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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 彭长生:没有希望亮光的日子

彭长生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彭长生,1950年出生,先后就读于西安市文艺路小学、西安市第九中学。1968年在扶风县南阳公社插队,1971年招入宝鸡石油钢管厂,曾当过普工、锅炉工、挂吊工、切管工,后在劳资岗位上工作至退休。


原题
插队的日子


作者:彭长生


上篇

在人生的长河中,插队的日子只是短短一瞬间;这短短的一瞬间,和我们的一生紧紧相连。


离开西安前,姐姐带着我去派出所转户口,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姐姐不停地流泪。我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问姐姐:“怎么了?”姐姐轻声说道:“你从此就离开了西安,再也无法回来。”“我还可以回来呀。”我傻了傻气地回答。“是的,你可以回来,但不能留下来,因为你没有西安户口。”这时才突然明白,我将要告别这座城市,去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前面的路,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亮光,心里一片茫然。


初中还未毕业,我们就被卷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洪流中,那时我们还懵懵懂懂,并不清楚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去煽风点火,去抄写大字报,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开始一切还很平静,后来被狂热冲昏了头脑。开始跟着去抄资本家、地主的家,将抄来的字画、衣物、古董甚至连旧式檀木家俱,全部付之一炬。渐渐变得越来越狂燥,完全丧失了理智,疯狂地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无知的滿足。已经不仅仅只是抄家,给所谓的走资派、坏分子戴上纸篓糊的高帽子,挂上大木牌,拉着四处游街,参加批斗大会。以此为荣,四处喧耀。


记得,有一次批斗会上,我们班主任也在其中,这使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平时和蔼可亲的老师,怎么会突然间就变成白色专家?批斗会在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主席台上高悬着巨大的横幅,横幅上写着教育系统批判斗争大会,白纸黑字格外醒目,气氛严肃,偌大的操埸挤滿疯狂的人群。


大会开始,批斗分子被俩人押着上台,跪在台前。班主任被带上台时,已不能自己走动,被俩个人架了上去。脸色苍白,滿头白发,看不到一点往日讲课时的神采。他上课时,常对我们这些跳皮捣蛋的学生说:“你们父母辛辛苦苦,供你们一日三餐,你们不好好读书对的起谁?”


我还在沉静在往事的回忆中。被高音喇叭呼喊口号的声音打断,那狂吼的口号声,就像呼啸的炮弹铺天盖地震耳欲聋。这时,我的老师突然倒地不起,几个红卫兵上前踢了几脚,见仍没动静,一个红卫兵急忙向主席台上的造反派头头询问,那头头看也不看,手一挥,拖下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惊了。为自己的愚昧和无知感到深深懊悔,从此,离开了红卫兵,离开了那支革命的队伍。


离开学校后,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完全失去了方向。整天不是去和伙伴们一起东游西逛,就是去寻衅滋事结伙斗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这时接到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通知,随着上山下乡的轰轰烈烈的热潮,来到了广阔天地。


初到农村,对我们这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那山、那窑洞、那里的一草一木,既陌生又新鲜。仿佛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崭新的画卷,青春洋溢、幼稚可爱的我们,并不知生活道路的艰辛,狂风暴雨的可怕。刚开始还东跑跑、西看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没有烦恼和忧愁,处处充满阳光。很快严酷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吃饭问题。


当时国家还处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所有食品凭票供应。刚插队时,六个月的粮食,由当地政府按每人每月三十斤的定量,供应商品粮。以后则按每个人劳动工分,由生产队发给。开始每天做飯由女同学轮流负责,男同学砍柴、担水。女同学大显身手变着花样改善伙食,今天热腾腾的干面,明天雪白的馒头,生活是那么美好,一切都和和美美。大家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生活,开心快乐,无忧无虑,互相体贴像一个大家庭,快乐而又温馨。


