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刘明录，74届知青，河南省新县公安局退休警察，一个热爱历史和喜欢文字的人。著有《我们这一代》《致变老的自己》《低调做人》等。
原题
我的知青岁月
1968年起，千百万的知识青年响应领袖号召，义无反顾的奔赴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北大荒，各生产建设兵团，川陕，云贵，海南等地，遍及全国各省、市地区。我也跟随着“老三届”的脚步，成为1776万知青中的一员，来到了大别山区一个穷乡僻壤的周河乡冯楼村鲇鱼潭青年农场，开始了那段人生不堪回首的生活。
谈起下乡，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1971年父亲因病过早离世，刚好我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困，为减轻家庭负担，我过早辍学，瞒着家人，偷偷到知青办去要求下乡，知青办领导见我不满14周岁，还是个孩子，劝我还是先上学，等两年再下乡。到了1974年4月，我再次瞒着家人去了知青办报名下乡，这次知青办领导同意了，发给了我一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知书》，一顶草帽，一个印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黄布掛包，高高兴兴回到了家，谁知母亲和两个哥哥生气了，无论如何不让我下乡，我知道，母亲是心疼我这个幺儿子，怕我年少在农村吃苦受罪。两个哥哥也说，家里再穷，也不缺你一口，我们可以养活你。在那个年代，城镇户口的青年，唯有参军当兵，下乡招工才有生活出路，否则就只能打一辈子工。在我坚定的决心下，一家人很不高兴地让我下乡了。说是知识青年，据统计，全国仅有近40℅高中毕业，高中升大中专院校的仅占5%，近60%是初中毕业和一部分社会青年。什么知识青年？其实我那时就是一个思想单纯懵懂，天真幼稚，怀揣着美好梦想，刚满16岁的小屁孩。满怀美好的憧憬和激情，高举着红旗，唱着赞歌，踏上了去农场的大货车，山里交通不便，许多乡镇（那时称人民公社）都不通車，在一座水库旁下車后，扛着背包，提着盆盆碗碗，步行了30华里山路才到达了农场。到了农场一看，心里凉了半截，这哪是住房呀，就是一个被废弃了的村级小学四合院，土坯墙，东倒西歪，阴暗潮湿，破旧不堪，房子坐落在一个孤山野洼里。这里人烟稀少，没有水，没有电，天一黑都是点上煤油灯，半夜三更时常听见狼嚎的声音，让人心惊胆寒。一逢连阴下雨天，房屋到处漏雨，盆盆碗碗都用来接雨水，滴滴哒哒，根本无法入睡，大家都买了块塑料布盖在床上。这仅仅是下乡受苦受累的刚开始。分配到农场的共有26名知青，最大的19岁，最小的16岁，其中18名男知青，8名女知青。住房与农场还有一段路程，十分不便，第一件头等大事就是想办法盖房子，同时要求乡村驻场干部找木工帮每个知青做一个装衣物的箱子，一只洗澡洗衣用的木盆，两样一起干。而干活的第一天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到离场30里以外的毛铺村去扛已风干了的杉木，蜿蜒崎岖的山路，累得人气喘吁吁，加上口干舌燥，饥饿难耐，两肩都磨的皮破出血。回到场里，身上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痛难受，不少女知青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第二天又去扛了一次，第三天就到农场边挖土建窑，窑建成后，和泥做砖坯的做砖坯，上山砍柴的砍柴，开始了烧砖烧瓦。为了尽快将房子建起来，又到荒山上寻找无主废弃了的老坟，挖生机砖，周边的老坟都被扒光了。佛经上讲，扒人祖坟是缺德的事，是要遭因果报应的。据当地风俗，死人用的坟砖建房是不能住的，属凶宅。那时是一个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为了生存，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砖不够就用黄土筑墙，好在山里不缺建房木材，仅用三个月，就在农场边盖起了前后三排十九间黄泥巴加砖混的瓦房和三间厨房，我们26人总算安顿下来，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栖息地。