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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 | 溪桑:行走乌克兰,不见保尔冬妮娅

溪桑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溪桑,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务农,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原题

与俄罗斯擦肩而过



 

作者:溪桑


 
神秘的俄罗斯

十一二岁的时候,一知半解地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那时的我,半文盲,认知系统尚未发育到位,没有生活经历可言,懵懵懂懂,知道了一些故事情节。苏联给我留下的印象:铁血、阳刚、坚韧、无畏、苦难。几乎每个同学的笔记本里,都抄写了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我家附近的一个街角花园里,竖立着普希金铜像,文革被砸得稀巴烂。街上丝丝缕缕的大字报在风雨中颤抖,大字流下黑色、肮脏的眼泪,我看不到一点快乐,一点希望,一点温情,朋友给我看了她的笔记本,里边竟然有普希金的两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

柔润的诗句,修补了裂成碎片的心。每当我苦苦思念去了天上的父亲和被关押的母亲,就暗暗吟诵:在你孤独、悲伤的日子,请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并且说,有人在思念我,在世间,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
 
1987年上海政府重建的普希金像
 
在世间,行走着一些孤独的身影。小时候,在我们的街区,有一位外国老太太,戴着咖啡色小礼帽,蒙着咖啡色的面纱,穿着式样老旧的咖啡色衣裙,一双鞋面起了皱的旧皮鞋,挎着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皮包,默默地走过。人群中的她,是如此的独特。人行道上再拥挤,行人都会主动跟她拉开距离,就像人海中一块孤零零的礁石。从她微驼的背和缓慢的步履,看得出她老了,没听她说过话,也未见过她藏在面纱后的面容,不知她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有几次,小伙伴商量,要不要跟踪她,看看她究竟住在哪幢房子里。可是老太太不时驻足于不同的小店铺,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指来指去,一根红肠,两个罗宋面包,一小包方糖,几个橘子,店员用褐色的牛皮纸包好食品,外边捆上红色的小细绳,绳头打成个小圈,便于提拎。我们看着老太太手里的牛皮纸包一个一个增加,她走走停停,走到了华亭路的旧货摊,那里总有些小洋玩意儿,精致的捷克车料玻璃缸、蓝玻璃的小花瓶、俄罗斯套娃、式样奇特的长嘴咖啡壶……老太太一件件细细观赏,看得我们丧失了耐心,跟踪计划化为泡影。

关于她,有不少传闻,有人说她是白俄;有人说她之所以戴面纱,是因为有个木头鼻子;从木头鼻子,有人断定她患过梅毒;有人说她从不讲话,可能是哑巴…… 浩劫开始后,老太太消失了。我至今不清楚,她究竟是不是俄罗斯人。
 
中苏边界的小村庄

1969年中苏交战,我跟同伴们离开上海,去黑龙江插队。

插队的村庄在黑龙江边。那一段江面较宽,隔江有个军营,隔着宽阔的江面眺望,紧贴江岸的是浓密的植被,没有建筑。有人偶尔看到对岸的灌木丛和野草之间,人影时隐时现,我却是从未见过。

村里有不少二毛子,当地人叫俄国人老毛子,老毛子和中国人通婚,后代是二毛子。村里党支书的母亲是老毛子,深居简出。有人去支书家,见过老太太,白白净净,举止文雅,沉默寡言,全然不像东北农村的老娘们。传说她一家人,十月革命后,流落到西伯利亚,最后她一人留在了我们村。支书是实打实的贫农,没有兄弟,没有本家,在村里势单力薄,但是为人厚道公正,就当了支书。支书高鼻子大眼睛,长得很端正,那会儿也就三十来岁,和众乡亲一样,一身黑,显老,是我们眼里上了年纪的大叔。

还有个二毛子老光棍,年轻时虎背熊腰,那时四十上下,瘦了,骨骼格外大,村里不分老少都叫他老狍子。老狍子的家,一栋小小的木楞房,外墙上糊着黄旯旯的泥巴,小院的篱笆歪歪斜斜的,日子过得挺寒碜。有天路过他家的小院,一位骨骼也很大的老太太,驼着背,一身黑,在院里抽烟,吓了我一跳,招呼了一声大娘,她一言不发,漠然地看了我一眼。这是我在村里见过的唯一的老毛子。

