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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丨余琼琼:那不是初恋,只是有点“思想复杂”

余琼琼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余琼琼,1951年生,重庆市人、1983年考入原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现西南财大)。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财务工作多年,退休后笔耕。

原题

不是初恋




作者:余琼琼



刚进初中那会儿,还是条“毛毛虫”,应该不会懂什么是恋爱,但是因为读了不少小说,也当过哥哥姐姐的电灯泡,还是懂得“男女有别”的。

我们这个学校是个乡村中学,我们六六级1班的生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寸滩小学(居民子女);二是附近村小(农村同学);三是距学校好几公里远的红旗机器厂子弟校小学(工人子女)。

当时的寸滩是个相当闭塞的水码头,民风也纯朴,小学时还分男女界线,互不说话不说,还要划三八线。幸而他们红机厂这拨人,因为从小就生活学习在同一个山窝窝里,团结得很,不分男女界线,相处自然,带动着全班都融洽自然了。其他班级(如2、3、4班)可羡慕了。

开学不久,全班同学很快就熟悉了。先选班干部,老师提名,同学们举手通过。我是本校音乐老师的女儿,自然当选了文娱委员;他不知什么原因休学两年,大我们两岁,明显比我们成熟,长得高大帅气,一上来就是个孩子头儿,还会打蓝球,被选为体育委员。同是班干部,自然比其他同学接触多了一些。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两个委员还是相当称职的,配合也很好,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文艺汇演在全年级总是拿第一。第一学年结束,都是好评,第二年自然连任。

第二年的下学期,1965年春节一过,“四清”(农村)“社教”(城市)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升级,整个局势一下子全变了。

我母亲是本校的音乐教师、音体美教研室组长,组长撤销了,办公室搬入教务处,作为排课的职员兼上音乐课(学校只此一名音乐老师)。我的文娱委员、校广播站广播员、校合唱团指挥、乒乓球校队主力队员全部取消了,骄傲的公主一下子变得灰头土脸。

俗话说:“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而还不到15岁的我开始失眠了,夜夜瞪着圆圆的大眼晴,想着这一切该怎么去理解,该怎么去适应。我的性格开始转变,变得消沉了。

同学之间也开始分化了,我最要好的绥也感受到了压力。她的父亲解放前自已有一台车床,对外接活。公私合营时车床充了公,每一季度给五元定息,因收有一个徒弟说是有剥削,成分定为资本家。运动一来,定息取消了,原本是技术干部下到车间当工人。因为我俩特别好,她敢告诉我她的苦恼。

其他同学我估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因为我是本校教师子女,压力摆在明面上,一下子从天上跌入尘埃,我该如何自处?好在这个乡村中学相对朴实,也可能大家从心底里还是对我同情的,对我的态度还真没有明显的改变,慢慢地,我就度过了失落期。还和红机厂的三个资本家女儿,寸滩街上一个地主的女儿还有一个一贯道坛主的女儿结成了死党,找到了自我调节、自我安慰的办法。(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初很多人家里都受到了冲击。)

他的父亲母亲是红机厂的工人,他属又红又专,自然继续受重用。

文娱委员不当了,不是班干部了,接触自然比以前少了许多,同学依然做,而我的心境却改变了。

前面说了,我们班不分男女界线,大家相处自然,但渐渐地,少男少女间那些微妙的差别还是时有感受的。

那年头劳动特别多,什么春种、双抢,都会组织学生去附近的生产队劳动。割麦子时一人一垄,他会在我旁边,帮我割个半垄。建校劳动运土,他和另一个男生负责铲,其他同学用撮箕挑,要走很远的路程,其他同学他会铲三铲,到我他只铲两铲便催我快走;……以前可能会我欣然笑纳,如今,却认为是对我的可怜和蔑视。

那时同学们有传着看小说的习惯,有好书,大家轮着看。记不得书名了,我表示过想看,那天书在他手里,他的小跟班跟他要。我亲耳听他说还没看完,但是一下课,他就把书给我递过来了,也不怕得罪他的小跟班。

他画画不错,是班上的美术课代表,负责收发美术作业,我的美术不行,应该只有三分的水平,作业发回来,总是四分或以上,只有我自已看得出明显是被润色过了……

凡此种种,我感受到了异样,说给我的小伙伴们听了,小伙伴们经过讨论得出结论:这叫“思想复杂”!

“那时我们不懂爱情”——是不能懂,不允许懂。“思想复杂”,是给那些朦胧的美好的情愫强加的一顶莫名的政治帽子,一个贬义词。

于是,我开始和他划清界线了——不理他,不和他说话,也无任何往来了。慢慢地,我的小伙伴们也不和他说话了。甚至有看见人来转身就走的小动作。用当时的话来说,他被我们孤立了。

他得有多无辜,多无奈,多愤怒啊……但那时的我们是无法也不屑于去理解的。当然他又怎么会理解我们有多么的自卑、自尊,又是多么脆弱的呢?

