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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史丨回忆审讯“胡风分子”罗洛

新三届 2021-04-24

原题

回忆审讯“胡风分子”罗洛




 作者:王文正、沈国凡


徐中玉(左二)、罗洛(左四)、于伶(左三)


01


      由“胡风分子”刘雪苇担任社长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被公安部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在1955年的五六月份,我们先后在这个“据点”里拘捕了张中晓、何满子、王元化等7名“胡风分子”,罗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的。

 

  此时罗洛只有26岁,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青年,清秀的面容带着十足的书生气,他与女友杨友梅正处在热恋之中。

 

  杨友梅与罗洛的相恋,主要是通过“诗为媒”的。

 

  年轻的罗洛很有才气,不但精通英、法、德、俄4种语言,同时还在全国的一些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这使同样热爱诗歌的杨友梅十分倾慕,他们在相互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情。

 

  罗洛的突然被捕,犹如晴天响起的一声霹雳。

 

  开始,杨友梅被眼前的事情惊呆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着的人竟然是一个“胡风分子”,是一个“反革命”!她无法面对眼前的事实。当时的年轻女子,在新社会的阳光下,谁不要求进步,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和家庭——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受压迫、受剥削妇女的一个共同心声。

 

  如果与罗洛继续恋爱,杨友梅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些好心的人们都来相劝,希望她能与罗洛划清界限,并另外给她介绍对象。

 

  年轻的姑娘杨友梅被无情地推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杨友梅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她简直不相信罗洛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

 

  早在解放前,罗洛就是一个进步的青年学生,在成都读书的时候,是当地学生会的负责人,发起成立进步的读书会,积极组织学生反对国民党统治,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建国后,当年读书会的同学,很多都成了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罗洛也同时写了大量歌颂新中国、新时代的好诗,这样的人能是一个“反革命”吗?

 

  杨友梅对此不可理解。

 

  可是,“反革命分子”在脸上又没有刻字,谁又能够分得清呢?罗洛的案子却是“上面”定了的,“上面”能出错吗?

 

  到底应该相信谁?

 

  杨友梅最后终于作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抉择,她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对于罗洛的了解,相信自己深爱着的人不是“反革命”。

 

  在全国上下清查“胡风分子”的狂热运动中,作为一个未婚的女子作出如此的抉择,那是需要胆量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胆量。因为这样的抉择不仅是今后家庭的牵连,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政治的牵连。

 

  杨友梅在罗洛被捕后不久,在人们的劝告声中,她大胆坦言了自己与罗洛的爱情。

 

  她爱罗洛,希望在困难的时候能为监狱里的心上人送去一份精神的安慰。

 

  杨友梅的举动让人们感到震惊,说她“怎么能同‘老虎’在一起呢”?

 

  可是,倔强的杨友梅不相信罗洛是“吃人的老虎”,她顶着各种压力,等待着罗洛回来。

 

  我曾为罗洛的案子,前往成都调查和审讯过相关人员,对于这一点,我在本文的后面将专门讲到。

 

  罗洛的案子一直拖到1956年底,专案组才作了最后的结论,以“证据不足”将其释放出狱——这在与胡风一案有牵连的人员中,解决得算是最快的了。

 

  杨友梅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她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迎接自己的恋人归来。

 

  1958年5月,杨友梅与罗洛结婚了。

 

  可是,生活却是如此折磨着这一对相亲相爱的伴侣。就在他们结婚不久,上海开展了支援边疆的活动。

 

  说是“支援边疆”,实际上是将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员用一个好听的名词“输送”出上海,因为上面有指示,要将社会主义的大上海搞得如同玻璃一样的没有一点“灰尘”。由于罗洛的原因,这一对夫妻被送往遥远的青海。

 

  杨友梅没有后悔,她跟着罗洛来到了高原,在雪山冰峰的寒冷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02

 

  罗洛被定为“胡风分子”,一个原因是他与张中晓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都是由胡风介绍给刘雪苇,然后通过刘雪苇调到胡风集团的“据点”——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的,这就说明他与胡风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组织关系。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所有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人员的主要原因,就是罗洛与胡风及其集团的成员之间有通信来往。

 

  据公安机关查获的大量信件中,除了罗洛与杨友梅的情书之外,还有极少的几封胡风给新文艺出版社几个“胡风分子”,其中也包括给罗洛的通信。

 

  1953年10月12日,胡风由北京寄有一封信给罗洛和张中晓:

 