农场说是有80亩，实际是乡里农业学大寨时，组织群众改河造田，截水造出的一块人工新地，满是沙子和石头，县里划拔给农场一台手扶拖拉机，两条耕牛，乡里划给了一块山林。头一年，国家分配我们每人每月45斤粮食，4两油，这在当时算是最高标配了，第二年全靠自种自吃，养活自己。在那个贫穷落后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工分就是我们的命根了。我虽年少，但能吃苦耐劳，被场里评为满分10分。每天日出而作，到山上砍柴，每30斤柴1分，一担柴也能挣5分，上午和伙伴们一起上山划木，将树木扛回场后加工成木板，然后扛到乡收购站出售，场里也能积累点资金，或换来点油盐食品。在农场我也学会了犁田，耙地，种粮，时间长了也成了老把式。一日三餐不是咸菜，南瓜，就是茄子，青菜，没有油水，到是碗好洗，凉水一冲，干干净净。这里穷山恶水，刮的人肠胃实在受不了，加上超常的体力劳动，两腿发软，眼睛发黑，不少场友都是从家中捎带来熬好的生猪油，用来拌饭吃。男知青们还能撑得住，女知青们可受不了了，她们大多是干部家庭出身，在家哪里受过这般罪。人生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开始对下乡流露出悔意，想回家了。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天大伙都在田地里捡石子干活，知青中的美女李爱平对我讲，她想回家了！我说：我们下乡就要有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别想家了，这辈子想回城看来是难啦！我本来是一句安慰话，却起了反作用，没想到她竟嚎啕大哭起来，弄得我不知所措。她一边哭，一边叫唤想回家，其他女知青见她一哭，也都有了思亲回家的想法，跟着潸然。与我同龄的骆艳，人长得隽秀，小巧玲珑，已是哭成了泪人儿，就连我的红尘初恋，现在的老伴代萍也是泪眼婆娑。我和男知青们赶忙又是哄又是劝。哎！都怪我这张嘴不会说话，惹得大伙伤心一场。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夏天，大山里的蛇，蜈蚣，蝎子特别多，蚊子大的用三只蚊子一盘菜形容也不为过，哪一种叮上一口都让人难以忍受，水田里的水蛭（蚂蝗）特别多，咬的腿上到处流血，让人恐惶。最可怕的是山蚂蝗，我们要经常上山伐木，采摘油茶籽，这个冷血动物对人体气味特别敏感，二三米远都能嗅到弹跳到人身上，从你脖子，裤腿，衣襟处钻入人体内。人没感觉，等有骚痒感觉时，它的头己钻进体内，如同吸血鬼，大口吸吮人血。你越往外扯拉，它越往肉里钻，既便将其身子扯断，另半截身子就像吸盘一样，牢牢沾在你身上，直到酒足饭饱后，自然退出体外溜之大吉，人身上到处流淌着道道鲜血，让人毛骨悚然！ 到了秋季，开始收割水稻，种麦，全凭人工收割，播种，因为靠老天吃饭，收割季节最怕下雨，否则一年的口粮就算泡了汤，遇到好天气抢着收割，掛着油灯夜战，用手扶拖拉机脱粒入仓，吃时再用箩筐担到六七华里的村加工作坊脱粒成大米，每担都有一百三四十斤重，真是累的要死。到了冬季，开始了挖山，植树造林，乡里还组织知青去修水库，和当地农民一起，在山上搭窝棚，同吃同往同劳动，肩挑人扛，一干就是两个月，日子过得是真苦哇！由于肩挑人扛，上山砍柴，伐木体力活过重，衣服不耐穿，经常磨破，知青办捐给了农场一台缝纫机和一些劳动布匹，让代萍专给场友们缝补衣裤，衣服两肩两肘和裤子屁股后面，两个膝盖处都用劳动布加厚缝了一层，大小一样的补丁，用线缝成一道道弧形线圈，这在当时人人身着一色蓝布衣的贫穷年代，与同穿上绿军装一样，时尚了一个时代。见过不少文章写尽了知青在生产建设兵团的辛苦，如果说生活中他（她）们的苦吃尽了十分，我们却尝尽了十二分，要说最苦，是我们这样插队大山里的知青，兵团每人每月还有28元生活费，可我们一分一文都没有，完全是自种自吃，不种粮没粮吃，不种菜没菜吃，一天不砍柴做饭，你就要饿肚子，就连牙膏牙刷，毛巾这样的日用品，也全靠家里供给，每一项体力劳动，都是忍苦负重前行，超负荷的劳动深深压弯了这代人的脊梁！ 