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枇杷山上小楼夜话
——忆与荒煤老师的一段交往
作者：何蜀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转折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着其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去世，更由于以“文革旗手”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倒台而实际结束了。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个人迷信和左倾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人们的思想和心理都还未能适应历史的转变，大量冤案还不能得到平反……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在重庆城内的枇杷山上，认识了陈荒煤老师。那时我在重庆市郊一家钢厂作冶炼工，是“领导阶级”的成员，但却一点也不满足于这个身份，一心放在文学写作的爱好上。少年时代曾一起在少年宫美术组学画的好友吴浩，当时在枇杷山上市图书馆对面的一家小厂作汽车修理工（后来是颇有成就的雕塑家），他常偷闲去图书馆里翻阅书报，认识了图书馆里一个新来的工作人员，他说那人是从北京贬下来的老干部，原来是搞文学和电影的，现在虽然遭难，仍很有学者风度。他一说名字，我就兴奋起来——陈荒煤！这个名字对我当然可以说是“如雷贯耳”，特别是那时我正热衷于电影文学，知道他是文革前在中国电影界的领导人，与电影界“祖师爷”夏衍一起在文革前的文艺整风中就遭贬。吴浩说，他已把我的情况向陈荒煤作了简要介绍，陈荒煤同意与我认识。
1970年代与吴浩（右）合影
不记得那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因那时厂里为错开用电高峰而有时将休息日调整为星期一。总之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吴浩带着我去见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黑线人物”。当时陈荒煤一人住在枇杷山上市图书馆职工住宅区一幢小楼上的陋室里。在那个年代，夜晚的枇杷山上十分冷清，甚至可以说是荒凉。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走进图书馆大门，经过寂寥无人的林荫道，穿过后院那一道圆拱门往右转，脚下是一长列下行的数十级台阶，从这里向前望去，可以看到正对面一幢小楼，小楼上有一扇窗口亮着橙黄色的灯光。吴浩说，那就是陈荒煤的住处——陈荒煤全家被发配到重庆后，不知为什么不让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他妻子和女儿住在妻子工作的话剧团，离图书馆不远，而他一人孤零零地住在这小楼上。是惩罚，还是没有足够他们全家同住一起的房间？陈荒煤果然如吴浩所说，很有学者风度。这风度是那种很有文化修养并且具有远大志向的人在长期中形成的气度、气质。他对我们十分热情，但并不显出谦卑。当时我和吴浩的身份都是工人，在那个年代，是很光辉的职称，具有“占领上层建筑”的特权。但他并不像有些“犯错误的干部”那样，对青年工人的拜访显出受宠若惊或诚恐诚惶的样子。他与我们谈得十分随和，在那只有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着，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轻柔而徐缓，令人想到山林间落叶覆盖的小溪。陈荒煤对我的文学爱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欢迎我常去玩。从那以后，我每到周末进城回家，都要在当天或休息日的晚上去他那里。一个屡经挫折而始终怀抱着文学理想的青年工人，同一位饱经风霜仍然充满坚定信念的老人，就在那些静寂的夜里，在那幢小楼上，谈彼此都喜爱的文学、电影……每当我穿过图书馆后院那道圆拱门，来到门外的下行台阶上，望见对面那幢小楼上那个窗口里橙黄色的灯光，就会感到一阵温暖的喜悦。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刚好碰到他才从话剧团那边回来，正走在我的前面，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走在外面的样子：穿着整洁的浅灰色中山装，头上戴了顶鸭舌帽，腰板挺得直直的，步履十分稳健，没有一点挨整的畏缩样子，一举手一投足总显出学者风度。有时我去时他还未回来——他总是到话剧团妻子、女儿的住处去同她们共进晚餐后才回来，住在他楼下的画家宋克君夫妇（也是吴浩介绍我认识的）就十分热情地让我到他们家里去坐等，在那里聊天。