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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徐志赓:带着字典去放牛,32岁“范进中举”了

徐志赓 新三届 2023-04-16

  作者简历

       

徐志赓,生于1947年,1966年高中毕业于浙江金华二中。1978至1982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教育系学习,任班长。毕业后在东阳教师进修学校、东阳县委宣传部、市属高中、东阳市政协工作。

原题

32岁上大学




作者:徐志赓


1966年,文革爆发,当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那帮“造反派”喊出“彻底砸烂高考制度!”“高考制度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等等口号时,已学完三年高中课程,高考复习一月余,且填报好了高考志愿的我,心中猛一惊,这下完了!高考无望了。这辈子我的大学梦被彻底粉碎了。

果然,高考被停止了。但又迟迟不给我们发高中毕业证书。说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我们这届66年高中毕业生,在当了文革的“炮灰”后,最终才在1968年9月10日领到了毕业证,因父母亲是农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归入了原籍,“修理地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命运如此,个人无能为力扭转乾坤,只好“无怨无悔”逆来顺受了。

但我心中总有一股潜意识在暗流涌动,难道这辈子就这样认命,在农村摸爬滚打,脸朝黄土背朝天,结婚娶妻生子,终死农村吗?我不甘心!我想,多学点知识总是有用的,装在肚子里又不会发馊,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兴许会有用。

于是,我一有空,就找书来看,特别是古典文学书籍,我特喜欢,想尽办法,搜罗来学习。甚至在放牛时,我口袋里都装着本《新华字典》,不时掏出来翻阅,默记。

期间,我种过田,代过课,被抽到公社里搞宣传工作……1972年春,被吸收加入了民办教师队伍,当上了“孩子王”,从小学一二三四年级复式,直教到初中,高中语文、数学。我也于农历1971年年底结婚,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儿子,1975年又添了第二个儿子。大学梦,早已被扔到“爪哇国”去了!                                           

平地一声春雷。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报了名,抓紧复习,参加了高考。但当年似乎对我们这些66届高中毕业生有一定限制,且由于时间紧,复习跟不上,分数线超不了多少。因此,我1978年春季班没能被录取。但死水微澜既然已被搅活,我就不会善罢甘休。

好在1978年秋季又招生,再加上当时公社让我去抓中专复习班,我边教学,边复习,补上了许多知识缺憾。当年秋季我以超过录取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被杭州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录取。

我被录取上大学的消息,几乎轰动了临近几个公社,说,xxx,30几岁年纪上了大学,孩子都二个了,一个六七岁,一个三四岁……没见过!真是新闻、奇闻!还有的甚至说是新版“范进中举”,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回想四十年前的高考。恍如昨日。我从心底里深深感谢邓小平,是他力挽狂澜,当机立断,让我们这批人抓住了最后一个机会,从而逆转了人生命运。
                                                                    
(此文原载《金华日报》1997年12月29日,系该报“二十年前我高考”征文投稿 。)


延伸阅读

老玉米和东阳柳条布衫



作者:徐志赓



看过的好剧本,有些凄美而又触动心灵软肋的唱词,感同身受之下,总能让我动情且永远都难以忘怀,如《沂蒙颂》:

老玉米做干粮粒粒辛苦
紫花布缝衣衫针针线长

多凄美的句子,一下子就揭开了蕴藏在我心底的痛,不禁就会回忆起那难忘的岁月。

1960年下学期,我上初中了。偏偏生不逢时,正遭三年饥荒最难熬的岁月,又恰逢身体发育的年纪,多想吃饱米饭,囫囵肠胃呀。可家中亲人都在吃糠咽菜,勒紧裤带过日子。他们从牙齿缝里硬生生地给我省出了每星期3斤米来,供我不致饿瘪肚子。现在的3斤米,无足挂齿,可当年的3斤米,要吃五天另加两餐,又不见一星半点油水的,那可真正是活命米、救命粮哟。

     想想父母、他们那面有菜色的样子,我也不忍心。有一个星期天,我发觉家中给我准备好3斤米后已无粒米。回校前我就偷偷地倒回一些。此事还是被母亲发觉了,她鼻子一酸,似有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滚动,又强噙住不让掉下。母亲她连忙从屋檐下摘落留作自留地里种子的三个老玉米蒲,口说种子就再划算了,先救命要紧,她三下两下就把玉米捻了,硬是炒了要给我带去当干粮,而他们自己却不剩一颗。

