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 | 刘晓瑜：终于可以说出来的家庭往事

Original 刘晓瑜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刘晓瑜，1954年出生，重庆人，当过知青。1975年就读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数学系，1978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南下广东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原题

终于可以说出来

的梁家往事

作者：刘晓瑜

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外公外婆及我母亲出生成长之地澄江镇，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谜。我家住重庆缙云山下嘉陵江畔的北碚城，离逆江而上的澄江镇只有20来里路，直到我18岁离家远赴大巴山当知青，没见母亲回过那片生她养她的故土，更不要说带我们姐妹回去了。

1975年，我在四川巴中县果敢公社当了三年多知青，有幸被推荐上大学。在推荐过程中，我待在乡下心神不宁，跑去县城住在远亲刘序华姑姑家，姑父陈宝芝是县委宣传部管人事的干部。

政审时，因我外公土改时被镇压，能否录取我上大学，引起极大的争议。我得知后简直不敢相信，我怎么会有一个罪大恶极的外公？！接着就是恐惧：文革中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中的九种人，杀关管地富反坏右臭老九，杀是排第一位的阶级敌人。恶霸地主刘文彩、黄世仁、周剥皮臭名昭著，那毕竟是电影里书本上的故事。

得知自己的亲人也是恶霸地主，我顿觉自己也罪孽深重，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顿时压得我喘不过气，心想这一辈子完了，没前途了！然后担忧根红苗正的姑父怎么看我？

面对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像天塌下来我无力承受，像巨石碾压我倒床不起。幸运的是姑姑、姑父一点不歧视我，姑父安慰我，即使不能上大学，他也要努力争取让我读县师范，不能再回农村！我至今将他们当恩人！幸运的是我有惊无险侥幸得以上大学。

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废寝忘食地学习吸取知识营养。大学期间，恰逢四人帮倒台，中国迎来了春天。得幸于改革开放，毕业时我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其后几经工作调动，忙得不亦乐乎。

退休闲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总想揭开外公外婆的身世之谜，我开始关注他们的有关信息。以前母亲及舅舅们齿于谈及他们的父辈，随着改革开放政治环境宽松，他们偶尔也会零散地讲一些往事。本世纪初，梁家的后人重修家谱，表弟表妹们积极参与，那些封存了几十年的故事才慢慢浮出水面，展现出梁氏家族的兴衰。

我的外公名叫梁泽霖。梁家曾经是澄江镇最大的乡绅。外公的祖上有千多亩田地、房产、马厩、旅馆，三层楼房围起的梁家大院，开饭时佣人都是一大桌。

外公是家里的幺儿，有2个哥哥，7个姐姐。大哥为了独霸占家产，曾买通土匪要杀死他，因走漏风声被其七姐知道了，悄悄告诉外公。那天晚上，外公踩在七姐的肩膀上翻墙逃走，才躲过一劫。

外婆陈凤英与外公订的娃娃亲。她出生在晚清一个秀才家里，是家里老幺，与她大哥的大儿子年龄相差无几。她年幼时父母先后去世，一直在哥嫂家里长大。哥哥吸鸦片家道逐渐败落，想把小妹卖给有钱人家当妾，迫于梁家的势力未果。

梁家担心夜长梦多，提前将15岁的外婆娶进门。据说外婆坐轿子到梁家，个子瘦小，还是被人从轿子上抱下来的，连裹脚布都没有。

后来外婆的哥哥将亲生女儿卖给有钱人家做妾，几年后被折磨死去。

外婆嫁到梁家生了12个孩子，活下来6个。大姨梁朝羲，二姨梁朝枢，大舅梁朝柱，母亲梁朝彬，二舅梁朝喜，幺舅梁朝杰。

按传统的家庭习俗男主外女主内，外公几乎不管家务事，只负责收租，泡茶馆，当老爷。外婆管理家务，每个小孩出生后都是雇奶妈带大，家里的孩子都与奶妈特别亲近，奶妈也将他们视为己出。

1941年外婆病逝，同年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大姨也突发疾病身亡。

很快，外公再婚娶回璧山县一个大家的小姐。后母进门后掌管家中的一切事务，外公继续当老爷。

从此梁家开始衰败，母亲几兄妹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生活，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沧桑。

2012年，幺舅一家从成都回到北碚我母亲家，几兄妹团聚，我才第一次听他们谈到外公被枪毙的事因。

解放前几年，外公的一个佃户租种家里的田地，背着外公转租出去，中间盘剥比较大。种地那家人被逼无奈，找到外公求助。外公为此很生气，与佃户对簿公堂，佃户输了官司，一直怀恨在心。

