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九一三”那晚

外逃直升机从我头顶飞过

作者：丁晓文

我曾经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走进过“9·13”事件，成为那次事件一个重要情节的见证者。虽然我那时完全不知道事件背后的故事——当然，真实的故事至今还云遮雾绕。

我们的雷达站正北面即燕山山脉

1971年9月，我在北京军区空军地勤部队服役，担任灯二团811雷达站的副站长，驻地就在北京顺义高丽营。9月中旬那几天，由于排长芦根宝回家探亲，由站长赖清牛代行排长职责，我则代行站长职责。9月12日那晚，我值班值到11点才去睡觉。

9月13日凌晨3时许，我在熟睡中惊醒，窗外传来哨兵急促的喊声：“副站长，警报！”我跳了起来，套上鞋子，只穿了背心和短裤，披着军大衣就冲了出去。指挥室和雷达阵地与我们借住的老乡家大约有二三百米，我记得我和标图员同时冲进指挥室，过了一会儿，一位战士才送来我的外衣和长裤。

只听传达上级指挥命令的扩音机传来了连长潘德金的声音：“上级通报，宣化方向发现不明机一架，正向北京方向移动。”标图员同时在标图板上做了标示。

宣化离北京近300公里，我脑子在飞转，敌情乎？演习乎？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连指挥所有议论的声音：“可能是苏修的飞机？”由于我们的雷达最远探测距离为50公里，因此还不到开高压搜索的距离，我松了口气，穿上了衣服，立即对雷达站的各号手发出指令：“各号手开机后在岗位上待命。”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我脑中的问号也越来越多，难道真是苏修的飞机吗？如此单机深入我国领土是否太愚蠢了？而且标图板上显示的飞机移动速度很慢，并不像战斗机。

1971年初，作者（前排中）与部分雷达站战友在高丽营雷达站阵地前

当标图板上的飞机离雷达阵地接近50公里时，我根据连部的指示，下达了开高压搜索的命令。雷达长根据连部报告的西北方向进行搜索，搜索了很长时间均无结果。我突然想到雷达正北面二三十公里远处是连绵不断的燕山山脉，如果飞机飞得过低时，确实很难搜索到雷达反射的回波，而正北偏东处是一个山口，如果飞机低空飞行很可能会选择这里进入。

我立即下令雷达偏离上级指挥所指示的方向，向正北偏东方向扩大搜索，随即就听到雷达长吴金福的声音：“副站长，能否上机看一下，有一个移动不明显的亮点。”

我跑出指挥室，50米远就是雷达阵地，我进入雷达长的座舱，过了一会，我辨别出这应该是一架直升机的反射波形，信号也越来越强烈、明亮，看来飞机已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回到指挥室，向上级报告我站已发现不明机。于是整个高炮部队均按照我们雷达站提供的方向将炮口对准了目标。

突然，指挥室又传来雷达长的呼叫：副站长，又发现两个飞机信号，并且移动速度很快！”我立即又向上级指挥所报告，但我听不到任何上级进一步的指示。

此时我注意到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走出指挥室抬头向雷达跟踪的方向看去，突然我看到一个明显的飞机黑点，紧接着我又看到两个闪亮的白点，随后十几分钟，我一直用肉眼在观察它们的移动，上级指挥部再无进一步的指挥声音。

我觉得事情很奇怪，这不像是一次正常的演习，我看到那个黑点和两个白点越来越大，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个黑点是一架直升机，而两个白点则是两架歼7战斗机。

外逃直升机迫降现场

战斗机在直升机的上空盘旋飞行，直升机则越飞越低。后来我又注意到两架战斗机似乎不见了，而直升机正从我们雷达阵地外侧向北京市内方向飞去，但过了没多久又折返回来，慢慢地飞临我们雷达阵地，就在我的侧顶空，机声隆隆。我看着它又向东北方向飞去。

直升机在我的头顶最近处离我不足150米，我看得很清楚，外观和我军的直5直升机完全相同，我没能看到直升机上的标识。后来标图员告诉我，他曾听到上级指挥所有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的命令，我当时就认为一定是误传，这架直升机显然没有什么抵抗力，也没有什么威胁的举动，完全不必开炮。但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演习？当时谁也说不清。

由于是我们雷达站首机发现，而且是由我直接指挥的，当天下午开始我就成为忙人，多次接受上级对我的电话询问，了解情况。

第二天上午，团部、营部的作战部门都来到我们站开总结会，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参谋向我提问：“你觉得这架飞机的雷达显示和目视外观和我军的直升机有什么差别？”我想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好像没有明显差别。”

当时我们真的想不到，完全不知道历史正在我们身边发生，这架直升机就是“9·13”事件中林彪所坐的三叉戟飞离国境后，载着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和大量党政军机密文件外逃的直升机。由于驾驶员故意拨反了罗盘，飞机重又飞了回来。