日子长了,矛盾开始一点一点显现,还未到月底,面、米告罄,第一次出现粮食危机。那时我们刚走出父母温暖的怀抱,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经验,没有长远的计划和安排,加之正是青春时期,缺油少菜,男同学一个个飯量更是惊人。粮食危机引发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女同学嫌男同学一个个像装不满的飯桶,吃的太多。男同学嫌女同学不会安排生活,每次做飯不是多了就是不够吃。大家吵的一塌糊涂,争的面红耳赤。一时谁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不知问题该如何处理。突然断了烟火,第二天集体罢工。队长觉得有点蹊跷,派人询问怎么回事。一听没有粮食,大吃一惊。派人送来五十斤麦子,粮食危机警报暂时解除了。


晚上队长来到我们的住地,黑着脸一言不发地坐在炕沿上,一改往日见到我们总是笑嘻嘻的面容,吓得大家不敢吭声,窑里一时静的掉个针都能听见。“我还以为你们城里娃能滴狠,啥都能弄,啥都会自己安排,怎么会没粮吃?我可告诉你们,救助只有一次。咱们队的情况,你们多少也知道一些,很穷。赶不上别的队富裕,能帮你们渡过这次难关,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举家过日子还得细水长流,不能吃完弄净,更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再讲到最后一句话时,特别加重了语气,这是下乡后领导第一次给我们开会。也是唯一的一次。


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粮食危机的警报刚刚解除,柴火的警报又骤然响起。队上宣布我们不得再去生产队麦垛上拉麦秸烧火做飯,对我们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晚上拴礼来串门,我向他提起此事,他说:“不急,我带你们上山砍柴,明天你去借辆架子车,其他东西我来准备。”一切准备就绪,拴礼带着明科和我们一起出发。 


砍柴的地方离我们队二十多里地,要翻过一座大山。去时一路上坡,四个人有说有笑。走到山顶休息时,拴礼在一旁不停地呟喝,‘’明科吼二声叫城里娃听听咱秦腔的味道,看他们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喔是个啥吗!”明科低头不语,拿个树枝在地上乱画,“唱么,”我们也跟着起哄。


明科思索了一会,突然站了起来。“王朝马汉一声吼。‘’这吼声似春雷滚动,似狂潮奔湧,粗犷豪放。我们被这突来的吼声惊呆。只见明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们一问这才得知,前些天,明科听说县剧团招人,兴冲冲跑去报考,填完表试唱,明科一段周仁回府起解的清唱,震惊了到场的考官。团长对他说小伙唱功不错,你回去等通知。


回来后,左等右等不见音讯。那天赶集碰见公社宣传干事老吴,老吴说我正要派人找你,“啥事?”老吴将他拉到一旁说:“县剧团团长给我打电话说原准备招你,谁知报到县宣传部,部长一看,嫌你家成分太高,对团长说:这样的人,即使再好也不能招。咱们宣传部门是党的喉舌,这块阵地不能让这样的异类分子占领。”明科一听彻底懵了。决意从此不再唱戏。大家都为明科的遭遇,感到不平和惋惜。


来到砍柴的地方,天气变得阴沉沉的,拴礼招呼大伙抓紧时间,天看着要下了。拴礼和明科俩人砍柴,我们俩将砍下的柴火,拖下山去。待将两辆架子车装滿,天已擦黑,天空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就将道路覆盖。路越来越难走,上山时不得不将一辆架子车放下,四个人一起拉着一辆车,连拉带推往前走,脚下湿滑的无法站立,只能慢慢地一点一点往上挪动。


待拉第二辆车时,大伙衣服全被汗水浸透,寒风一吹,更是又冷又饿,冻的直打哆嗦。前面的路白茫茫一片,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车子翻倒在路边的水沟里,拴礼的脚被压在下面。我们赶忙掀车,架车子实在太重,努力了几次才将车子扶正。拴礼动了动脚,忙说:“没事、没事,”我看他疼的嘴一抽一抽。‘’你真的没事?”我关切地问到。你看,他又动了动脚走了几步,装作没事的样子,走起路来仍一瘸一拐。望着他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很是难受。但又不知该怎样安慰他,拴礼看我还站在那发楞,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没事,没事,走吧。”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回到队上,已是午夜时分,雪还在不停地下。


