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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李金声：我的插队好友郭安

李金声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李金声，1956年出生，先后毕业于江西政法学校、中国政法大学。曾任检察日报社长助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主任、中纪委驻最高检纪检组、高检院监察局副书记，高级二级检察官，现已退休。

原题

知青 郭安

作者：李金声

知青回城以后，见面的时候，喜欢互相称乡友，估计是从军人之间互称战友转化而来的。当过兵的人并不一定上过战场，都称战友未必合适。但是下过乡的知青，肯定都在乡下战天斗地过，有的还睡过一铺炕，吃过一锅饭，再见面时，称呼乡友应该是很合适的。

郭安是我的乡友。我们一起下乡，住在同一个房间，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起出工，一起收工，朝夕相处。我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估计他也应该是这样想的。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与其他21个知青，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下乡到了江西省乐平县临港公社九墩大队。

在九墩下车以后，还要徒步走两公里山路，才能到知青点朱冲坞。天上飘着霏霏细雨，我穿着笨重的雨衣，肩扛手提行李，在山坡上攀爬。路太滑，我摔了几跤，一身泥巴，捆扎不紧的行李卷也松开了，一个小书箱还进了水。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郭安从坡顶上下来，什么也没有说，扛起我的书箱就走。

翻过山丘，到了知青点，郭安把书箱放在地上，揉了一下压红的肩膀说：“你到农村是干活来了，还是上大学来了？”

分配住房时，我因为担任知青队的伙食管理员，分配在条件稍好一点的食堂配房。大队副书记石宏图说：“你可以选一个同伴一起住”。几个知青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我毫不犹豫地选了郭安。

房间不大，正好可以摆放两张床。进屋以后，我问郭安：“你喜欢睡哪个位置？你先挑吧”。郭安头都没有抬，说：“这是你的房子，我是借光才住进来的，还是你先挑吧。”

我把带来的书码放在桌子的一边。他扫了一眼，很不屑地说：“干几天活就把你累趴下了，还看什么书！”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年代，郭安报考体育学院应该有几分可能。他在单杠上能做大回转，跳木马在空中可以变化出很多花样。在校篮球队里打后卫，身体灵活，体力充沛，投篮也准，上场就能让观众眼前一亮。

他的弱点是不爱看书。在校时各门成绩都不太好，尤其是数理化。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缺点。因为经常要参加一些体育比赛，他在学校的知名度很高，高中两个年级四个班，几乎人人都认识他。

第二天早上下田，大家都换上了破旧的劳动衣服。我没有准备，只好穿着平常的衣服来到院子里。队长看了我一眼，嘲笑地说“你是去做客吗？很像一个新郎官叻”。郭安拉我回到房间，拿出他准备的另外一套劳动服扔在我的床上，说“你怎么总是出洋相呢？”

朱冲坞是一个小山坳。三面环山，一面临沟，面积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若干年前，上级命令每个大队都要搞一个养殖场，九墩大队在这里办了一个养猪场，养了四五十头猪。不知道是养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猪场仅仅坚持了两年，最后是猪去栏空，养猪场关门了。

这次接收知青，大队把猪栏简单地改造了一下，变成了知青宿舍。我们进去的时候，墙上还有猪毛，地上还有猪粪，整栋房子里都有一股猪臭味。文革中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以后住在牛棚里，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的回忆录名为《牛棚杂忆》。我们九墩知青住的是比牛棚还差的猪栏，依例，我的回忆录应该定名为《猪圈往事》。

朱冲坞周边没有人烟，野生动物还有一些，尤其是蛇。知青下田的时候，在草丛里碰到蛇是常事，连女知青都不会大惊小怪。但是夜晚房间里爬进去蛇还是很可怕的，几次蛇进了知青房间里，都把整栋房子里的人惊醒了。

