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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王其康:我的苦命兄弟王健,享年20岁

王其康 新三届 2022-01-1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其康,生于1950年。1963年考入江苏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1968年11月插队于江苏如车县凌民公社,劳作之余读书写作。1973年进入如东县文化馆文艺创作。1974年到如东卫校学医。1978年回南通任大力钳厂厂医。1994年创业经商,2010年退休。出版专著《工厂医生手册》《实用厂矿卫生保健学》《王宾家族史话》《岁月有我》。

原题

为了寻觅一张照片



作者:王其康


为了寻觅一张照片,一张埋藏于我心底里五十年前的照片,费时一整年,过程一波三折,情节如同电视剧。

王健1950年生,与我同岁。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均于幼时夭折。王健的出生,给他父亲带来无尽的欢乐。不料他12岁、妹妹9岁时,母亲却因患白喉而撒手人寰,父亲只能辞去上海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回到南通照顾子女。几年后父亲再婚,王健又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63年,王健考入当时南通最出色的初中学校“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现名南通市实验中学,又名崇敬中学),与我同窗且同座三年,又历经两年文革运动。1968年底我们俩人初中毕业,同插队于如东县凌民公社七大队四队,同卧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同甘共苦又两年,情同手足。

他下乡不久,父母全家下放至南通县英雄公社。父母体力不支,不能挣工分,生产队给予帮扶。王健在插队时,勤勤恳恳,长期省吃俭用,支持父母,帮助抚养弟妹。由于长期过度劳累,透支体能,竟被一场普通感冒而击倒,未能起死回生,于1970年早逝,年仅20岁。

与王健同学七年的奇缘巧遇,朝夕相处,在我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五十年一直未曾抹去。2019年我开始写长篇回忆录《岁月有我》,萌发了辟出“王健同学”章节、再配上一张他的照片的想法,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然而,与王健分别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去何处才能寻觅到他的照片呢?

首先想到的是无所不能的“朋友圈”。我在原三初中同学的微信群中发了一条信息,发动大家查找,结果是渺无音讯。继而,我来到母校,即现在的南通市实验中学,希望从学生档案中有所发现。校领导热情接待了我,并嘱校档案室老师认真查寻。

几天后,接到档案室老师的电话回复,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我们是66届毕业生,1968年底离校的。时值文革运动,学校秩序混乱,66届学生档案,大部分已经在运动中散失,王健同学的档案未能找到。

我仍心有不甘,找到王健1968年插队前的居住地,崇川区城东街道办事处东大街社区。社区干部知道我的来意后,介绍我走访了几户原住民,终因时隔过久,无人知晓王健家人的现状,线索再次中断。社区干部提醒我,不妨去城东派出所求助,或许会有一线希望。

去年三月,春寒料峭,正是新冠疫情的严控时期。我戴着口罩,不顾危险,来到城东派出所。办事的人排成一条龙,大多是外地返回南通的民工,办理暂住证明的。排队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接待人员听明白我的诉求后,苦笑地说:“老先生,最近开复工是头等大事,办暂住证人很多,仅此就忙不过来。你这件事时隔太久,是大海捞针。别说是否能查到,就算资料在,现在也没功夫办。”

我声明已经找了很多渠道,实在无路无走,才来派出所求助的。接待人员帮我联系了派出所领导,让我去二楼试试。在二楼,一位民警花了很长时间,在电脑耐心查找“王健“相关信息,未能如愿,我只好无比失落地离开了派出所。

回家后,很多天我面对“王健同学”的章节,迟迟无法动笔。回忆王健的点点滴滴,逐渐地穿越到五十年前。在诸多的碎片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我们在乡下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

在我的印象中,王健的性格随和不乏机灵,平时沉默寡言,写一手漂亮钢笔字,但身材矮小没力气,农活干不动。凌民公社七大队袁支书对知青体贴入微,悉心照顾。他让王健先去副业场养蚕,后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负责外调和写材料。这让我们同插在一个生产队的三位知青歆羡不已,恨不得自己也长矮点。

王健的家原住在南通东大街,父母长期体弱有病,不敷体力劳动,就靠卖点烤红薯,租售连环画,再拿些居民救济费过日子,是城镇困难户。记得上初二时,我多次去他家看连环画,他父亲那时就躬着腰,双眼混沌,寡言少语,坐在板凳上抽烟看店。他母亲身体也够呛,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床边还站着小三岁的妹妹,和流着鼻涕的小弟弟。

这么个困难家庭,在“文革”中,竟然被居委会列为“下放”对象,迁到了南通县英雄公社乡下。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夫妇俩,携带尚未成年的子女,怎能应付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想必安置他们的那个生产队,也多了个不小的包袱。而作为长子的王健,对父母及弟妹的苦难,又多了一层牵挂与担忧。

1970年春节,王健准备去英雄公社过年,与父母团圆。他将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米呀油呀,连带生产队春节分配的几斤粉丝和一斤猪肉,拼凑成两个麻袋,用一条扁担挑着,步行几十里地回去。出发前,碰巧我班的班长吉雄同学专程来看望我们。王健指着一副担子,对吉班长感喟地说:“父母比我还苦,应该孝敬老人。”想不到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交流。

