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史丨王骥：今天你们戴口罩了吗？

王冀新三届 2020-02-26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骥，1969年1月赴延安插队， 1974年7月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做过医生、担任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委员，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担任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等职务。调到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在《运动休闲》《世界体育报道》《全明星猜想》《体育人间》《体坛风云人物》《谁是球王》系列及人物纪录片担任导演，责任编辑等职务。退休后担任纪录片导演和体育推广工作。

原题

戴上口罩

作者：王骥

防御武汉肺炎，我带上口罩和其它防护用品

“从南京到北京没见过驴屁股打补丁”，是我小时候戴着口罩上街，听到胡同里正宗老北京人的孩子说的话，话里透着一些老北京人对戴口罩的人的不屑与蔑视。胡同里的老人们也常说，“天子脚下啥没见过，咱北京爷们儿不戴口罩”，一幅我行我素的模样。还说，这是在论的（北京话：有理论根据的）。

我不算老北京人，从小记事的时候就有戴口罩的经历，那时候北京城里的老百姓都是生煤球炉子做饭，点燃劈柴，添上煤球后，用拔火罐儿一拔，煤球燃烧时的煤烟就顺着拔火罐儿往上蹿，还带着一股刺鼻子的味道。

好用的拔火罐多是铸铁的，挺重的，立在炉子上多大的风也刮不倒。冬天，北京的西北风能卷走房顶上的积雪，能刮走简易房的房顶，就是吹不动铸铁拔火罐。

小时候姥姥不让我靠近拔火罐，一是怕烫着我，二是怕立着的拔火罐倒了砸伤我的脚，三是担心我会摸一手煤灰，她老人家有诸多理由，总之是远离危险，安全第一。

那时候的煤球都是人工摇出来的，一半黄土、一半煤末，和上水，铺在地上一寸多厚，再切成方块，拿一个很大很大的筛子，跟摇元宵一样，把切好的正方形煤块放到筛子里来回摇，摇出来的煤球，大小也和元宵差不多。

姥姥家有一间专门放煤球和硬煤块的房子，我们叫它煤屋子，大约12平方米，夏天买煤放上半年，等煤球和煤块干透了，冬天烧冒烟就少。姥姥家春、夏、秋三季，烧煤球做饭、烧开水，冬天烧硬煤，也叫大同块儿，就是山西大同运来的无烟煤。大同的硬煤块儿火力壮啊！晚上，把火炉底下的火门儿关好，上边儿盖上个盖火，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了火都不会灭，打开火门，掀开盖火，眼看着火苗立刻往上蹿。

大同块儿不冒烟，没有刺激性气味。可是一走出家门就不一样了，街上不少人家为了省钱，做饭取暖用的是廉价的烟煤，那些烧烟煤的炉子一点上火，呼呼地直冒黑烟，散发出一种刺鼻子的气味儿。这时候戴上口罩感觉会好一些，不过时间长了，口罩接近鼻孔的地方，沉积物会形成一小片黑色的癍迹。

那年月传染病可多呢，天花、白喉、百日咳、伤风感冒、猩红热……父亲是医生，他学医是受我太爷爷影响，也因为时逢军阀混战年代，看到各种疾病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故而选择了“乱世学医”，立志以科学医术为大众解除疾病之苦。“出门戴口罩，进门先洗手”，是我幼年时家中一条不成文的家规，爸爸不但给全家人都准备了口罩，还给经常来家里的亲戚、朋友送口罩，那些口罩都是从可信度高的大药房买出来的全棉多层纱布口罩。

那年月，咱中国人没有环保概念，卫生习惯也差，随地吐痰的现象无处不在。不少老北京人喉咙中总有吐不完的痰，每天早起推开屋门，先是深吸气，再倒气，用尽胸腹腔之力不停地咳嗽，再“咔、咔、咔”连续不停地吐上几口痰，那才能算是“爽”了。随后漱漱口，用牙粉刷牙，再用刮舌板刮上一阵舌苔之后，才能洗脸吃早饭。可着北京城内四外九，再穷的北京人家也要有一个痰盂。

