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幺伯父

一个亲身经历西安事变的历史老人

1982年，有幸成为新三届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从出生、下乡、做工、上学、一直从未走出湖北省范围的我，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时，计划经济年代的阴错阳差，被分配到首都北京参加工作。等到相关派遣手续办妥，我提着当年下乡时一样的简单行李，只身一人背井离乡去往北京。

临行前家人告知，北京天津还有几家从未有过联系的远房本家亲戚，有工夫时可以去见见，其中有一位堂伯，据说是家族里唯一的一个共产党的官。

清朝末年，一对姚姓两兄弟先后考取功名，从浙江余姚辗转来到鄂西北山区偏僻的贫穷小县——随县安家，同时辗转多地做过清朝的地方小官，从此立业、成家、后来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封建大家庭并建立家谱。最兴旺时期，在当时贫穷的小县城，甚至有“姚半城”之说，由于随后的连年战乱、历史动荡，家道中落，兄弟俩的下一代分家时，居然有堂兄弟十一个，称十一房。北京这个从没任何联系的堂伯，就是十一房中的大房，即我的大爷爷家最小的幺儿子。据说当年他因为逃婚或什么其它原因，十几岁逃离家庭了无音讯，直到解放前后露面时，他成了平津地区铁道系统共产党重要的接收官员之一。

我从武汉到达北京工作单位之后，当一切工作用品、食堂饭票、集体宿舍等安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休息日，来北京后由于一直想看看从小想像中的天安门、王府井，也希望找一找这个堂伯父的住处。

一大早从北五环外的工作单位出发，当时的单位远离市区，周边全是农田，仅有一路郊区长途车通往市区。其车站距单位不近，记得当时还爬上了一辆农民驾驶的马车到达车站，乘两个多钟头长途公交车到达市区，从天安门一路步行到王府井一路游览，最后找到王府井东侧的东单三条胡同里一个老北京四合院幺伯父的家时，时辰快中午了。家里只有伯父伯母两人，当时幺伯母同幺伯父似乎正在呕气。

来北京前我大致知道，家谱里爷爷辈排行，北京这个堂伯是十一房中的大房爷爷的幺儿子，但比我父亲年长，按家乡习惯，我应称呼他为幺伯，我的爷爷是十一房，父亲是十一房的老大、大儿子，其它几家的晚一辈应称呼我父亲为大叔，我那时穷也不懂事，空手进门，喊一声幺伯幺伯母，就自报姓名。

由于家谱中我的姓名中间的那个“克”字属辈份，幺伯母马上听出我与她儿子一个辈份，知是老家又来人了。以往他们大房老家大凡有人来都是来讨工作讨饭碗，幺伯父凭借职务便利，解放初期曾安排了好几个家乡亲戚在北京、天津地区铁路系统参加工作。

我告诉他们我今年刚大学毕业，分配来北京工作不到十天，今天休息找了一路才找到伯父家。我还没说完，幺伯母突然面对伯父说道，你姪子刚好来了，今天qing就刚好让他陪你去吧。幺伯母见我一脸懵懂，急忙解释道，你伯伯刚才又想去吃对身体不好的北京烤鸭，我正生气，我还有事要出去，算了，你来了今天你陪他去吧，同时又强调，你什么不用管，他常去烤鸭店，他也有钱，他一个月二百八十多，他活着就是银行，这是幺伯母原话。四十多年前，当年我每天上班，工资才54元一个月，幺伯父老干部退休了一个月拿二佰八。这时幺伯父也不多话，招呼我一句，跟我来！出了门。

当年北京东单三条虽紧邻大名鼎鼎的王府井，但街后面破乱不堪，各个四合院外小小胡同过道，有的地方竟错不开身。幺伯父六七十岁，个子不高很胖，行动稍显不便但坚持不要我挽扶，一路无话但轻车熟路，七弯八拐只几分钟转入王府井步行街，不到十分钟进入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全聚德”北京烤鸭馆，这个烤鸭馆现在还在原地。

