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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赵瀛：我的爸爸，孤独的数学家

赵瀛 新三届 2021-10-20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赵瀛，先后毕业于辽宁大学和清华大学。曾任中文讲师和从事文学创作，后进入媒体工作12年，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和主编，2006年始从事新闻教育，主任编辑和新闻学教授。


原题
那一代知识分子走了

——父亲、教授和数学家的故事






作者：赵瀛


01

 
有关人类“父亲”的角色在我的印象里却是淡的。他生前与子女的交流很少，家人也都习惯了他永远来去匆匆的脚步、他经常深夜伏案的身影。7年前他去天国继续他的推理公式，而活着的人们怎能不加以体谅：他的生命本属于事业，属于数学。

父亲寂寞地走了。尽管一切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为他送行，但，那些浮在表面上的景情并没有接通父亲生命的真实律动，及至以爱的名义故守浅陋的习俗。

尽管父亲生前最不愿惊扰别人，最不屑流于形式，但是没有人认为这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以教书为业的人、一个终生追求内在丰颖的人是如此的不协调。在万古不移的伦理秩序下，普遍的亲情不会超越普遍的经验，只会轻易而慈悲地稀释一切价值，从而将他的生命境界降低到世俗层面的意义。

在最后的一呼一吸的时刻，父亲似有预感地对母亲说：“我的东西谁还会读啊……”他为数学的孤独而绝望了。他生命凛然绽放的数学光芒随着一个注定的时间的到来而褪尽，隐没于一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在这样的现实生态环境里，众人也难免集体无意识地泛读或误读一个数学生命的涵义。

哀莫大于狭隘的曲解。

父亲寂寞地走了。生前，父亲木讷，完全不能够像表达和阐释数学那样表达和阐释自己，他的本性是一块质朴的、夯实的土地。当人们仍然习惯于平面地了解事物、仍然热衷于眼前看得见的“发展”时，这样一块土地，作为一所大学最后的历史遗存和消失——究竟意味着什么？！

1980年代初，一位不速之客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到中国辽宁，专程看望父亲，他们两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个去了台湾，一个留在大陆。我一点也不奇怪父亲的选择。在国统区，他耳闻目睹的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疯狂地中饱私囊和贪污腐败，是社会的无道与百姓的疾苦，而新中国当是一个正直青年的信赖和希望所在。

时光荏苒，父亲要求入党30年，无论命运遭际怎样的坎坷曲折，都没能使他改变这个信念，直到1982年成为“党的知识分子” 。纵观时势，有人入党为了让更高的东西为自己服务，有人入党则为了让自己为更高的东西服务。后者被称之为信仰。

或许，他们两人当年是由于“信仰”的不同才分道扬镳的吧！

对父亲而言，这个抽象的词汇是可以很具体、很实在的，他只是无意识地做了他本意要做的、自然而然要做的事情。父亲是平凡的，而平凡有时是可以使人感动、令人感慨的。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为他写一点东西。在父亲晚年的论文集出版之际，我重新梳理了一直萦绕于脑海的某些感觉，以诉诸于文字。并无意为他歌功颂德，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一本书更接近父亲人生的旨意。这本书名为《数林奇葩》 ，作者赵子都。

父亲的人生就像这本书，是必须精读才能读得懂的。

一个学者，只有也只能在他的脑力劳动产品中体现其全部的价值，真实的价值，否则就无法将他拙扑的外表和精致的头脑统一起来。

我只希望穿越时间的重重雾障，循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重新找回已被忘却的父亲以及他曾拥有的缤纷数学世界。

父母摄于1977年平反之后


02


1963年的一个夏日，当异地任职的父亲走出锦州火车站那栋黄色的日式建筑，这座辽西最大的小城以很高的规格迎接了他。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的领导向他伸出温热的手掌，传递着厚重的政治寓意。父亲的感动瞬间就升华为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感。他后来动情地对母亲说，心里很不安，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

父亲调任前在国家煤炭部所属的一所大学任教，他的学术成长很快，28岁就担任教学总监，事业发展正值蓬勃上升时期。母亲多年珍藏着的父亲在这所大学荣获的数枚金质、银质奖章，她经常提起建国初期的那几年，那是特别令人怀念的年代，那是新鲜、单纯而富于理想的年代。