大户人家的痰盂一般都是黄铜的高脚痰盂（据说还有景泰蓝的，我没见过），一般高度不超过50CM，中间圆形鼓肚，上下两头呈喇叭型。普通人家就是用瓷质痰盂、铝制痰盂、还有搪瓷痰盂。1960年以后铝制和搪瓷痰盂，要凭政府发的票证或是工业品购买劵才能购买。一直到文革前，普通老百姓结婚送礼，首选就是洗脸盆和痰盂，文革以后，改送伟大领袖的石膏像和红宝书。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的大厅里都摆放着痰盂。

记忆中，我姥姥常年坚持戴口罩，从没看到她随地吐痰，家里虽然有个痰盂，但总是干干净净的，保姆闲下来时，换一下痰盂里的清水就行了。看到街坊邻居不少老北京人不习惯戴口罩，甚至拒绝戴口罩，姥姥就向他们介绍戴口罩的好处，“咳嗽久了，必伤肺”，这是姥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还很耐心地向周围的人作解释，“花上一毛六分钱买个口罩，灰尘和凉气就都吸不进来了，一冬天都不会咳嗽。这人要是不咳嗽，晚上睡觉也踏实。你要是咳嗽转肺炎了，吃上一片合霉素不得好几毛钱？打一针盘尼西林不得花上好几块钱？”

我姥姥出门总是戴口罩，照片可见白色口罩带

姥姥还有一个最重量的宣传材料，就是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口罩可以预防结核病。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期，结核病泛滥，特别是肺结核，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作“肺痨”。说起肺痨，北京人没有不怕的，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广泛使用链霉素和烟肼（雷米封）这些特效药，肺结核的死亡率挺高。姥姥觉得因为疾病改变命运，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不幸。因此，姥姥不但介绍戴口罩的好处，还送口罩给人家，文革前，和姥姥认识的人基本上都养成了冬天戴口罩的好习惯，随地吐痰的也明显减少了。

老北京人为什么不戴口罩？早年从姥姥那一代从大清朝过来的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晚清时期，不少老北京人爱好吸鼻烟，戴上口罩自然是没办法吸鼻烟儿了，戴上口罩也没办法吸那锃光瓦亮的黄铜水烟袋，戴上口罩同样不能抽翡翠嘴儿乌木杆的铜锅大烟袋了，没有那鼻烟烟末的刺激，很难打出惊天动地的喷嚏，也就没了那种能与“咔、咔”吐痰媲美的“爽”的感觉。

李鸿章和他的痰盂

要讲吐痰，李鸿章是中国吐痰第一人。1895年3月，李鸿章一行前往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在中日谈判长桌两侧的地毯上放着两个特大号痰盂，作为谈判首席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身旁各有一个。李鸿章酷爱抽水烟、吸旱烟，痰也特别多，他爱吐痰早已闻名世界，在他腰间佩戴的一个袋子里，甚至装了一个袖珍痰罐，便于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因此，日本特意为大清国谈判代表准备了痰盂，似乎是考虑到对等关系，所以在日本代表一侧也放置了规格形状一模一样的痰盂。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罗斯，沙皇没给准备痰盂，结果他一口浓痰吐到了沙皇的地毯上，甚是煞风景，令之前西方社会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荡然无存。李鸿章搞了一辈子洋务运动，就是没戴过口罩。

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身边的高大痰盂

一些老北京人反感戴口罩，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老少爷们提笼架鸟出门遛弯时，常会自鸣得意地哼上几句，要是带上个口罩，嘴里哼哼着的“西皮二黄”过路人也听不见啊！女人们出门不戴口罩，想必是担心口罩粘走脸上的胭脂粉。