尽管陈荒煤是“待罪之身”，但宋克君夫妇一点也不避嫌——我后来才知道宋克君是四川美协的“摘帽右派”，也是“另类”。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引起了共鸣，饱尝诬告、陷害、罗织罪名之苦的陈荒煤，却仍然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对我这样一个素无深交的青年，充满信任，总是坦率直言，从不说虚假的客套话——我曾遇到过一位我诚心前去请教的长辈，在聊到诗歌写作时，居然叫我好好学习被《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为“新诗创作中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成功范例”：张永枚的长篇“诗报告”《西沙之战》。从此我再也不愿去接受那样的“教诲”。在与荒煤老师的小楼夜话中，他毫不避讳地说起了文革前他因“犯错误”被下放到重庆工作（当副市长），文革开始后被揪回北京批斗，1975年他出狱后，中组部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以平静的口气说：“其实那是在延安整风时就已经作了结论的事。”他还说到他这时在图书馆库房里抄写卡片、整理善本书的工作——我是第一次从他的口中听到“善本书”这个名词的，他苦笑着叹息图书馆的库房中混杂着一些毫无价值的抄本，其水平只能算是私塾先生的无聊之作……他从未叮嘱过我不要把他说的什么话拿出去说，只有一次在我要离开时，他淡淡地提醒了一句：“出去不要对人说起到我这里来过。”有一次我告诉他，我曾看到过一份文革中印发的批判材料，是他和夏衍在文革前文化部整风时所写的对电影工作的检讨。他听了露出惊讶的微笑，说他一点也记不起那时写了些什么了。我就告诉他，他的检讨中详细写了他受命到电影局担任领导以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具体谈到了苏联和东欧的“修正主义”如何通过一次次国际电影节之类活动对中国电影带来的影响，交代十分具体，剖析十分深刻，检讨态度十分诚恳。我读到时还颇有些感动。他听了很有兴趣，要我设法找来给他看看。可惜我当时没有能给他找到，直到近四十年后才由一位年轻朋友帮忙在旧书网上找到，我把夏、陈二人的长篇检讨转录成了电子文本，发表在我编的电子刊物《昨天》第79期上。另一次，我跟荒煤老师聊起文革初期我在做临时工的四川石油会战筑路工地上的一些经历与见闻，特别提到1966年底发生在石油会战总部基地威远红村的“一二·四”事件，那是在红村召开的第一次批判会战总部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是由川南矿区最早的一支“六一二革命造反队”前来发起召开的，而主持大会的青年女技术员齐小慧，是陈荒煤原在文化部的同事、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齐燕铭之女。当时齐燕铭已经是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文艺黑线”的“大黑帮”，因此齐小慧主持批判大会就遭到官办的赤卫队起哄，他们在会场周围高呼：“狗崽子，滚下去！狗崽子，滚下去！……”齐小慧从容指挥造反队员们齐声唱起“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赤卫队员们还只知道“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从没听到过也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歌，顿时傻眼了，最终败下阵去……我津津有味地讲完那一段轶事后，陈荒煤十分困惑地喃喃道：“小慧怎么会是造反派?小慧怎么会是造反派?……”显然他因早就处于被批判被监禁的境况中，并不了解文革不同阶段社会上的复杂情况，而只知道官方宣传中被脸谱化的那种被认定为“帮派骨干、爪牙”或“打砸抢分子”的“造反派”。围绕文学和电影这个话题，我们什么都谈。有一次，我给他谈起了一个打算，想把广州起义后牺牲的周文雍和陈铁军两位烈士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故事写成电影剧本。当时我对广州起义，对那时的地下革命斗争，以及对广东地区的风土人情，什么都不了解，只是凭着一种热情和冲动认为这个好题材不写出来太可惜了。他很专注地听了我的述说，不但没有批评我好高骛远，反而表示十分支持。随后的一次我同他会面时，我刚坐下，他就默默地递给我一张淡黄色的卡片纸——我至今珍藏着它，纸的两面都是他用娟秀的钢笔小楷抄写的市图书馆藏书中有关广东风情方面的《广东民歌选》《海南民歌选》《广东革命歌谣选》等资料书的目录，其中有的打了勾，表示当时藏书中还有，有的打了问号，表示只有目录，书已经没有了（图书馆藏书在文革中损失了不少）。我看了，心里非常感动，不知说什么好。