来到生产队已一个多星期,我们整天东游西逛,日子过得很是舒坦,絲亳没有上工的意思。社员们也不再像刚来时那么热情,问长问短,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有种说出的味道。我们并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我素我行。


第一天上工,还是队长把我们睡梦中叫醒,他站在窑背上,大声喊到:“日头都一丈多高了,你们不怕太阳把勾子晒红了。”听到喊声,我们赶紧起床穿衣洗漱,待我们双手空空赶到地里时,社员们已准备收工。组长看着我们不无嘲讽地说:“都这会了才来,还空着手,要饭呀?要饭这会社火也都过了法门寺。”社员们听了这话哈哈大笑,弄得我们左右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狼狈不堪。


头天上工往地里送肥,男同学拉车,女同学帮忙推车。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乡亲们非常热情,拉着装滿牛粪的架子车,一路上坡,很是吃力,不一会就累的满头大汗,几个妇女赶过来帮忙一起推车,早上上工还算顺利。但还是有一段小小的插曲,狗娃在装粪时故意使坏,将车装的很满很满,想出我的洋相。尽管有人推车,但上坡拉起来还是十分吃力,几次险些从坡上滑了下来。三叔见状怒气冲冲对狗娃说:“你在甭咧,娃们家头天上工,身子骨又嫩,给滴喔们扎地,有个啥事可咋办?”狗娃看了看,蹲在地上闷着头抽着旱烟,一声不吭。


拉了几天架子车,队长让我跟着世娃扬粪,地里一堆堆粪土,是我前几天刚刚完成的作品。挥起铁铣刚扬了几锨,被世娃拦住。“这样扬不行,锨要将粪均匀地扬开,不然薄地薄、厚地厚,不利于麦子过冬生长,咱就靠这地养活,不敢有半点马虎。”说完他又给我做了个示范动作。看他挥舞着铁铣动作娴熟轻松自如,将粪土均匀地撒落在嫩绿的麦苗上,农活看似简单,里边有不少的巧道和学问。“尤其粪堆扬到最后时要格外留心,不然会将麦苗铲掉。而是要把锨立起,把粪土向四周刨散。”世娃对我说。仅仅扬了几天的粪,手上竟磨出两个亮晶晶的大水泡,胳膊疼得抬不起来。


跟着郭叔犁地可就没扬粪那么容易,犁地绝对是一个技术活。犁浅了不行,庄稼不长;犁深了不出苗;犁斜了又撂了一行。犁平地还好些,要是坡地,那要老把式才能玩转。有一次,我自认为掌握了犁地的技巧,逞能去犁一块坡地,坡度并不大,紧挨着沟边,牛走得很慢,犁头捎深一点,牛就是站着不动,无论我怎么吆喝,一气之下我使劲抽了几鞭子,郭叔在一旁大声喊到:“不敢、不敢。”这时,牛像发了疯似的奔跑起来,郭叔一看情况不好,急忙跑了过来,要不是郭叔冒险将牛拉住,差点连我带牛一起跌进深沟。事后郭叔对我说:‘’犁地这活得慢慢来急不得,牛这畜牲,你要善待它,它才听你的话,和人一样。‘’郭叔的话当时一知半解,今天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日子一天天过的很快,转眼地里麦子一片金黄,期盼已久的收获终于来了。乡亲们开始磨镰,收获一年辛苦的希望。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节,也是一年最辛苦的时节,更是最紧张最忙碌的时节。龙口夺食,决不是一句虚话。队上早早地安排清空麦场,套牛拉着碌碡,将场碾光,连早请示晚汇报这样重要的话动都暂停进行,一切为夏收做足准备。