为了避免夜里起来踩着蛇，女知青解小便都不出外，在床脚放一个小尿盆，夜里起来下床就尿。男知青就住在隔壁，木板房一点也不隔音，听得一清二楚。男知青有时候恶作剧，使劲敲墙板，大声说“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一天夜里，我尿急，起来以后站在大门口，像每次一样，把尿液飙起一米多高。恍惚之中，眼前一个柱子晃来晃去，我想伸手去抓一下，忽听到“嘶、嘶、嘶”的叫声。我瞬间醒了过来，定睛一看，一条长蛇竖起上半身，正冲着我晃动。借着月光，我看见，长蛇吐出舌头，两根信子一跳一跳，几乎就要碰到我的脸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大喊了一声，向后退了几步，脑袋里一片空白。

郭安闻声从房间里冲了出来。他冷静地抄起灶台上捞饭的笊篱，冲上去抡了几下，长蛇应声倒地，在地上翻滚起来。他用笊篱继续猛击，经过几个回合，蛇终于被打死了。

次日起来，我用竹竿把蛇挑起，挂在食堂旁边的树上，目测过去，这条蛇超过两米。过来吃早饭的知青同学无不驻足观看，连连称奇。这种“身材高大”的蛇在朱冲坞也是非常罕见的。我回想昨天夜里的打蛇过程，心里还一阵一阵悸动。如果我用手真的摸了一把，如果不是郭安冲出来把它打死，结果将会怎样呢？

早饭前，郭安让我去洗笊篱，说“千万别让别人知道了，不然谁还能吃饭？”我蹲在塘边，仔仔细细地洗笊篱，上面有很多蛇血，我用小刀刮每一根篾条，路过的知青都有几分不解。尽管洗得很干净，又用水泡了一会，我的心里仍然抵触。中午，我以我们自己食堂的饭太硬为由，到队长家盛了两碗米饭，一碗给了郭安，一碗我自己吃。

转眼就到了“双抢”。江西稻谷一年两熟。早稻收割后要立即把晚稻栽种下去，“收”和“种”要在20多天内完成。太早了早稻不够成熟，影响稻米产量和质量；晚稻栽种要在立秋前完成，过了节气不仅减产，甚至可能颗粒无收。可怜的农民不敢得罪老天，只好拼出自己的全部力气，把收和种的时间尽量挤在一起，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其他季节，一天干10个小时，“双抢”季节，一天要干15、1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农民来讲，一个双抢要瘦掉几斤肉，退掉一层皮，对知青来说，特别是对下乡第一年的知青来说，参加“双抢”就是过一次鬼门关。

到九墩的第二天，我就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我希望借助这次“双抢”，自己能在众知青中脱颖而出，尽快入党，为尽早离开农村提高一点身价。我每天最早起床，帮助队长叫醒习惯赖床的几个知青。割禾时努力加快速度，每次都争取第一个上岸。中午往回走的时候，抢着挑禾槲，哪怕是累的呕吐也在所不惜。

郭安对我这种表现不以为然，经常讽刺我，说我是“显大眼、”“出风头”、“傻啦吧唧”。他自己则是干三天歇一天，根本不在乎队长怎么对他咆哮。

“双抢”结束的第二天，我再也坚持不住了，第一次没有出工。那天粒米未进，身体虚弱得站不起来。晚上，回家几天的郭安回来了。他进门看了我一眼，立即露出不安的神色，说“几天没见，你怎么这样了？”他把手按在我的前额，稍倾，说“不得了，最少39度”。在他的坚持下，我上了他的自行车，由他推着，离开了朱冲坞。

过程冲岭的时候，自行车带不动，郭安背着我，先爬到岭上，把我放在地上，再下岭把自行车推上来。我们走走停停，到了夜里11点钟，才到了乐河厂医院。他叫醒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一起把我弄进了抢救室。护士给我量了一下体温，惊得叫出声来“啊！41度！”

最初，医生怀疑我是重感冒，各种药剂用下去基本无效。我最明显的症状是高烧，连续三天41度，床头上的体温记录表呈一条直线。在我父母的恳请下，医院请来了乐平县医院的医生，两个医院的医生共同会诊，最后的意见是，超强的体力劳动，导致身体机能失去平衡，高烧是这种失衡的表现。医生说，退烧是当务之急，否则内脏会烧坏，既然药物已经失灵，干脆用物理降温法吧。