那时在准备跟老毛子打仗,村里的年轻人自然而然都成了民兵,年轻力壮的男青年是武装民兵,剩下的都是普通民兵。枪支有限,二三十条不知哪个年月留下的步枪,武装民兵今天你扛,明天我扛。步枪上了亮闪闪的刺刀,几个男知青扛着,齐步走在村中的大道上,神气威风。女生有时为了照相,也会打破男女生不说话的惯例,借杆枪来,做做道具。
 
 
武装民兵比较辛苦,干完农活练刺杀,夜里轮流去江边巡逻。有一阵,普通民兵也参加了巡逻,分上半夜下半夜两班,每班两个武装民兵带两个普通民兵。半夜时分,我们睡眼朦胧,从热炕上爬起来,穿上厚厚的衣裤,跟着男生,哆哆嗦嗦,在江边转悠,他们扛着枪走在前头,我们手无寸铁跟在后头。沉睡的村庄一片寂静,只听到雪地上嚓嚓的脚步声,还有两岸传来的零星狗叫声。

一个黑夜,呼叫声打破了沉寂,“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值班的武装民兵,操起枪冲了出去。大道上,孤零零的一个人,用棒子敲打着脸盆,边走边喊,是一个上海知青,脑筋突然出了毛病。我们宿舍离大道,中间隔了一排房,二十多人,个个沉睡梦中。亏得是虚惊一场,如果真是老毛子偷袭,我们全完了。那名知青,不几天被送回了上海,回去后,恢复了正常,被安排到街道工厂烫手帕去了。

岁月静静地流淌,两岸相安无事。一年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与白雪为伴。入冬,黑龙江成了宽大平坦的冰雪之路,我们这一侧,人们自由地纵横于江面,小学校的男老师,穿上了冰刀鞋;马老板甩着响鞭,赶着爬犁;村童你推我拉,滑着雪橇。对侧的江面冷冷清清,不见人影。

单调的生活,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内心,更加迷茫。滔滔的黑龙江边,抚慰我们的,是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我在黑龙江边生活了四年,不少日子穿插着小小的惊喜和快乐。夏天,坐着小江轮去县城,两岸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茂密的小树林、灌木丛、草丛子,绿色的大地连着蓝色的河水,杳无人烟。突然,船上有人叫起来:看,快来看,老毛子。河滩上,一个俄罗斯男人,白色的上衣,咖啡色的长裤,独自垂钓。一船人像看到了稀有动物,涌到一侧船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一船骚动。后来不知谁起的头,一船人和一个人开始不停地互相挥手。
 
多维的基辅

来美国近四十年了,一直在教育界工作。有一阵,我主管海外留学,送政府雇员去世界各地学习法语、俄语、华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等十多个语言。

那时候,外交部发出了旅行警示,政府雇员必须避开俄国。两国关系紧张是一方面,不能去俄国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那里的治安太差。俄国人够狠,喝酒打架,家常便饭,美女抱着狗熊野狼合影,老头老太冰天雪地冬泳,总统赤膊骑马。美使馆就担心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喝醉了酒,吃错了药,不知好歹跟当地人争执、殴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太麻烦了。一听我们派去的多半是年轻人,一口拒绝,没工夫伺候你们。

退而求之,前苏联有十几个盟国,没准能在哪个俄罗斯族裔人口较多的国家建立个留学点,比方说,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为此,请了几位俄裔教授来出谋划策。

几位教授,听罢我的设想,一脸不屑:白俄罗斯?乌克兰?怎么跟伟大的俄罗斯相比?