天公作美,开镰的第一天晴空万里,麦收的进展格外顺利。乡亲们背着太阳,从清晨到傍晚,一刻不停地割麦、背麦、装车、上场,全然不顾汗水浸透衣衫。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没了平时上工时的懒懒散散,心里都清楚这时的分分秒秒关系着生存,关系着一家人的温饱。他们饿怕了,害怕失去粮食,害怕饥饿的悲剧重演,使他们失去做人的尊严,去要,去讨,甚至去偷。


入夜,麦场上集中了全队精干的劳力,要将白天摊晒碾压的麦子,全部扬场、过筛、装袋、入库。没有风,无法揚场,大伙坐在麦埸上,静静地等待风儿到来。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议论着今年的收成,话语里充滿喜悦和对丰收的期盼。山村夜的很静,明亮的星星缀滿夜空,偶尔流星划过,带着美丽的梦想,消失在遥远的地方。我望着星空发呆,被队长的喊声惊醒。“来风了,干活。”乡亲们抄起家什扬的扬、装的装,一时放松的心弦,突然紧绷,大伙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犹如在演奏一曲丰收的乐章。一场麦全部收完,夜已经很深很深。


就这样连续干了十几日夜,腰像断了似的,无法直立,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几次都想给队长请假,看着乡亲们一个个疲惫不堪,听不到一声抱怨,听不到一声呐喊。在这个时候我还有脸向队长开口请假,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


和女生分灶后,我们几个男生搬到山角下和韩家三兄弟住在一个院子。五叔不善言辞,待人和气,对外面的事不闻不问。家里的事,全由五婶做主。五婶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厐,眼睛又黑又亮,见人总是笑咪咪的,见了我们总是问长问短,十分亲热。时不时让儿子给我们送来些新磨的玉米糁子和醋淹的辣椒。


记得,有一次队上的同学全都回家,只剩我一个人。不知是受了寒凉,还是饮食不当,突发高烧。五婶的儿子找我借书,见我卧床不起,逐将此事告诉了五婶,五叔和五婶赶紧跑过来看望,当时我已烧的迷迷糊糊,五婶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喊着我的名字,那声音像母亲在一声声呼唤我的乳名,遥远而又亲近。“娃烧的炭火一样,赶紧往卫生院送,”五婶吩咐道。五叔像是接到了紧急命令,把我抬上车就往卫生院赶,卫生院离我们有五、六里地,这时天色已晚,五叔拉着我,在坎坷的小路上一路小跑,到达卫生院时,累得滿头大汗气喘吁吁,说起话来竟哆哆嗦嗦。医生不得不对他说:别急,别急慢慢说。医生看完后对五叔说:“幸亏来的及时,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五叔不停地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是他们宽阔的臂膀,护佑着我们,给了我们温暖和厚爱。


下篇

我正在帮麦娃家拉胡箕盖房,队长对我说:“你跟麦城下午去登科家帮着把家分一下,”“分家这么大的事叫我去弄啥?”“也就记个帐。”队长说的简单又轻松。去登科家的路上,麦城对我说:“咱这地方穷,家也确实没啥分滴,就喔三核桃二枣。关键看老人灵醒不,不灵醒就难办。唉也是没办法呀!”麦城说完叹一口气。


登科刚成家不久,媳妇和婆婆合不拢,经常为琐事吵的不可开交。登科无奈只好提出与父母分家。我们来到他家,登科媳妇正和婆婆为丢鸡蛋的事大吵大闹。麦城急忙上前将登科他妈拉到窑里,“婆,你道跟喔麻明吵个啥劲,鸡蛋就是他拿了?你又能咋样,算了算了。”麦城出来对登科媳妇说:“去把登科叫来,今个就给你们分家。”麦城叫我记账。他在院子和窑里仔细地看了一遍,对我说:记羊二只、鸡六只、大柜、小柜各一个、架子车一辆、铁锨等农具十六件。叔,你看还几担麦?钱有多少?还有啥没记的。


