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骥：那些年，公审大会目击枪决囚犯

王骥新三届 2020-07-05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原题

公审大会目击枪决

作者：王骥

北京人把处决犯人，叫“出红差”，处决犯人的地方叫刑场，古时候叫“法场”。中国最出名的法场在北京南城菜市口。

文革时菜市口

菜市口之所以出名，不是菜价的贵贱，也不是蔬菜品种是否齐全新鲜，与菜市的规模更无直接关系。关键是元明清三朝出红差的法场都设在了菜市口。据史料记载，在菜市口被杀的第一位名人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

元朝时，北京叫大都，当时的菜市口叫柴市口，是卖柴火的集市。到了明朝卖菜的多了，卖柴的少了，就更改地名，叫菜市口了。明朝末年时，崇祯皇帝在菜市口杀了大将袁崇焕，以至于陕北的李自成李闯王带兵打到京城时，京师已经无将可派，无兵能守。清朝时，慈禧太后在菜市口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时，据说平民百姓围观之多，超过了白塔寺和护国寺庙会。后来有句话，菜市口名气旺，“出红差”比戏院唱戏还红火。北京的老百姓爱看热闹，也是有传统了。

清朝菜市口现场真实老照片行刑

清朝菜市口现场真实老照片

下乡插队之前，听说北京枪毙犯人是在卢沟桥附近的河滩上。我上初一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高中生，叫张*民，个子不高瘦瘦的，戴眼镜，小寸头，上完晚自习回来洗漱完毕闲聊，他说自己去过法场亲眼看到过枪毙人。被枪毙的犯人带着手铐、脚镣被几名法警从大卡车上拉下来，法警穿着特制的带铁钉的大皮鞋，朝罪犯的膝盖后面（腘窝）猛踹一脚，犯人立刻跪倒在地，这时走过来一个身材魁梧负责行刑的警察，带着深色大墨镜，整个脸被一个大口罩遮着，边走边掏枪，走到犯人背后，左右脚分开立定站稳，抬手照着（犯人的）脑袋就是一枪，“砰”一声枪响后，犯人倒地，行刑的警察转身就走，坐上一辆吉普车迅速离开，其他的警察收拾现场。当时我们住的是大宿舍，一间房九个人，没有人对此事提出疑问，此后也再没听说有谁去现场看过枪毙死刑犯人。

1969年10月下旬，我们队上有知青在富县县医院住院，我们学校一同下乡的齐松涛和我在医院陪伴他。那两天，从茶坊通往县城的路上，县医院周围的墙上，都贴着即将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的布告，也就是提前印刷好的判决书。布告上方是大红的“最高指示”几个字，下面是用小一号的红字印刷的毛主席语录：“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紧接着还有一条语录：“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最高指示

红色的“最高指示”下面才是黑色印刷体的布告内容。

要枪毙人了，这富县的公审大会不知是怎样一番景象？

布告前站着不少人，都仰着脖子在看。“这次要枪毙几个反革命？”“说不来，听说还有反革命盗窃犯和反革命流氓犯……”“听说有一个反革命放火犯，把生产队的麦秸垛给点着了。”“听说是干活太累了，吸着旱烟躺在麦秸垛旁边睡着了，烟袋锅里的火星把麦秸点着了。”“一不留神吸烟点燃了麦秸也是死罪？”“谁让他家是富农呢！”人们围着布告议论纷纷。老乡中不少是文盲，识字不多，那布告就是倒着贴，他们也会聚精会神一字不落地从头看到尾。有一点文化看得懂布告的，就主动为大家念出声来。围观的人太多了，我没有挤进人群中去仔细看布告。

作为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以前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刑场、法场这种与读书、学业无关的地方。想到马上就要有活生生的生命在这儿消失，我顿时觉得不寒而栗，一种神秘而恐惧的感觉充满整个大脑。

公审大会定在10月26日星期天上午，从赫胥黎的进化论来解释，好奇心是物种进化的重要动力，关注并接收新鲜事物和信息，会对智力产生良性刺激。早饭后，我和齐松涛一商量，不谋而合，我们决定去公审大会现场。

公审会场安排在县医院南面路东的一块大空场上，我们到达现场时，已经是站无虚席了。我们只能挤在人群最后面，还要两只脚尽量并在一起，否则真的没有落脚之处。

公审现场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会场的东面搭了一个很大的台子，台子上方挂着长长的红色条幅， “中国人民解放军富县公检法军管会公审大会”几个黑色的大字，写在一张张黄色正方形的纸上，粘贴在红色的条幅上。台子靠后的地方放了一排桌子，桌子后面坐着县革委会的领导和军队代表。专程来参加公审的各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都站在台子下面靠前的位置，会场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民兵和腰间挎着五四式手枪的警察，还有几个手持半自动步枪的解放军战士。