那一星期,一日三餐我都是蒸稀粥吃的,外加十几粒炒玉米。吃着玉米,我就想到了母亲憔悴的面容,缺营养而患上浮肿病的父亲,我也想到了姐姐、妹妹,悔不该这么自私,将全部炒玉米都带来了学校,也不给她俩留下几颗。老玉米啊老玉米,颗颗粒粒父母姐妹含辛茹苦种成,又颗颗粒粒饱含着他们对我的一腔爱心呀,嚼吃着老玉米,我心戚戚。

老玉米蕴含的辛酸泪,永志难忘。

1963年下学期,我考上了金华二中。家境是好一些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可出生于农家的我,同所有同学一样,衣着哪能与当今相比。过冬既无棉毛衫裤,更无绒衣绒裤,遑论毛衣、棉衣了。冬无袜子,独重布裤度严寒,最冷的数九冷天,大不了也是再加一条单裤。不嫌大家笑话,当年东阳学生几乎男男女女都穿东阳土布衣的。这种土布衣,就是家织土布,间花成直条、横条或斜纹条,美其名曰“柳条布衫”。

东阳学生在金华二中的也较多,高中三个年级六个平行班里每班都有一二十名的。于是,走在校园里,只要看身上穿的,就能认出谁谁是东阳人。讲件趣事。我们参加英语兴趣小组的同学,有一次学校要组织文娱演出,让上台唱英语歌。服装不好统一。后来我提议,大家一律穿东阳柳条土布衣衫上台不就解决了吗,清一色,又别致,结果演出时笑倒了台下一大片,都说是“美国西部牛仔”来啦!

话说回来,我1966年10月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摄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上衣仍是东阳土布柳条衫,裤子呢,两个膝盖处都是打了大大的补丁的——这条裤子还是我那位当年在香港做苦木工的大叔叔从旧货摊里买来送给我的——这是唯一的一条像样点的裤子,我要穿着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的。不想北上在上海过夜住在广东路一家红卫兵接待站时,两个膝盖突然间破了两个大洞,于是我连忙漏液乘车跑到我上海的小叔叔家,小叔母起来,看到侄儿这副行状,二话没说,马上找了两块较合色的碎布,开动缝纫机踏了起来。在小叔母缝裤子的辰光,看着她在灯下飞针走线,我心激动,灵感也涌上来,心底蓦然跳出一首诗来:

婶婶补衣裳,飞针走线忙。
愈补线愈短,愈补情愈长。

正是青春好年华,爱美的年纪,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想想也真寒碜、羞愧难当。亏得有位好婶婶,让我还能遮遮羞,不致在大庭广众中,上海十里洋场,首都庄严天安门广场上颜面丧尽。没有亲情,人生地不熟的,我找谁去?婶婶的滴水之恩,我当涌泉相报。
    
东阳柳条土布衫,永存我记忆。
   
虽然母亲、父亲、叔叔、婶婶们都已长眠地下。时下小姐姐也77岁,妹妹都70岁了,亲人们,你们对我的恩情永远忘不了。老玉米,东阳柳条布衫,将永生永世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时光飞逝,岁月穿梭。

1963年秋入学金华二中高中部,想当年自己才17岁,按东阳土话讲是标准的“荞麦后生”一个。而今自己都年逾古稀了。半个多世纪,留在我记忆里的高中生活,却恍如昨日。记忆浪花在脑子里浮泛开来,一浪逐着一浪,不能自已。现掬取几朵。
                    
“管得严”

记得刚入学初,校团委书记、校办公室主任王春荣老师在体育馆给我们新生作始业报告,那绘声绘色的讲话,手舞足蹈的肢体语言,至今犹响在耳畔,映在眼前。

“金华二中为什么能得到全省高考红旗?”王老师故意卖了个关子,有意要引起同学们思考似的,停顿了几秒钟,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那是因为——校长姓严——书记姓管——管得严!”“哗——”体育馆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声浪直冲瓦片,几乎要掀翻了屋顶。

我们知道,当时的校长叫严师国,校党委书记是管瀚臣。王春荣老师就是用这种语义双关,谐趣得彰的激励性语句,一下子就引人入胜地将同学们对学校的热爱调动起来了。

那些年,金华二中的教育质量在浙江没得说,全省高考录取率臻入首位,因此流动红旗自然就挂在校长室最醒目位置。这要归功于当年金华二中有一套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获得全省高考流动红旗,师生们都为之高兴、激动、自豪、奋发。