新的学院建在城市郊野的高岗上，校园共有两栋楼（教学楼和宿舍楼）、一个篮球场，四周除了荒地就是一望无际的高粱地。由于地势较高，常常遭遇供水的困窘，自来水管没有水的时候，家家需要挑起水桶到办公室里面接水，于是院内临时建起一座水塔。学校的教职员工均住极简陋的平房，前后的空地用秸杆围成个小院子。房子是烧火炕的，一进门就是一个灶台，以前我们家是住在有煤气的日本人盖的大房子里，此时要点火烧煤，颇费一番周折，烧火做饭时，全家轮流用扇子使劲地拍扇着火苗，以使煤块充分燃烧起来。那时的冬天很冷，火炕经常烧不热，屋内的墙壁上总是结着一层不化的冰霜。

如今想来，那时的生活居住条件不可谓不清贫、不寒酸，好在当时的人们没有“物质追求”的概念，无论多么艰苦，父母也从未因此而抱怨。

大学新建，教师大部分从各地大学调入，其中不乏毕业于清华、北师大等名牌大学；来自全省的学生则朴实、好学，其中更不乏多才多艺的才俊。大学虽小，毕竟具备了那个时代的大学所有的元素，包括大学教育最关键的元素：大学校长。那是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团长。

这所刚刚由中专升格、也许是全国最小的大学里，就在上述背景下演绎了最具地方特色的大学教育。

除此之外，我的追溯还与一本书密切相关。当《数林奇葩》的作者以恒久的40年生命在这偏僻的一隅之地，耕耘着“党的教育事业”时 ——也就是说，他来了，再也没有离开过。如果说他是有机会离开的，那么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一种坚执，就像不能改变牛的忠心耿耿。

认识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一面全身心的投入，一面如同数学解题，一丝不苟。他创建了基础部，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不过这时的政治风向已经变生了微妙变化，他的数学和“被改造对象”的意识形态经常无辜地连在一起。有着山东人刚直不阿的禀性的父亲，难免遭遇掣肘。他不能在行政仕途上得心应手，却在专业领地如鱼得水。

教书或使学生受益于他的知识给了父亲很大的成就感。他长年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先后主讲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学与数理统计、积分变换、矢量分析与场论、交变函数、数理方程与特殊函数等课程。他对每一门课程都精心准备，编有大量的讲义和辅导材料。他的课堂循循善诱，把枯燥而抽象的数学讲得有声有色，且每一个环节不得一点敷衍。

父亲深得学生的拥戴。我曾有机会与一些毕业多年的学生接触，他们无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忆起当年的赵子都老师，言辞之中流溢出师生之间质朴的情意。

能够真正续接50年代的事业蓬勃，是“文革”结束后的近20年。校园的紫丁香花开了又谢了，工学院办成理工大学，百人师生变成万人师生，父亲也经受了时间对一个人的全面、透彻的检验。

他的敬业有口皆碑。退休后他返聘当不挂名的教学顾问，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每天坚持听两节课（100分钟），风雨无阻。1990年，学院本科学生在高等数学全省统考中失利，他受命“救急”，协调主讲、助教老师全力以赴，终令成绩跃升，由原来的不合格率85%，达到合格率95%而名列前茅。

有人以官位、有人以声名、有人以资历——而父亲则以真诚获得他人的尊重。

父亲博览群书，通读各类数学名著。借助于广博的学识背景，在50年代就开始了现代数学的研究。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他发奋著述的40万字的《高等数学》（上、下册）一书，正待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际，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拔白旗”运动开始了。单位越小越“左” ，《高等数学》的作者被大加讨伐，指斥为只专不红的“一本书主义” ，随即成为“一面白旗” 。出版社被迫交还已排版的书稿！

这是父亲经历的第一次打击，这种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因为，对于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学术荣誉至高无上！他不知所措，心惊肉跳，痛苦万分。幸好书稿没烧，后来印成讲义，成为在省内各大学通用的高数教材。这套讲义教材体现了父亲的学术造诣，也奠定了他坚实的学术基础。不过从那时起，他就真的不敢再想著书立说的事了！