当七名犯人被押上台时，台下群情激昂，人们不断振臂高呼着革命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坚决镇压反革命！”“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真是山呼海啸，震耳欲聋，就凭这口号声，就能吓死一两个胆小的反革命。

宣布判决的顺序是先轻后重，盗窃犯、流氓犯、破坏革命生产……最后宣判的是一名“反革命杀人犯”，一个被五花大绑着由两名警察看押的犯人。他叫王标，是槐树庄农场的劳改犯，因为犯人之间内讧杀了另一名劳改犯，被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他是这次公审大会唯一被宣判死刑的犯罪分子。

刑场就是县城外一块河滩旁的麦地，站在远处围观的人群中，既有住在县城里的革命群众，也有百十里以外专程赶来的贫下中农代表，看来陕北人也好看个热闹。负责外围警戒的民兵身上挎着子弹带，手持没有上刺刀的步枪。县武装部部长指挥武装民兵将围观的革命群众控制在南、西、北三面，远离行刑地点。东面是河滩，我和齐松涛猜测，行刑的警察一定是从西向东开枪。

齐松涛

我和齐松涛都是身高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为了看的更真切，我们奋力拨开身边的人群，挤到西面围观群众的第一排，离那块用来行刑的麦地有一百多米。我们身边站着一个中等身材四十多岁的男人，浑身充满了来苏水味道，可能是在医院工作的人，虽然素不相识，却主动走过来和我们搭讪。

“你俩是北京知青娃嘛？”“是的，我们是北京知青。”“是头一回见枪毙人吗？”他把“人”字说成了“仍”。“额（陕北话，我）就是这县里工作的，每年有这烂怂事，额都来看。”

这时过来几个民兵，双手横握着步枪，示意让我们后退两步。“那民兵毬不顶（陕北话，不顶用），那挎袋袋里（子弹带）没（发“莫”的音）子弹，枪上也不敢上刺刀咧，怕伤人咧！”那个男人还在絮叨，显摆着他的“见多识广”。

正说着，一辆绿色吉普车开进了麦地，只见两名警察将死刑犯王标从吉普车里拖了出来，一直拖到了东面那块麦地的地边上。此时，被捆绑着的死刑犯王标没有像小说里写的，临刑前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他耷拉着脑袋无声无息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押解王标的警察没有穿特制的大皮鞋，也没有踢他的腿，只是示意让他面朝东跪在麦地的边沿。王标顺从地跪在了那里，他面前的那块麦地比他跪着的地方低了不少，两块麦地的高度大约有60公分落差。警察和民兵分散在南、西、北三面，控制着向前拥挤的人群。东面是警戒区，重兵把守，不要说闲人，就是一只游荡的野狗、落队的羊羔、迷路的猪仔，也不可能出现在东面的警戒区内。

行刑者的出现，让喧闹的革命群众忽然静了下来，我认识这个负责行刑的人，他是县公安局的余力（化名），身高一米八，在县篮球队打球，比我年长四五岁，比我瘦一些。他没有戴传说中的风镜、眼罩、大墨镜、大口罩来遮掩自己的面容，也没有穿警察制服。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上衣，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余力不慌不忙走到王标身后两米的地方，停住了，像是深吸了一口气，举枪单发，“啪”的一声响，没有击中目标，子弹直接射入土地中。他向前迈了一步，“啪、啪”又是两个单射，罪犯凄厉地惨叫了一声，显然没有击中要害部位。这时，只见余力抬起左脚向死刑犯人背后猛踹了一脚，王标像个麻袋“噗通”一声掉到了下边的麦地里，脸埋在了土里。顿时，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了，我瞪大了眼睛，直直盯着倒在麦地里的死刑犯人。

三声枪响之后，四周担任警戒的警察和民兵以为行刑结束，没有再竭力拦阻围观的革命群众，人们争先恐后地向法场中央奔跑。

嘈杂声中，我缓过神来，和齐松涛一起飞快冲了出去，率先站到了余力身后两三米的地方，他手中握着的那支外形硬朗的枪，格外引人注意。那是一支德国毛瑟军工厂研发的7.63毫米驳壳枪，又称盒子炮，即可单发，又可连发，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价格最贵的手枪。这枪的子弹直径比日本生产的“三八”大盖还要大1.13毫米，近距离杀伤力大于三八步枪，驳壳枪的子弹经过手工锉刀加工后，子弹头最前点偏离圆心，子弹射出接触物体时会产生翻滚，变成老百姓常说的“炸子儿”。我猜测，余力手中的驳壳枪弹夹中一定装了好几颗“炸子儿”。