大清朝和北洋时期，中国人不识字的很多，女人中文盲的比例比男人更高。没了文化，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往往是人云亦云，不用脑子想问题。小时候，我就听说过北京城里有这样一则笑话：儿媳妇陪着婆婆上街，迎面走过来一个戴口罩的人，婆婆告诉儿媳妇“不敢乱嚼舌头根子（北京话：传闲话），你看这人就是乱嚼舌头根子，嘴上长疮了，到归了（北京话：最后）得买“一德堂”的膏药贴在嘴上，往外拔脓……”一种现代文明生活的传播、推进，确实很难。

不过说来也怪，京城的老百姓不待见口罩，可这口罩最初的发明恰恰是在京城的皇宫里。元朝时咱们北京这地方叫大都，是元帝国的首都，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录了在中国生活十七年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宫女和太监），皆用绢布（丝织物）蒙（遮盖）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用纤维制品过滤或隔绝呼出的气体，防止它扩散传播。这样蒙住口鼻的丝绸类制品，应该算是原始的口罩，只是后来这项发明让马可•波罗转了道手，被欧洲人学了去。

1900年哈尔滨鼠疫流行时期

1900年哈尔滨防治鼠疫，医务人员戴上口罩

1910年哈尔滨爆发鼠疫，时任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的伍连德医生发明了“伍氏口罩”，这种口罩成本低廉，仅用两层纱布，内置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毒。到了1911年，黑龙江省的鼠疫控制之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戴口罩，不过遭到了一些老北京人的蔑视，到了民国初期也是如此。

老北京人不知道戴口罩的好处，不了解口罩的用途，接受口罩、使用口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内外，文明的进程阻力太大。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曹锟，谁当政时期都是如此，就是蒋委员长推行新生活运动，也没有戴口罩这一项。

解放前紫禁城戴口罩的行人

新中国成立后搞了几次爱国卫生运动，麻雀几乎消灭绝迹，也没有把戴口罩列入爱国卫生运动中一项必须要落实的措施。在北京人的眼里，戴口罩只是医院大夫、护士和病人的事，当然照顾病人的家属也可以戴口罩，口罩似乎和一般健康人没有什么关系。

我戴口罩，记忆中是从上幼儿园开始。冬天孩子们都要戴上口罩，防止得什么百日咳、气管炎、扁桃腺炎……那时，冬天早晨从家里出来，都是家长帮孩子把口罩戴好，围上围巾、戴上帽子和手套，坐上带蓬的三轮车去幼儿园，到了幼儿园，阿姨和老师负责给摘掉口罩。晚上回家时，老师和幼儿园的阿姨再给戴好口罩、帽子、围脖和手套。

1957年，四川省爱国卫生运动

小学校开学在秋季，学校不要求戴口罩，只要求每人带手绢和喝水的杯子，那时候叫“水碗”。进入11月之后天气渐凉，就必须戴口罩了，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每星期一早晨有值日生在校门口检查，既看有没有戴口罩，也要检查手指甲剪干净没有，还有手绢和喝水的水碗带没带。

转眼到了1958年，进入大跃进时代，为完成全国钢产量1070万吨而大炼钢铁，小高炉林立，火光冲天，黑烟遮日，北京石景山炼钢厂的炼钢工人都必须戴上防护口罩作业，但是战斗在小高炉旁的绝大部分狂热的业余炼钢爱好者们，尽管被燃煤呛得咳嗽，也不戴口罩。这是我亲眼所见，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超英赶美、战天斗地的令人激动的场面。

1957年，辽宁鞍山钢铁厂里的舞会

到了1960年，对于戴口罩的事情校领导、老师们已经顾不得啦，那几年吃饱饭才是天大的事。

口罩的主要功能是保暖和防尘，防止冷空气和煤燃烧后的污染物侵入鼻腔口腔，引发疾病。上中学后，学校里几乎人人都戴口罩，同学们之间还流传着一句话，“一个口罩能顶半件棉袄”，冬天顶着刺骨的北风去上学，戴着口罩脸上确实感觉温暖不少。不过有的时候，口罩也有一些其他的功用。