  我想,怕事,为自己……这就弄到屈服和牺牲别人,但为了向上爬,似乎还不至于。所以,似应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必要的斗争非做不可,但也是为了争取。尽可能接近,说服,必要时拆穿,但也是为了争取。争取做一些工作,出主意,提意见,耐心地去“帮助”他,也是为了争取。从现在的情况看,当然不能信任,但也不能完全不信任。

 

  这封信是罗洛构成“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条件”。

 

  有关部门认为,首先,这封信是写给罗洛和张中晓的,也就是说,在胡风的眼里,罗洛与张中晓都是同样可以值得信任的。而张中晓,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过一些不太好听的话的,是一个被“钦定”的“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既然张中晓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与之共同收到此信的罗洛,自然与他们是有着某种思想或组织上的联系的。

 

  在研究此信时,我们与有关的宣传机关也存在着一些分歧,认为这不能作为罗洛就是“胡风分子”的证据,只能说明他与胡风之间存在着某种私人之间的交往,以及部分思想上的认同,可以通过人民内部帮助教育的方法得以解决,不能通通都划到了敌人方面去。

 

  有关宣传机关则认为,“这封信里所说的‘怕事,为自己……’等等,就是说的胡风分子之一的王元化,王元化在检讨了他的错误思想以后,胡风指挥另两个胡风集团分子罗洛、张中晓包围他,‘争取’他继续为胡风集团服务。‘他’即指王元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必要时拆穿’这一句。这个王元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尾巴给抓在胡风们手里,所以他们企图用以恐赫他,使他不敢脱离胡风集团。同时,胡风也很怕王元化脱离,于他们不利,故想各种办法争取他。”

 

  公安机关只是奉命办案,注重的是事实。罗洛这样一批被内定为“胡风分子”的人,原是属于宣传机关管理的,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也有宣传机关的人员参加,他们的分析当然在办案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更何况这样的“分析”还可以通过宣传机关掌握的报纸给以公布呢!

 

  胡风的这封信,自然使罗洛难脱“罪责”。

 

  如果说这封信通过有关机关的分析,“奠定”了罗洛成为“胡风分子”的基础的话,那么胡风在开始着手写那封30万言书之前,于1954年3月26日由北京寄给罗洛和张中晓的信,也就使这个“基础”更加牢固了。

 

  胡风在这封信里告诉罗洛和张中晓,他正在“弄材料”,准备向中共中央写一个“报告”,反映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期望能够得到中央的重视和及时的解决。

 

  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是胡风向他的同党互通信息,并告诉罗洛等人,“他正在看一些批评他的反动‘理论’的文章。胡风在这信中咒骂批评过他的人”。

 

  同样是这封信里,胡风让罗洛和张中晓帮助他收集一些材料,就是新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出了一些什么书,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并要求他们给开列一张简单的表给以说明。

 

  这当然是在为胡风的30言书准备和提供写作素材的。

 

  虽然后来经我们公安机关查实,罗洛当时根本就没有为此提供什么材料,但有关机关在分析时仍认为,这是“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这还不算,1954年4月5日胡风再次从北京邮有一封信给上海的罗洛、张中晓和耿庸,又一次的牵连到了罗洛。

 

  信中胡风希望这几个人,能够帮他做一些工作,这个工作一共包括4个方面,一是帮他查找何其芳等人批评自己文章时所引用的论点;二是希望从何其芳等人当时的原文中将每一个论点分条写出来;三是提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毛泽东以及苏联现代的文艺理论的一些参考材料,以及一些论点的出处、页码等;四是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在1953年所发表的批评胡风文章所引用理论的出处。

 

  这同样是在为那封30万言书做准备的信。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胡风将一些具体的工作和任务都布置得如此的详细,罗洛被认为是“胡风分子”,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罗洛的罪名除了与胡风的通信之外,还有就是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之间的来往,证据确凿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些信件。

 

  据查,在这些来信中,罗洛与“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之间交往的信件最多。后来被认为有“问题”的,其中有一封信是阿垅由天津寄给罗洛的信。信中说:

 

  你,如果能够到雪苇那里,极好。这个人,虽然我接触得不多,在延安曾经接近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严肃的人物,到他那里,工作和别的,都有更大的益处的。看样子,飞兄,元化,调到那里,大概是要做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决心和魄力的表现的。

 

  这是一封普通的私人之间有关工作调动的信件,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封信里,阿垅从朋友的角度出发,同意罗洛到刘雪苇担任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并同时举出其他几位想到这家出版社工作的人员的情况。这里的“飞兄、元化”就是指的罗飞和王元化。

