，我记得很清楚，文革在20中学校被批斗时我还看见了那块红记，他后来出国，去年回国料理父亲杨仁凯后事，目前在深圳某大学任教。（其父杨仁凯文革后任博物馆馆长，国内知名考古专家，沈阳“九一八事变”的大石头纪念碑里的文字就是他写的）。

我最后一次进博物馆大院是1968年，我领着红卫兵去博物馆去占房子，鬼使神差地干了这样一件蠢事。当时各派都喜欢到各大机关占房子，东北局省市委到处都有学生的联络站。咱班这几个同学不甘寂寞，也想造反，起名叫抗大红卫兵，拢共才有10来个人七八条槍。连胡传魁的队伍都不如的初中生没地方占，我突然想起博物馆的大楼不错，咱能抢占一间多气派，就领着咱班几个同学去了博物馆了。

我们还特意带上红卫兵䄂标和介绍信，一开始馆里员工吓够呛，革命小将来了，要房子是革命行动，不敢不支持哬，差一点要成了。突然有个阿姨发现我说：哎，这不是张玉芬的儿子吗？这一来不要紧，大家都过来把我围住惊喜地看我问这问哪，因为都有10多年未见到我这个在博物馆院里长大的小嘎子了（我小时外号）。我像一个小动物被围在中间跑也跑不了，羞得我无地自容。当天晚上回家就早有老同志告诉了我妈，挨了妈妈一顿臭骂，"谁让你去博物馆占房子的，尽给我丢脸，（此时母亲已不在博物馆工作了）"

占房子自然黄了，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以完败告终。后来直到如今我再也没进过博物馆这个大院。虽然我也多次路过博物馆，但已物是人非，又感到博物馆已没有我小时那么高大威严了，不知是我长大了还是博物馆变小了。后来辽宁省博物馆又搬到了浑南，新建筑宽敞、现代、气派，我曾推着坐轮椅的母亲去过，但己没有了老博物馆的真实藏品和像妈妈年轻时一样漂亮的讲解员，更沒有了我童年的回忆。

童年时的记忆是美好的，博物馆大院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记忆犹新。后院一望无边的葡萄架，一排排大缸里都养着红色的草魚，太平天国的两门大炮都是我们玩的场所，还有我们吃饭的食堂和我们小孩都讨厌的食堂管理员李叔的嘴脸。他总限制我多买馒头，因为那是困难时期，我经常多买一个馒头拿到学校给小伙伴吃，换来玻璃球和啪叽玩。虽然那时父母都忙，每天起早贪黑上班又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沒空管我们，但我还是幸福的度过那段时光。正像电影《小街》插曲“妈妈留给我一支歌”的歌词那样：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

02

我的启蒙老师

九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我小学是在沈河区二经二小学度过，实际我只念了5年中间因为得了肝炎休学一年，因此学习成绩一直马马虎虎。

记得在小学5年时，学校给我班调来了一名班主任女老师叫郑蔼茹，40多岁，微胖，治学严谨、厉害，同学们都怕她。她一来就把我们这个落后班给抓了起来，我的学习成绩也从后面一直升到中队学习委员，光咱班考上20中就4名。

还记得中学要发榜的前几天，我们还在放假正在家里疯玩，郑老师叫一名同学到家喊我去学校有事，我惊㤺地穿着脏兮兮的背心裤衩跑到学校，教研室里只剩郑老师一个人在等我，见面后郑老师严肃地跟我说：你没考上20中怎么办？我大脑一片茫然，一声不吱呆站在老师面前。郑老师足足严肃了10多分钟，才告诉我：考上了，快回家告诉你妈吧，另外别再疯玩了，收收心准备上中学了。

我拿看20中学入取通知书，高兴得都不知怎么跑回家的了。我能考上20中多亏郑老师，我从内心感谢她，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我听说老师被斗了，还被剃了鬼剃头，斗得很厉害，我心里很不好受，也很无奈。因为那时马上要下乡了也无暇顾及，又过了几年我刚从农村抽回来，就到学校去了想看看郑老师怎么样了。

那天学校刚放学，门卫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郑霭茹老师，门卫紧张地问我，你是她什么人，我说是10年前的学生，就想看看她。门卫呆了半天说她走了，我说是退休了？＂不是，死了＂，门卫说：文革时给斗死了。我一听犹如晴天霹雳。我知道郑老师为我们这群淘气的孩子呕心沥血。她患有高血压，门卫说多次批斗最后回家导致脑出血。我听罢欲哭无泪，我的启蒙老师啊，我还未来得及报答你就这样走了。

