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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黄培:教授们住进贝勒府的老宅子

黄培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青年时期的作者


黄培,1952年出生,大学就读北京经济学院统计系,高级统计师。曾任国家统计局调研员,《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编辑部主任,为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信息咨询。现已退休。


原题
眷眷往昔时
老北大的麒麟碑教授宿舍
(外一篇


作者:黄培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说过,我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府学胡同。可是府学胡同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去过也没想到要回去看看,因为老北京城近几十年的变化太大了。我出生的地方现在还在吗?我时常猜想……

2016年春天表姐郑元在家庭微信群里发消息说:她儿媳刘晓曦的工作单位北京市文物局所在地,可能就是当年我们出生的地方,1951~1952年我与表姐郑元、表弟郑光先后出生在那里,当年那儿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宿舍,北大几十位著名的教授如许德珩(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后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华炽(著名物理学家、光谱学家、时任北大教务长)、饶毓泰(著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当年都是我家的左邻右舍,老北大宿舍现在的门牌号为府学胡同36号(当年为26号)。

那儿是不是我们出生的地方?现在是容颜未改还是面目全非?我们相约一起去看看。

4月3日恰好是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们一大家子12口人在五舅郑克扬的带领下走进了府学胡同36号。为了便于寻找,五舅根据自己的记忆特意画了一张院落平面图,标明了原来各家主人的姓名与房屋位置。按图索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我们曾经居住的小院,也就是我与表姐、表弟出生的地方。

院里的垂花门、朱红色走廊、高高的台基、带檐廊的宽大北房、标准的东厢房……五舅环视着幽静的小院不停地说:“这个院子就是咱家!这排房子就是咱家!房屋结构与院子格局与当年基本相同,这么多年了还能保持原样真不容易。”

我们家在这个院子住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家庭,全家老少三代十几口人都住在一起。家长是我外公郑天挺,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系主任,他住在堂屋西面的那间屋里,堂屋是客厅,我们一家5口人包括父亲黄熊、母亲郑晏、姐姐黄坤、奶奶和我,住在堂屋东面的两间屋里。

三舅一家4口人包括三舅郑克昌、三舅妈黄秀菱、表姐和表弟,住在东厢房靠北的屋里。四舅郑克晟和五舅郑克扬住在正房最靠西的那间屋里(四舅是北京大学学生、五舅是中学生)。总之那时是个大家庭,全家人温馨和谐地住在一起,人丁兴旺,整天热热闹闹。现在像这种大家庭住在一起的情况已经很难找到了。

四舅郑克晟站在许德珩家小院的前门

四舅坐在郑家小院旁的假山上

四舅妈在府学胡同36号(当年为26号)围墙外

四舅妈坐在郑家小院旁的假山上

五舅郑克扬站在郑家小院旁的假山上

三舅郑克昌在郑家小院抱着长女郑元

郑元坐在小竹车里
 

老北大“麒麟碑”

教授宿舍的

庭院历史


府学胡同36号是北京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四合院之一,历史厚重,故事繁多,主人多次更换,据《天咫偶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两书记载,此宅地历史上属清末兵部尚书志和的府邸。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鸿章之孙李国杰以总布胡同旧宅建显忠祠,购买此宅地奉母亲居住。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末代皇帝溥仪撵出紫禁城,清皇室同治帝的二位遗孀敬懿、荣惠皇太妃曾在此居住。民国期间军阀混战,此宅地几经分割转让出售。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教授奉命从昆明返回北平,负责复校接收工作。那时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不同,原有的校舍已经全部被伪北大占用,尚不能马上接收,他为了让仍在昆明的师生尽快返回北平复校,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多方奔走,呈文报告国民政府及北平市有关单位,力争在北大校区周围和市内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以供在昆明的教授、学生回北平之急需。

1946年5月在傅斯年代校长领导下,郑天挺与杨振声(著名文学家)等人除接管原北大校区外,还先后接管了东厂胡同,翠花胡同、国会大厦、国会街和西安门伪治安总署等处的日伪房产作为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出版社、教学场所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使用。另外还在学校附近接管了中老胡同、翠花胡同、东四十条、府学胡同(麒麟碑胡同)、南锣鼓巷等十余处房产,作为北大的教工宿舍。