所谓物理降温法，就是从冷冻厂运来两桶冰块，把我脱光放在一个大木盒子里，浑身上下堆上碎冰，再用电扇不停地吹，用冰的寒冷把我的体温降下来。

不知道是冰镇起了作用，还是经过三四天的高烧，我的身体平衡又恢复了，第五天，我的体温开始下降，经过十几个小时，体温计的水银柱停在了36.7。护士露出了笑脸，医生吐了一口长气，我妈妈止住了哭声，我的眼睛也开始慢慢睁开了。

退烧的第三天，郭安再次来看我。他坐在我床边，说了一番至今我依然记得很清楚的话。

他说：“你这个人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糊涂。干嘛要那么拼命？你以为干得好就能入党？就能早一点离开农村？你太幼稚了。大队干部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才不管你干得好坏，他们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郭安又说：“什么最值钱？你的小命最值钱！没了小命什么都没有了。这才是开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次双抢25天，我只干了15天，我不要工分，你罚我工分都行，就是别逼着我拼命。”

郭安还说“老表哪里把我们这些知青当人呢？他们底分10分，出一天全工挣16个工分。我们底分7.5分，出一天全工只能挣11分，一天就少了三分之一。年底结算的时候，我们连口粮都难挣回来，还给他干个什么劲呢？”

说实话，当时郭安的这些话我并没有听进去。我觉得他是知青中的落后分子，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而我是共青团员，已经申请入党，在知青队里还担任着领导职务，我需要给其他知青做榜样。

我与郭安，在政治上看法不一，难以沟通，经常争吵，但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尤其是在我这次大病时他的表现，让我对他深怀感激之情。我多次想，如果他遇到了什么难处，我也一定会倾尽自己所能帮助他。

不久后，我和他都发现，我们俩共同喜欢上了一个女知青。暂且称呼这个女知青为M吧。在学校时，M低我一年级，与郭安同班，郭安是不是在学校时就喜欢上M了，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的家距离很近，知青队里有小圈子，我们三个人算是一个小圈子。我俩都想尽办法向M示好。

夏天到了，要挂蚊帐，我上山砍来竹子，帮助M做了一个蚊帐架。偶尔回家，从家里带来一点好吃的东西，我也偷偷地分出一半，放在M的饭盒里。郭安比我大胆，在田里劳动时，总是主动帮助M。或者帮助插一段秧，或者把她担子里的东西移到自己担子里一些，减轻M担子里的重量。M在我们两人之间保持平衡，对谁都不偏不倚，让我俩都感觉到欲近不能，欲罢不忍。

一天，已经关灯了，郭安主动聊起M。他问我对她有什么看法，我遮遮掩掩，不肯把真实想法说出来。郭安终于忍不住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拉开了灯，对着我吼道：“我喜欢她，她也应该喜欢我，你们俩完全不合适，希望你不要从中作梗”。

那一刻，我很吃惊，也很愤怒，甚至想起来和郭安打一架。我无法理解他的蛮横无理，也不认同他的“你们俩完全不合适”的妄言。那天我一夜未眠，想了无数个解决方案，都觉得不太合适。次日终于想通了。我想，这种事情能闹吗？我们之间打起来，M怎么看？别的知青怎么看？最后怎么收场？最大可能是让别人看了一场笑话！

那段时间，M似乎也有所察觉，她主动疏远我和郭安。开始，郭安以为我从中做了什么手脚，几天不和我说话，总是气鼓鼓的。当他看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也失魂落魄，自己的心理才稍稍平衡。

“双枪”过后，我被调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知青队里的同学都感到意外，几乎都认为我是通过“走后门”才离开知青队的，没有一个知青到九墩小学来看我，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甚至把头故意扭向另一边。只有郭安对我不离不弃，时常过来坐一坐，宽慰我说：“别理睬他们，他们是嫉妒，论教书，你肯定是最合适的人”。