几年后，我注意到官方记载这段直升机外逃的情节，仅仅提及这架直升机回飞后降落在怀柔境内，我则见证了更具体的一段细节，飞机曾飞到顺义再折返向怀柔方向飞去。当然如今已有更多的亲历者在补充这段历史，我的战友821雷达站的站长曹新华就最早在铁血网上撰文《我所经历的9·13事件》，记录了上面的一些细节，回忆了很多人和事。

他在文中说：

“由于我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山脉的回波对雷达探测有很大的影响，平时我们连一直注意进行山脉回波中寻找飞机目标的训练，这样的训练非常有效。整个‘9·13’事件最值得我们探照灯部队骄傲的是，尽管高炮20团拥有众多的炮瞄雷达，且炮瞄雷达的性能远优于我们探照灯雷达，可是首先发现目标的还是我们探照灯部队！

“我们811站的雷达操纵手在他们副站长丁晓文的帮助下，在30多公里外的一片山脉回波中一眼就发现了这架直升机。就在高炮20团上下为寻找这架飞机确切位置而乱成一片时，我们连长将它的方位和距离准确地通报给20团指挥部。”（2011年9月12日铁血网）

作者（二排右3）与雷达站的战友合影

延伸阅读

我所经历的“9·13事件”

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我是北京军区空军探照灯兵二团三营八连五站（部队简称821站）站长，由于我们部队部署在北京市顺义、昌平一带，正好处在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那架直升机返回的航路上，所以我亲历了那架直升机飞回北京的全过程。

记得非常的清楚， 1971年9月12日上午我还在朝阳区定福庄煤炭干校的团部教导队集训，下午集训班结束，我立即返回了我们821站的驻地——北京顺义县文化营。（从1970年5月开始，我们821站就一直驻扎在那个村边，连部则驻扎在顺义县张喜庄。）

回到自己的灯站，发现我站的柴油发电机因大修送去了团部修理所。没有了柴油机，我站也因此撤出了战备。不过，我没有因此感到轻松，因为我还要担负另外三个没有雷达的探照灯站的夜间作战指挥任务，保不准回来就可能有事情呢。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凌晨3时1刻，刺耳的哨声果然把我和全站12名战士外加一个电话班的6名战士一起从睡梦中叫起，从连部传来的命令是：部队进入一等战备！

雷达探照灯

我们探照灯部队一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配备一个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三个不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我们称之为小灯站）。每个排配置2名军官，一个是排长，主要负责指挥三个小灯站，一个是雷达站站长，直接负责指挥雷达探照灯作战。由于我排的排长一直缺位，我既担负指挥雷达探照灯站的作战任务，也负担这三个小灯站的指挥任务。

进入一等后，我迅速进入了我们排的小指挥所——那是我们在1971年5月间用干打垒方式自己建造的一个小屋，屋内有一个小桌，放置一块可以标出约120公里距离的近方图板，其余的装备就是一台32111超短坡无线电台和一架军用电话机。为了防止空袭，我们还在小指挥所的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由于是简单的地洞，到了9月份，防空洞已经成为一个小蓄水池了。

按照习惯，我看了一下手表，此时已经3点20分。再看我们的标图板，电话班配备的标图员已经按照连指挥所传达的口令，在小小的标图板上画出了一条飞机的航迹，它的位置在河北省宣化以北，正向我们部署的方向飞来。

由于我站没有战备任务，我的副站长也进入到指挥所，站在我的边上凝视着标图板。要知道，1971年时中苏关系依然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在心理上我们都把从正北偏西方向飞向北京的敌机认定为苏联（修）的飞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向我们飞来的飞机速度太慢了，从图板上判断每分钟的速度仅有6公里左右！到了3点三刻左右，这架飞机又几乎停留在了宣化的上空，大约两三分钟，标图板上的航迹几乎都在一个点上。“直升飞机！”我和副站长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判断，因为除了直升飞机，没有任何的飞机具有这种特性。

看着标图板，我的心中顿时起了极大的疑惑：什么人？为何凌晨架直升机往北京方向飞？是苏联的飞机吗？不可能！苏联怎么可能派一架直升机来入侵我国？！是演习吗？也不可能，因为连指挥所的命令中一直称该机为敌机，整个过程没有丝毫的演习迹象。当时我的判断是，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员企图驾机出逃，由于他的企图已经暴露，往北京飞行则是企图制造一场政治事件。

接下来的空中情况好像印证了我的猜测：先是我们在标图板上看到从天津杨村机场方向起飞了两架歼击机，它们的航迹在标图板上飞快地接近我们位置，两三分钟后我们就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两架歼击机一下就掠过我们的侧顶空向西北飞去；约5分钟后，又有两架歼击机如法炮制，飞过我们的侧顶空。“这一定是警告并试图迫降那架直升飞机的！”我和我的副站长又不约而同地作出了上述的判断。