知识分子以学问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父亲日夜钻研，其学术成果不是因水准而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不能出版，这令他一次次地陷入难以言表的沮丧之中。或许，这种知识资源、人才资源的惊人浪费绝非个别，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制度安排和决策思路能否让那些修长的才智、独立的思考和创造避免生长的困窘甚至悲壮的意味。

03


如果说，数学是父亲的生命，那么父亲生命的精彩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无疑，“文革”结束后的近20年，是父亲在数学园地耕耘且收获最大的人生时段。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潜心于学术研究，充耳不闻窗外的功名利禄，只一头扎进数学的深海遨游，尽显热爱学理的本色。

那才是父亲的大快乐。

在国内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父亲密切关注学科领域的新动态、新知识。分数维几何刚一问世，他就搜集资料，埋头钻研。他在1979年即开始研究模糊数学，当时许多高校尚未开展相关领域的科研，不断有人请教他，大家都觉得这个学科神秘而陌生。80年代初，他为年轻教师开设了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等新课程，1984年，由他主笔、主编，与同仁共同完成了42万字的《运筹学》 ，当时国内相关的著述还很少，为了争取出版，他们四处奔波，历尽艰辛，倍尝焦灼，最终都成泡影。1987年，父亲撰写了18万字的《突变理论及其应用》 ，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是以拓扑学、奇点理论为主要工具，对不连续现象（自然的和社会的）做实验研究的新的数学分支，在当时颇受瞩目。这本书后来由一外校同行筹措一笔资金得以出版。作为报答，父亲坚持将这位年轻教师尊为第一作者。1992年，该书在台湾出版，持续发行数年。而《运筹学》书稿由于或简单或复杂的原因被搁置，至今仍非常遗憾地躺在学院的档案室里。

父亲直到65岁才离开教学岗位，得以集中时间全力以赴投入研究， “课题”方向仍然是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应用数学和新兴的边缘学科领域，它们都是前沿的、引人入胜的、对未来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数学分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数学学科的巨大发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牢固地确定了它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基础的地位。数学正突破传统的应用范围向几乎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渗透，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而自然科学依赖数学的分支，已超出一个世纪的历史。数学，简言之，究竟能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和方法？将怎样为增进人类的福祉做出直接的贡献？这个问题令他兴奋，令他敬畏，令他怀着孩童的好奇，探求那无穷的未知。

计算机的诞生颠覆了传统数学，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可以说，当今科技，是数学在统治IT，数学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小。80年代初，当计算机技术——这艘科学巨轮驶入中国刚刚开放的海域，父亲即着手研究计算机科学的核心课题及其渗透、交叉的相关领域。无疑，计算机技术和应用价值拥有无限的诱人前景，这个与数学紧密相连的学科，空前地拓宽了他的专业视野。

图书馆是父亲最殷勤的去处，他熟悉那里几乎所有的专业图书及资料，有一位老师说他“架上取书如囊中取物”。他的英文基础较好，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原版书刊，他熟知世界最著名的美国数学杂志《数学评论》 ，就像熟知中国数学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应用数学学报》 。由于总是较早地了解国际数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资讯，许多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研究成果一出现，他就兴致勃勃地告诉同仁，并与其展开探讨。他还在论文中专门向读者介绍了这些重要的、全新的学说理论。对近年来出现的边缘科学，他也兴趣盎然，他说，许多学科在使用数学工具后，才有了重大突破。平素寡言少语的父亲最热衷的话题就是讨论数学，那时，他会滔滔不绝，神采奕奕，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用数学的观点和方法探寻事物内部的结构，描述事物的规律和原理，充满着何等动人的理性之美！数学，愈了解之深入，愈洞悉之神奇。这块神奇的天地令父亲的发散型思维得以纵横驰骋，思维的触角探入应用数学多个分支以及一些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新兴边缘学科。混沌理论、分数维几何学、大系统理论、计算机算法、突变理论等都是近年来数学界的研究热点，父亲孜孜不倦，投以极大的热忱，许多的阐发不乏独到的识见。在对策论、现代控制理论、最优化等若干综合学科领域，他的探索也锲而不舍，绝非浅尝辄止。他非常重视数学的实际应用，每每深入探研、总结在科技、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应用成果。