据资料记载,府学胡同36号原分为东西两组院落,大门均辟于麒麟碑胡同。后来,东宅院辟后门于府学胡同36号,西宅院辟后门于交道口南大街136号。从1946年起至此后的7~8年时间,府学胡同36号一直是个独立的院落,作为北大教授宿舍使用,老北大人先称这个院为麒麟碑宿舍,后来才改称府学胡同宿舍。

解放以后全盘学习苏联,1952年底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力度非常大,部分大学院系被合并甚至撤销,北大也从城里搬到了西郊的原燕京大学校园,府学胡同36号则转交给了新挂牌成立的北京神学研究所(其前身为燕京大学宗教系,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冠以资产阶级产物被撤销),院内居住的北大教授也各自搬到新居。此后,据说此宅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易其主,从“文革”结束至现在它的主人是北京市文物局。

1984年府学胡同36号与交道口南大街136号,两宅院又合为一体,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几十年来,两所宅院虽有一定变革,但其主要建筑和院落基本完整,府学胡同36号也就是原北大教授宿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修缮。当年北大修建的各类临时房屋,各家厨房、厕所以及公共澡堂等都被拆除,园林绿化覆盖每个角落,绿草盈盈,果树林立,鸟语花香,显得比过去更加整齐、干净、安谧和幽静。此外,北京市文物局将西城区拆迁的一栋很有文物价值的清末民初二层小楼整体迁移到院内西南角,在院内东南角、最北面以及东墙外新建了仿古建筑用于办公,使整个大院建筑风格一致,浑然一体,面积亦有所扩大。

老北大“府学胡同

教授宿舍”的轶事


府学胡同36号由多组院落和花园组成,是北京地区四合院建筑的典型代表,内宅分为东、西并列的两组院落和一个庭院花园,由四通八达的游廊相互衔接。其中:东院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四个小院,西院排列三个小院,每个小院都有游廊通向大门,住户进出互不相扰非常方便。每家小院的房屋格局类似老北京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房屋坐北朝南,高大敞亮,装修精致,各院房屋布局、结构、大小皆不相同,各有特点。庭院式花园经过多次改造已失去原貌,但仍能看出原来的游廊、敞厅、小山、叠石等。

当年我家住在东院。东院由南向北第一个小院的主人是管玉珊教授(著名体育教育家),他家只有北房和东厢房,他夫人当年还在小院里开办过托儿室,管夫人一人兼任所长和老师,我姐姐还在那里日托过一段时间。第二个小院的主人是我外公郑天挺,院子面积大,房屋的开间进深都宽大,正房台基较高有檐廊,原来我家的正房,现在是北京市文物局会议室,院里仅有东厢房而没有西厢房和南房。第三个小院的主人是许德珩教授,他家院子小巧玲珑,五脏俱全,北房为正房附带左右耳房,可能是原来主人的住房,东西两侧为厢房,小院里种有花草树木,按格局应为礼仪性主院,也是东院居住条件最好的一个院落。第四个小院的主人是饶毓泰教授,他家院子与前几家相比最小,只有北房一排,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学问深奥,个性突出,所以小孩们都很怕他。

我家院子西边是一条很长的游廊,中间有门通到西跨院(西院自南向北的第一个小院),院中花木繁盛,北屋是王铁崖教授(著名国际法学家)和杨人楩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的住宅,南屋是楼邦彦教授(著名法学家、曾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住宅,现在小院是北京市文物局长的办公室。那时王教授与杨教授与我家来往比较多,节日他们常找一些年青人到我家的客厅跳舞。

当年住在府学胡同36号院内的北大教授还有:游国恩,著名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缪朗山,著名西方文学及西方文艺理论家;龚祥瑞,著名法学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读北大时的老师;汪煊,著名国际法教授;胡世华,著名数理逻辑学家、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马杏垣,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嘉荫,著名地质学家、岩石学家、矿物学家;张龙翔,著名生物化学家、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翰青,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阅增,著名生物学家等。那么多著名教授住在这座历史悠久、古意盎然的大宅院里,其文化氛围可想而知。

那时住在府学胡同36号的各家教授虽然彼此相识,但是来往并不多,我母亲、四舅、五舅记得几件旧事,有的完整、有的零星,点滴记忆弥足珍贵,我整理出来以显示当年老北大教授宿舍的文化生活氛围。