知青生活十分单调乏味，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枯燥得让人窒息。如何打发这些无聊的日子，一些知青开始谈恋爱，男欢女爱是知青的吗啡，可以暂时让人忘却眼前的苦难。

与郭安同班一个姓项的同学，经常带着女朋友到知青点串点，把郭安刺激的有点受不了。郭安放弃对M的追求以后，很快又喜欢上了另一个女知青Z，向她展开了攻势。Z在我之后，调离朱冲坞知青队，到九墩村里，在一个生产队里当会计。

一段时间，郭安经常收工以后来到九墩，和Z一起做饭吃饭，一起谈天说地，经常是很晚的时候，再跑到我这里睡觉。我问他从哪里来？他从不说是从Z那里来，也不说是从其他的地方来，含含糊糊，应付了事。郭安没有和我说过他和Z的事情，他们俩是否真的谈恋爱？进展到了哪个阶段了？我一点也不清楚。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大队电工老朱冲到我房间，大喊大叫，那样子很像一个受了伤的野兽。他说：“你们知青队的那个流氓在你这里吗？”我莫名其妙，弄清楚他说的是谁以后马上摇摇头。他不相信我，趴在地下看我的床底，怀疑我把人藏在了床下。他又转到其他地方搜查了一遍，嘴里脏话连篇。过后，他转到我房间，凶神恶煞地说：“告诉你的那个朋友郭安，我饶不了他，让他小心狗命！”

老朱是九墩一霸。看着谁不顺眼，上去就拳打脚踢，村里没有人不怕他。大队让他当电工，同时负责管电，很多人都叫他“电阎王”。他规定每户人家只能装一只照明灯，而且只能使用15瓦以下的灯泡，他发现哪家违反了他定的规矩，一句话不说，上去就剪电线、摔灯泡。他还兼着大队民兵营副营长的职务，经常扛着枪在村子里耀武扬威。大队吴书记是外村调来的，根本管不了他，只有副书记石宏图敢说他几句，不过也要让他三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郭安到Z的住处去玩，中午，两个人一起吃饭。到了午休时间，他们怕说话的声音吵了房东一家，把门虚掩上了。当地的风俗是，旁姓男女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发生了关系，这户人家就要倒霉。所以，留宿已婚的青年男女，要把他们安排在两个房间。即使是女儿女婿回家，也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住。Z住的房子是老朱妹妹的。从郭安进门，这对夫妇就盯着Z和郭安，房门关上以后，他们断定屋内的两个人将要做出格的事情，必须立即阻止，于是出门把老朱喊来了。

老朱气喘吁吁地跑来，在院子里就开始大喊大叫。Z闻声以后知道事情不好，立即把房门从里面插上。老朱进不去，更加恼火，转身到院子里，爬上窗台，用晒衣服的长竹竿捅房间里的两个人。郭安把Z挡在身后，想解释一下。老朱哪管这些，挥舞着长竹竿砸了郭安几下。郭安也火了，让Z躲在床边，只身与窗台上的老朱搏斗。窗台很窄，老朱施展不开，郭安把竹竿的另一头抢在手里，与老朱形成了拉锯状态。

几个来回以后，郭安寻机使劲一捅，把老朱捅下窗台。窗台距离地面有一米五高，老朱仰面摔下，疼得哇哇直叫。郭安利用这个机会，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几大步就跑没影了。老朱以为郭安到我这里躲藏了，所以才来我的房间搜查。

老朱让我转告郭安，说，“要么摆一桌谢罪宴，当着众乡亲的面，下跪、叩头，要么等着被卸掉一只胳膊或者大腿”。老朱是一个泼皮，他的这个话不完全是恐吓。事态严重，我必须想办法救救郭安。我找到石宏图副书记，请求他出面，让老朱熄火。石书记冲着我把郭安骂了几句，以后再无下文。学校校长沈长金是老朱的朋友，我请求沈校长出面说和。沈校长说，“下跪磕头算了，一顿谢罪宴免不了，这样双方都好下台，如果小郭答应了，我再去做工作。”