中国的数学在14世纪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数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以计算为中心、具有程序性和机械性的算法化数学模式远源流长，它们与古希腊以几何定理的演绎推理为特征的公理化数学模式相辉映，交替影响了世界数学的发展。父亲对2400年前最古老的中国经典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深引为自豪， 津津乐道其妙趣及其对当代数学的影响。在父亲的笔下，数学不再意味着艰涩的公式、深奥的定理，而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多学科领域交叉、渗透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任何一门学科，只有与数学思想融和，只有借助数学的工具，才诞生了科学的每一个成果。

除了吃饭、睡觉，父亲整日坐在堆满文稿的书桌前写作。他的文笔基础扎实，行文极流畅，他的思路清醒而跳跃，时而擦出顿悟的火花。经常地，他同时思考不同的论题及其联系，同时撰写两、三篇不同内容的文稿。写到如痴如醉的时候，家人唤他就餐几遍十几遍也不应声。有几次，他绞尽脑汁，终于求证出一道方程或破解了一道难题，竟欣喜若狂，连声嚷着：“咳！我真笨，真笨啊！”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父亲共撰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文稿，连续刊载于《知识工程》《现代化》《知识百科全书》《自动化博览》《自然辩证法》《电脑爱好者》《自然杂志》等国家级专业学术刊物上，有近60篇论文已储存在电子中文期刊数据库系统。他的论文显示其研究领域之宽，知识涉猎之广；尤其在晚年及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形下，他的思维却似乎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活力四射，而他对于数学的痴情更令人匪夷所思。

从高等数学到应用数学，从现代数学到方兴未艾的新兴数学，父亲一辈子钻研数学，却从来没有用过国家一分钱的科研经费。

同事们无不佩服父亲“能钻进去” ，岂不知，他凡事钻进去就会陷进去，且越陷越深，很难拔得出来。他钻进教书里面，就全心全意陷进教书里面；钻进研究里面，就全心全意陷进研究里面。尽管身有疾病，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胃（因“胃穿孔”，胃切除三分之二），只有二分之一的躯体是健康的（因脑血栓，一侧行动不便），却从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实际上，他在去世前的一两年经常因病住院，可是只要一出院，就立刻回到书桌前。1999年他的最后一篇论文《遥感、遥测和遥控》写成后，就再也没有走出医院。那一年他75岁。一种与生俱来的韧性，让他的思想不停歇地运转，让他毫不顾惜自己，直到拿不动一支笔。

那一次，我回到家中，父亲迫不及待地拿出新近发表的论文给我看，神色疲惫的面容洋溢着孩子般单纯的快乐的光彩。

有多少人理解这快乐的价值呢？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他的书斋却是寂寥的。没有同道，没有评奖，甚至没有人知晓，没有人与他分享成功的喜悦。在日复一日的狭窄的书案前，有的只是夕阳生命的超常毅力。在商业文化的浮躁之气不断浸润学术的大环境里，远离功利的基础学科显得如此默默无闻，以至当经济学家们在无数个耀眼的论坛上叱咤风云的时候，数学家们依然远离公众视线，他们的工作似乎是“无用”的。然而，人们不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渺小的，但这些事情却具有永恒的性质” 。

04


1995年，在昔日的一位学生的帮助下，父亲将部分发表的论文印成一本书。严格地说，那只是一本外表极简陋的铅印的小册子，但父亲心满意足。当他用双手捧着这本“印刷品” 赠给朋友时，就像捧着一件无比珍视的藏品，满脸庄重。他像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命运无可指摘。当然他不会想到，在他身后，此时那遥远的故乡正在解读他和他的数学，并为一个普通知识份子的快乐的价值所打动！

十几年前，山东教育出版社设立了全国首家、也是唯一的公益性质的教师出版基金，其高尚立意给予了我莫大的期许。通过基金会负责人陆炎女士的热诚努力，一份期待顺利地收获了令人激动的结果。我由衷地感谢教师出版基金对父亲和他的事业所给予的最深切的理解。他们无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让知识超越市场经济。而在整个出版界中的这样一种超越，令人肃然起敬。