我坐在校门口台阶上点燃一根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浮现出郑老师被众多学生按在操场的台上，胸前挂着大牌子被人乱打乱踢的情景，又仿佛看见了郑老师不屈的抬起头瞪着那双绝望的眼睛在瞅我......我仰头问蒼天：一个教师，一个曾培养了无数个祖国接班人的优秀园丁，现在反让这些孩子们殴打致死，这天下还有理可讲吗？蒼天若有情也会为郑老师流下了委屈的眼泪.....

回想当年郑老师告诉我考上20中学的消息后我像旋风似地飞快跑回家，如今回家的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痛，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不能释怀，郑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到现都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像母亲那样清晰......郑老师：你是我生命中不能忘却的一个人，天堂里如有教师节，你会看到你的学生们都在为你祝福，我会永远怀念你我的启蒙老师。

03 

青葱少年

我是1964年考上了20中学，20中在沈阳市是一个相当好的学校，是日本人留下的一个女子中学，叫＂浪速女高＂。冬天有滑冰场，夏天有游泳池，师资也非常棒，校长周长棋。在这里給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的偶像黎作民老师，黎老师教我们语文，他的钢笔字和粉笔字清秀有力，讲课也有风度。我至今还记得当他讲授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其浑厚的男中音，煽情的词句，令全班嘩然。

黎老师的文风带动了我们初21班，使我们班很多同学喜欢上了文学。还有好多的优秀老师像数学老师夏维静、音乐老师李志贤、英语老师赫崇任、体育老师王国光，还有班主任郭风芝、生物夏景祥老师，再有对26号李淑芬特别关注的地理老师张长安。对了，大概夏老师那厚厚的嘴唇，与和向东吃酱油拌饭吃黑了的嘴唇，同属番茄果肉细胞类，因此对向东同学情有独钟，让他当上了生物课代表。这些老师优秀的人品和精湛的教学能力让我记忆犹新。总之，我能考入20中学和同学结识并加入这个温暖的集体，是我一生的荣幸。

初中第一年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年，我班有唱歌好的，有拉小提琴好的，有打乒乓球好的，有数学好的，有英文好的，有文学好的.....人材济济，原来在小学当大队干部三道杠的同学在咱班才只能混个小队长干干，可见咱班是群英聚会才子聚堆的地方。大家在一起踢足球、打蓝球，排练文艺节目，天真无邪，至纯至真，过着美好真诚的校园生活。记得我参加了校乒乓球队，在高中老大哥申玉生、唐春光的带领下和同学张正、杨爱学（初一七）三人夺得了沈阳市初等中学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第三名，为20中学争得了荣誉。

可初中二年文革开始，风云突变，大批封资修凯洛夫教育路线，大讲“血统论”，同学们的关糸骤然紧张起来。我至今一直想不明白，昨天还在一块玩的好好的同学怎么一下子突然就翻脸了呢？把同学当阶级敌人看，同学之间的打闹说成是阶级报复，又突然冒出了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把辛辛苦苦培育我们的老师，校长当坏人看，贴大字报、戴高帽、坐喷气式，往死批斗。

我茫然了，回家和妈妈说：妈妈说他们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妈妈参加过这么多政治运动，最后都是纠偏了的，是的，是纠偏了。但文革整整闹了十年之后，才叫邓小平纠正了，可人生有几个十年啊。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尽管说都是受害者，尽管也都承认了错误，但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同学和老师们能忘吗？顾学敏那白纸一样蒼白的脸和杨健脖子上的那块红记，两个人在20中学批斗的场景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50年过去了同学们聚会时交谈都认识到，其实当时孩子们都很无辜。只是由于阶级路线的强行贯彻执行，才在中小学生中造成了分裂。人性中潜伏的恶被错误的政策发掘出来了，煽动起来了，才产生了后面的所谓什么红后代，有了令人心痛的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但愿往事一去不复返。 

04 

知青岁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想起诗人艾青的这首诗，我常常感慨万千。我在1968年下乡插队到辽宁省康平县郝官屯公社钱屯大队，当时只有17岁，六年的知青生活艰苦卓绝，刻骨铭心，我对康平这片土地虽然爱得没有如此深沉，但年过花甲回忆起往事还是常常饱含泪水，因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曾留在哪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值得我用一生来珍藏。