郭安不吃这一套，强硬地说“谁卸掉谁的胳膊还不一定呢”。

老朱虽然是九墩一霸，但是对知青还是有点发怵。他不敢单闯朱冲坞，毕竟那里有20来个知青，其中男知青十多个，都是东北人，打起架来不要命。因此，郭安只要呆在知青队里就是安全的。但他不可能不出山，出山必须路过九墩大队。那段时间，老朱利用自己是民兵营副营长的职权，在村口路边，布下了很多眼哨，叫嚣郭安一但出现，让他插翅难逃。

事情发生以后，我寝食难安，非常害怕郭安有个三长两短。我知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老朱是村里人，占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一旦打起来，郭安肯定要吃亏，甚至可能吃大亏。我帮不上大忙，偷偷让朱冲坞来上学的孩子，暗中传信给郭安，我把老朱在村子里的动向及时告诉他，提醒他注意防范。

那场风波发生后，Z被老朱的妹妹从家里赶了出来。她逢人就解释那天中午的事情，意在证明老朱和老朱的妹妹都误会了，是冤枉好人，她和郭安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这种事情谁会去弄清真相呢？几乎没有人相信Z的解释，Z走在村子里，背后总是有人指指点点。

遗憾的是，郭安和Z最后也没有走到一起。Z 和我说，郭安仗义，关心人，为人豪爽，是一个好哥们。但对女人来讲，在一起玩的哥们和终生依靠的丈夫是有区别的。区别是什么？郭安哪点让她不放心？她没有说，我也猜不出来。多少年以后，Z和我坐在一个茶馆里聊天，说起郭安，Z有些伤感，自言自语地说“真有点对不起他”。

无论是哪个知青队，情况都差不多，第一年都拼命干，起早贪黑，流汗流血，互相较劲。时间长了，都坚持不了了。而且，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渐渐放弃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或者说是理想幻灭了。第二年，知青们开始磨洋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出工也不出力，混一天算一天。

郭安不出工的时候，也不回家，他的朋友多，喜欢去各个知青点串点。一次，他到鲁家知青点住了几天，结果又发生了一场意外事件。

那天，知青点的同学都下田了。他一个人闲得无聊，在村子里逛荡。看到一群鸡在刨食，郭安起了歪心。他到知青食堂里抓了两把米，把鸡引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看到四处无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扭断了一只鸡的脖子，把鸡塞进了自己的挎包里。

知青偷鸡摸狗，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长期接受不到正面教育，好坏不分，自我沉沦；另一方面，也是对基层干部和当地农民长期欺负知青的一种反抗。很多知青在回忆自己往事的时候，都说过偷鸡摸狗、打群架、拍婆子，可见这种现象之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

郭安那天运气不好。这只鸡家的大黄狗一直尾随他，见鸡进了挎包，狂吠不已，追着郭安发狂地叫。很快，过来几个老表，搜出了郭安挎包里的鸡。人赃俱获，任何抵赖都没有用，老表把郭安捆了起来，押到祠堂里，拳打脚踢，然后又把郭安吊在了房梁上。

鲁家知青闻讯赶来，想把郭安解救下来。鲁家大队民兵营长挡在大门口，威胁地说，“谁要冲进去，立即和他一样，吊起来打！”说着，他又从田里叫来十几个青壮年，知青再不敢动手了。当地老表抱团，村与村之间打械斗不要命，经常打死人，对这类偷鸡摸狗的人下手更狠。

一个知青立即跑到公社报告。公社正在开会，书记听了吓了一跳。他知道知青不是农民，万一有个好歹后果会非常严重。他立即把会停下来，带着公社党委一班人，骑车的骑车，跑步的跑步，火速赶到了鲁家大队。