遂将父亲生前发表的论文及部分手稿加以整理汇集，遴选了他在去世之前（2000年）撰写的75篇论文，尝以《数林奇葩》命名。这部凝聚父亲晚年全部心血的著述包括了对当代应用数学重要的热门论题的研讨以及对世界前沿的数学学说或成果的推介，其视界开阔，灵思纵深，论证缜密。《数林奇葩》尽管内容专业，然则传递了数学史、生物、管理、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丰富的知识信息，同时也由于行文的深入浅出，颇有一点讲座的风格。我于是想象讲演者站在他的学术讲堂上，熟练地使用他的数学语言，或旁征博引，或精确刻划，而他的听众可能是专业人士、研究人员、科技工作者、莘莘学子以及广大数学爱好者。


数学，这门科学之源泉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种思想、方法和艺术。因此通过这本书的阅读而获得的数学认知，应该是多层面的。对于专业和相关领域的人士，该书会提供切实的学术参考。此外，随着各种职业对数学的需要日益凸显，经济师、软件设计师、统计师、工程预算专家、网络工程师等越来越依赖数学知识展开自己的工作，那么该书也会对他们有所帮助。而对于文化层面的求知者，该书犹如数学海洋里拣拾的几颗珠贝，熠熠生辉，闪耀着数学思维的魅力，让求知的心灵因触摸数学科学那无比的曼妙而提升数理方面的学识修养。

这是数学家的责任，这是父亲生前身后最希望看到的！

近期查阅了相关的信息，得知父亲的一些论文先后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北大学等港台和国内的科研机构、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借鉴。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说，他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导师为其指定的参考资料就有赵子都教授的论文。一般地说，论文的被引用率是考量其价值的重要系数。看来，父亲晚年的研究成果正在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我常想，如果父亲的学术之帆停泊在更大一些的港湾，他的冲浪一定会更精彩！

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称：“自然界这部伟大的书是用数学写成的。” 数学方法对人类认识事物规律之影响是深远的，以功利的“无用”来界定数学基础科学的价值是无知的。数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高度智慧的标志，没有相当发达的数学，就没有相当发达的科技。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信息领域的数字化技术正在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推进，而科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人类的福祉，需要更多的专业志士点亮科技的人文之光。

05


对事业有多高的标准，对生活就有多低的标准。这是只属于父亲的逻辑，因此数学中的父亲“痴” 得可贵，生活中的父亲则 “呆”得可爱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他对物质生活却没有任何要求。他强烈反对装修房子，家人谁要提及装修，他就立刻和谁急；他拒绝为他购置任何物品，万不得已时，又坚决要求廉价实用；他几乎从不消费，从不去商店，偶尔与母亲同去，也必定坐在外面的台阶上等待。他对自己苛刻有加：虽然喜欢吃香蕉，但若1斤3元以上的价格，他会远远地绕开。

有一次，他与同事出差，为了节省几毛钱的交通费，宁可步行。几十年来，除了使用粉笔，父亲从未使用过公家任何的物品，即使稿纸和墨水，也从来都是自己掏钱买，公与私泾渭分明。但在世人看来，他“呆”得简直不可思议！

母亲说他艰苦奋斗一辈子。有关他的“艰苦奋斗” 的故事可随手拈来。3年困难时期，他扛着锄头去开荒种地，经常披星戴月。有时他带着我去，让我捡拾地里数也数不清的小石头，我捡了一会儿就烦了，对着四处堆起的小山包似的石块发愣！父亲，他是怎样用最原始的劳动垒筑起如此浩繁的“石块工程” ？！

有时，他还引我去“参观”那些贫瘠的荒地上长势不良的庄稼：“这是玉米，这是毛豆，这是荞麦，这是芝麻！” 他兴冲冲地指点着，如数家珍。“荞麦！芝麻！老家种的！”他又高声地强调着，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可惜我们从没有收获过这些好东西。那时我还是个小儿童，受着父亲的经常派遣和言传身教，一会儿扒煤渣，一会儿拾白菜叶，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由于母亲的激烈反对，他略加收敛，但还是成功地攒下了半桶大米。

父亲的家乡是个依山傍水的大村庄，有沙有土，适于各种农作物生长，所以他的“开荒实验” 原本植根于脑海里童年时代的劳动图景。他对家乡一往情深，有谁说起山东，他必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不是论泰山，就是聊花生和煎饼。