少小离家，不知前路有多少风和雨。1968年9月18日那天早上，沈阳市20中学校园红旗招展，我们每个人都到校集合准备坐大汽车到下乡所在地康平。我当时心情很复杂，既想离开家又舍不得离开家。

父亲被怀疑是"特嫌"已被隔离审查，我那时年纪小，虽然不太相信组织结论但又暗暗祈祷父亲千万别真是特务。事隔多少年改革开放了，非常羡慕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就问父亲：你那些台湾同学一个也联系不上了？咱也去台湾玩玩，父亲说：沒有，组织已做结论都是假的。当初没有海外关系硬说有，现在想有海外关系又没了，叫人无语。

妈妈怕难过没有送我，由我姐夫推着自行车带个柳条箱送我到了学校。妈妈临走这几天为我买了不少日用品，尽量给我做好吃的，因为这一走不知何时何月才能回来，但我思想有压力，嘴里恶苦一点都吃不下去。

大汽车穿过了城市的喧嚣一路向北，没有诗和远方，只有满目荒凉，越走心里越凉，心想怎么这么远，怎么回家啊？中午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开始吃饭，我们都拿出了家里带来的饭菜坐在汽车行李上吃。因为这一走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虽然那时物质条件非常紧缺，但各家准备的都比较丰盛。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看见同学关大飞躲在一个角落里，打开饭盒里面装的是买的油条。他父亲关继武，八级干部已被打倒，很明显家里早已没人给他做饭了，也沒人来送他。我递给他一张葱油饼，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说好吃，他说已有半个多月没吃着家里做的饭了，尽在外面买着吃，我的内心感到一阵悲凉。果然大飞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回城了，并且英年早逝，那是后话。

天黑的时候我们到了钱屯大队，分到六小队，社员们已做了准备欢迎我们，我们男生暂住张大叔家。伙房也设在这，这里没有电，有的老乡甚至没见过汽车。还记得第一顿晚餐由社员朱祥给我们烙的白面饼炖的茄子，茄子在大铁锅的氧化作用下变成黑色的了，（原来北炕的大铁锅就是热猪食的）白面饼也烙成黑呼呼的。我们大家借着昏暗的油灯吃了第一顿饭，心情是五味杂陈。每个人只有凑到油灯下才能看清嘴脸，不少老少社员围着我们像看西洋景一样看着我们吃饭，此情此景终身难忘。

下乡后不久，我们知青就开始自己做饭，基本都是由女生轮流做。其中一个叫李淑芬的女生，总是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由此还闹出了一段笑话。

农村的饭菜大部分都是一锅出。先在大铁锅里炖好莱，然后在铁锅四周贴上大饼子，由于掀开锅后总是热气腾腾，所以湿气难免会盖上眼镜。李淑芬有一次在做饭的时候，竟然把大饼子贴到了火山墙上，可她自己却浑然不知。吃饭时，李淑芬明显感到大饼子少了几个，也没好意思吱声。等到大家都吃完饭后，房东大婶忽然发现，怎么墙上还有大饼子呢！此事成为了笑谈，在全队社员里流传了很久。 

05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事

下乡的第二天，我们就主动参加劳动。当时正值秋收，我们都去拔花生，由于沒干过，个个累得腰酸背痛，两双手全是血泡。社员笑着说今晚你们就拽猫尾巴上炕吧，果真到晚上连上炕睡觉的劲都没有了。第二天队长又安排我去跟车送地瓜，扛100来斤麻袋的地瓜时，要使劲抓紧麻袋角才能扛上肩，双手血泡全都挤破了，穿心的痛。但再艰苦也要杠住，不为别的只为尊严也不能落后。

春天铲地更是幸苦，春天的夜很短，起早贪黑，有多早有多黑？夏至时节好像凌晨两三点天就亮了，四点多太阳肯定升起来了，晚上九点多才落山。社员们也真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工时间足有十五六个小时。早晨四点下地就得三点多起床吃早饭一类的，晚上九点多收工回到村里吃完晚饭也就十点多了，每天睡眠时间顶多四个小时，天天困死了。