郭安已经被打了几轮，打手都累了。他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印子，手腕被绳索勒出一道深深的沟，脑袋上还有几个大包。公社书记在当地很有权威，又带着一群大小领导，鲁家农民不敢再蛮横无理，情绪渐渐平复。几个知青把郭安松了绑，放在地上，旁边的女知青都吓哭了。公社书记找了一个车，立即把郭安送到了乐河厂医院。

我闻讯赶到乐河医院，虽然心里早有准备，看到缠满绷带的郭安，眼泪还是流出来了。我向医生询问了他的伤情，帮郭安交了住院押金。我在学校当老师，每月18元工资，来之前我专门找大队出纳借了30元钱。

我询问事件过程，郭安不想说，多问几句他就把身翻过去，用背对着我。我认为，他不仅身上疼，更觉得太丢面子。知青偷鸡摸狗是常事，但被抓住并因此挨打，在临港高家一带还是第一次。郭安很爱面子，这次丑名远扬，他非常痛苦。

按照他的嘱咐，他挨打和住院的情况，没有人告诉他的父母和家人。住院期间，除了几个知青前来探视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来过。好在是外伤，生活还能自理。郭安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过了几天还算平静的日子。

1977年年底，征兵开始，朱冲坞男知青都报了名。体检、政审，一项接着一项，所有报名的人都翘首企盼自己榜上有名。县里召开送兵大会的前一天，我在乐河的大街上，看见穿着没有领章军装的郭安，他在众人的簇拥下从我旁边走过，志得意满，神采飞扬。我没有参加这次征兵，对比之下，心里酸溜溜的，没有上前去和他说话。过后我有些后悔，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送送他。

又过了几天，我正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郭安骑着他的那辆破自行车，叮叮铛铛地来到我们学校。我有几分吃惊，问他：你不是走了吗？

郭安让我把课停一下，然后和我一起进了房间。他把门关上，非常沮丧地对我说：“我被人告了，出发之前给退了回来”。

后来我才知道，郭安这次体检出了一点问题。他父亲当时是乐河厂驻临港公社知青点负责人，他利用与公社领导熟悉的便利，把郭安安排在另外一个公社重新检查，并顺利通过了。为了避嫌，他的名单没有出现在临港公社的榜单上，接兵的人，先于其他人给他发了军装，并通知他直接到县里参加送兵大会。不曾想，这一切都被人知晓了，在县里开送兵大会的同时，知情人赶到县武装部举报，武装部长紧急下令，在新兵马上就要登车出发的时候，郭安被拉出了队伍。

郭安问我：“举报的人是谁呢？你帮助我分析一下，找出来我把这个人弄死。”我猜不出来。电工老朱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他在九墩喊喊叫叫可以，出了这个村谁也不认识他，他也想不出这么有智慧含量的办法。

估计是朱冲坞的知青，他们和郭安有利害关系，嫉妒之下有可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但是哪个知青呢？我和他一个一个分析，感觉都可能，也都不一定。朱冲坞知青，父母都是工人，社会关系有限，能直接找到县武装部长，并且能说上话的，好像一个也没有。我们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那个“内鬼”到底是谁。几十年过去了，郭安和我都没有放弃对这个内鬼的追查，但是直到现在仍然一无所获。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这件事情。我认为那次当兵是郭安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如果他当兵走了，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坚毅、果敢、灵活、仗义、能吃苦，很适合在军营里发展。如果1979年能入越作战，再立个功，回来以后提干，他的人生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了。很遗憾，一个小小的意外，他与军营无缘。此后，就像那首歌曲一样，他的世界里总是飞舞着雪花。

从1977年年末，知青返城潮开始翻浪，一波接着一波。最早是当兵，而后是考学，来九墩的21个知青两次走了三分之一。1978年年底，乐河机械厂办起了技工学校，低分录取本厂职工子弟，几个人又考上了乐河技工学校。最后，开始了接班制度，双职工家庭的知青，一个家长可以提前退休，把自己在农村当知青的子女换回来，这一下子又走了几个。郭安考试不行，什么学校也考不上，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父亲是工厂的中层干部，不能随便退休，接班这条路也走不通。看着一批又一批人卷铺盖走人，自己一点机会也没有，郭安的心境可想而知。