他一向对军事感兴趣，最愿意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片，《莱芜战役》 《台儿庄大捷》在电视播映时，他兴奋得大呼小叫：“快来看啊！有好电影了！” 嘴里还不停地提示家人：“莱芜战役，家乡的战役啊！” 然后，正襟端坐，全神贯注，从头到尾，一直看到完。

小时候，父亲还教我们学唱“大刀进行曲” ，但是谁都不愿跟他唱。我们不知道，当年，在饥寒交迫的流亡学生队伍里，站着一个15岁的中学生，他们以年轻的热血之躯，以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一遍遍地吼出抗日救亡的悲怆！“同学们，大家起来！” 那首毕业歌，父亲唱起来十分投入，一支歌从头唱到完，唱到动情处，热泪盈眶……我们不知道，多年后，那一种强烈的情感还在他的血管里奔腾，那荡气回肠的旋律还在他生命的记忆中盘桓。父亲不擅长歌咏，他一生只唱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抗日歌曲。

“取”字是一个敏感的词，对此，父亲有严格定义：“取” ，即向自己索取。他一生所成，皆出自己的辛勤，决不窥测身外捷径。为此，他最不吝身心的付出，即使是没有结果的付出。在各种利益面前，“取”字堪为对人性的最大考验，偏偏父亲最显天生拙笨，全无“取来”之心机，一辈子多吃眼前亏，不知有便宜事。他一生竭尽努力，却没有“取来”一份名，一分利。

父亲极少表达或表白自己，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和多大的褒奖。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同样匮乏。不过，如果一个人有内心深处的坚守，实在不必吹嘘自己、忽悠别人。其实，他自视很高，只服膺和推崇站得更高的人：吴文俊、华罗庚、陈省身、苏步青……

平素的父亲为人忠厚，他许诺给人的事情，一定要抓紧兑现，心里才安宁；他素来少求人，唯恐给人家带来麻烦，他与张嗣瀛伯伯是同窗同乡和挚友，然而惟有的两次求助，都是为了帮助他人。他做人正派，是非分明，遇到悖于合理之事就直言不讳，自己则表里如一，从不谋私利；他一贯主张开短会，不搞形式，不言咸淡；他躬身践行“认真”二字，讲求实事求是，一生从不说假话、空话。

确也因主观和急躁，与人争吵；确也因正直坦白，与人僵持；但，从来都缘于工作。他没有私敌。他数学的思维惯于讲究确切和正确，但现实中的种种潜规则，却与此格格不入。他的“死板”就在这里：待人处世缺少弹性。

生活中的父亲还表现出某些“弱智”倾向，诸如拙于交际，拙于处理“走后门”、“拉关系”之类的人事纷繁，对家事也一向“超脱”，也因为拙于家政。的确，上述都不是数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有时他脾气暴躁令人难以容忍，母亲往往迁就他，知道“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由母亲撑起的“后方”的屋宇，让父亲的数学精神得以滋养和安宁。

我并不认为父亲不可理喻，虽然他在家中的“表现” 乏善可陈，但应能理解在某个方面过于专注和在某个方面过于疏忽的个性方式。这样，一件事物的两面性在父亲的个性里就如高山峡谷般地突兀而呈现出巨大反差，不由地令人诧异其强和弱、智和愚怎地组合在同一个人身上。然而人性的不完美并非是可以原谅不完美的理由，因此不能否认父亲性格的某种缺失所导致的非智力因素的缺失，对命运机制产生的消极影响。

06


至今还记得，当山东教育出版社陆炎女士得知父亲在大学是学法律专业时，她那惊讶的表情。她愣住了。是的，我坦然地告诉她：赵子都教授并非数学科班出身。

父亲是农家子弟，祖辈耕田，偏他更喜读书，劳作休息的片刻，也捧着一本书看。少年时代，他的数理成绩总是班上的第一名，高中毕业后曾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只因付不起昂贵的学费，才转而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当时社会重文轻理，父亲选择了学费较低廉的法律专业。