烤鸭馆不像现在吃客众多，当时没几个客人，跑堂的一见到幺伯父进店，来一句“老爷子，还和从前一样？”幺伯父只简单两个字“一样”不再多话，跑堂的见只有两人，把幺伯父让到靠墙的一个四人桌座下，不一会一个师傅推出一个小车上面一只烤得焦黄的北京烤鸭，当着客人面一片一片切下来，一大盘烤鸭肉端上桌，同时端上几盘大葱、蘸酱和烤鸭饼，最后上了一大盆鸭架汤，没有一个配菜只有烤鸭。

说实话，我当时还不知道、不懂得怎么吃烤鸭，东西一上齐幺伯父自己马上开始卷饼夹肉包葱蘸酱开吃，见我没动只瞪眼看他吃，来一句，怎么不动？吃！我才学着幺伯父的样子卷饼夹肉开始吃。不似现在，北京烤鸭这种大油的美味，现在你吃一顿三天不饿，三天再无胃口，当时可整整一只烤鸭两人全吃完，最后一大盆鸭架汤也喝得见底。

吃完烤鸭，以前从未见过面，话少且官味十足的幺伯父又招呼我回他那里。也许我陪他吃烤鸭吃得舒服，回到家幺伯的话似乎多了一点，开始与我闲聊。可一说起老家湖北随县，幺伯父的话明显少了，也许害怕老家又来人找他讨生计安排工作，只说很小就离开老家四五十年，从未再回去过，老家的事不清楚或忘记了，包括我的爷爷家十一房等等我比较关心的一切与老家有关的事情，他都说不清楚，明显不愿提老家的往事。幺伯十几岁离家，老家的往事知之甚少也许事实真是如此。

当年我年轻不更事，用武汉话直楞楞问一句：“幺伯，您以前是搞么事的？”幺伯楞了几秒钟转身进里屋，一会拿出不算厚的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递给我说，前年他们拍电影《西安事变》，请我当顾问，这书里提到我。

电影《西安事变》1981年上映，当年获百花奖。我从幺伯父手中接过书一看，里面有一页不多的几行字：顾问姚运清，1936年杨虎城贴身营职警卫副官，中共地下党员，亲身经历西安事变，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政治部离休干部等字样。

书名具体记得不太清，反正是一本电影《西安事变》拍摄筹备策划之类印刷不太正规的白皮书。书中还夹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不到二十岁的幺伯穿一身厚厚的粗布棉军装，腰扎武装带别一把驳壳手枪，看着挺威风。幺伯稍显得意地又说：这是当年我亲自开车护送南汉辰离开陕西时后来照的，就这一张。

关于西安事变，上学还学过一点历史，知道一点张学良杨虎城，可南汉辰是谁，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后来去天津见两位六十岁的堂哥和五十多岁的堂姪，他们告诉我有关幺伯的一些往事，我才知道，南汉辰是中共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陕西藉老革命，多年在杨虎城的西北军做上层统战工作，趁机在杨虎城的西北军大量发展共产党，可能正是那个时候，幺伯加入了地下党。

历史上杨虎城作为地方军阀受蒋介石排挤，为求生存也左右逢源一直亲共。杨虎城的西北军中有很多中共党员，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两位堂哥堂姪告诉我，幺伯十几岁离家后当兵，后来不知怎么到了杨虎城的西北军，又不知何时成了地下党，后来又当上了杨虎城的警卫副官，可能都和南汉辰有关。上世纪三十年代杨虎城受到蒋介石的强大压力，要杨在军内清共并抓捕南汉辰。杨虎城不愿意这么做，礼送南汉辰，当时派的就是幺伯亲自带枪开车护送南汉辰脱离险境。

南汉辰后来去了延安，西安事变发生时又受党指派，帮助杨虎城调和各方势力，应对事变发生后错综复杂的局面。南汉辰解放后是周恩来的政务院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即新中国第一届央行行长，早期第一套人民币上的很著名图案就是南汉辰负责组织印刷完成的，是一个大官。