1966年的冬天不是很冷，但对于红卫兵来说，从脚心一直凉到后脊梁，一个个都像霜打了似的，曾经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自认为战功卓著的红卫兵们，像烂鞋垫一样被无情地抛弃了。匆忙组建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被政治运动逐渐边缘化了的老红卫兵，在青春荷尔蒙的鼓动下，开始在北京街头“拍婆子”，用现在的话叫“泡妞”，老北京话叫“嗅蜜”。与泡妞、嗅蜜不同的是，拍婆子是单刀直入，无需任何铺垫。那些老红卫兵穿着军装，头戴羊剪绒皮帽子或棉军帽，戴上遮住半个脸的大口罩，仨一群俩一伙儿，也有五个、六个扎一堆儿的，在街上拦截单个的或者两、三个的女红卫兵，和人家交朋友，女红卫兵被他们叫作“兵婆子”。因为担心自己模样忒寒碜，他们就戴上口罩遮住半个脸，先搭上话再说，一旦得手就带上婆子找地方刷夜去。

一个老红卫兵对我的亲口描述，道出这时候口罩也有妙用。“领着兵婆子进大院门儿，戴着大口罩是最好的掩护，门卫认不出是谁，低着头别招惹人，上了一杆（流氓土话：一次性交）完了事儿，那兵婆子要走，但是找不着口罩了。我从被窝里把口罩找到，本来是拿口罩试试能不能见红的，结果没见着红，上面全是怂。那兵婆子一看口罩儿也不能戴了，围上拉毛围巾遮住半个脸就走了。”

到了1968年的春节前后，戴口罩的人似乎更多了一些，北京城里的口罩销售特别好，戴的方式也多了一些。那时的口罩左右两边分别有一根上下贯通的长带子，下边两根系紧套在脖子上，上边两根挂到耳朵上，再从耳朵后面绕到下颌系紧。不戴的时候，就把口罩塞到棉袄前襟里，两条白色显眼的口罩带露在胸前，几乎成了那个年代青少年标配的装饰。而另一种时尚的系法，则是直接把口罩两边的带子一起系在头后边，和今天手术口罩的样子相差无几，全部是纯白色，不同的是需要清洗重复使用。

冬天太阳好的时候，我们师大院里的几个朋友，坐在东单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电影院门口，大家习惯管那个地方叫高台阶，观察路人中拍婆子的行为，其实也是无聊至极。因为不想让人觉察，我们就戴上口罩观察那些人的一举一动。

街上戴着口罩的女孩儿挺多，其实并不都是坏女孩，也不全是特别难看，也有不少漂亮的女孩儿。好人家的女孩戴着口罩上街，即便遇上一两个老红卫兵骚扰，也会尽快避开，更不会让那些人透过口罩看到自己的真容。

拍婆子年代的老红卫兵（影视资料）

那些拍上了婆子的人，也是需要花上俩钱儿的。有钱，就会带着婆子去东风市场北门的东来顺，坐下来，摘了口罩，吃盘奶油炸糕。叶子（黑话：钱）不够活，就放下身段，不顾血统高贵，向社会底层流氓拜师学艺，开始“吃佛（要小偷的钱）、洗佛（抢小偷的钱）、自己佛（自己偷）、溜门（顺手牵羊）、撬锁、拍婆子”全套技术活。这些个下作的事情，无论做哪一项，都必须戴上口罩，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长相。

那个时候时局混乱，斗争成风英雄主义当道，失势之后的老红卫兵与平民顽主也是相生相杀，时有冲突争斗，扰的社会不安。公检法被砸烂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群众专政”。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北京队和国家队部分专业运动员，以及北京体育学院革命师生组建了“北京市镇压流氓委员会”，共同打击社会上的流氓犯罪。由于缺少法律程序，那些流氓或被群众举报的可疑分子抓来之后，为了让他们交代罪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暴打一顿，因为担心挨打的人日后报复，打人时先得带上口罩，蒙住小半个脸，口罩就成了脸罩。

而有的时候，戴不戴口罩还被赋予了严肃的政治内涵。那一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凡是被隔离审查的老师，一律不许戴口罩，据说是防止他们用口罩带自杀。