俄罗斯人,心里也真是够堵的。做了七十多年的老大,辛辛苦苦七拼八凑起来的联盟,说散就散,众叛亲离,往日的小弟,毅然决然地“亲西远俄”。尤其是地处波罗的海的那几个,饱尝了俄化的血腥残害,对俄罗斯最为仇视。一独立就废除了俄语,学校一律改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绝不让俄罗斯影响下一代。因此,去这几国学俄语,并不理想。

权衡后,把目标锁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毕竟那两国人和俄罗斯人同宗同源,都是斯拉夫人。向几位教授打听,乌克兰哪些大学语言教学比较出色,哪些大学接受海外学生。这才发现,他们对前盟国一无所知,讲不出个所以然,“打打捏捏”(打=yes,捏=no),回答着我的问题。

几经周折,好不容易跟白俄罗斯的美使馆接上关系,却被一棒子打了回来,此地政局不稳,千万别送学生过来。

偌大的苏联帝国,只给我们留下了乌克兰。几个回合之后,终于跟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和基辅国立语言大学联系上了。说实话,我对这两所大学抱的希望不大,它们的封闭状态,从网站就可见一斑。网站用的是乌克兰语,密密麻麻的杂色文字,缺乏设计元素,英文版却异常简短,堆砌着空洞的自我吹嘘。英文的质量也亟待提高,用词怪僻,句法不顺。

2009年初秋,我和俄语翻译,抱着一丝希望,来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基辅的乌克兰大酒店
 
下榻的乌克兰大酒店在市中心。酒店建于1960年代初期,一度是基辅的最高建筑。进了门,恍惚超越时空,一脚踏回到苏联时代,就像是007碟战片中的某些场景。大堂高大宽敞,却令人压抑,宝蓝色的地毯,深绿色的墙,狭长的窗子直顶天花板,挂着拖到地面的紫红色窗帘。大堂的服务员面无表情,手脚也不太麻利,遇到问题,推推让让,处处是大锅饭留下的痕迹。

出得门来,空阔明亮,宽阔的大街上车辆不多,风格不一的建筑,破旧不堪的和装修一新的,错合并立。金色的阳光洒满了独立广场,广场里三三五五聚集着不少年轻人。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下午,却有许多闲散的年轻人,不去上班,不去上学,带给我的,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基辅独立广场

 
插队那几年,秋收完了,我们就启程回家。在上海,十足的一群“盲流”,没户口,没工作,没希望,街口路边,三五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打发黯淡的青春年华。

广场上的年轻人,神态像极了当年的我们,心神不安,东张西望;服饰比当年的我们花哨了许多,大红色的运动服混搭着奶黄色的高跟鞋,黑色的西装裤搭配着贴满亮片的运动鞋……格格不入的刺眼组合,映出内心的惶然和骚动。

漫步在小山坡上的街心花园,阳光透过枝叶照射下来,秋叶覆盖的土地斑驳陆离,老人牵着狗,缓缓走过。蓝天白云下,几簇教堂圆顶,金碧辉煌。这是一个富有层次,画面万千的城市。
 

基辅圣索非亚教堂

 
两所国立大学,果不其然,停留在过去的某个年代。语言大学的领导绷着脸,带着一串高矮不一的随从,示意我们坐下。一听是短期培训,不定期派学生过来,酷似苏军女政委的彪悍院长大幅度摇头。我解释说学生是短期进修俄语,不是来念学位,所以语言预科班,插班、培训、旁听,各种形式都可以商量,女院长不为所动,连声“捏捏”。国立大学,领导换成了魁梧的男性,跟班更多,也毫无结果。

那年,乌克兰独立快二十年了,观念僵硬,处事死板,虽然只隔了几尺宽的会议桌交谈,感觉却像是隔着无法跨越的时空。

走过了几十个国家,有些国家的人,气定神闲,一举一动充满了自信、宽容、坦然。基辅人,则带点儿紧张、神经质、不安。他们挣扎着,努力走出俄罗斯的阴影,重新做地道的乌克兰人。

基辅八成以上的人口是乌克兰族,有自己的语言乌克兰语,然而几十年来,俄语成了“国语”。独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改说乌克兰语,那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大学也把教材和授课语言从俄语转换成了乌克兰语。

尽管在基辅办留学点,并不完美,但这里的人,只要愿意,俄语都说得溜溜的,经济文化上又跟俄罗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关键是,除了乌克兰,我别无选择。

