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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 | 陈建新：发小照建兄，能当“保护伞”的大哥
本文作者
陈建新，笔名侃父，湖北宜昌人。1956年8月出生，1974年11月高中毕业下乡知识青年，1976年12月进厂当工人，华中工学院77级，毕业留校，先后在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任教，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等教学与科研工作，1995年晋升教授，2017年3月退休。曾任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从发小群里知道照建兄去世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照建兄罹患重症多年，时有恶化，近几个月来，深度昏迷、不省人事，康复无望。这样走了，对他和家人来说，未尝不都是一种解脱，但还是令人叹息，照建兄毕竟走得早了一点儿，他还没到古稀之年，依他的身体素质、性情、为人和生活习惯，本不该患上这样的绝症。
今年3月份，我回家乡参加招生宣传，袁家老三兆强陪我去看望照建兄，他拖着病体，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手颤抖着给我们沏茶，老三说比去年底的状况要好一些。我叮嘱他好好休养，早日康复，年底我们一起参加发小聚会。没想到，照建兄没有等到这一天，我也不能回家乡送他最后一程。
我对照建兄很有感情。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住在宜昌市西陵路的老县委大院，他家四弟兄是大院发小的核心，我们家四姊妹是发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家兄弟俩与他家老二、老三、老四几乎每天吃睡都在一起。我有姐姐、弟弟和妹妹，唯独没有能当作“保护伞”的哥哥，那时真想有个哥哥呵，在我心里，照建兄就是我的胞兄。
照建兄四兄弟与作者四姊妹合影，左四为作者，左五为照建兄（2017.12.31）
照建兄是有兄长风范的。他长我四岁，个头不很高大，但结实匀称，干净利落，知书达礼，温和持重，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见他与谁打过架、骂过人，作为发小中的“老大”，有一种不威而仪的感觉。对外也是这样，那时我们的父母都在接受批判，机关大院管理较混乱，大院外的孩子喜欢串进来玩，有肖家巷的、东门口的、民主路的、大南门的，他们比我们要强悍，但只要照建兄在，大家都和平相处，有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
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不用上学读书，大院成了少男少女的“伊甸园”。大院是一个很能接受新生事物的地方，女孩子在范新民大姐带领下，跳舞、唱歌、演戏，有几个节目小有名气，后来走出去几位文艺骨干。男孩子以照建兄为核心，制作幻灯片、雕刻毛主席头像、铸石膏像、铸军用皮带扣、用黑观音土泥塑……凡是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制作和游戏，照建兄带着大家很快学会，而且做得很好，在这方面，心灵手巧的兆强最擅长。
照建兄不太玩一些低级的游戏，弹珠珠、砸瓦斯、掉杏核......兆强与我是“高手”，但照建兄很着迷“斗蟋蟀”，宜昌人叫“打蛐蛐”。有段时间，袁家满屋都是蛐蛐缸，饭碗、茶杯等各种容器都用来装蛐蛐，有一整套玩蛐蛐的器具，养缸、过盒、罩子、掭条......现在的孩子听起来不知何物。斗蟋蟀最费劲耗时的是抓蟋蟀，宜昌人叫“搬蛐蛐”，要抓到一只身强体健、勇猛善斗的蛐蛐需要满山遍野寻找，在大院里，只有在最阴暗、荒芜、潮湿的旮旯拉里才抓得到。
有一次，照建兄带着我晚上在院子里听到一阵低沉、沙哑的蛐蛐声，他判定这一定是只好蛐蛐，我们循声而去，用了两个晚上时间，锁定在大院西北角老厕所前的一棵老桃树下面。玩过蛐蛐的都知道，好蛐蛐是不多出声的，我们守到半夜，才最后找到洞口。洞口杂草丛生，洞道很深，照建兄趴在地上、蹶着屁股用掭条捅，我打手电，费了好大的功夫，直到半夜，仍然一无所获。
第二天，照建兄领着我们又去，先后对着洞口用烟熏，灌水冲，最后才把这只蟋蟀抓到，大头、青背、红腿，确实是只好虫。那时几乎天天放映的电影《地道战》中，日本鬼子就是这样对待藏在地道里的老百姓的，事后每次想起不觉莞尔。
