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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陈益民：被革命大潮吞噬的小人物
本文作者
作者：陈益民
三姆姆（本地方言称伯母为姆姆）去世了，终年93岁，也算高寿。然而她这一生，其实过得并不舒坦，有太多的痛苦与懊悔。其中在若干人生关键点上她走错了路，决定了她一生的不幸。
三姆姆眼神总显得那样迷惘（这是她七十多岁时）
她约生于1925年，20岁嫁给我三伯父。新婚不久，正值国共内战，乡里抽壮丁。三伯父自幼身体较弱，干农活不太行，家里便送他去读书。我爷爷希望他通过读书将来会有出息，给这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带来好运。当时战事紧急，国军不断征兵，地方保长们总是挨家挨户抓壮丁。像我爷爷这样有五个儿子的状况，不出壮丁是躲不过去的。但那时老大、老二是家里主要劳力，老四、老五又年龄太小。
为了逼迫出壮丁，保长还把老二抓进了班房，将他往死里整，在这种情况下，约二十岁的老三尽管身体弱，也不得不主动站出来，去充当壮丁了。 三伯父走了，新婚的三姆姆只好回娘家居住。国共内战打了四年，三姆姆主要住娘家，长年累月不见夫君。大时代的骇浪惊涛中，个人如飘萍，只能随浪沉浮。
三伯父有知识，人也聪明，参加的是青年军。青年军是国军中一支文化素质较高的军队，后来败退台湾后，有文化的士兵会比文盲士兵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过，三伯父没有去台湾。随着四年战争的进程，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横渡长江，兵锋南向。三伯父很快面临命运抉择：是留在故乡，还是随国军南退？
当时他匆匆赶回家乡，商量何去何从。已经独守空房四年的三姆姆很想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往他乡，她认为三伯父在伪青年军里没做大官，没欠血债；国共争天下，战场上相互血拼的都是劳苦民众，三伯父也是贫苦农民子弟，留下来，应当是安全的吧？当时三伯父脚上正生疮化脓，也需要治疗，而三伯父自己也不愿意继续奔波，犹豫再三，最后决定留下来，不随国军南撤。而他后来的悲惨命运，也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是一次错误的人生抉择。如果当年他们一起随国军去了台湾，三十年后再荣归故里，那又会是何等风光的事呢！但世事无常，当时谁能料到后来的社会变局会那么恶劣呢？
1949年后，三姆姆与三伯父过了八年相对安稳的日子。三伯父有文化，没有务农，先后在好几个乡教书，三姆姆也陪他在一起生活。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成为他们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不会让一个“地富反坏”漏网。1958年，三伯父在“肃反”中，因曾经参加伪青年军的身份，被开除了公职，他与三姆姆的好日子，到此终结。
三伯父先是被送到安福钢铁厂劳动改造，后又转到鹰潭修鹰厦铁路，再后来转至东乡铜矿。整整劳改了十年。1968年，矿上征询他的想法，是继续留矿做工，还是回老家？他觉得老家乡里乡亲的，总比独在异乡强吧！于是他被遣送回原籍，继续接受本乡群众的监督改造。而这个决定，又成为他命运中的第二个错误选择。
爷爷如果在世，三伯父就不会受到那样的欺凌
三伯父劳改期间，三姆姆只好各处给人做保姆，赚点餬口的钱，并在每年年终把省下的一点钱用来买些物品乘车去探望三伯父。每次相见，俩人都是抱头痛哭；每次离去，都像生离死别。那十年，三姆姆有多凄凉，三伯父有多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三姆姆也想到过离婚，甚至三伯父还从劳改的地方开了同意离婚的证明来，但三姆姆终于忍住没有离，还等待着、盼望着三伯父劳改尽早结束，能回到自己身边。初婚时她曾守空房三年多，丈夫劳改时她又独居十年，她就在这样的孤苦伶仃中熬到了40多岁。
1968年，三伯父回到本乡接受改造，三姆姆终于又与三伯父团圆了。日思夜想的亲人，总算可以天天相伴。然而，没想到的是，更大的噩运却到来了。三伯父在外地劳改时，虽然也苦也累，但还能保持基本的生活条件和起码的人格尊严，而他回到故乡后，本来都是乡里乡亲的，却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深仇大恨，生产队里没完没了地批斗他，让他干最苦最累的活，时时处处欺负他，折磨他。而三姆姆又是多么的无辜，也必须陪着挨斗，陪着劳动改造。只有一个癫狂的社会，缺少人性的社会，才会造成那样的乱象。