晚上队里还要开会，半夜回青年点刚睡一觉，队里就开始吹哨上工了。打头的社员叫刘永清，为人精悍，鬼点子多，外号叫二鬼子，每天天不亮就吹哨下地一天比一天早，高玉保的《半夜鸡叫》的故事只是听说，如今身临其境，只差没有人半夜学鸡叫了。但就这样我们青年点几名同学没一个掉队，没人休一天工，整个春耕大会战都坚持下来了。经过两个春夏秋冬，我们农村的活基本都会干了，个个都评上整劳力工分。

记得青年点刚盖好的第一年冬天，我们就像生活在水晶宫里一样，墙面结着厚厚的霜，晶莹剔透，我每天都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睡觉。当时青年点有一缸酸菜，冻得杠杠的。寒冬里北风呼啸，青年点"干打垒"房顶的秸杆叶子哗哗作响。我们睡在南炕上，戴上棉帽子和口罩，躺在烧热的炕上进入梦乡。清晨起来却发现，北炕上洗脸盆里的水早已结冰。那可真是被窝内外"冰火两重天"啊！

我们六队的青年点建在钱屯北面的半拉山，北高南低的地势使我们经受了一次暴风雨的洗礼。记得有一次夏季闷热，睡梦中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不期而至。我们劳累了一天之后，每个人都疲倦极了，如果休息天赶上下雨，那可就真是雨后清凉好睡眠了。

天亮了，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唉呀，鞋怎么都动起来了。"原来是后山墙被老鼠盗了个洞，雨水由鼠洞进入北炕，又从北炕门灶口进入屋内。大家赶紧起身，跑到灶房间打开大门，雨水顺着房门奔涌而出。一场"水漫金山"让大家虚惊一场。

下乡最苦的是劳动关。上冬时，大队的苇厂收割后，就放开让大家收苇叶子做柴烧。当天晚上全村出动，每人都扛着大爬犁在芦苇荡里走，一干就是一夜，等到天亮才有马车给我们拉回去。

这一夜我们干得是天昏地暗。上半夜还好，大家都还有点劲儿，干得是浑身冒汗，棉衣和棉裤里也全是汗，大头鞋都湿透了。可到了后半夜就都干不动了，一停下来，空荡的芦苇荡北风呼啸，全身立刻变成冰棍，想活动活动都没有力气。好不容易熬到了五更天，天突然特别冷，风像刀割一般，直到那时，我才真真切切领教了什么是五更寒。

天大亮了，队里的马车来了，我们坐在高高的芦苇垛上。女生李素文困极了，从车上摔下来都不醒。因为马车是在水库的冰上走，大家苦中求乐男生们扯开嗓子，唱着"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06 

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那段日子

在钱屯大队文艺宣传队那段日子我是深深怀念的， 己经不记得哪年是什么原因我混入了这个革命队伍里，在日日夜夜的排练演出过程中，我和宣传队的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那艰苦的曰子，在我思想最沉沦情绪最悲观的情况下，我感谢宣传队接纳了我，因此我对王英杰，谭锡钧，李长虹等同学至今仍心存感激之情。宣传队像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把它当成"自己家"来维护，每天都是早三点半起来下地，晚上收工吃饭后去大队部排练节目，排练到10点多钟，像小来虎屯的闫希敏、高家的冀玉东两个女生要独自一人摸黑走三里路回到青年点睡觉，第二天照常上工。

谭锡钧作为编导毎天下工后要独自冥思苦想编写节目到深夜，李长虹要独自去编导，王英杰老大姐作为队长仼劳任怨为我们组织演出服务，还要和上级领导沟通，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们这群低年级弟弟妹妹们。去公社敬老院慰问演出是拉练，走去走回的，来回20多里路，演出完踏着月色唱着歌返回钱屯。去公社，去瓦房大队，去县里演出我们都获得好评，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在宣传队里培育了我们的音乐细胞，发挥了我们的才能，提升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宣传队没有歧视只有平等，在宣传队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在宣传队里磨炼了身体和意志。在那没有梦想的年代里，宣传队的同学们抱团取暖，在迷茫困惑中相互遮风挡雨，共同渡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大队文艺队是我们全体共同的结晶，这种晶体一直延续至713结束，难忘同学加战友的情意至今不能忘怀。 

07 

梦回713

提起713工程，每个参加过的人都会心绪澎湃，因为713工程是一座熔炉，它锤炼了我们这群年轻人的筋骨，净化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的一生，除了知青下乡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外，还能让我魂牵梦绕的经历就是713那段悲壮的日子了。