那天的闲聊中，幺伯自言自语地说：那些日子真是紧张危险，我们全部人员随时待命不许擅自行动，弄不好是要命的，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电影《西安事变》中都有出现。幺伯后来简单告诉我，他一直在公安系统，从铁道部离休，可能见我太年轻又不熟悉没得谈，也不愿多说了。

那天在幺伯家与幺伯闲聊一阵，由于我回单位路途还需要三个多钟头，那时公交车收班早，担心没车回不去了，我提出早走。临出门，幺伯母告诉我，除她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应该是我的堂哥堂姐外，在北京东木楼铁路局家属院（拆迁后即现在的西客站地址），还有一家堂哥堂嫂，天津和平区王串场还有两家堂哥一家堂姪，都在北京铁路局和天津铁路局工作，有的己退休，让我以后熟了去他们几家认识认识。

在北京一切工作生活正常以后，我又去北京铁路局退休的堂哥堂嫂家拜访，还和堂哥堂嫂家和我年龄相仿也在铁路系统——北京二七机车厂（历史上有名的二七大罢工的那个厂）工作的儿子成了朋友。去天津就不太容易，那时一周工作六天，碰到一个十一双休，我才去了天津和平区王串场，在一大片铁路系统，低矮阴暗潮湿的小平房户棚区里，找到另一个堂哥一家，经堂哥的小儿子，联系到那位堂姪一起聚了一聚。

他们几家都属幺伯的本家，年龄比我大很多，知道幺伯的情况比我多，陆续告诉我，幺伯1936年全程经历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西北军被蒋介石瓦解，幺伯从此离开杨虎城返回共产党的队伍，一直做情报公安工作。

五十多岁的堂姪又告诉我，幺伯可能就是那时候认识了赵苍壁——新中国第四任公安部长，可能当时与赵苍壁是上下级工作关系，解放后还经常有工作联系，幺伯是铁道部第一任公安局长。我还听堂姪说，杨虎城唯一一个没被杀害的大儿子杨拯民，早年去了延安，解放后曾当过国务院最小的一个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的副部长，拍摄《西安事变》电影期间，专门拜访过幺伯，可见幺伯作为杨虎城的警卫副官其关系之近。

幺伯在铁道部内算是革命老资格，由于文化低一直上不去，曾经被铁道部任命为湖南株洲铁路机车厂厂长，就是现在中国比较著名的生产动车和高铁机车的南车北车集团中南车的前身，不过他一直没到任，仍然属于铁道部内局级职务。

说实话，在天津与几位堂哥堂姪见面，当时的确有些滑稽和尴尬。由于他们是大家庭爷爷辈中的大房，我们家是爷爷辈中的十一房幺房，所以我年龄小辈份大，与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席间堂哥堂嫂当着他们比我还大的子女的面，称我为堂弟，特别是五十多岁的堂姪称我为叔叔时，真有点不自在。我在天津堂哥家还住了一天，那天堂哥的儿子不知到哪去猫了一晚，把他在低矮小平房小过道夹缝中的单人床铺让给了我。

八十三年前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临潼，发生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共同将蒋介石扣留事件，史称西安事变，该事变于当年12月25日，在共产党及有关势力帮助下最终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并促成了中国全面抗日及国共第二次合作，也称为“双十二事变”。

事变的两个主角之一，张学良，其时虽背负国恨家仇、手握重兵，却在“九一八事件”后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东三省，成了亡家亡国奴，故也被部分国人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不肖子孙。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回国后遭逮捕，解放前全家被杀害，电影《红岩》里渣滓洞监狱中著名的小萝卜头原型就是杨虎城秘书的儿子，也一并被杀害。

对于西安事变，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有着完全相反的评价。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历史将是另一个走向，国家也会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也不能假设，经历过、参与过那个惊天事变的老人，包括我的幺伯父如今都己作古。一百年来，国家经历过战乱也经历过动乱，现在终于完全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也是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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