 

  公安局在查获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同事王良同志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敌情”来,就将其放在了一边。

 

  谁知这封信后来却被送到了公安部,经有关机关拿去一分析,问题可就严重了。

 

  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有关机关认为“阿垅在这封信里竭力赞美刘雪苇,说明他和刘雪苇早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关系。阿垅认为罗洛、罗飞、王元化等能调到刘雪苇所主持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果真是这样,胡风集团霸占了这个出版社后,就以此为据点进行了许多反革命的活动”。

 

  经有关机关这么一分析,一封极平常的信件,一下子就变得严重起来。

 

  谁知事情凑巧,就在查获上一封信不久,又搜查出了阿垅于1951年8月16日由天津寄给罗洛的一封信。这封信中说:


  现在是得帮助雪苇,把上海打一个基础,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这样开始;所以,不能轻易地,似乎有了发表机会,就随感地写,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特别不能使雪苇因之受到不能工作之苦,这个结果是不好的。

 

  虽然上一封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封信却无人有异议了。我和王良等人也不便再说话。

 

  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正好说明了他们对前一封信分析的正确性,说明罗洛的确是钻进这家出版社来的“胡风分子”。理由就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在这封信里教他要先占稳脚跟,支持刘雪苇这个“胡风分子”的工作,不要轻易“放枪”,这些都是胡风集团的暗号。

 

  事情到此还未完,对于罗洛是否可定为“胡风分子”,有关机关认为还有信件可以证明。这封信同样是阿垅从天津寄出的,阿垅在信中谈了前一封中所谈到的同一个问题:

 

  所以,要帮助雪苇。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是这样才能真正帮助雪苇,是这样才有利益于新时代底胚芽。

 

  尽管负责审讯罗洛的我的战友王良,无法从搜获的罗洛的大量信件中发现“敌情”,但这种“敌情”还是被有关的机关给发现了,同时一封一封地加以说明,我们公安机关的几个办案人员被认为是“思想跟不上形势”。

 

  阿垅给罗洛的这几封信,后来被《人民日报》的编者提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高度: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备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事情已被说到如此的高度也就够了吧,可是令我们这些具体办案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分析还没有完。

 

  还能将那些信件分析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此时对于罗洛案情的分析,已经完全跳出了王良和我开始时的认识水平,我们只能恨自己是拿着枪杆子从炮火中过来的人,阶级觉悟和分析水平都不如那些握笔的“秀才”。

 

  在阿垅写给罗洛的信中,有两封末尾没有注明年代的,一封是5月23日,另一封是7月31日,同样都是从天津邮出。

 

  在第一封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好的,让人们疯狂,从疯狂里灭亡。

 

  在第二封信里阿垅写道:

 

  这也好,坟是愈挖愈深的,台是愈搭愈高的;那么,如果一面是深坟而另一面是高台,跌下来时就呜呼完蛋了。

 

  阿垅写这两封信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针对的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些当时与之有着不同观点的文艺界领导,当时并未审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来。随着阿垅的去世,这些都已不得而知。我作为“胡风专案”一名办案人员,认为这可能是阿垅等人对当时文艺界个别领导人的做法有看法,因此在这些私人交往的信件中,用了一些比较刻薄的语言。只要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胸怀坦白,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谈话,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事情。

 

  可是,正是这样的几封信,几句话,不但给阿垅同时也给罗洛引来了不必要的灾难。这两封信中如此简短的两句话,使得两个通信的年轻人一下子便成了敌人。

 

  在分析时,这几句话被说成是“胡风集团疯狂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灭亡”。

 

  《人民日报》编者认为: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不是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莫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甚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在这里,罗洛成了一名“蒋介石王朝的死硬分子”。

 

03

 

  根据中共中央和公安部的有关指示,为了弄清罗洛这个“胡风分子”的“反革命”历史背景,我奉命前往成都,对罗洛在解放前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审了与此相关的人员。

 

  当我赶到成都时,才发现因为罗洛的问题,在四川被牵连的人已不在少数。

 

  早在1948年,罗洛就开始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是成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建国后,这些进步的青年都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重视,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着领导职务,也有被安排在一些学术研究机关。可是,胡风事件出后,特别是罗洛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成都,在四川各地就开始逮捕罗洛的“代理人”。于是,在1948年前后与罗洛一同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许多人都受到了牵连。在这些被牵连的人员中,最突出的要算是林祥志。