1950年我家搬到府学胡同的时候,恰好我叔叔黄炎正在考大学,那时大学还不是全国统一高考,叔叔一下子考上了好几所大学,先后收到大连工学院(国家部属院校、现名大连理工大学)、燕京大学机械系、齐鲁大学医学系、哈尔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叔叔也不知道选择哪所大学更好,外公就带着叔叔去了邻居郑华炽教授的家,请他出谋划策。郑教务长对国内各高校、各专业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与叔叔交谈后建议他去大连工学院念书。郑教务长说:“既然你非常喜欢船舶专业,最好去大连工学院念书,那里有全国最好的船舶专业。”后来叔叔果然去了大连念书,并且一辈子从事与船舶相关的工作,事业有成并且业绩辉煌。

那时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三舅酷爱读小说,正好大文学家周祖谟教授住在院里,他家藏书特别多,三舅经常去他家借书,如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作家马烽和西戎合著的小说《吕梁英雄传》等现代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非常抢手,三舅先睹为快,家里几个孩子也相互传阅。

那时住在院里的许多年轻教授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博士,他们岁数也就在30~40岁之间,喜欢热闹,喜欢玩,还把欧美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也带到了北大教授宿舍。每到月底母亲要到各家收集水费,与那些年轻教授比较熟悉,他们就请母亲帮忙,让外公允许周末在我家客厅开舞会,因为我家客厅是各家中面积最大的。外公欣然同意。周末这些年轻教授就携带着夫人到我家跳舞,夫人们都穿着晚礼服,好像参加正式的舞会一样,教授们跳舞彬彬有礼,只与自己的夫人跳,不与其他女士们跳,以遵守当时中国的传统习俗。

那时北大教授宿舍的公共澡堂盖在36号院的最南面,一周两次晚上供应热水,开放时先是女士洗,再是男士洗,更衣室条件也比较简陋,没有个人衣箱只有几条长椅子,大家更衣的时候就把衣服放在椅子上。澡堂是整个家属院中唯一的公共场所,也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地方,院里的许多人都喜欢在那里洗澡聊天,北大许多的新闻与逸闻趣事都可以在那里听到。

在搬到府学胡同之前,我们家的房子有10多间,搬到府学胡同以后缩减为6间,家里人口多,房屋不够住,外公的许多书箱就堆积在院子的走廊上,造成大家行走不便,还引起繆朗山教授的抱怨。繆教授每天要去澡堂冲凉水澡,他是全院唯一的每天坚持冲凉水澡的人,我家的走廊是他的必经之路,木箱挡路繆教授只好绕道而行了。

我家搬到府学胡同那天,搬运工为了省力,就斜穿毗邻我家北面许德珩教授家的小院,还把院里的花盆挪到了旁边,因为后边还有几车东西要搬运,花盆没有及时复位,受到了许教授的批评,后来搬运工改换了搬运线路,解决了问题。

那时门口传达室是由“老赵”负责,他大约50岁左右,除看门外,还掌管全宅院的宿舍管理,如宿舍安全、收取水电费、保姆派遣与住宿等,工作认真负责。老赵对各家各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每家有几口人?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家里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他一清二楚。为了大院的安全,他规定凡是骑车进入大门的人都必须下车走进去,他要看看是不是本院住户才能通行,所以府学胡同宿舍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事件。各家保姆的派遣与管理也由老赵统一负责,哪家需要保姆,只要事先跟老赵说一下,第二天保姆就会到雇主家报到,晚上保姆不住在雇主家,统一去大院的保姆房休息,这种管理方式在当时也算是比较特殊的。

那时我家院子大,走廊长,天气好的时候,大院里许多保姆喜欢带着孩子到我家走廊上晒太阳,所以我家小院总是很热闹。院里年轻教授的孩子很多,他们大多数还在上小学,其中楼邦彦教授的儿子娄弟与胡世华教授的儿子胡弟(胡永平)是孩子王,现在年龄大概也都70多岁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记得住在府学胡同的故事。

我家是府学胡同

北大宿舍的

第二批住户


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我外公从昆明返回北平,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1号的东院和后院,是租赁经济史学家黄序鹓先生的私房。这是一条宁静的小胡同,路北全是旧四合院,胡同外就是北大医学院校区。前毛家湾2、3号是大律师余××的两套四合院,4、5号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两套四合院,7-9号是原北洋政府总理潘复的多组四合院。当时蒋梦麟已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北大的陈雪屏、傅斯年等来北平无处落脚时,就暂住蒋梦麟的房子,北大复员时期很多重大事情,都是他们与外公在这里共同商定的。