我们最为照建兄骄傲的，他是那个年代宜昌市有名的“少年无线电专家”。印象中袁家还在后面小院子里住时，他就开始玩矿石收音机。后来搬到被称为“马氏新房”的书记宿舍，从后排到前排，他们家简直就是“无线电实验室”。我们长年在袁家玩耍，照建兄经常带着我陪他出去买零件，多余的钱就一起买零食吃。我的无线电知识随着照建兄技术的进步而启蒙，能分清楚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知道什么是半导体收音机？什么是交流收音机？知道那时刚刚出来的集成电路板。
他那个时候参考过的清华大学编著的《晶体管电路》，是我后来上大学就读华中工学院自动控制专业时的教材。照建兄在宜昌市无线电爱好者中名气很大，因为文化大革命，他没读初中就下了农村，很多高中生遇到技术难题都向他请教。年龄大一些的马二哥当时在武汉邮电学院读书，假期回家与他探讨无线电技术。
记得一次，一位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当电工的朋友，从维也纳回国专门来大院与他交流无线电技术，对照建兄佩服有加，足以说明照建兄的无线电技术了得！大院里家家户户收音机、电视机出了故障，都离不开请他修理，很多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或者第一架电视机，就是照建兄组装的。
照建兄并不是一个呆板的“理工男”，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一次他装完一台新设计的交流收音机，冲了一杯糖水，边喝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很有点自得其乐。正好袁伯伯回家撞见，带着责备的语气哂笑他，还蛮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嘛。
1977年我考上大学，被录取到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专业，很多人不知所云，不知道这个专业有什么用？我在农村当知识青年时翻阅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原著，对人解释，这个学科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释自然科学现象和规律，也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照建兄解释说，这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就像文艺理论是对文艺的批评反思一样，科学技术也需要理论批评和反思。他的话是很有见地的。
1978年3月4号，我去武汉上大学报到前，在解放路一家餐厅请照建兄几个朋友吃饭，喝的是我妈妈交给我的一支“石花大曲”，照建兄给我说了很多鼓励和指点的话。席间，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国引进国外一台机器，机器身上有一颗螺丝钉，图纸上找不到螺丝钉的位置，说明书也没有交代螺丝钉的作用，我国仿制时都在这个地方安进一枚螺丝钉，很多年后与国外技术人员交流，才知道那是机器身上一个气泡，为了美观，就装上了一颗螺丝钉。这是我国在向国外学习时，典型的“食洋不化”。后来我在教学中多次引用这个例子。那天晚上，照建兄和几个朋友一起送我上了离开宜昌、走进大学的火车。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照建兄非常兴奋，他已经工作多年，不仅自己积极备考，还鼓励兆强和我一定要争取考上。由于完全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照建兄高考落榜，未能实现进大学深造的梦想，但照建兄是第一批电视大学的优秀学员，后来在工作岗位上凭着一技之长做出突出业绩，比较早提拔为基层管理干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大潮中，把单位办得红红火火，提高了效益。遗憾的是，后来我与他家兄弟兆国、兆强探究他的病因，可能就是那段时期过于拼搏，忽视了身体健康而留下隐患。
照建兄发小聚会摄像（2017年6月）
我离开家乡多年，各自为事业打拼，与照建兄的联系少了，但我一生中最温馨的记忆，一定有照建兄、袁家兄弟和大院里的发小。建立发小群，每年发小聚会，照建兄积极参加活动，言语不多，默默担负起录像、摄影和后期制作等繁重工作，还专门把我的影像资料剪辑制作好给我，令我感动！
照建兄走了，我深深怀念他！
发小情深！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照建兄是我生命中最尊敬的兄长！
2019年12月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