1971-1972年，我们钱屯部分知青和宣传队因国家要修一条叫713工程的战备铁路，叫魏塔铁路。分两批随郝官民兵连去了建昌，在扬家仗子扎营。建昌是辽宁最贫穷的地方，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民兵的条件更可想而知，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整整干了一年，从推土方，炸石块，护桥坡，到胜利通车。我们和民兵同吃，同住，同劳动，真真切切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

那时我们宣传队是边劳动、边教歌、边排练、边演出。记得每次劳动中间休息时，宣传队女生就扔下铁锨，顾不得喝水擦汗，教全体民兵唱歌，每周一歌。唱完了接着干活。中午民兵都能休息睡一觉，而我们宣传队利用午休时间排练，下午照样出工，很累很困但都还坚持扛过去了。

最累一次要数小啦沟大会战。一夜整整一夜呀！每次背一袋石头翻过一座山，肩膀磨出了血，嗓子里一股腥味，腿肚子直转筋，干了一夜，汗水浸透了衣衫，第二天早上独立班女战士看到自己的白底衬衫都变成黄色的了，艰苦的劳动己完全超出了她们生理和心里的极限。

知青抽调给我们宣传队一个名额，我们大家都考虑队长王英杰老高三年纪太大了，真应该回去，又想到谭锡钧家庭包祔太重了，如果在我们宣传队走不了今后更难了，因此大家极力推荐他们两人都走，最后领导理解果然如愿。我想抽调回城是知青一辈子大事，替别人着想只有我们宣传队这个集体了。

这一年是我们在农村锻练记忆最深的一年，虽然事隔己40多年，但仍历历在目。本意做个影集回忆消遣一下，但在和同学们沟通的过程中我被深深的震撼了，几次夜不能寐，原来每个人对此段经历都是那样刻骨铭心，几次修改文章都觉得不能把当年的悲状完全表述出来，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翻腾，713精神真的永远值得我们珍惜，713经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713战友的友情终身难忘。如果今生还有机会，我们一定重回驻地看看，看看我们修的那段魏塔铁路，了却我们心中的乡愁，既使今生不能如愿，既使什么也看不到了，但713永远在我心中。 

08 

怀念战友

我们青年点共10名同学，5名男生5名女生，如上面照片，咱点的女生值得点赞，虽然大多出身普通百姓家庭，但谁也沒干过如此繁重的农活，都非常要强，不甘落后。记得她们轮班做饭，要到很远的7队队部去挑水，挑水的扁担绳挽了一扣还是前后一晃就墩地，在城里谁也没挑过水啊。贴大饼子她们的手不够大，常是卷着袖子连手臂一起甩，涝高梁米饭她们是蹲在锅台上才能够着使上劲。一颗平常心伴随她们在淡定中成长，经历着繁重农活和知青抽调风波尽显出随和宽容，几位女生洁净的心灵从不与人争锋，在友情中接纳同学，"尽人事，听天命"，不抱怨，单纯朴素，活出她们的人品、人缘、人情，提炼出苦乐年华中的人生境界，不幸的是我点的两名女生张学军和申秀云都英年早逝。

特殊的年代让有的同学感到回城无望为了生存忽视了爱情，也有人在仕途和爱情之间背叛了爱情，但也有人为了那份信念在农村坚守了多年，如5队奌刘坤同学一个人在张强公社教书，孤独的坚守多年终于也回城了叫人敬佩。整个钱屯大队有我们初21班四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有很多难忘故事，恕我不能一一道来。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原来我班身体最棒的关大飞、李万鹏竞早早夭折，而一直体弱多病的小耀子现如今身强力壮成了合唱团的主力。更值的一提的是1974年我们知青大部分都回城后，我班年纪最小的女生王沈生为了信念甘愿最后一个断后回城，经历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想想都不寒而栗。我很想写一篇《王沈生在1975》文章来回忆那段日子，但苦于没有资料未能实现。

还有李长虹原来是我班文艺委员，能歌善舞，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中流砥柱，从七一三回来后抽调到县文艺队成了当家花旦，二人转"小鹰展翅"唱红了康平大地。但小鹰仍要飞得更高，1975李长虹响应县委号召，又自愿重返农村当上大队干部生产小队长，结果不幸在劳动中将手轧断，只好回城，据悉乡亲们提着百余斤鸡蛋和罐头来看望相送……