土改时，璧山县召开公审大会，准备枪毙六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有关部门为了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要求凑成整数10个以起到威慑作用。

那个佃户刚好是农会会员，借机公报私仇，将外公凑数上报，然后骗外公去璧山开会。外公稀里糊涂去到会场，当场被逮捕枪毙，丢掉性命。

得知消息，13岁的二舅舅与其继母第二天天未亮从家出发赶到璧山。两天前还说是出去开会，再次见面却阴阳相隔，他们惊恐、屈辱、无助，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悲痛，雇了一乘滑竿抬着外公的尸体沿着崎岖小路，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澄江，不敢声张默默地掩埋在自家的土地里。

外公稀里糊涂丢了性命，他的后人为此而沦为政治贱民，一生在屈辱中度过。

二姨梁朝枢1923年出生

我从小听母亲叨念，红颜女子多薄命。上一辈的老人们说我的二姨妈梁朝枢，年轻时非常美貌，性格活泼，像当时红极一时的明星胡蝶，身边不乏追求者，是许多男生的梦中情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还在读中学的二姨与高大英俊的同学贺天测自由恋爱，不顾父母反对，私奔去广安县，把自己嫁到婆家。

两年后，二姨与老公带着出生不久的大儿子回娘家。外公觉得有辱家风，想撵走他们，佣人悄悄告诉他，姑爷有手枪，他只好忍气吞声。

二姨妈在家受到冷落，住了两天，自觉没趣就离开了。一直到她80多岁才回娘家，那时家已破败，空无一人。

二姨爹是川东地下党员，但我的大舅舅说起他很是不屑，说他就是一个天棒混混。他家曾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单家独户，坐落在一片林子里的院子占地面积很大，那是个很隐蔽的地下党秘密据点，党组织还准备筹备办枪械厂。附近的乡民有时过来捡柴火，为了地下党的安全，担心特务们混在其中，家人会吆喝撵走乡民，则也为后来埋下隐患。

解放初期，新政权任命二姨爹为广安县最大的区政府的区长。当他满腔热情、雄心勃勃准备为他背叛了地主家庭而为之奋斗的新政权努力工作时，因与上司的个人恩怨，加之自己性格所致，导致矛盾极端恶化。他被迫含冤自杀，丢下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才11岁，最小的还未满周岁。雪上加霜的是，二姨爹死后，当地乡民本来对他家有成见，加上其它复杂的矛盾，他还被政府定为地主。

二姨妈自己出身不好，丈夫又出事，当地政府暂停她的教师工作。迫于生计万般无奈，她不得不忍心将最小的儿子送给附近一个生产队长。还好，她很快恢复了教师工作。

1950年代末期，大儿子贺德汉高中毕业，他非常聪明成绩优秀，因成分不好，被打入另册，根本不可能上大学。幸好那时还没有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他得以进入当地的机械厂工作。

女儿德凤运气不佳，中学毕业时遇大饥荒，街道强制她去农村。具有反叛性格的她，一个人带点全国粮票及钱偷偷离开广安县，乘坐汽车火车辗转去到万里之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她开始作代课教师，凭借自己的努力，很快转为正式教师。

被送给贫农的小儿子，几十年一直务农。2010年左右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年过花甲，满脸的沧桑见证了他常年劳作的艰辛。谈及当年被送去农村成了农村户口，他还耿耿于怀：羡慕城市人有退休养老金，可以在家颐养天年，自己已经年老还要去做工养活自己。

直到1980年代，大儿子德汉在重庆参加市工会组织的活动时，认出主席台上的市工会主席刘宗林，是当年曾与父亲一起从事地下党工作的战友。

会后他找到刘主席，自我介绍是贺天测的儿子，并说：“我还认得你，当年你来过我家。我父亲含冤而死，几十年来他的地下党员身份不被承认。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寻找证明人，希望给父亲平反。”

刘宗林马上表态，你父亲当年与我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共产党，出生入死闹革命，他的事我负责向组织证明。

很快二姨爹的问题得到解决。当地政府准备将二姨爹家的老房子从农民手中收回，建成革命纪念馆。

本世纪初，80多岁的二姨妈回老家住我妈那里，不会切菜做饭做家务。

我妈忍不住说：“二姐呀，共产党几十年都没把你改造过来呀？”

二姨妈说：“我嫁到贺家就是不会做家务，才出去教书，不然土改评成分我就是地主了。”