有幸的是,终于找到了一所灵活经营,服务周到的私立语言学校,开办者是两个年轻人,安德鲁和萨夏。安德鲁是乌克兰族,戴着黑框的长方型眼镜,矮矮的个头,西装革履,铁打的“亲西远俄”派,开口闭口谴责俄国对乌克兰的欺凌压迫,义愤填膺。萨夏是俄罗斯族,身材高大,休闲打扮,礼貌寡言,具体事务安排得周到细致。他俩合作默契,把俄语项目办得风生水起,授课、辅导、寄宿家庭、学习参观、机场接送等,一条龙服务。美使馆官员和我们用了他们的服务后,为他俩带去了海外资金,在经济萧条的乌克兰,他们不断招兵买马,扩大校舍,成了乌克兰先富起来的人。
 
哈尔科夫的精神世界

两年后的深秋,我去了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在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人口一百四十多万,九成为俄罗斯族,该地区的官方语言是俄语。冲着如此良好的俄语环境,我联系了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准备在那里设立留学点。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使馆建议我们从基辅坐火车过去,五个多小时的车程。

天蒙蒙亮,我和俄语主管到了基辅车站,搭乘火车的人不多。进了候车室,迎面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汉,对门坐着,长长的白胡子白头发,出于美国习惯,我笑着说了一声Hi。

我俩刚把自己安顿下来,老汉走了过来,对我笑着,说了一通,一句也没听懂。俄语主管说:他说自己是诗人,现在务农,想送给你一首诗。

送给我?我受宠若惊。俄语主管为我们翻译:太阳冉冉升起,我追随着太阳,一步步爬上山顶,云彩退到山腰,落到了脚下。山顶上,面对金色的太阳,我拥抱美好的一天,美好来自早上温暖的微笑。

我忙不迭地向他道谢:我会一直记住你的诗,记住今天。

他抓起我的手,吻了一下,转身走了,一身旧衣衫,靴子的后跟已经磨损,挺着胸,直着背,带着尊严和骄傲。一位贫困,甚至有点儿潦倒的农夫,内心是如此丰富。
 

乘坐的列车

 
秋天的大地是枯黄色的,列车交替行驶在枯黄和五彩之间,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松树林,红色的枫树林,金黄色的白桦树林。很长一段路,两边是无尽的白桦树,深秋季节,白白的树干撑起了金黄色的大伞,千树万树的黄叶,在风中摇曳。火车在金黄色的隧道里摇晃,吹起的秋叶,缓缓飘落到地上,厚厚的落叶为火车铺上了松软的黄地毯,伸向远方。

窗外的黄,深浅不一,层次错综。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容易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远离了俗世尘嚣,内心异常平静,任思绪自由飞扬。这里的世界,土地广袤,人烟稀少,到了冬天,雪花飘飘,黑夜漫长,万籁无声。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师的深刻,或许是大自然授予这个民族的礼物。他们用时间,孤独,意志,日日月月,世世代代打造出了深沉厚重。

到了哈尔科夫,走进了一片阴沉的灰色。阴晦的天空下,老旧的建筑,破损的马路,寒风中,行人缩着脖子,行走在枯叶中。

我们的旅店,窄窄的一栋四层楼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条大马路的一侧,两旁枯叶荒草,残砖碎砾;对面有很长一排三层楼的厂房,烟囱冒着黑烟。

已近黄昏,饥肠辘辘,旅店不提供餐饮,也没有小卖部。前台服务员让我们沿着大街走,在交叉路口右拐,再走二十分钟左右就是商业区了。

我和俄语主管套上了大衣,围上了厚围巾,冲进了寒风。一路上,映入眼罩的是灰色的厂房和灰色的居民楼。走过一堵斑驳不全的灰色水泥墙,上面满是一个个小孔,主管叫起来:不可思议,这些是枪眼,难道是二战留下来的?