特殊的年代人各有志，如果说沈生和长虹是在拿青春赌明天，我祝愿她们的真情换来此生幸福。前苏联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说过：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沈生和长虹都和我共事多年我很了解，她们都是有志向，有抱负有理想不甘平庸的女孩，尽管个人的努力在那个大气候下显得那么无力，但她们还是坚强地屡败屡战。不管如今怎样，我想当她们回首往事的时候，能为自己有那样一段经历而自豪。她们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她们那段青春比我们更丰富，比我们更精彩，值得我们追忆。

几十年过去，回想和思念交织在一起，欢乐和痛苦也交织在一起，离去同学们的青春面容，给我感受深切，无论风雨变迁始终鲜活，写到此时我己泪流满面，天堂里沒有痛苦只有我们在20中校园读书时的欢乐，大飞，万鹏，张学军，申秀云你们安息吧，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同学。 

09 

今宵梦醒何处

诗人贺敬之在《回延安》里写到："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在这里！”感情如此强烈！我回沈阳后许多年，也经常梦到又回钱屯了，不过基本上都是噩梦，醒来后，定定神，确认自己是睡在沈阳的家里，才长出一口气，紧缩的心才又放下了。

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梦见我又和六队社员在西大道铲地，就我一个知青我穿着从七一三发的旧军装，我在前面低头铲后面老农刘永泰问我：王铮你不是抽调回城了吗？怎么又回来干活了？我直起身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们都回沈阳上一阵子班了，又说那次抽调不算数了，所以回来了，梦里和真事一模一样。醒来后擦了把冷汗赶紧上班去了。

几年的插队生活我们确实吃了一些苦，不过这些苦也就是广大农民的正常生活，广大农民也没想过到哪里诉诉苦。我们也最真实地了解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状态，了解了五花八门的人生百态，肉体和心灵确实受到了磨练。回到沈阳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眼中任何困难都不是事儿了，有些别人眼中的困难，在我看来是这点儿算的了什么！

记得有人模仿京剧《红灯记》中的一句台词，"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这是北京一个知青回忆插队生活的一段话我很认同也很欣赏，的确这样，中国有13亿人口有10亿多农民，还有那么多还乡青年他们不能计算工龄更不能进城，他们又是怎样想的哪？另外正是有知青这碗酒垫底，能让我回城到工厂后依然努力奋斗，很快入党、提干、上大学。细想起来和下乡这几年的吃苦磨练是分不开的。 

10 

重回故地

2016年10月22日，我又重新回到了当年下乡的地方，因为母亲当年去世，我的心情很愁怅，想起母亲晚年说的话：“当年你下乡帮过你的老乡别忘了，你现在读书多了，更要懂得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的道理”，因此我决意回我的第二故乡看看。

在钱屯的这两天，我走遍了六队全体社员家，我能从心底感受到六队老乡们的热情。我们坐在热乎乎的炕上，喝着康平红茶，抽着卷烟，兴奋地唠家常，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下乡时的情景，感觉真好。

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忘记我们68届这拨知青，还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关切地跟我打听着大家的情况。我戴上眼镜，和每一个老乡拥抱，仔细在他们身上寻找之前的模样。当时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小伙伴，都已变成了和父辈一样的老头儿，我感叹岁月的无情。

我回到了房东大婶家，大婶己老年痴呆像我母亲晚年一样，四个儿子老大脑血栓，老二还好，老三己夭折，老四流落他乡，我拉着大婶的手无言以对。还有老曹二婶也生了四个儿子叫文武双全，我们下乡的时候就她就躺在坑上，现在双目失明已91岁了，但不糊涂至今记得咱点张卫国。我也去了当年打头的二鬼子家，刘二叔己卧床不起。唠起往事二鬼子说：当年给你们累坏了吧？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刘二叔的小儿子到是满岀息的为人师表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我笑着问他：你给学生们讲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课文吗？孩子一脸茫然。

常忆起那份情那份爱，那晚我和这些儿时伙伴彻夜长谈，聊起了刚来时的很多往事，一起放馬，一起在地里烧花生等等，因茶水喝多，我们又一起像儿时那样去外面站成一排对着大地撒尿，月光如水，田野里阵阵清香扑鼻，真爽。我抬头仰望当年的那片天空，依旧是繁星密布，又明亮又清晰。