我妈说：“你幸好是教师，如果是机关干部，第一批下放干部肯定是你。”

大舅梁朝柱1927年出生

1941年外婆、大姨相继去世，二姨已嫁到广安，14岁的大舅舅用嫩稚的肩膀为家里弟妹们撑起一把保护伞，使他们免受更大的伤害。后外婆抽鸦片成瘾，她进梁家没几年，就陆陆续续变卖田地，家道中落。那时我母亲刚读初中，二舅舅与幺舅读小学，外公与后外婆想中断儿女的学业，省下这笔开支。大舅舅得知后，与外公极力抗争，搜出家中的鸦片及烟枪，扬言告官府揭发他们。这样外公和后外婆只好收回成命，他们几兄妹才得以继续上学读书。

大舅舅1945年至1949年在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法律系（抗战期间从上海内迁）学习。读大学期间，他发现家中越来越衰败，担心弟弟妹妹以后的生活没着落。他回到澄江家中偷走地契，准备分给弟弟们名下，以既成事实，来保障他们以后的生活。外公发现后万分气愤，派人去学校将二舅舅捉拿回家，强行收回地契。解放后，兄妹们谈起此事唏嘘不已，幸亏大舅舅此事未得逞，不然他们几个就是做实了的地主。

解放后，害得外公冤死的那个佃户又无中生有，诬陷列举了大舅舅几大罪状，告到当地法院。法院为此还专门组织人员调查，结论是子虚乌有，不予立案。

大舅舅为此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从此胆小怕事，夹起尾巴做人。他女儿告诉我说：“父亲一辈子做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直到1996年去世前还叮嘱我不要在外面乱说话。”

新政权成立后，对旧社会培养的法律专业人士一概不予重用，所以大舅舅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他先跟着伯父学中医摆地摊给人看病，后遇北碚税务部门招工，他通过文化考试顺利进入税务部门。大舅舅的上司是个有文化的革命干部，看上了我母亲，希望大舅舅撮合这门亲事。大舅舅察觉这个革命干部见到漂亮女人就垂涎三尺，品行不端。每当我母亲有事去办公室找大舅舅，他要么就关上办公室的门，要么就拉着我母亲离开，不给革命干部任何可乘之机。那个革命干部气急败坏，在工作上借机报复，刁难挤兑，不得已大舅舅离开税务部门，去到中梁山机械厂工作。对机械一窍不通的大舅舅在厂里做普通职员，直到退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尽管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是升职加薪从来没有他的份。

外公被枪毙后，家中财产全部没收。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一个13岁，一个10岁，没有了生活来源。已参加工作的大舅，主动承担两个弟弟的学习生活费用，他们才得以继续上学，幸免流落街头。我母亲高中肄业参加工作是供给制（单位管吃管住，只发一点零用钱），当她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马上主动承担二舅舅的生活费学费，减轻大舅舅的生活压力。

在大舅舅与母亲的资助下，二舅舅考上重庆公路运输学校，幺舅考上四川省川剧学校。

二舅梁朝喜1937年出生

二舅舅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重庆公路运输学校学习公路桥梁建筑。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他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表现申请加入共产党。组织上专门找他谈话，明确告诉他这样的出身，不可能入党，鼓励他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那时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他毕业时幸运地分配到浙江省交通厅工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人皆知，我母亲及家人为二舅舅感到高兴。

浙江地处沿海地区，那时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其政治压力可想而知，二舅舅的出身铸就了他的人生悲剧。开始单位任何工程不让他插手，与他同时分配去的另外两个同学工作如鱼得水。估计二舅舅在思想上言语中有不满的情绪流露，本该工作一年自然转正，单位硬是拖了几年才给他转正，他的工资待遇都受影响，接着单位干脆将他下放到基层嘉兴县。这些事都是他步入耄耋之年才告诉他儿子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二舅舅怀念故乡，不安心在杭州工作，所以托我母亲在重庆给他介绍对象，以便今后调回重庆。

二舅舅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结婚，然后孩子出生，夫妻两地分居，生活非常艰难。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四处托人找关系才调回重庆口表厂。

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强调专业对口。二舅舅得以重用，他调到北碚开发区，工作得心应手，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后来他考取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退休后成了香饽饽，到处被请去发挥余热。

二舅舅的奶妈我们称为陈外婆，他们关系非常亲密。在我的印象中，二舅舅每年从杭州探亲回来，都要去看望陈外婆，因此陈外婆及她的儿女与我们家的走动较多。1960年代中期，陈外婆的二女儿重庆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特别来我家告诉我们，大家都为她高兴。陈外婆的小女儿只比我大两三岁，我称她为小孃孃，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由于文革，我们家遭遇抄家，父亲被批斗，我们一度失去联系。