顺便说一下，“9·13”事件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称，林彪搭乘的三叉戟起飞后，周总理下令封锁了所有的机场，从那一刻起，没有一架军用飞机能够起飞。事实上，除了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外，1971年9月13日清晨4点左右，天津杨村机场曾经先后起飞过2个批次共四架歼击机。（据我们的判断应该是歼7）

后来我们才知道，直升机在宣化上空盘旋，实际上正是飞行员陈士印与陈修文为了迷惑周宇驰、于新野在改动飞机的罗盘方向，从而让飞机飞回沙河机场。

探照灯照射

时间过得很快，大约4点半左右，直升机终于接近我们的阵地，并直向北京市区方向飞来。这是连指挥所开始忙乱起来。因为一直明确是敌机，我不由地担心它是否会飞进市区，然后摔在王府井大街或天安门广场，进而制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又在想，歼击机迫降没有效果，部队首长会不会乘它进入高炮20团的防区，先把它击落？

一阵紧张莫名冲上我的大脑：和平时期的北京要听到炮声了！我和我的副站长都在紧张地等待事态的发展。飞机越飞越近，因为我还有指挥三个小站的任务，不敢离开指挥室半步，而我的副站长则比我轻松的多，他直接跑向我们的高空望远镜，直接观测那架飞机去了。

由于我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山脉的回波对雷达探测有很大的影响，平时我们连一直注意进行山脉回波中寻找飞机目标的训练，这样的训练非常有效。整个“9·13”事件最值得我们探照灯部队骄傲的是，尽管高炮20团拥有众多的炮瞄雷达，且炮瞄雷达的性能远优于我们探照灯雷达，可是首先发现目标的还是我们探照灯部队！

我们811站的雷达操纵手在他们副站长丁晓文（现任上海中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帮助下，在30多公里处的一片山脉回波中一眼就发现了这架直升机。就在高炮20团上下为寻找这架飞机确切位置而乱成一片时，我们连长将它的方位和距离准确地通报给20团指挥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八连指挥所听到了高炮20团团长下达的“只要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的命令”。据说，当时连部的所有人都一阵的紧张，可是命令下达后，谁也没有听到炮声。

事后我们分析：由于部队一直讲究首战必胜，第一炮能不能打响，能不能打中，与连队的名誉关系极其重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炮连都面临第一炮打不中而在战后遭到灭顶指责的危险，谁也不敢轻易开头炮。再说，“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等于“没有把握可以不开炮”，谁愿意冒开炮的风险呢？结果就是谁也不开炮。

大约5点左右，北京郊区的天色已经微微发亮，我们副站长跑回了我们的排指挥室，他悄悄地告诉我：什么敌机？见鬼去吧！明明一架是我们自己的米6，他甚至都看到上面的八一军徽了。我对副站长的描述深信不疑，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判断。

所幸的是直升机并没有继续往南飞行，它从我们阵地的西北侧开始转向，然后往东拐去，飞向了怀柔方向。“9·13”事件真相公开后，我们才得知了它的结果。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庆幸当初没有开炮，否则林彪的那些罪证要和那架直升机一起灰飞烟灭，无法取证了。

跟踪灯（小灯）开灯情景

直升飞机消失后，部队的一等战备警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解除，很快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部队都要保持高度警戒，各级指挥员24小时不得离开指挥所。结果我这个小小的雷达探照灯站站长，因为尚有指挥三个小站的战备任务，也只能在狭小的指挥室的地板上睡了整整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非常艰苦，晚上我在地上铺上一张凉席，为了防止防空洞内的水汽，凉席上铺上自己的雨衣，人就睡在雨衣之上。由于天气还不算冷，那些天我身上只盖一件军大衣和衣而睡。每天晚上小指挥室里的电话声、交接班人员的话语声等，让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9·13”事件后，因为一等战备一直无法解除，为了稳定部队，高炮七师向各个连队派出了工作组，派到我们连的是一个姓苗的干事，这个“极左”倾向很强的干事为了保持和上面的统一口径，拼命鼓吹战争的危险，在他的口中好像中苏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私底下，他还多次对我说，9月13日的那架飞机就是苏修入侵的飞机。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当时就明确告诉他，你对其他人这样讲可以；但你这样对我说，我会说你在骗我，因为那架飞机飞过我们顶空时，我们站的所有战士都通过高空望远镜亲眼见过它上面的八一标记。

1971年10月中旬，党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终于在部队排以上干部中传达，真相大白，一等战备也随之解除。好像是10月18日前后，我才得以重新回到我们部队租借的老百姓房子里安心睡觉。

“9·13”事件已经过去40多年，那段记忆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无法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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