 

  林祥志是一名地下党员,早在1948年的时候,就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四川农村组织过农民暴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当局曾出5000块大洋买他的人头。

 

  林祥志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喜欢文学,因此他与同样喜爱文学的罗洛十分要好,也与阿垅、方然等作家有着某种联系,更与他所崇拜的胡风有过书信往来,在胡风、罗洛被捕不久,他就被捕了,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四川组织”的“总头目”。

 

  林祥志被关入成都市公安局监狱。

 

  大祸临头,妻子向他提出离婚。

 

  为了弄清罗洛的“政治背景”,我向成都市公安局提出提审林祥志。

 

  对于林祥志我同样要求不在审讯室里进行审讯,而是将其带到一间办公室里,由看守员陪着对其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我认为这种方法比在审讯室里的效果要好得多。

 

  林祥志被带进来了,他直着身子站着,用一双锐利的目光看着我。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这是一个很有血性的青年人,一张方脸棱角分明,腰挺得笔直,一派宁折不弯的样子。

 

  自从事公安工作以来,我曾审讯过很多人,这中间有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有从海外潜入大陆的敌特,也有一些被错定的冤案者,但没有一个像林祥志这样如此大胆地面对着我的目光。我开始从心底里对他表示敬佩,到底是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过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可我心中又暗暗担心,不知道对他的这次“审讯”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让他坐在我的对面,并给他倒上一杯开水。

 

  我问道:“你和罗洛是什么关系?”

 

  林祥志说:“很好的朋友。”

 

  我说:“请你说具体一点。”

 

  答:“好吧。我和罗洛在解放前都是从事地下工作,是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才有共同语言,才能说到一起。罗洛在斗争中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

 

  问:“难道就这一个原因吗?”

 

  答:“不,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罗洛这个人很聪明,文章也写得好,我和他很谈得来。”

 

  问:“你们是怎么与胡风方面的人联系上的呢?”

 

  答:“我和罗洛都很爱好文学,曾读过胡风及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有时自己也爱写一点小东西,就这样写信给他们,他们给我们回信,这就联系上了。”

 

  问:“你们在信中都谈了一些什么?”

 

  答:“能谈什么呢,解放前通信得不到自由,都只是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情。”

 

  问:“解放后你们还有来往吗?”

 

  答:“我在四川,忙于各自的工作,来往很少了。”

 

  问:“罗洛在参加地下斗争中有没有被敌人抓捕过?”

 

  答:“这个我没有看见过。”

 

  问:“你没有看见,听别人说过吗?”

 

  林祥志用力地摇摇头说:“没有。”

 

  在与林祥志的交谈中,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坦诚的人,说话从不吞吞吐吐,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看我的脸色,也不停下来揣摩我问话的意思,我初步断定这个林祥志说的都是真话。

 

  我接着问道:“罗洛这个人你认为思想怎么样?”

 

  林祥志说:“罗洛当年从事学生运动是积极的,在思想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想反对我们的党。”

 

  林祥志主动将这个核心的问题提了出来。

 

  我说:“但他与胡风集团的人有联系呀!”

 

  林祥志先是一愣,接着就说:“我知道的联系还是文学爱好上的联系。同时,有联系也不一定要反党呀!”

 

  我说:“那些信件可是事实。”

 

  林祥志说:“报上公布的那些信,东摘一句,西摘一句,信和文章是一个整体的,没有人看到全文,怎么能这样定罪说那些话就是反党的呢?作为一名党员,我有些想不通,但组织上把我抓起来了,我也不抱怨。”

 

  问:“你和罗洛与胡风方面的人联系,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答:“我们与胡风方面的人联系,也是从文艺观点出发,比较同意他们的一些文艺观点。”

 

  我说:“正是这种认同的观点,才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集团,希望你能向组织上老实谈清楚这件事情,否则对你和罗洛,以及其他的人都不利,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清查胡风集团中的相关人员,你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有向组织上如实地说清楚,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


  听了我的话后,林祥志显得有些激动,他看了看我,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爱好文学才认识的,最多也只是一些文艺观点相同,根本不是在文艺界组织反党集团的!” 

  ……

 

  与林祥志的谈话一共有3个多小时,两个人一问一答,他都毫不回避自己的看法与认识。看得出来,他也不想隐瞒什么,对于组织这是一个坦诚的人。

 

  正是由于林祥志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强和诚实,才使罗洛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沈国凡采写)



原载《文史精华》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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