府学胡同36号院从1946年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宿舍,虽然它是外公经过多方奔走费尽周折接管的日伪房产之一,但是我们家并不是它的第一批住户。当时北大刚从昆明搬回北平,教师住房十分紧张,而外公时任北大秘书长,主管全校的行政工作,因此他表示:“我身在其位,因此决不住北大的公房……”那时租私房比住公房要多花很多钱。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外公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的工作作风。

为何我家1950年又搬到府学胡同36号呢?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此前解放军曾委托北平地下党在中南海附近寻找部队入城后的驻地。几经周折,地下党相中了外公他们住的前毛家湾等几条胡同作为41军政治部,之后大批领导干部开始进城安家。前毛家湾胡同闹中取静,人员结构简单安全,不像大杂院那样住有隐藏的特务,几套四合院正符合购买者的要求,政府拟定收购此房,并动员业主卖房。业主都是识时务者,1950年外公租住的私房被政府收购,全家人各处找房均无着落。起初外公仍坚持“我买不起房宁可租房,也不住北大的公房”,但购房者催促甚紧,经北大新领导们研究认为,外公当时已经辞去了北大秘书长工作,专职教书,正好袁翰青教授(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被任命为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由北大教授宿舍迁出,遂要我们全家立刻搬到那里。从此我家成为了府学胡同36号的第二批住户。前毛家湾1号亦入住了新主人,先是重工业部占用,后来又转交给部队,“文革”中林彪把前毛家湾和中毛家湾房屋围成一个大院居住,成为传说中神秘的地方。

1952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掀起,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亦进入高潮,北京各高校调整力度极大,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史学系合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翦伯赞教授(1937年入党)担任新北大历史系主任。而我外公经上级决定调往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学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他即服从分配于9月底孤身去天津报到。

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一些被认为与我党教育方针不符、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院系与专业被取消,如社会学系、宗教系等。这些院系的教育工作者怎么安排?当时国家批准他们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存在,所以燕京大学宗教系与北师大宗教系合并成立了北京神学研究所,并以房屋互换的方式搬迁到了府学胡同36号,并且要求这里的住户尽快搬迁。

1952年9月底我父母最先接到通知,搬到了清华大学二区。我父亲黄熊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一直在北大工学院工作,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与工学院同事一起调到了清华。那时清华二区刚建好,大部分配给了工学院的教师。在搬家期限最后的日子,三舅一家无奈,先搬到了附近的宽街民宅暂住,一年多后他们搬到了一机部汽车局正式安居。四舅和五舅均暂时住在学校,外公的书箱和家具只好暂存在京城的亲戚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此解体,家庭成员各奔东西。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现在北京文物局正在编写府学胡同36号的历史印迹,但是没有曾经作为北大教授宿舍的记载。这次我们家人故地重游,确认了它曾经是我家的旧居,我和表姐、表弟就出生在这里。

眷眷往昔时,回忆我出生的地方老北大教授宿舍,把遗忘的历史挖掘出来,现在还为时不晚。

2016/10/14


延伸阅读

人文历史比建筑历史
更有价值


作者:黄培 


2017年年末,听说北京市文物局(现办公地点在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就要搬到通州区的城市副中心办公了。在文物局工作的刘晓曦——我表姐郑元的儿媳,特意邀请我们郑家人去那里参观。一是欣赏盛开的海棠花,二是拜会市文物局文物兼考古专家吴梦麟教授。


府学胡同36号是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四合院之一,由多组院落和花园组成,现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45~1952年这里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宿舍,居住过很多名人。其中:包括我外公、著名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许德珩先生等。我与表姐郑元、表弟郑光就出生在那里。


文物专家吴梦麟教授对这个院落的考察和研究,激发了我们探索这个宅院全部人文历史的浓厚兴趣。


吴教授说:郑天挺先生居住的小四合院里有两棵大楸树,据考察,种植楸树是元朝四合院的明显特征,所以府学胡同36号院的建成时间应该是元朝,而不是某搜索引擎上所说的清朝。


1945年北京大学接管了这所曾经被日伪占领的房产后,根据胡同名称,将其起名为“北大麒麟碑教授宿舍”。据考证,麒麟碑胡同应该是清朝时期这个胡同的名称。为了搞清这段历史,吴教授翻看了大量明朝与元朝的北京地图,最后终于在元朝的地图上找到了这条胡同的起源,它弯弯长长像个口袋,当时叫口袋胡同。