主管军人出身,又曾在俄国留学两年。她告诉我,二战中,苏德两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四次交战,经过两年的殊死争夺,苏军才收复了哈尔科夫。

在一座没有特色的建筑前,有二十多人在寒风中排队,主管跟队尾的两名年轻人搭话,原来这是个小礼堂,他们在排队买话剧票,那天晚上上演的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待我们找到餐馆,天色更暗了,商业街的商店正在打烊,一家家店铺,店主纷纷灭了灯,锁上了门。吃完晚餐,再回到街上,四周黑黑的,行人稀少。一两条街外,有一处比较亮,我们朝那儿走去。

那是一个小小的售票亭,胖胖的中年妇女披着大披肩,在黄色灯光下,低头织毛线。售票口的旁边,是节目单,密密麻麻列了一串。主管告诉我,这里预售哈尔科夫音乐厅的票子,音乐厅每天晚上举行一场古典音乐会。
 

哈尔科夫音乐厅

 
哈尔科夫,高雅的文化品位,令人沮丧的外表,差异如此之大!

第二天一早,去哈尔科夫大学。这才发现,我们前一天见到的是住宅区和工业区。哈尔科夫的市中心,颇有气派,那里有巨大的自由广场,周边是宏伟的音乐厅、歌剧院、大剧院、市政大楼和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列宁雕像(这座雕像已不复存在,2015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被反俄派拆毁)。
 

自由广场上的列宁雕像,背后是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哈尔科夫大学的副校长,跟基辅的大学领导不同,穿着皮夹克,领带松松的,带着语言学系主任和翻译,礼节性地会见了我们。校长很豪爽,承诺一切都可以商量,随后告辞了,留下系主任与我们细谈。系主任曾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了解美国的情况,一个上午,我们就商妥了留学项目。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校园一角

 
在这里,感觉不到内心的迷茫不安,或许哈尔科夫不存在认同危机,在文化上,他们认同的一向是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系主任都懒得评论,倒是对乌克兰政府略有微词,乌克兰显然需要甩开苏联制度带来的历史包袱,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不振,政府应该优先关注经济。至于如何面对俄罗斯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家不该强制人们如何去阐述解释历史。

此行之后的三个月,向哈尔科夫国立大学送去了第一批学生。遗憾的是,2014年的克罗米亚危机导致我们在乌克兰的留学点全军覆没。西谚说: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打开一扇窗。拉脱维亚终于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在一个俄罗斯人集聚的地区,新的俄语留学点设立起来了。
 
乌法的小黑屋

在所有留学项目中,最头疼的是波斯语。美国和伊朗断交多年,去哪儿学波斯语?找了两位波斯语教授咨询一下。

人未到,浓烈的香水味飘了过来,两位西装革履,穿着讲究,礼貌周到,弓着腰跟我寒暄。等说到正题,他俩互相谦让,彼此恭维,第一位终于开口,说了波斯文化的悠远绵长。第二位说的,扭曲迂回,德黑兰的繁华,伊朗的诗歌,德黑兰大学是伊朗的大学之母。言下之意,要学波斯语,必得去伊朗。岂不是废话?

我问,哪些国家和地区伊朗移民比较集中?听说美国洛杉矶的Westwood,有一条伊朗街。那么,伊朗的邻国土耳其和其它中亚西亚国家,有没有伊朗人社区?二位答非所问,或许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交流方式,要把简单的事说得复杂、迂回、高深,像是在编织波斯地毯密集复杂的花纹,曲里拐弯。

四处询问,有人出了一招,何不去前苏联盟国塔吉克斯坦试试?那儿的官方语言是塔吉克语,跟伊朗的波斯语和阿富汗的达里语相通。这三种语言大同小异,发音用词略有不同,但不影响交流。此种语言现象相当常见,比如中国的吴方言,江浙地区的吴语跟上海话不完全一样,但是江浙两地和上海人基本明白对方的意思。

彼时,我正在土耳其,决定从伊斯坦布尔去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土耳其航空一周只有两天直飞杜尚别,由于不想等待,我坐的航班,需要在俄罗斯的乌法停几个小时,再继续飞往杜尚别。

因是常客,可以优先登机,同行的波斯语主管和我刚坐下,机舱口出现了一阵骚动哗然。一群身强力壮、肩扛背驮手拿大包小包的男男女女,争先恐后,稀里哗啦地涌进了机舱。有的穿着鞋就跳上座椅,把大包小包猛力塞进座椅上方的行李舱,有的把走道上挡路的,不客气地推开,硬挤过去。航空小姐都缩到了一边,见我一脸愕然,有位空姐向我做做鬼脸。