六队青年点的旧址是我最想去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废墟，后边盖成了小学校了。只有野草在瑟瑟的秋风中诉说当年的往事，似乎在告诉这里玩耍的小学生，四十多年前，这里曾经住过10名十七八岁，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年轻知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洒在这里，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这里。如今，当年的六队知青只剩下8名了，也都变成了爷爷奶奶，但他们在远方仍向这里眺望，在梦中牵魂，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地方。

在我即将离开钱屯的时候，一个老乡对我说："这回你退休了，有时间，没事常来。"我嘴里答应着："好，一定来！"但当我的车驶过西大道时眼晴就湿润了，因为我心里知道，再来真的不容易了，毕竟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说不定这就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别了，钱屯；别了，年轻时的伙伴；别了，我的父老乡亲；别了，我青春的记忆！ 

11 

知青小道

"一条小路曲曲折折细又长，一直伸到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爱人上战场......"这是俄罗斯的一首名曲《小路》。我说的小路并不弯曲也不漫长，大约有三里路，是钱屯到高家的必经之路。在农村的最后二年我们钱屯全部知青都併到高家合成一个点了，同甘共苦的知青们面对苦难的磨练，像一家人一样度过了几年的岁月，现在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了。

当第一次抽调各点的点长都基本走光了后，"扎根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是屁话，没有人再当真了，对前途无望的苦恼折磨着每一个人。人的命运受国家，时代，家庭多个因素拨弄，自己的努力往往显得那样无力，但是还得努力。知青们慢慢各自用不同的方式离开了钱屯，丛桂生，李兆生，王慧凯跟家走了，咱点张卫国也跟家走了，亚平当兵走了，关大飞也用自己的方式走了。陪伴我度过艰难岁月的钱屯文艺宣传队也散了，曾在七一三患难与共在钱屯大队一起排练演出日日夜夜的兄弟姐妹也都各奔东西了。

我和咱点同学张力达因为和高家的老乡不熟悉，所以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就沿着这条小路，去钱屯六队的老乡家喝茶抽烟唠嗑消磨时光，晚上踏着夜色又沿着这条小路回青年点睡觉。每天如此，一天我和力达说：将来我们回城后一定记住这条小路，它是我们这段艰苦岁月的见证，力达开玩笑说：那就叫"王铮小道"吧，将来立个石碑。

邓小平当时在江西农机厂劳改时每天走一条小路后来叫"小平小道"，那是一条绵延1.5公里的蜿蜒红土小道，就是在这条小道上，小平同志每天踱步思考着中国人民的命运，思考着中国的发展之路。我和力达也是在这同样3里路的条小路上将近走了一年，每天思考我俩自己的命运，思考着如何早日回城的人生大事。说来可笑两个人生最低谷的落魄青年此时竟不忘指点江山。

46年后我重返钱屯竟然找不到这条小路了，因为村村通公路已变成水泥马路了。路好走了但我若有所失，我更怀念当年那段坑坑挖挖的黄泥小路，怀念那路边野草的清香，怀念那声声入耳的青蛙鸣叫，怀念那如雪如银的皎洁月光，怀念我的知青岁月......。

说不尽的知青往事，诉不完的战友之情。 插队那段难忘的岁月，是我们这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故事，每一个都牵动着我对往事的回忆，是我记忆中的芳华，每一个都值得我用一生去珍藏。

12 

回城后的日子

一九七四年我从农村抽调回城，先到气压机厂后转到沈阳市继电器厂，厂里还同时有20来名其它学校的知青。我是20中毕业的，自然学的东西多一点，给车间办了第一期黑板报引起了工人师傅和领导的关注。美术字和插图是我的强项，加上稍有点水平的文章内容，吸引了大批职工前来围观，因此我当了工会委员，团支部文体委员，参加了厂文艺宣传队，七二一职工业余大学，组织篮球队，乒乓球队经常比赛演出，干得风声水起。

当徒工第二年，我还未满徒，就分配我几个徒弟让我帮着教。那时感觉真好，每天迎着朝阳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上班，一进厂到处是师傅们关爱的目光，每次到其他车间办事都有不少师傅在背后指点：这个小伙就是王铮......就是技术科那群自命清高的臭老九（文革前老大学生）对我也都很关爱，我与他们的很多人都交下了忘年朋友，他们对我后来的成长和进步给了很大帮助。（那是后话）