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干了一年，年终结算时，我还要倒找场里36元钱，我虽工分挣了不少，可场里收入不多，工分值极低，一天10分也不足两毛钱，我年少正长身体，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要吃两斤米饭，一年到头也闻不到肉腥味，就是南瓜、萝卜青菜，一天也要一二毛钱吧，这样算下来，我确实吃的超支了，那时的36元相当一个干部的月工资呀！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地地道道的穷光蛋，哪有钱倒给场里？也只能年复一年的“赖账”了，总不能让我饿肚子干活吧！在那个封闭自守的年代，生活枯燥无味极了，没有什么娱乐，场里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把二胡，一只笛子，一把三弦琴，一只手风琴算是当时的乐器了，自编自导，演唱一些小节目，纯属自娱自乐。有时也到乡、村去汇报演出，引来不少农民和小学生的围观，自我感觉良好，臭美一下。广播里每天传出的都是一个调的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歌词都是唱烂了。一年也能看上一两场露天电影，还要跑到二十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不是《地道战》《地雷战》，就是《平原游击队》，最新的一场影片是《闪闪的红星》，祝新运饰演的少年红军战士潘冬子，让一个时代的人羡慕不己。有时也组织集中学习，也都是读读报纸，学习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和江青竖立的旗帜小靳庄的老一套，不是批林批孔，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的人思想愚昧，僵化。当年公、检、法被砸烂，是一个人治，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好处也有，就是要穷大家一起穷，人人没有私心，没有现在的贪污腐败，既便有这贼心，也没贼胆，一旦某一问题被揪出，不仅要开批斗会，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场有位叫余进（化名）的战友，人忠厚老实，平时言语不多，干活踏踏实实，乡村驻场干部也是半夜吃柿子，敢软的捏，让其放牛，养了一头老母猪和一条看家护院的柴犬，成天就是扬鞭放牛，赶猪。一次在场门口，鞭子无意甩在了一老农脸上，打出了一道血痕，这下可不得了喽，老农告到了乡村，“知青打人啦”！结果被乡村干部组织人开批斗会，不容分辩，让其写悔过书，罪名就是“殴打贪下中农”。本来言语不多的余进，受此打击后，近50年了，场里下乡知青返场，聚会，饭局等一切活动从未参加，与外界也很少接触，也许是历史创伤所致的缘故吧。那是一个封闭自守，思想愚昧、愚忠的年代；一个领导和政策说了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年代；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一个贫穷落后，人心惶恐不安的年代。1969年，上级领导曾给当地知青列出“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殴打贫下中农”，第三条是“打架斗殴”，“反革命”，无独有偶，两条恰恰都被扣在了我们场知青头上。一位叫金名（化名）的，因为是社会青年出身，在社会上染了一些不良习惯，脾气有些暴躁，二杆子性，不分男女，时常与场里一些人发生口角，引起互殴，加上爱出一些小风头，发表一些不符合时代的言论，摆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时不时收听台湾电台广播，岂不知这些行为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被别有用心的人举报，以故意伤害他人和反革命罪定性，被军管会公审公判，处以10年有期徒刑，为他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47年了，杳无音信，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年轻时懵懂冲动，也时常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一天张传信（四年前己因病去逝）不知从那儿弄来了雷管和炸药，约了我和刘光强、高德新、吴伦权等人，趁着村里人都去上工的时间，跑到一偏辟的鱼塘，在鱼塘里放了一炮，一炮将塘里的鱼全部炸死了。