登科他大看了看清单说:麦还有三担多点,去年年底分红还剩一百二十二元,你记下。东边刚箍的两孔窑给他,自留地由他耕种,每年给我六十斤麦子,其他东西各分一半,架子车、柜子都给他。登科这时突然说:“大,这分开了,我啥家当都没置,钱多分点给我。”“不是你结婚时你娘都给你置办了一些,再说你娘有病都要花钱。”


登科不再吭声。那就这样分了,在这清单上签个字。麦城说完,窑里死一般安静,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登科的父母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含辛茹苦地将儿女养大成人,本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今年迈的父亲,为了生计不得不下地干活,母亲还得拖着羸弱的身体下厨做饭,我不知道他们今后的日子该怎么熬过。


队长又通知晚上开会,并叮咛我一定要去参加。我纳闷什么会这么重要。平时开会不是念报纸学习,就是批斗会。我实在不愿参加,但又不得不去参加。那天我去的晚了,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队长正讲到兴头,“咱们队今年夏粮收成不错,比往年多了一成,上级分配的公粮任务,全部完成。受到了公社的表扬。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丰硕成果,也是社员们努力的结果。”这时他停了停,向台下望了一下,说道:“咱们队有的社员就是改不了多吃多占的坏毛病,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侵占集体财产,今天我就不点名了。”顿时会场像炸锅似的,人们议论纷纷,说啥都有。有的问:“这是在说谁呢?喔是说拴礼的媳妇,说来也可怜,拴礼给队上伐树砸了腿,又不记工分,还得花钱看病,队上咋就不管?再说二娃还小,你叫喔一家咋过呢。”另一个回答道。


散会后队长把我叫住让我陪他去看看拴礼。走在路上队长对我说:“拴礼媳妇在场上干活时趁人不注意,将麦子装在裤腿里,结果绑裤角的带子松了,麦子撒了一地,偏偏叫歪婆娘看见了,告到我这哒,你说我管吗不管?不管歪婆娘到处乱喊,说把我于心不忍。我就点了一下。拴礼把脚砸了,在会上讨论时,有些人就是不愿意给工分,说在屋歇着还给记工分,改明别人都这样咋办?我也左右为难。这不今天给大队书记商量一下,救济款下来了,先给他救救急。”原来叫我去拴礼家给钱,怕拴礼媳妇日觉他,带我去帮他解围。队长经常弄这把我卖了,还跟着他数钱的事,心里总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但我不得不佩服队长的精明。 


阴雨一连下了几天,歇工的日子,也是最快乐、最热闹的时候,大家欢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总要神聊各个知青点发生的糗事和农村发生的奇事轶闻。


那天,吴三神秘兮兮地讲了一件他最近遇到的怪事。


前些天他去召公看望同学,回来时天色已晚,他想走熟悉的小路,抄近道回队。那晚没有月亮,天黑的出奇,路过范家时,还听到狗的狂吠声,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前面突然出现闪着幽幽蓝光的斑点,忽来忽去一直跟在身后,他从未见过这样恐怖的埸面,吓得两腿直打哆嗦。走也不是,跑也不是。只好壮着胆子唱着歌继续往前走,越走越迷糊,原本熟悉的路,走了半天,又转回了原地。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彻底懵了。


他想点支烟,趁着亮光看看四周,可火柴怎么也擦不着。莫非真是遇上鬼了。讲到这他停了停,女同学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有同学问:那你咋回来的?后来我又走了很久,又转回到原来的地方,那时已精疲力尽,只好坐在那听天由命。天蒙蒙亮时,向四周一看,竟是一片墓地,自己正坐在一个坟头上。


大伙一听惊讶不已。干啥那么晚回来?不知谁问了一句。


一直口齿伶俐的吴三支吾了半天,哎呀!你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去看女朋友了,老实交代,女同学大声说。气氛一下活跃起来,弄的吴三脸红耳赤,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你不说我说,一位女同学站起来说:有一次他让我帮忙洗衣服,我发现口袋里有封信,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那封信。现在还记得其中几句,听到这里吴三坐不住了,不停地给女同学递眼色,说写的啥?大家一起起哄。女同学含情脉脉地念到:“亲爱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哟还是个才女,情书写的这么美。吴三一看实在瞒不下去,不得不说出实情。