郭安可能是九墩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城的。他以杂工的身份被招进工厂，分配在一个车间里烧锅炉。杂工非技术工人，在工厂里只能干脏活累活，运送垃圾、打扫卫生等，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其他技工学校毕业的同学，一年以后升为二级工，每月领取42元工资，以后再涨。而郭安这个杂工，只能拿38元工资，涨薪的机会少之又少。

那年我从省政法学校毕业，在等待分配的时候，到郭安工作的车间去看过他。上班时间，郭安穿着又脏又破的工作服，带着一副露出指头的手套，口罩遮着大半个脸，正一铲一铲向锅炉里送煤。三伏季节，光着膀子都流汗，郭安穿着厚重的工作服，还是站在距离炉门不到一米的地方，时间长了都能烤熟。

郭安见我来了，放下煤铲走了过来。我开玩笑叫他郭师傅，他刚露出的一点笑脸，顷刻间变了颜色。他把头扭过去，不敢直视我，很久才转过来。他找了一个工友替换他，请了半天假，和我一起走出了工厂大门。

郭安骑的还是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前后轮挡泥板不知去向，扶手锈迹斑斑，铃铛也没有盖，按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我骑着一辆新自行车，钢圈银光闪闪，车前插着的小红旗迎风飘扬。我骑在前，郭安在后面跟着，我骑得并不快，但是郭安竟然没有跟上来。我感觉他心事重重，注意力根本不在自行车上。

晚上，我们在乐河的一个小酒店里喝酒。他一直闷闷不乐，低头喝闷酒。我本想告诉他，我已经分配在省里一个政法机关工作，几天以后就去南昌报到。但是我感觉到，下午已经冒犯了他，再说这类话，等于在他的伤口上再去撒盐。

我到南昌工作以后，和郭安的联系渐渐少了。1983年，他写信让我帮助买一台黑白电视机，我托人买来，让我出差来南昌的父亲给带他回去。他收到电视机以后，只让别人给我带了一个口信，连几个字的纸条都没有写。我回家探亲，偶尔与他坐在一起吃饭，郭安也大都沉默不语，以前在九墩时的那种怕肩膀摸脑袋的举动再也没有了。

郭安找对象也不顺。也许是当知青时打过几次架，影响了名声；也许是杂工的身份，让一些势利的姑娘不愿意走近他，他不得不离开乐河厂，调到哈尔滨一个企业工作。他在哈尔滨娶了一个媳妇，开公交车的，不高、微胖，笑起来脸上一对酒窝，我觉得与郭安还是般配的。

又过了很多年，我已经调到一个中央政法机关工作。郭安来北京找我。这时候的郭安，头发全白了，额头上面秃了大半。他上身穿了一件褪色的圆领汗衫，领口和腋下有明显的汗渍。下身穿了一条宽大的短裤，拉链的手环坏了，用一个曲别针代替，曲别针在他大短裤开口处摇摇晃晃。他肩上挎着一个松松垮垮的包，好像女学生用过的，在他身上有点不伦不类。进门时武警战士盯了他很久，差一点不让他进来。

郭安轻易不求人，他专程来北京找我，肯定不是小事。

果然如我的判断，他说，前几年他买断了工龄，得到了4万多元钱。女儿从一所民办大专毕业，长期找不到工作，让他吃不好睡不着。一个朋友介绍，说有关系可以介绍他女儿到北京首都机场当地勤服务员。他把自己买断工龄的钱，另外又借了1万元，全部给了朋友的那个关系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有一个好的着落。不曾想这是一个骗局，骗子把十几个女孩从哈尔滨带到北京，安排在一间民房里，一住就是三个月。工作的事情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后来连骗子的影子都看不见了。上个月，骗子东窗事发，公安局把十几个女孩送回了哈尔滨，可是钱全打了水漂。办案人员说“全被骗子花天酒地挥霍了”。