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手抱一大捆外包塑料纸的牛仔裤,一言不发,大步跨过了我,像一阵旋风,坐进我旁边的位子。一坐下,就把牛仔裤扔到地上,双脚踩在上面。

这应该是一群跑单帮的俄罗斯人。空姐花了好一阵工夫,才让他们把行李塞到座位下面,系上安全带。基本是鸡跟鸭讲,空姐说英语,单帮客说俄语。

飞机终于起飞了,不久开始供应饮料。身边的妇人对空姐大叫:伏特加、伏特加。空姐递给她一小瓶,立马一口饮尽。再要一瓶,又一饮而尽。

供应晚餐了,那妇人要了一瓶红酒,又叫起来:伏特加,伏特加。空姐解释,晚餐不供应伏特加,妇人听不懂,空姐连连说:No Vodka. No Vodka(没有伏特加)。妇人失望地又要了一瓶白酒,喝水似的,咕咚咕咚就没了。

四个小时后,飞机开始降落,几乎所有的人都猛然站了起来。广播里一再说,请大家坐在原位,系好安全带。航空小姐跑来跑去,维持秩序,可是单帮客此起彼伏,有的站在座椅上,有的爬在椅背上,有的跳到走道里,迫不及待地从行李舱里拿出大包小包。空姐最终放弃了,爱干嘛干嘛吧。等飞机落地,旁边的妇人抱着牛仔裤,跃过了我,背着从行李舱里拿出来的两个大包,推推搡搡,挤出了机舱。

留下几个非单帮客,惊魂未定,彼此看看,无奈地笑笑。

下了飞机,就去边境检查,一间不大的屋子,一端对着停机坪,另一端是边境检查的窗口,靠墙的两边各有几张座椅,可坐十来个人。我们是最后下机的,递上了护照,边境警察翻阅了一下,摆手对我们说捏捏。过了一会儿,来了位说英语的警官,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俄国签证,不能入境。

我解释说,我们不打算离开机场,只在此地停留一下,几个小时后,就搭乘同一架飞机去杜尚别。警官说:没有签证,不能入境,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飞机起飞前,我们会带你们上飞机的。

我们乖乖地坐下,聊天打发时光。正聊着呢,屋子里的灯突然熄灭了,这个国家很注意节约能源,亏得外面走廊里的灯亮着,微弱的灯光透过玻璃墙射进来,才不至于漆黑一团。

起飞前一个多小时,屋子里的灯忽然亮了,说英语的警官走了进来,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去出发大厅的小卖部,买点儿茶水和点心。

我们跟着他离开了小黑屋,一路走,警官一路解释:这是规定,没有签证,不能入内。我也检讨自己的疏忽,应该查一下转机的签证要求。小卖部还没有开门,警官找来一位女服务员,为了用什么货币,又商讨了一番,最终小卖部接受了美元。

女服务员为我们泡了热茶,把大大的半圆形面包放到微波炉里热了一下。我们捧着食物,准备回小黑屋,警官说:不必了,你们直接检票进出发大厅吧。

出发大厅比起小黑屋来,又大又亮。警官解释说,机场的这部分几年前刚装修过。我们坐在软软的座椅上,咬着热乎乎的面包,面包皮很厚实,咬了三口,才发现中间夹着一点儿卷心菜和牛肉末,难怪服务员要热一热。

排队登机的时候,警官又特地来看我们,跟我们热情地握手道别,欢迎我们有机会去乌法访问。

坐上了飞机,赶紧拍了张照片,记录下俄罗斯的蓝天白云。
 

乌法国际机场

 
俄罗斯,我算是来过了,虽然只是黑夜里的四五个小时,在乌法机场的小黑屋里,没闻到俄罗斯泥土的芬芳,没见到树林、草地、圆顶教堂。俄罗斯,在我的心中,仍旧是个谜。然而,我记得乌法警官真挚的笑容,勇猛妇人极好的酒量,黑龙江边钓鱼的男人,还有普希金美丽不朽的诗句。

20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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