陈荒煤给我查找的有关书目
我按荒煤老师提供的书目去借了几本书，抄录了一些广东民谣，又查阅了一些有关广州起义的历史资料，还打听到在重庆的两位参加过广州起义的亲历者，作了些访谈……我把电影剧本稿定名为《革命儿女》。修订这篇回忆时，查到当年简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1977年10月26日 阴间晴 星期三
上星期一和这星期天去见了陈荒煤，谈了关于《革命儿女》的创作。
1977年10月27日 晴 星期四
为了《革命儿女》的创作，去找了两位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教导团战士了解了一些情况。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越来越吸引我了。
1977年11月9日 阴 星期三
剧本的创作进入紧张阶段。昨天和前天赶出了一至二章的一部分。争取星期一完成初稿。
1977年11月16日 晴 星期三
前天草草结束了《革命儿女》初稿，很粗糙。晚上给陈老师拿去了。听了他的意见后，再考虑修改、寄出的问题。
……陈老师借给我《人民电影》8期和《普通党员》剧本。那天谈得比较投机，临走前他刷了两个梨子给我和吴浩吃。
日记中这句“刷了两个梨子给我和吴浩吃”，是我记忆十分深刻的一件事。那次我和吴浩一起在和荒煤老师闲聊中谈到文革，我特别谈起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反感。当时，中央还没有宣布否定文革，甚至华国锋主席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还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我们那些属于异端的话还是只能私下里悄悄说的。荒煤老师充满兴趣地低头听着，忽然含笑问我：“既然你也积极参加过文革，为什么还对文革有这样的看法呢？”我说，正因为参加过文革，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问题，这大概就像鲁迅说的，从旧垒中来，对问题看得更分明吧。他听了，显得很高兴，不声不响地转身进里间去了，好一会儿没有出来，只听见一阵刷洗东西的声音。我和吴浩一边闲聊，一边纳闷，不知他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拿出两个刷洗得干干净净的大梨子请我们吃。1977年11月22日 晴 星期二
陈老师谈了些对稿子的意见。令人震惊的是，当年总理曾提起这个题材，而至今却没有人写。我更想写好它，但感到力不从心，只有争取看看。
那次荒煤老师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以显得有些激动的口气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我支持你写这个题材吗？因为在文革前，我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亲自听周总理几次讲过，希望有人能把周文雍、陈铁军的故事写出来，拍成电影。但是一直没有人写……”听他这样一说，我大吃一惊，顿时感到又激动又不安，原先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和“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此时却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这是他和我谈话中表现得最激情外露的一次。平时他都是温文尔雅，恬淡含蓄的。随后我按照他的建议，给珠江电影制片厂寄去剧本的梗概与广州起义部分，征求意见。不久得到回答：他们已经组织人在编写剧本。我自知不行，便中止了这个剧本的写作，但仍为这个题材所激动，便写了一首诗《婚礼之歌——纪念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就义五十周年》，分寄给当时仅有的几家文学刊物。1977年12月28日 阴 星期三
前晚同陈老师谈起当前创作存在的问题，有同感，缺乏深度，“四人帮”的影响尚未根除。