没有了农村的勾心斗角，没有了阶级斗争，整个国家在小平领导下全面搞经济建设，全凭自己本领干，工人师傅又是那么纯朴，我在车工班有几个年轻人，小孟，小芦，杨魁武，杨里群，李风兰，张健等总在一起玩，处得如同亲兄弟姐妹。我至今还怀念他们，可惜一个也联系不上了，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后来恢复高考，我和同学一起复习功课，我们因为初二水平数理化短板，就都报的辽大中文和历史系。文科录取分数线280分，我成绩是285，结果大家欢送会也开了，酒也喝了。但接到通知，第一志愿没被录取，有下面这些学校是否愿意服从分配。我一看是朝阳师专、丹东师专、铁岭师专等，回家商量一下，决定明年再考，不想当老师。

但总开病假单复习功课也不是事，恰好79级第一次全国电视大学招生，单位推荐我考电大，说脱产还带工资，主要希望我读完书继续能回厂里効力，我就考了电大。这样就有时间了，但我白天上大学课，晚上去东工䃼习高中课，还是准备明天高考，因为通过第一年高考觉得高考也不那么难。但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高考结婚的不行了，就这样我只能把电大读下来，改学理工科了。

那是怎样一个时光啊，这时候儿子已出生，晚上要醒多次帮助媳妇儿喂奶、把尿，而白天要在电大上课，高中的数理化三角函数都未学，直接讲微积分，晚上下课又到东工恶补高中课。我还当班长，每天没有12点前睡过觉的时候，刚躺下又要给孩子接尿。毕竟年轻啊，那几年也不知是怎么渡过的，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觉。

是渴望读书的信念支撑着我，是我们20中学刻苦好学的学风鼓舞着我，是六年知青生活的这杯苦酒垫底硬挺着我，另外是母亲为了我把书能念下来，提前退了休帮我们照顾孩子，使我永生难忘，三年过去了，蒼天不负有心人，知识终于改变了我的命运，毕业后回厂分配在设计科，依旧努力拼博，因为搞新产品获辽宁省科技成果二等奖破格由大专晋升了工程师，职务由科长到副总工程师。 

13 

生命中不能忘却的两个人

我回城后在沈阳继电器厂工作了10多年，从学徒工到副总工程师，对继电器厂有深深的感情，在工厂我上了大学入了党提了干，继电器厂培养了我，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有二个人，一是当工人时的师傅陈学尧，另一个是分到设计科带我的师傅高希飞。当年，陈师傅为了让我考大学抽出时间复习功课，常常自己一个人干两班活，让我休假看书，在我家动迁最困难的时候，把自己的母婴车给了我，让我爱人带孩子骑，类似这样的帮助数不胜数。陈师傅是我今生遇上最好的师傅，我会感恩戴德一辈子。

后来听说陈师傅把沈阳的房子让给儿子，老俩口搬到陈相农村去住，我和爱人一起开车去看望，给陈师傅留下一些钱。陈师傅不要，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收下吧，陈师傅激动地说：“你走后我又带了好几个徒弟，我当初就看好你，那时就觉得你不会永远当工人”。

另一个要感谢的是我毕业后分配到设计科的工程师高希飞，北京人，北京理工大学63届毕业生。机械部电器行业大名鼎鼎，爱人李佳山和李长春（曾任政治局常委）在市开关厂对面办公桌，该人特别有才，不光电气精通，文学造诣也很深，字写得漂亮，更能熟读唐诗，高师傅带了我走南闯北多年，到现场安装调试产品、培训讲课，言传身教，并送我到中国矿业学院继续学习计算机，与高校老师联合设计新产品，增长了我的才干。

如果说后来我到沈阳市电器研究所，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工作并能有一席之地，全拜高希飞所赐。高工现已退休回北京养老了，还有联系。总之陈师傅把老工人的朴实、无私，讲情讲义的品质教会了我，高工把精堪的技能传授给了我，让我从继电器厂出去能够凭自己本事独打一片天地，两位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如今一代人的芳华已逝，我己退休，到了人生该谢幕的时候了。回想一生走过的路，经历的风风雨雨，还是特别感谢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及个人都获得了新生，庆幸我生逢灿烂的年代，人生能有这么多美好的故事。

上山下乡给这一代知青留下了什么？

魏光奇："文革"时期读书生活漫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