1969年初去延安插队，口罩是我们知青必带的日用品。从铜川去富县牛武公社的那一段行程，全部都是土路，一路上黄土弥漫。从早晨天还黑着坐上军用卡车出发，到下午三点多到公社，颠簸了七、八个小时，口罩都变成了黄色，取下来稍微抖抖，能抖下二两黄土，要没这口罩，这黄土还不都得吸到肺里头。村里的乡亲们看我们知青戴口罩，挺好奇，我们就给他们介绍口罩的功用，五年以后，当我要离开延安时，冬天里已经有一些婆姨试着戴口罩了。

去插队前在北京站合影，大家把口罩放在棉衣里，我的口罩挂在脖子上

1974年7月转回北京，先在一个基层单位医务室工作，每月发劳动保护用品还发两个口罩。后来领导送我到天坛医院进修，在内科急诊一年四季必须戴口罩，防止感染呼吸道传染病。在外科进修时，出门诊基本不戴口罩，可是检查痔疮、肛旁囊肿、疝气等，还真得戴上口罩，否则不良气味吸入后，要恶心好几天。进手术室做手术，戴口罩当然是必须的了。

我个子高，手术床矮，每一次手术下来腰疼的不行，原来插队时收麦子就把腰累坏了，一个手术下来，腰又动不了。又戴了半年口罩之后，我下定决心不做外科大夫，告别外科，告别骨科，去考运动医学的研究生。

拳击项目恢复前几年，北京已经组织拳击队了，我不仅是这个运动队的运动员，还兼做队医。拳击项目正式恢复以后，我是国家正规医师，又是拳击运动员出身，当过教练，还是干部编制，并有一定的外语基础……总之，所有必须具备的条件，我都具备了，国家体委领导决定让我参加国际拳联的医务监督培训，我一口气考下了亚洲的医务监督执照，又通过了国际级的医务监督执照考试，并当选了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的委员，亚洲拳击联合会医学委员会的主席。那一段的工作是不需要戴口罩的，也不穿白大褂，着装就是西服领带和亮的可以照出人影的纯牛皮皮鞋。担任奥运会和亚运会拳击的医务仲裁和国际医务监督不是看病的大夫，根据医务监督制度要求，不穿白衣只穿西装，是对运动员的尊重，因为我面对的是运动员，不是病人，当然更不需要戴口罩了。这么多年没戴口罩，几乎忘了戴口罩的感觉。

转眼到了2003年，是我来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工作的第九个年头，非典来袭，北京人才真正不得不戴上口罩，那时候的口罩还是纯棉纱布的口罩。

非典时人民大会堂前

2002年我跟着师旭平一起做《体育人间》栏目，2002年底《中国电视体育奖》栏目负责人张卫找我，帮着他去做《中国电视体育奖》（后来改名：体坛风云人物）评奖和颁奖盛典。师旭平作为部门的负责人，也准假了，让我去帮忙工作一段时间。

一月份我们一直在忙于《中国电视体育奖》的颁奖和评选活动，春节前虽然还算平稳，但开始有一些不好的信息从广东传到北京。2月3号我去阿根廷参加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的会议（我是中国唯一带着国际体育组织官员职务从体委来到央视工作的），回到国内时，已经有比较广泛的舆论，由广东传播的一种特殊肺炎已经袭来。2月12日中国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队的友谊比赛正常进行，看台上的球迷中有一些人是带着口罩看完整场比赛的。

虽然外界压力很大，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电视台领导全面分析、评估之后，在双方共同协作下，2月28日《中国电视体育奖》（体坛风云人物）的评选活动和颁奖盛典按计划现场直播，反响热烈。

戴上口罩的蔡元培先生

回到《体育人间》栏目组，有关非典的信息越来越多了，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社会上口罩从供应吃紧升级为完全断货。中央电视台防病控病的运作总是走在社会前面，办公室、编辑机房、播音间、录音间、食堂、楼道、电梯、走廊……，统统由专人早晚消毒两遍。不但要求大家戴口罩，而且给每个员工发口罩、发消毒液、洗手液以及擦手的湿纸巾等。