为何改名为麒麟碑胡同呢?吴教授认为一定有历史原因,猜想当年胡同里一定立有一块石碑。她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颇费周折,最后终于找到了麒麟碑原物,这块麒麟碑现在收藏在北京鼓楼博物馆内。吴教授特意向我们展示了麒麟碑的照片。


对于府学胡同36号院,吴教授认为,从历史文物角度来看,它的建筑价值是“多组院落和花园组成的大型四合院”,但从单体建筑物来讲,每套小四合院的建筑不是特别精致,从房屋顶部使用的建筑材料来看,不是当年皇族及达官贵人家族建房使用的建材,档次要低些(吴教授讲的是专用词语,对于门外汉,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描述),所以整个院落更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不仅是大型四合院的建筑,更重要的是众多的人文历史。作为一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有30~40位著名历史人物居住过,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吴教授认为:这个宅院的人文历史比建筑历史更有价值,这也是府学胡同36号院区别于其他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性。


关于这座建筑文物今后的命运,吴教授说:在北京市文物局搬走以后,这个院落可能要开辟为老北京四合院博物馆,将挖掘出来的人文历史与建筑历史融合在一起向社会开放,此建议已经得到北京市文物局领导的肯定。


作为郑氏家族的见面礼,率领大家参观的郑天挺教授第二代传人郑克扬教授,将一份难得的家藏历史资料(复印件)送给了吴教授。其中包括当年郑天挺先生日记中“关于购买府学胡同36号院前后的情况”,以及许德珩教授写给时任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申请居住府学胡同的便签”等资料。吴教授欣然接受了这份难得的礼物。


当年的情况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时任校长蒋梦麟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秘书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在美国的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此时,北大即派秘书长郑天挺从昆明北上,负责北平复校及学校接收复员工作。为此,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专门就北大复校及用房问题给傅斯年和郑天挺下了指示。


但当时北大与清华情况不同,原有校舍已全部被伪北大占用。因此郑天挺只能按计划弄清学校及周边情况,并大量起草公文,报请国民政府及北平市有关负责人……以便争取在北大校区周围和市内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供在昆明的教授、学生回北平时急需。但当时国民党接受大员正为个人争抢房产,虽作多方努力,工作仍进展迟缓,学校又增派杨振生、曾昭伦等从昆明北上,协助郑天挺工作。


1946年春,傅斯年代校长抵达北平后,临大补习班结束。他们除接管了原北大一、二、三院校区、伪北大医学院、农学院外,还先后接管了东厂胡同,国会街众议院、西安门伪治安总署等处的日伪房产,作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出版社、先修班的教学、宿舍、医学院附属医院使用。此时郑天挺先生再次赶写了“国立北京大学需要增加校舍报告”,并同傅斯年亲自前往敌伪产业处理局,要求收购学校附近的中老胡同、翠花胡同、东四十条、南锣鼓巷等十七处约2000间房产,作为北大宿舍。


以后仍感难以适应北大发展的需要,因此决心再收购一批私房作为教师宿舍。在四处看房后,他从朋友张伯驹处得知:清室后裔“涛七爷有房欲出售”的消息,隧请画家溥雪斋代为约见。日后,郑天挺同傅斯年、陈雪屏即至山老胡同拜会皇叔载涛贝勒,在审示房产权契后,即同至铁狮子胡同看房(旁门在麒麟碑胡同,后门在府学胡同)。后北大即从淸室后裔載涛贝勒手中购得麒麟碑胡同的房产,修缮后作为北大的教师宿舍。


郑天挺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亲属共计16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郑氏家族成员与吴教授(二排右二)合影


郑氏家族成员在旧居前(前排左四吴教授、前排左五舅舅郑克扬)


吴教授在图上标注各家住户


舅舅郑克扬手里拿着当年许德珩申请住房的便签(复印件)



2017/04/11


黄培读本
清华白楼的童年记忆
回忆清华幼儿园
乌拉特草原的牧羊女
那场草料场大火
黄培:一张照片差点丧命
郑天挺之女郑晏:
抗战期间在北平
致敬我的母亲郑晏
爷爷之死的真相
“非典”期间我被隔离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

部分图选自网络

版权事务请联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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