是谁说的:“不是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终于,双方的压抑都在“毕业鉴定事件”中爆发了。

要说明白“毕业鉴定事件”,得先从两枚“炸弹”说起。

“炸弹”1:我校老师张体育,丈夫被打成“右派”,她带着女儿离了婚,女儿改姓张。然而离婚并没能改变“右派女儿”小张的命运,小学毕业没上成中学,还被动员下乡,安排去达县农村。我妈妈和张体育同教研组,知道她经济困难,送钱送粮票,还让我送小张书籍。小张抱着我痛哭,我当然免不了安慰一番,说了些不外乎是勇敢坚强保重之类的话。那年头,哪敢乱说呀。然而祸根还是埋下了。

“炸弹”2:早前,有一天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去市中区看什么展览,完了后同学们都去解放碑的大书店看书、购书。第二天,他很神秘地给我看一本精美的画册,我注意到尾页没盖收讫章,我询问地看着他。他不好意思地说:“太贵了,买不起。”“哦!读书人偷书不叫偷,叫拿!”我还幽了他一默。后来,我把这事当笑话讲给了绥。

言归正传,1966年春,我们早早地完成了毕业考试,进入了升学考试的复习阶段。这时学校出了个新花样,毕业班学生们的毕业鉴定,不光是由老师写了,而是要先让同学们相互评议。

本来评议是分组进行,为了先打个样,“猫儿”老师(班主任、政治老师、猫儿是本班同学们给她取的外号)决定做两个样本,先让全班同学评议。我估计在她的心目中,一个是好的典型,一个是坏的典型。就有那么巧,竟然是我和他。我明白,我自然是坏的典型啰。

教室里书桌被叠放在四周,同学们围成几圈自由组合散坐着,看似民主又自由。开始,大家都不痛不痒地说着我们的优缺点。我的理解是大家都想留点口德,毕竟每个人都会被拿出来任众人评说的。

突然,他的一个小跟班说:“余琼琼反对上山下乡政策,她跟张老师的女儿张X说,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哟,我绝对不会下乡。”

呯!平地一声炸雷!不仅是我,所的同学都惊呆了,我更是目瞪口呆,这可是政治问题了。有同学开始附和,太反动了!

很快,我便冷静了下来,我明白,这肯定是张体育和他策划的,猫儿老师是否参与我一时还不能判断,但我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

我极力压制住怒火,控制住颤抖的声音,指着正在记录的班长说:“你记录了他的话,也请记下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要想给我定这样的罪名,请他们拿出证据来。”此时教室开始混乱,他的几个小跟班跟着起哄,表示要追究到底。同学们议论纷纷都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悄悄对绥说:“擒贼擒王”。绥突地站了起来,大声说:“XXX有盗窃行为,X年X月X日,在解放碑新华书店盗窃昂贵画册一本。”又是一枚炸弹,该他发晕了。

剧情急速反转,他本想申辩,被我狠狠地瞪着,到底是心虚,没敢声张。

这下彻底乱了,真的是有仇报仇,无仇打欺头,有骂我们“黑五类”的,有骂他们道德败坏的,一片混乱。

猫儿老师一看大势不好,坏典型没被镇压住,好典型还塌了,于是她立即叫停。

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有没有文字记录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档案里是没有这个污点的。

然而,我们两个人的心,都已经被伤得血淋淋的了。猫儿老师事后悄悄对我妈妈说:“爱不成生恨了”。

至于张体育,我妈妈给她的评价是“书读少了”。她认为同是右家人,凭什么我的命运比她女儿好。

1966年6月,尽管北京已开始“文革”了,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还摸不着头脑,只好将出身不好同学都放到农村,说的是“支农”。我们班约有二十来个同学被弄到学校附近的生产队,集中吃、住、劳动,搞了十多天。中途放了一天假,让我们回家。

我回到学校,听没下乡的同学说他听说我回来了,明天想要找我“说清楚”。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便早早地下山去街上那个地主女儿家去了。然后晩点我们走另一条路回到了农村的驻地,从学校那条路回来的同学说,他一下午都在那条路上等我。我庆幸我成功地避开了他。

再后来“文革”也席卷了我们这片偏远的土地,无一幸免。他们“红五类”都出去串联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是1967年还1968年的春节后我记不准了,我路过重庆宾馆,看见宾馆门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凑近去看热闹,原来是在欢送新兵。突然,我看他穿着新军装站在队伍中,精神,潇洒。我赶紧后退,没入人群中,迅速离开了。我知道,他红,我黑,我们无染。

后来我听同学说,他去某部当了文艺兵。

多年后,我曾问过我自己,如果那天我不逃避,而是走学校那条路回驻地,和他见了面,在那宁静的荒野里,回归到两个自然人,摈弃一切社会因素,我们是会相互道歉,就此和解;还是会相互指责,加深仇恨呢?我的答案是前者。

“不是初恋”这个题目我已打下好长时间了,一直不能动笔。前不久从同学群得知他患癌症离世了,我不再犹豫,写下此篇,奉上一个迟到道歉:

对不起!让他的灵魂得以安息!阿门!


2020年秋
于成都杨柳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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