语文课的记忆

教我们66(4)班语文课的,是后来曾任浙师大校长的骆祥发老师。骆老师是义乌下骆宅人。

我1968年9月10日正式离校回乡,10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考入杭州大学深造,这期间,在义乌老火车站有幸邂逅过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后来我在东阳市政协工作期间,几次去金华开会,远距离看到骆老师作为被邀请领导端坐在主席台上。(浙师大时任领导都会应邀出席,包括后来该校校长、我大学同班同学徐辉在内。)每次见到骆老师,他讲课的形象就会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里呈现。特别记得他给我们上《阿Q正传》《孔乙己》等鲁迅作品时的情景。

骆祥发老师讲课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感染力特强,讲课声音抑扬顿挫,辅之以恰到好处的不多的肢体语言。我们在他的课文讲解,语句朗读,设问提问引导下,或思索,或忍俊不禁,或举手回答,师生互动十分活跃。

当他讲到阿Q被押往刑场游街示众,无意识的“作秀”,喊出“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时;当讲到孔乙己蘸着酒要写出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时,当讲到孔乙己用五个手指罩着装茴香豆的碟子说:“多乎哉,不多也”之时,当讲到孔乙己被打瘸了腿,还争辩说:“窃书,怎能算偷?读书人的事······”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似乎都进入了情境之中,好像都看见了这两个“活宝”,个个都时而思考,时而笑得前仰后合,时而又沙沙记下笔记。阿Q、孔乙己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人物形象就牢牢地镌刻在我们脑子里了。

我较好的语文功底,就是在像骆老师这样的优秀老师们的教导下得到培养提高的。记得当年骆老师一次次将我的作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讲评,记得他把我的习作张贴在壁报栏展出的情景,这些都激励了我,使我对学好祖国的语言文字大大增强了兴趣与动力,以致后来填报高考志愿时,就填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的中国汉语言文学系三个梯度志愿。(后来文革爆发,高考停止,就不能如愿了。)

感谢骆老师对我的培养与教导。

班主任吕老师

我的班主任叫吕耀周。他是缙云壶镇人。查阅网上得知,吕老师早已作古。我十分怀念他。

解放前,吕老师大学学的是生物,可教我们三年的课程是英语。

他是一位十分称职的班主任。

有一次,他问班里的徐祖亮同学:“祖亮,你祖上的人眼睛都好吗?”徐祖亮同学一咯噔,马上明白了老师问话里的潜台词。他不好意思的说:“老师,我爷爷是盲眼。”吕老师摆摆手,朝他笑笑说:“这没什么。我只不过是从起名的避讳法猜到了而已。”你看,我们的吕老师果然细致入微,连学生的家庭情况都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佩服!

做思想工作,吕老师也有一套。班里有同学学理化课有畏难情绪,偏科,有的同学不努力,甚至想放弃。吕老师就找谈话。现身说法,讲他自己过去是怎样刻苦学习的。还讲,你们现在有如此好的学习条件,理化课的实验器材应有尽有。而他解放前上理化课时,只记得有一次发过一根蜡烛,点燃后以明白火焰的成分,外焰、内焰的区别、原理等等。一席话,使同学受到感动,慢慢端正了学习态度。

在生活上,吕老师事无巨细,对同学予以关爱。甚至有些细节问题,他都关心到了。比如,他对男同学夏天天热穿短裤,小组讨论时坐在草坪上一屁股墩坐下时,都要提醒注意青年学生的形象,别一不小心露出胯下的“小”来。吕老师真像一位慈父样对学生关爱有加。

似乎不起眼的几件小事,体现出了吕老师教书育人的良好风范。吕老师离开人世已有些年头了,但他的形象仍不时浮现。记得我在东阳市委宣传部工作时,一次出差到金华,在步行街西市街走着时,突然:“徐志根!”一声叫喊,使我一激灵,循声望去,原来是吕老师夫妇俩正站在街边。吕老师向我招手,我赶紧趋向前去,双手握住老师的手。师生相见,自然分外欢喜。吕老师笑微微的对我说:“刚才,我是试着喊喊的,生怕叫错。没想到,果然让我叫着了。有20来年没见面了吧?”

从1968年离校,到1986年,20来年的时间跨度里,我从一个小青年到了中年,而吕老师也从壮年步入了退休老人行列。可吕老师还记着当年的学生,在茫茫人海里,一下子就认出了我,真不简单哟!

这只是记忆中的几朵小浪花。浪花虽小,却映照出老师、学生间纯真而温馨的情谊。记忆浪花数不尽。难忘金华二中,难忘学校领导,难忘可亲可敬的老师。师恩难忘,施恩难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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