三伯父年轻时当兵，后来教书，后来在外劳改，没干过农活；三姆姆也没下过田。而此时，生产队长却把最重的农活、超负荷的劳动量，强迫他们二人去干。扯秧栽禾，别人的任务都早早完成了，天黑前就收工回家了；他们俩却不得不还在田里忙，累得腰也直不起来，一直干到半夜才疲惫不堪地回家。那么晚，那么累，回到家，冷灶空锅，没有热水洗洗，也没有什么吃的。凑凑合合吃一点睡下，还没休息多久，次日上工的钟声又敲响了。晚上没休息好，次日的活就更完不成。完不成，生产队长就威胁要开会批斗。
而且，有些活最伤身，就总是让三伯父去干。耘禾撒石灰以灭虫，石灰很伤手脚，也呛人，他人都不愿干，就每次都强迫三伯父干。三伯父的手脚被石灰烧烂，开了一道道裂口，裂口流血，疼痛难忍，却不得不在初春的寒雨中，天天下田干活。伤口一遇冷水，全身一激灵，刺痛入心。而他被视为有历史问题的“阶级敌人”，必须去受那份罪。
有一次当天的劳动任务没有完成，生产队长说：“今天大家累了，没功夫批斗你。你到大队书记家去，让他签个字，就饶了你。”其实这是故意刁难他，因为大队书记住在十几里外，黑夜来回要走二十里山路，高一脚低一脚，有多难走！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叫“怕里冲”的地方，惊险恐惧，白天人们经过那儿都有些害怕。可是生产队长发话了，三伯父又是老实人，不敢抗拒，只好夜行。
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书记家门口，夜半敲门，书记能高兴吗？劈头盖脸咒骂了三伯父一顿。来回漆黑的山路，待回到家时，天都快亮了。通宵没休息，而新的一天又要出工，又有干不完的活。过去人们常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当牛做马”，而当时的三伯父，真正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三伯父与兄长共住的老屋
受欺负是家常便饭。劳动力弱，工分低，出工本来就比不上他人。而自己家些微的劳动成果，也未必自己能够享用。栽的蔬菜，长得好一点，就被别人肆意摘取，三伯父和三姆姆一声不敢吭。养了一头小猪，操心了几个月，实指望过年时能吃上一点肉。没想到猪却莫名其妙地没了，原来是晚上站岗的民兵径直就将小猪弄走了，几个人烧烤着吃了，三伯父和三姆姆连根猪毛也没见到。这样的世道，天理在哪儿？
更让二人绝望的是亲人的反目。那时白天在地里干了最苦最累的活，晚上可能还要站在批斗会上挨打挨骂。那时大伯父为划清“阶级界线”，表现自己特别革命，竟登上批斗台，吼叫着责骂三伯父“投敌”的所谓“罪恶”，完全不顾人家当年是顶家庭壮丁名额去当兵的实情（当年他不去，没准会叫大伯父去充壮丁的）。而大伯父此时根本不考虑这些，他扬手狠狠抽打三伯父的耳光，并抬脚猛将他踢倒在地，咒骂：“打死你这个背时鬼！”
三姆姆也陪着挨斗，最可恨的是大伯父那混账儿子，作为侄子，竟当众用扁担狠打自己的叔叔婶婶，三姆姆的门牙都被他打掉了，满嘴鲜血。是什么样的世道，会让亲情变得如此冷漠，如此残忍？让同胞亲人变成了阶级敌人？
别人批斗，三伯父尚可忍受，面对自己的兄长如此无情、如此凶狠，他的心，真是在流血。如果那时我爷爷还在世，那么大伯父绝对不敢如此造次。可惜爷爷病逝于1965年，他若地下有知，知道儿子中的老大对老三如此无情无义，那会让他有多大的痛苦和愤怒呢？
三伯父也想寻求帮助。他去过我的外婆家杨梅岭，他曾在那儿教过书，那儿的人很善良，见他手脚开裂面黄肌瘦，给他吃的，临走还送给了他一双套鞋及一些蔬菜，乃至喂猪的红薯藤；他曾到镇上侄女家，侄女看他可怜，端了一碗腊肉给他吃，因腊肉凉，他又长期饮食没油水，吃后反而拉肚子；他还曾蹒跚走了七八十里路，进城找到他弟弟（我父亲）上班的地方，一见面，竟然下了跪，期望得到帮助，那真是只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人，才会这样子啊！
我父亲见状，心如刀割，赶紧扶起他，带他到食堂，给他买了一碗红烧肉吃，并把身上带的所有的钱给了他。这些都是悄悄进行的，深恐他人知道。父亲劝他坚持下去，日子总会好起来的。除了这样的安慰，父亲也实在无法给他更多的有效帮助。那时候“阶级斗争”风声太紧，机关的人如果知道父亲与四类分子往来，他也可能会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而遭到批斗的。