台里唯一的健身房封闭了，为了锻炼身体，我专门买了一辆二八凤凰全链套自行车，每天早晨趁着大街上人少，空气好，骑着自行车来上班，很早就能到台里。进电视台大门儿的时候不能戴口罩，如果戴着口罩也要摘下来，请武警查验出入证上的照片，然后再迅速戴上口罩。办公楼前也有武警负责警卫，进去时还要拿出出入证，摘下口罩让人家看一眼，核实后再进入大楼。

我们的办公室在22层，电梯里大家都戴着口罩，没有人在电梯里说话、问候，只有熟人之间的点头示意。那些女主持人、女播音员更简单了，和你打招呼时，只能感觉到她们藏在大口罩后面微笑的脸，眨一眨眼、煽动的眼睫毛代替了点头示意。

2003年春天，《时代周刊》封面

有一次我忘记戴口罩了，走进电梯，被电梯里的监视器摄像头拍到，电梯就是不关门。上班时间是十点，八点钟以前没什么人来上班，想借一个口罩都没地方去借，只好靠着两条腿爬到22层楼。过了一段时间，我第二次没带口罩进入电梯，电梯依然不关门，没办法，我走出电梯，准备爬楼梯，忽然想起我那上小学的小儿子，上学时忘戴红领巾，进校门被值日生记录班级姓名，要扣班上的“分”。他也是急中生智，拿了一个红色塑料袋往脖子上一系，混进校门。于是，我在一楼找了一张A4白纸，用手撕成一个口罩形状，双手按着，让纸口罩紧紧贴在脸上，重新进入电梯，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着监视器的摄像头，门终于关上了，把我送到了22层。还好，由于我来得早，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晚一点，会被其他人看到，说不定还会被举报。

抗击非典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总算是平息了。

正如老北京人说的“刚有窝头能吃饱了，就得有事！”没过多久，雾霾就来光顾北京城了，慢性支气管炎患病人数和比例明显提升，久违的痰盂又开始出售了。雾霾围城的时候，行人甚至宠物犬佩戴口罩已不再是新闻。有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北京大学校园内革命先驱李大钊以及校长蔡元培等先贤的雕像，也被戴上了口罩。环境的恶化让北京人有了防范的意识，大量新北京人的融入，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也带来行为观念以及文化的改变，老北京人不再拒绝戴口罩，口罩逐渐成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必须品。

戴上口罩的李大钊先生

闹非典SARS的2003年过去了17年，突然武汉肺炎来袭，北京人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重新戴上口罩，一时间，口罩这个又小又简单的日用品，竟然成了人们四处抢购的必需品。非典时期的口罩留了几个，却怎么也找不着了，当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刀枪入库放马南山。再翻箱倒柜，溜溜找了大半天，连个口罩的影儿也没见着。让儿子又给买了几个新的口罩，还真挺不好买的，叫什么“N95”，看着怪怪的，有点儿像老北京人说的“狗熊”的嘴。

疫情的肆虐，让大家都宅在了家里，虽然大街上能见到的人很少，但几乎百分百带着口罩。口罩让我们身处喧嚣人间又仿佛遗世独立，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建起了一道隔离墙，带给我们安全感。口罩是防疫医学发展的产物，也记载着人类对抗疾病消解恐惧的历史。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当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受害者，再也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口罩是与病毒之间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北京人这次是真正接受了口罩。

这两天看到一篇报道，与我们被动地接受口罩不同，日本人戴口罩已经成为了一种国民素质。冬天感冒了，会自觉地戴上口罩，避免传染给他人。春天有花粉症的人会戴口罩，防止吸入花粉过敏打喷嚏对别人不礼貌。讲科学观，有利他人之心，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体现。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让“勤洗手、戴口罩、讲卫生”，真正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美德。

疫情当前，出门请戴上口罩。

宣传戴口罩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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