1970年春节过完,因大队安排的工作较多,王健早早回到凌民公社。他常常白天外出调查,晚上写材料。3月初气温骤降,他开始发热咳嗽,赤脚医生按“感冒”予以了处理。

过了三五天,他体温不退反升,又去了公社医院就诊。张胜举大夫仔细检后,诊断王健患的是重症“感冒”,治疗一周后,仍不见好转,出现呼吸困难,脸色发暗。张大夫判断病情可能转为了重症肺炎,因受客观医疗条件限制,向领导建议将王健转上级医院治疗。

凌民公社收到医院报告后,非常重视,派了专职管理知青的张志强书记和办公室罗主任探望,决定直接转至南通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下文简称通医附院),并由公社协调解决了所需的医药费用。

当晚,大队袁支书派我们三位南通知青,陪同公社张书记,一道乘船护送王健直驶南通,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而王健的父母,得到凌民公社通知后,闻讯从英雄公社乡下也赶到了南通。

在通医附院大夫精心治疗下,王健同学体温渐趋正常,肺炎略有好转。正当大家松了口气时,他出现了意识模糊不清,逐渐昏迷。主治大夫怀疑王健免疫功能极差,导致感冒又并发了脑炎,立即做了腰椎穿刺,经脑脊液检查确定为脑炎无疑。

这晴天霹雳让所有人震惊,大夫下了病危通知书。王健的老父亲仰天大哭,双手发抖,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

在王健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家人、我们几位知青伙伴、凌民公社的张书记,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祈祷奇迹出现。1970年3月底,一场看似常见的“感冒”,夺走了王健同学年轻的生命,是年仅20岁。

最不忍看的是王健同学父亲,病怏怏显得格外羸弱、憔悴,抱着王健同学遗体,死活不肯放手,撕心裂肺嚎哭道:“伢儿呀,你是我们的依靠啊!你为什么给我们米呀油呀。你平时舍不得吃,身体就这样垮了呀。你是老大,弟弟妹妹这么小,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现场一片唏嘘。

所有前来送别王健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他和他的父母感到痛心、悲悯、泪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已经够悲催,而不幸降临于这样苦难的一家人,更像是人世间惨不忍睹的一幕悲剧!

每每想起王健父母当时痛不欲生的场景,我心头不禁会涌上一阵颤栗。问世上,哪个父母能承受如此之痛?王健呀,你就这样忍心去了,抛下了父母,抛下了亲人,抛下了我们这群患难的知青伙伴。这样决绝的生离死别,让我们这些难兄难弟情何以堪?如若不是撞上了“文革”,正常教育秩序被“停摆”,你与我们,都应该能升入高中、大学,期冀健康而又美好的人生。

不幸的是,在不该由我们背负深重苦难的年代,却被要求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如果你的父母不拖着病体下放农村,你也不会在自顾不暇的状况下,忘却自我,节衣缩食,长期透支自己青春和健康。你犹如一棵脆弱的小草,哪能经受得起如此风霜雨雪的相逼?

二十岁的王健,青春未及绽放,生命就这样嘎然而止。就我所知,在如东县插队的知青中,岔河区杨通同学也英年早逝,至于全国知青中,在农村过早离世的更不在少数了。

岁月匆匆,青春易逝。好兄弟王健,与我三年同窗,两年“文革”,又下乡两年,七年弥足珍贵的真挚友谊,让我难以忘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将王健留在心底里!想寻到他的照片,贴在这儿睹物思人,可惜我行文至此时,虽努力再三,还是无功而返。王健呀,我想,你在天堂会原谅我的无能与无奈的。

虽没找到你的照片,兄弟我一直没忘记你!就这样,含着泪水,我写完了“王健同学”这个章节。由于付梓在即,《岁月有我》一书,直至出版,最终未能如愿贴上王健同学的照片,留下了憾事。然而,我没想不到《岁月有我》出版之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转折。

《岁月有我》出版后,反响颇好,不仅被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十多家图书馆、档案馆所收藏,还被豆瓣网、百度网上线。同时,该书在读者中也产生较为广泛的好评。春节过后某天,一位不相识读者告诉我,说他读完《岁月有我》后,感动不已,并说他认识书中写到的王健的胞妹,还向我提供了通讯方式,真是应验了那诗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获悉后激动不已,迅速与王健胞妹通了电话,并向她赠送了《岁月有我》一书。通过交谈,我才知道了王健去世后,他家人的一些状况。王健的父母1979年从乡下回城,一直没工作,靠几个子女养活,相继于2000年和2005去世;王健的妹妹弟弟回城后,都有了工作,而今均已退休,儿孙满堂。

令我感动的是,王健1970年去世后,骨灰先放在家中,父母护了三年,才将其入土,葬在乡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弟妹们协力将王健骨灰从英雄公社乡下迁到南通市的明星公墓,让王健同学终于魂归故里。

王健同学胞妹,不仅老泪纵横地向我讲了这些心酸往事,还发给我一张王健同学初中时的照片,弥补了我内心的遗憾。

王健,享年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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