手枪

余力向前迈了半步，站到了死刑犯王标原来跪着的那个地方，抬手又向下连发四枪，有一枪打在死刑犯的后脑勺，头真的被“炸”开了，用革命群众朴实的语言就是“天灵盖都掀开了”，红的血、白的脑浆慢慢地从被打碎的头骨中流了出来。埋在土里的脸好像被炸飞了半边，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喉咙里发出“吼吼”的声响，鼻孔也呼呼向外冒着血泡，几秒钟之后，呼吸才停了下来。负责验尸的人走过来看了一眼四周，蹲下来仔细看了看犯人被打碎的头颅，点了一下头，站起来后在空中挥了一下带着白手套的手，行刑人余力迅速转身离去，消失在人群中，维持秩序的战士、警察和民兵也陆续散去了。

挤着跳着争相跑过来的革命群众，立即把犯人尸体围拢了起来，负责收尸的民兵反倒被挡在了人群的外面。一位老婆儿（陕北话，老太太）想解开捆绑犯人的绳子，一个老汉也想要那根绳子，拉扯着争了几下，毕竟是老婆儿先摸到绳子的，老汉无奈松了手，和周围其他人一样，继续察看是否还有可取之物。

反绑着犯人双手的绳子是用杀猪扣系上的，老婆儿一时用手解不开，不得不跪在地上一边用牙咬住绳子扣，一边用双手去解，三下两下，解开绳子拿着就跑了。又有一个老太太左手拿着一个粗瓷碗，右手拿着一块碎瓷片，她用瓷片将死刑犯人的脑浆盛到粗瓷碗里，也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还有些人对着尸体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没过一会儿，犯人尸体上那件带血的棉衣被一个老汉给剥走了，鞋和袜子也消失了。我和齐松涛站在旁边，近距离观看了将近一刻钟，庆幸的是直到几个民兵拉着一辆架子车把尸体运走，鲁迅小说中吃“人血馒头”的景象一直没有出现。

数日后又去县城，和其他知青、县城里的工作人员聊起目击行刑一事，才知道那死刑犯人王标原名王彪，其名与副统帅九千岁共用同一“彪”字，有犯上之嫌，在劳改农场时给他改的名，王彪成为王标。

杀人偿命，在我们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天经地义的公理。可是那年月，首都北京的公检法遭到严重破坏，文革中一些杀人凶手一直逍遥法外。我们师大二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复原军人语文教师靳正宇、同学家长铁道部党校常务副校长樊西曼等惨遭我校红卫兵杀害，几条人命案无人敢问，更没有追凶和执法者的出现。国家法律行同虚设，人权被严重践踏。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不通火车的陕北小县城，却依然还有比较健全的执法机构，不仅惩治坏人，也在后来的日子里给了我们北京知青最大限度的保护。

五个月之后，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公布，为了保护北京知青人身安全，截止到1970年3月，延安地区共办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6起，批斗11人，拘捕8人，其中判刑7人。同年6月22日延安地区革委会发布《关于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的紧急告示》，7月12日延安地区召开万人大会，公判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名罪犯。

这些犯罪分子主要罪行是强奸女知青。1976年富县张村驿公社，一名叫冯玉果（化名）的北京知青被生产队的一个干部残忍杀害，县公安局破案迅速，很快抓获凶手黄文普，并在延安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游街示众后拉回富县县城，在曾经枪毙王标的法场对其执行了死刑。

相信去过农村插队的知青，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机会走近法场目睹枪毙犯人的整个过程，我在延安插队时比其他知青多了一点阅历，就是真正接触到了法场。这种犹如菜市口法场，群众运动式的公审公判，曾经也算“中国特色”屡见不鲜，看似以“震慑有犯罪企图的不法分子”为目的的宣判方式，是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也是现代法律制度的悲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得以恢复与重建，法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更尊重人格尊严。随着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公审公判大会，已被明令禁止。

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执行死刑也有了新的方法，便是注射药物，在行刑室内或行刑车里进行。不再公审公判游街示众，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刑，无论对执法人员还是罪犯，都不失为一种解脱，它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也代表了我们对生命的尊重，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文中除犯人为实名，其他均为化名。

今天的菜市口

菜市口汽车站

地铁菜市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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