在珞珈山的学业之余，父亲经常旁听数学，并自学了全部的高等数学课程。1948年大学毕业，正值社会动荡，内战硝烟滚滚，法律无以立足。但他很快取得了在一所教会学校讲授数学的资格。1950年，他经东北大学张嗣瀛教授的引荐，来到百业待兴的东北任教。凭着勤奋与刻苦，他的学术势能不断积累。“文革”中，有人“揭发”他是学文科的，不懂数学，引得一时哗然。父亲也唯有叩首认罪的份儿。他一向不会为自己辩解。

不过这件事倒引发了我的思维关联——我指的是著名的费马大定理的创建者、法国人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1607－1665.01.12），费马的主业是律师，业余时间钻研数学，在数论、微积分、解析几何、概率论等领域多有建树，是世界公认的大数学家。费马有一句名言：“数学，学者业余的宗师。”而另一位法国著名数学家朱尔·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则说：“数学家是天生的，不是造就的。”

其实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有许多复合型人才，其跨学科能力往往源于天生的禀赋。这种规律性的现象是无法抹煞的。

在现实生活中，以寻常的价值标准判断非寻常的人事而造成的误解，并非鲜见。鲜见的倒是数学领域的自学成才者。如果他们的DNA不是特殊材料构成，也不是外力使然，却是冥冥中一只造物主的手将他们推向一个别无选择的方向：热爱。

父亲少年离家到省城求学。1937年12月27日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济南沦陷。在济南被日军攻占前夕，不愿做亡国奴的师生们组织起流亡队伍，从济南徒步走到四川绵阳。一路险渡黄河，翻越秦岭，行程一万余里，历时七个月。这段悲壮的经历给父亲的一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他曾撰文回忆说，家山沦丧，师生群情激愤，抗日热情高涨，他和一些同学报考了黄埔军校，准备日后奔赴抗日战场。不过最终在老师的建议下，喜欢读书的他还是选择了跟随学校迁徙大后方。

设在绵阳的山东国立六中是山东沦陷后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所完全中学，从1938年到1949年的10年间，背井离乡的鲁籍师生们在极其艰难的学习环境中刻苦努力，奋发图强，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先后走出院士、专家、驻外大使、远征军将士，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就是从这里奔赴延安。

在国立六中，父亲以各科课程全优的成绩免试升入高中。6年里，他身着破衣烂衫，靠赤足和草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暑。直到升入大学，他才用奖学金第一次为自己买了鞋子和袜子。大学期间，在无任何经济来源的窘况下，他想方设法给人家当校对，当兼课老师，每日黎明即起，夜深方归。父亲是家族读书人中勤工俭学第一人。

艰苦中的进取，贫困中的勤勉，培植了父亲的坚毅不拔和吃苦耐劳的特性，也因此，他一生没有享受，只有奋斗。

诚然，他不是名人，没有头衔，甚至从来没有名片，他只是一个忠于职守、传道授业的大学教授。但是，我觉得他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授、真正意义的学者，惟以这样的方式向人世告别：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献身术业；一生只把这一件事情做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从我们身边走过，以四十年不变的步履走过。他本质来，本质去，以至从未牵动于浮华的诱惑，从未动摇过对事业的忠诚。他以赤子之心投报这世界，并不介意这世界回馈给他什么。

一个传统、老派的父亲让人们置身的这个时代感到陌生。当时代穿行于物欲横流的喧腾中，他像一股透明清新的、从未干涸的清泉，只管潺潺流淌。那是曾经沧海之后保有的一份纯真。

每个时代都要经历特定的社会洗礼，每个人都会留下时代的印痕。父亲的时代赋予那一代人一些特别的东西——他们俭朴、认真、诚实、刻苦、严谨的品行，他们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坚执，他们求真的态度和求索的精神，他们扎实的知识积淀和丰富的学养——或已成为那一代许多知识分子普遍的特征，这些特征并非惊人耀世，却散发着一种特有的非凡的精神气息。

这些“特别的东西”应该是父亲那一代人留下的遗产，而我所能做的只是还原这样一笔遗产，还原一个朴素的生命所蕴含的品质的重量。有谁能够否认经济发展的时代仍然需要留驻这些“特别的东西”呢？遗憾的是，它们正在被淡化、被消解，以至成为以CDP为标志的经济时代的稀缺。

那一代知识分子走了，在四季迭换的目送里，走远了……

2007年6月10日

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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