我在1978年1月11日的日记上有个记载：“昨天下午进城听了王朝闻作报告。”——当时还是沿袭从批林批孔、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学理论等一系列运动以来的习惯做法，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联名向各机关、厂矿下发报告会入场券。凡是发到我们厂里的这类入场券，只要分给车间一张，车间领导都让我去，大约因我这个文弱书生不是主要劳动力，走了不会对生产造成影响吧。在那天的报告中，已经“解放”出来的文艺评论家王朝闻忽然岔开话题，十分愤慨地说，有一个文艺界的老领导，被贬到你们重庆，至今还没有落实政策！……他说得很激动，我听得也很激动。王朝闻没有提名，但我知道是说的谁。当晚我就兴冲冲地爬上枇杷山赶去荒煤老师住处，告诉了他这件事。他很镇静，说王朝闻已经同他见了面。后来从他的回忆文章中我才知道，他这时已经开始了申诉活动。在后来几次小楼夜话时，我在他那里认识了当时在广播电台作文艺编辑的张鲁（后来是中国电视界很有成就的编剧），和在图书馆工作的刘小枫（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张鲁与陈荒煤的女儿是重庆二十九中同学，因此他称陈荒煤为“陈伯伯”，刘小枫按同事间的习惯称“老陈”，我则一直称“陈老师”。那时我们都一心想搞电影文学创作。陈荒煤热心地介绍我们相识，希望我们常在一起切磋学习。1978年初，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夏衍要陈荒煤赶紧回北京去，趁五届人大会议期间，许多老同志在京，好争取解决他的问题。在荒煤老师决定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张鲁、刘小枫都不约而同聚到了他那里，他满怀热望地说，如果他这次回去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被安排回重庆来，他就要争取把我们这样有志于电影文学创作的青年组织起来，在一起进行学习和创作。尽管他这样的设想让我感到很高兴，但我还是衷心希望他不再回重庆来，而是在北京彻底落实政策，恢复他应有的工作。从我日记中一则简单的记载可以知道他回京的时间：
1978年3月7日
昨晚到陈老师处。很巧，他今晚就离渝上京了，平反恢复了党籍。我真为他高兴。
我日记中记载的他上京前“平反恢复了党籍”这一句不知是否准确，印象中，他是要回京去解决平反问题的。
陈荒煤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那天他正在准备行装。画家宋克君上楼来给了他一些带到北京送人的水墨画。刘小枫给他印好了一大堆他组织编写的当时报刊上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目录。他给了我一本，这是那时才会有的蜡纸刻写油印本，那一行行精心镌刻的小字，浸透了他对周恩来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深厚的感情。这大约是他在重庆图书馆抄写目录的工作中最后干的一件事，也是干得最起劲的一件事吧。1978年4月19日 晴 星期三
《四川日报》上预告《四川文艺》四期目录，有我那首诗，但还未通知我。
在此前的2月6日，我曾收到过《四川文艺》诗歌组的来信，询问我寄去的诗《婚礼之歌》所写故事的依据，我回信给他们谈了，此后再无音信。没想到两个多月后忽然在报上看到预告的《四川文艺》1978年第四期目录里有“工人何蜀”的这首“小叙事诗”。厂里不少工人与干部都看到了，纷纷问我那是不是我写的。那是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在荒煤老师的鼓励下写出来的。那期杂志出版后，我买了好几本，给在北京的荒煤老师寄去一本，向他表示对当初支持我写作这一题材的感谢。1978年5月，荒煤老师给我和张鲁、刘小枫各寄来一本当时有名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编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书中除了搜集有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的诗文外，还附有大量的珍贵照片。按现在的说法，这本书应属于“非法出版物”——不仅不是正式出版物，而且“天安门事件”还要等到当年11月才获得公开平反。但荒煤老师却在书内衬页上严肃地写上了题赠给我们每个人的签名和日期。书是寄到重庆图书馆由刘小枫转交的。
陈荒煤寄赠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
不久，报纸上发表了他那篇脍炙人口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以他特有的抒情笔调,谈了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问题。当我看到厂里的工人和干部们都在争相传阅他这篇文章时，感到由衷的喜悦。荒煤老师终于又站到了自己的岗位上，重新拿起笔来工作了。读着他的文章，我仿佛又听到他那娓娓动人的声音。（原稿曾载《重庆文化史料》1996年第三期，《红岩》文学杂志1997年第一期。后有修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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