我们急忙下塘捞鱼，将鱼装进脱下的裤腿里扛回农场，足足有一二百斤吧，让场友们开心的过了两天鱼餐大宴的瘾。到了采摘茶籽的季节，我们除了采摘自己山上的茶籽以外，有时也会到其接壤的山里捡摘一些其他生产队漏摘掉的茶籽，当然，也时不时越界偷偷采摘一些别人山上的茶籽，将茶籽扛回场晒干加工榨成茶油吃。一天，一群邻邦县的人来偷了附近山上的茶籽，这个生产队人误以为是知青偷了他们的茶籽，男男女女跑到农场附近，对着场里开骂，骂知青是贼，偷摘了他们山上的茶籽，一些骂声更是不堪入耳，因为场里有女知青，实在听不下去了，哪受了这种冤枉气。18名男知青每人拿着木棍，一直撵到村民塆里，将他们揍了一顿，还将为首的人捆绑到农场关押了起来，直到乡村干部来调解才将人放了。虽说打了人，但罪不罚众，乡村干部也能理解这种怨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到了1975年，农场下首王边村建了一座水利发电站，经乡村驻场干部联系，夜晚给我们农场送电4小时，总算有了照明电。可时间不长，因场里交不起电费，电站停了场里电。因是小水利发电要用水，而这条河水正经农场地盘河坝，流向电站渠道，这下我们有理由了。河坝是农场的，你停我们电，我们就挖坝改河道停你水。这下电站急了，急忙找场里协商。乡村驻场干部躲得远远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的理由是，水是我们场地的，坝是场里的，用水要交水费钱。理虽粗，也不无道理，最终电站认输，水坝他们自己安排人修，水可进电站渠道，费用两抵，免费供农场用电。如果就现在法律而讲，也属故意破坏水利建设吧，够我们喝一壶的，可那时是一个人治的时代，我们胜利了。到了1976年2月，我和场友甘中良、姜文华、杨新发四人成了幸运儿，报名应征参军入伍了，成为26人中第一批走出大山的人。在当时的年代，除了上大学，入伍当兵，再无出路可走，上大学都是从工农兵中推荐，轮不到这些人，再就是靠父母走关系，找工作，或者让父母早点离退，回城接班，可苦了老百姓的子女。相当一部分知青，一直到1979年，在党中央的重视下，在邓大人的一句：“让娃儿们都回来吧”的关怀下，最后全国知青才全部踏上了回家的路，除了少数知青在当地已经结婚生子，或自愿留农村以外，全国再无知青。而回城后，大部分被分配到商业，供销，厂矿等企业单位，没有安置的，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待业青年”。当年的知青，除了少数参军提干，考上大学转到地方后，进入了政府职能部门，行政机关及公检法部门外，绝大多数知青返城后进入了商企，厂矿，在改革开放中，从打破铁饭碗开始，企业并轨重组，转产到破产，下岗潮又降临到这代人身上，这就是一个时代人的宿命。我们这代知青，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生死，计划生育政策的缚束，失业下岗的伤痛。这代知青，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活，苦苦抗争，拼命劳作，扫过大街，摆过地摊，卖过菜，当过门卫，小商小贩，深深感到挣钱的艰难，生活的艰辛。经历过改革断腕的伤痛，国家一步步发展强盛起来，可这代知青人都已是年过花甲、古稀的老人，好在晚年过上了好日子，搭上了幸福的末班车，虽是一份迟来的爱，但倍感珍惜。我们这一代人，有道不尽的苦涩，诉不完的辛酸，我们这一代人，是用汗水和泪水浸泡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悲催、最勤奋的一代人；是付出牺牲的一代人；是奉献忘我的一代人。用压弯的脊梁撑起了共和国大厦，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着祖国的强盛之花，祖国不应忘记，人民不应忘记。当中华民族腾飞之时，当“两个百年”圆梦之日，共和国基石将镌刻着一一我们这一代，中华民族历史将铭记着一一我们这一代。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