连我这小学生，那时也要填档案表格，“社会关系”一栏还不得不写上：“三伯父曾参加伪青年军，我没见过他。”我幼时去老家，怎么可能没见过他呢？但连少儿都要为避免株连而说假话，则大人在“划清界线”上所面临的斗争风险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那天吃过饭后，三伯父没上我们家去就又走几十里路回去了，因我们家在单位家属院内，处处有“阶级斗争”的眼睛，不能不防。而三伯父也同样不能让生产队的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否则又要交待“反革命”目的并挨严厉的批斗了。
三伯父在不断的惩罚中苟延残喘。此时三姆姆却犯了一个大错。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亲人的帮扶。生产队里还有一个富农分子，同样挨批斗，同样受歧视，同样出苦力遭折磨，但只要一回家，家里老婆孩子能给他备好热水热饭，给他以家的温暖。而三伯父没有子女已是不幸，而三姆姆在陪着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后，心中产生了动摇，竟然也对三伯父怨言不断。三伯父内外交困，叫天不应，喊地不灵。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了他的立身之地。
一天晚餐时，他让三姆姆做了一碗面条，吃完后拿了一根绳子往外走，告诉三姆姆，到一个叫“十八下里”的地方找他。这名称也真是巧合，“十八”易使我们联想到十八层地狱；“下里”，在古书里恰是乱葬坟地的代称。残酷的现实，对三伯父而言犹如人间地狱。三伯父明显是要去上吊了，而三姆姆竟然没有阻止。
有个地方很恐怖，名叫“怕里冲”
待三伯父出门后，她才叫喊隔壁住着的亲戚们（那时只有大伯父父子和已故二伯父的两个儿子的家住旁边），想叫他们去阻止这事情发生。然而无人理会。她又去找生产队长。平常老欺负三伯父的生产队长却说死了就死了，叫某某（另一个四类分子）跟三姆姆去收尸。于是三姆姆带着那个四类分子的儿子大汉去十八下里。
天已黑了，三姆姆又走错了路，绕了个大弯，俩人走到十八下里，发现三伯父真的在一棵茶树下上吊。无疑，三伯父未必想死，他也许想用上吊来告诉周围的人，自己已到了绝望的地步，没有活路了，希望人们对他宽厚一些，给他一点点透气的空间，因此，他出门时会让三姆姆知道自己是去上吊，好让她叫人去找他；而且他是跪着吊在一棵矮茶树上的。
在三姆姆二人找到他时，他其实还未断气。同去的大汉很年轻，害怕吊死鬼，因生产队长有令，他才不能不代他父亲出来。他慌慌张张拿砍柴刀割绳子，由于太紧张，刀一下划过三伯父的脸颊，刀伤处竟有鲜血流出，可见人还没断气。
而三姆姆与大汉把三伯父解下来后，就把他当死人对待了，又返回家去，取了两块床板，回来将他绑在床板上，连拉带拽，拖到山上去，摸黑找了个废弃的旧墓穴坑，放进去，上面再盖上土，草草地就把他埋掉了。完事时已是下半夜，周遭一片漆黑，阴风阵阵，树木摇曳，偶有几声夜猫野狗的嚎叫划过夜空，在阴森恐怖中给一个人的命运画上了凄惨的句号。
二十八年后，乡人为三伯父迁葬，掘出遗骸，竟发现他侧着脸，而不是脸朝天，本应平放的一只胳膊竟然枕在了脑袋下！从而可以肯定，当年三伯父真的是在还没死的时候，就被无情掩埋在了地下！那年，他四十六七岁。
三姆姆在这件事上是有错的，那时她急于跳出苦海。她受够了没有地位、受欺负受压迫的苦难，也害怕待在那个地方会继续挨斗，在那样的环境里，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于是在三伯父死后仅仅一周，她就再嫁给外面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去了——纯粹为了找一个生存的庇护人。
后来，三姆姆过得并不舒心。三伯父所受过的苦，三伯父的死去，是她心中永远的痛。而且，“文革”结束后，民政部门落实政策，从1958年劳改时间算起，要给三伯父补偿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但由于三姆姆改嫁，也没有资格领取了。
那个曾经很冷酷地对待三伯父的生产队长，对于三伯父之死可能也感到内疚，加之农村人迷信，三伯父死后没几年，生产队长也病重发烧，迷迷糊糊中不断念叨：“某某某找我来了！某某某找我来了！”不久就死了。某某某就是三伯父。可见人生在世，还是要与人为善，这样才能心中坦荡，不心虚，无愧疚，更没有恐惧。
一说到过去，晚年的三姆姆依然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