年前他到天度准备坐车回家,结果去晚了,早上的班车走了,他在街道上转悠。恰巧碰见一辆西安牌照的卡车,正在百货商店卸货,吴三忙上前给司机递了根烟,说:师傅,我把早上的班车误了,能不能回西安时把咱捎上。司机一听他说的地道的西安话,勉强答应。不过还要等一会,他还要去召公装货。


到了召公司机装货,他在大门外等着。见一个女孩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哭泣,他看了看女孩的穿戴,不像当地人,走过去询问:“你怎么了?”女孩说:“把钱丢了无法回家。”“便问女孩家在哪?”“在西安财经学院。”“别急等会司机来了,我给司机说说看能不能带你,咱们一块回家。”女孩感激地点了点头。


司机装完货,他把女孩的情况给司机说了一下,那不行,司机楼只能坐三个人,你、我、采购员已经够挤了,实在没办法,司机摊了摊手说。他看了一下女孩,对司机说:“你们走吧。”后来我和那个女孩一起走到降帐车站,就这样认识了。不知谁说了一句,还真是无缘对面不相识,有缘千里来相逢。


此后女孩还多次来到队上,女孩长的目清眉秀,一张白净的瓜子脸,说话慢声慢气,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吴三长得五大三粗,虎背熊腰。说起话来却轻声细语,字字珠玑,和他的身材完全不成正比,头脑极为灵活,为人处事周全,滴水不漏,有刁德一参谋长的美称。女孩每次来不是帮吴三洗衣服、缝被子,就是把窑洞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从未下厨。有时还会带上一些罐头、饼干,我们也跟着解了解嘴馋。俩个在一起亲亲热热,让我们羡慕不已。直到后来,发现吴三常常一个人坐在崖边呆呆地发楞,整天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像霜打的茄子,沉默不语。我们这才得知女孩招工走了,女孩走了,也将吴三的爱情一并带走,故事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不过,有一条消息惊动了所有的知青,那就是坊村的女知青和农民结婚。同学们都跑去劝说,但无论同学们怎么说,她都无动于衷。当时,我们的生活确实艰苦,关键是看不到一点黎明的曙光,大家都已心灰意冷。选择这样的方式实属无奈。多年后再次相逢时,同学的一席话,道出原由。他说:人生就像走夜路,你无法判断道路的对错,只有天亮你回头时,才发现那里是平坦的大道,那里是万丈深渊,但你的一生已经无法重走。


听到招工的消息,我还在水利工地,当我赶回队上时,已为时已晚。一扇刚刚打开的希望之门,又突然关闭。原本平静的生活,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大家不在像以前那样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一个个变的心事重重、闷闷不乐。


有的同学变得神神秘秘,不时地到队长家走动,帮着弄这弄那,去大队支书那打探消息,也都颇费苦心。有的同学担心家里的历史问题,会永远扎根在这里。担心归担心,招工的消息如石沉大海,没起一点涟漪。


等待有时真的会使人发狂。有的同学开始酗酒,喝醉了会说一些疯话,是我干的不好,下乡到现在我没回过一次家,整天没日没夜地干,工地上抬石头、拉土方累的吐血,我都没吭过一声,怎么招工就没我的份?随后躺在地上嚎啕大哭。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就像刀绞一样难受。这样的日子没有苦熬多久,终于迎来了曙光,又开始招工了。同学们一个个像是苦海里逃离出来,兴奋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小院一下宁静了,再也听不到山楂树优美的旋律,一个个背着行囊静悄悄的离开了,离开了那块抛洒汗水的热土。


插队的日子已经过去,知青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也只有同学们欢聚时,当做下酒小菜提及。青春的岁月里,无论是悲欢离合,还是喜怒哀乐,都已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骨子里,永远无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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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长生:奋战水利工程几个月
乡亲们却没有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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