按理说，5万多元并不是很多的钱，放在其他人身上，咬咬牙也挺过去了。可对郭安是不同的，那是他一生的血汗。是他一铲煤一铲煤挣来的，是他疏通一个一个臭不可闻的下水道挣来的，那是他后半生的指望。如果不是女儿，这笔钱谁也动不了，连他老婆也休想碰一碰。当年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住进医院，我去看他，他一滴眼泪都没流。现在他声音哽咽，两手捂脸，让我心酸得流出泪来。

我非常同情，但又无可奈何。我罕见地违反纪律，给哈尔滨我们下属机关的一个领导打电话，希望他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干警努力去追骗子所获的赃款，尽量为郭安这样的被害人挽回一点损失。我的电话起了一点作用，司法机关拍卖了骗子的汽车，郭安领回了3万多元救命钱。

也就在这个时候，郭安的支气管炎和心脏早搏越来越严重。经常入院，一住就是一个月，甚至时间更长。我经常给他打电话，在听筒里总是听到他的咳嗽声，有时几句话要说上五六分钟。我建议他来北京看病，我愿意为他找医院。他拒绝了，说“哪来那么多钱？活一天算一天吧”。

2005年冬天，我到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抽时间把郭安约到了我住的宾馆。这是一家老式宾馆，没有电梯，我住三楼，我带着他一步一步爬楼梯。郭安步履沉重，气喘吁吁，三层楼走了将近10分钟。我想掺着他，他推开了我伸过去的手。在我住的房间，我们聊了很久，一直聊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我在酒店宴请他，特意点了一瓶茅台。郭安好酒且善饮，年轻的时候一次喝一瓶白酒毫无问题。在九墩时他曾经说过：“这辈子能喝一次茅台该多好啊。”茅台对我也是奢侈品，我和郭安多次喝酒，每次我都想起他的这句话，但是看到2000多元的价格，还是有点舍不得。

郭安端起酒杯，用鼻子贪婪地闻了很长时间，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不能喝酒了。医生让我滴酒别沾，我曾偷偷地喝过几次，喝完酒就发病，瞒都瞒不住”。他不仅不能喝酒，也不能喝茶，不能吃咸，不能吃硬。无论是什么美味佳肴，他大都只能看一下、闻一下，仅此而已。

唯一能让郭安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女儿。他说：靠在沙发上，女儿为他掏耳朵，呼吸的气流吹在他的脸上，让他十分享受。他抬起头来，看了我很久，然后才说，现在最让他牵挂的是女儿，为了女儿的未来，他多次一个人暗自流泪。

我已经隐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我讲述我俩作为朋友过往的历史，主要是九墩那些难忘的日子。郭安听的时候多，很少插话，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之中。我痛苦，他没有表情，我欣喜，他也没有反映，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还想去九墩一次吗？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去那干什么？那是什么好地方吗？”

大概又过了半年，我接到M的电话，她告诉我，郭安昨天早上已经走了。尽管有心里准备，我还是像挨了一闷棍，M接下来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清，直到手机里传来长长的嘟嘟声。

我走出办公室，出了单位大门，毫无目的地走着。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一个又一个和郭安有关的画面：他在单杠上上下翻飞；他在稻田里谈笑风生；他用沙哑的声音唱外国民歌；他雪中在桥头等候Z，一身是雪，从远处看，像一个移动的雪人……想到心疼处，我忍不住用脚狠踹路边的绿化树，惊得行人驻足盯着我。

其实，一个星期前，我接到了郭安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一个会议上，无法和他多说，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下面，压低声音催他“你有什么事情快说”。郭安被我冷冰冰的话呛到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没有什么事情，你去忙吧”。

也许，郭安感到了自己来日无多，想和老朋友作最后的告别；也许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什么事情想要托付给我……这些，现在都已经无从得知了。

又过了一年，我再去九墩，又一次走进我和郭安曾经住过的那间房间。人去屋空，连墙壁上都没有一点痕迹，空气里弥漫着野草的气息。我盯着曾经摆放郭安床铺的那个位置，低声说：“郭安，我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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