真是无巧不成书！进入本世纪后，我妹妹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周末去朋友的亲戚家做客。外甥女到家发现那家外婆一口重庆话，好奇地问，外婆是重庆人？重庆哪儿的？那家外婆说我是北碚澄江的，外甥女高兴地说：我外婆也是澄江人。对方马上问叫什么名字？外甥女一报大名，对方激动地说：哎呀，我妈就是你外婆家里的奶妈！

原来她是陈外婆的二女儿，她还告诉外甥女：“解放前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全靠你外婆的妈妈借钱给我家做生意。你外婆的妈妈很善良很慷慨。”

我第一次听到对我的外婆的评价。幸运的是她在解放前去世了，不然的话，难以想象她后来的日子怎么过！

2020年，二舅舅在他儿子的几经劝说下一起回到老家澄江，试图寻找当年外公下葬的地方。面对近年土地开发后，那片面目全非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二舅舅一片茫然，无法确认当年下葬的地方。

我一直以来认为二舅舅郁郁寡欢忧心忡忡是生性懦弱。现在我才明白，他在少年时期经历那场生死离别，当他满怀热情投入工作岗位时，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他的一生在恐惧与痛苦中挣扎，怎能超凡脱俗！怎能岁月静好！那种刻骨铭心的伤痛要用一生来治愈！

幺舅梁朝杰1940岁出生

幺舅出生不久外婆去世，幸运的是他的奶妈李外婆非常疼爱他，不惜与东家外公和后外婆闹翻，也要为他争取物质上的利益。

幺舅从小喜欢乐器，初中毕业时四川省川剧学校来招生，发现他二胡演奏不错，将他录取。他进校后跟着老师学琵琶及扬琴，因成绩优异被选拔留校任教。省川剧学校老艺人多，他们解放前或多或少都有些历史问题，幺舅仅仅出身不好，但本人历史干干净净，因此他政治上几乎没受到歧视。

文革前，幺舅的琵琶独奏还在四川广播电台播放。那时他们经常到大专院校演出，我的幺叔在成都工学院读书，亲自目睹幺舅蒙住眼睛弹奏扬琴。

我母亲出差成都，顺便去川剧学校看幺舅，还在校领导那里了解他的思想政治表现。母亲批评幺舅受老艺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喜欢遛鸟泡茶馆。

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暑期，四川的大饥荒年刚过，幺舅从成都回来，还没有到家见着我们姐妹俩，就兴冲冲带着我们去逛街。他拎着没有拉链的草编提包，上面放了一大块金灿灿的腊肉，招来路人不断地询问在哪儿买的？

走到冰淇淋店门口，看见我们嘴馋的样子，幺舅二话不说直接进去，给我们姐妹俩一人一杯。那是我们第一次吃冰淇淋，张大嘴一大口吃进去，口腔顿时被冻得凝住，狼狈至极。后来才知道要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抿着嘴吃。

从冰淇淋店出来，街道对面是糖果店，面对琳琅满目的糖果品种，幺舅任我们选。年幼的我们盯着漂亮锡箔纸包裹的奶糖，那是我们经常路过眼馋了很久，从没吃过的高级奶糖，幺舅马上对服务员说来一斤。看见我们姐妹俩吃得十分开心，幺舅也得意忘形，三个人高高兴兴往回走。走了一段路，幺舅突然叫到：糟了，装有腊肉的提包掉在糖果店了！我们急忙跑去糖果店，还好那个提包完好无损放在那里。

回到家，不懂事且又话唠的我，将一路所做所为一五一十告诉给母亲，母亲听了十分生气的批评幺舅：不会过日子，乱花钱，怎么能小孩要什么就买什么！

文革不久，幺舅来信寄来结婚照，国民党军官（团长）家庭出身的幺舅妈，重点高中毕业因成分不好政审不合格没考上大学，文革前就下乡到成都附近温江地区当农民，是个老知青。自从两个女儿先后出生，家庭的重担就落在幺舅身上。每周六下午政治学习后，幺舅舍不得吃晚饭，为的是省下粮票及钱，然后骑上自行车搭上一筐蜂窝煤，送去乡下家里。骑车近二个小时的路程，肚子饿得肚皮贴着后背咕咕叫。遇到爬坡上坎，那个腿软得没一点力气，只好下车，双手推着自行车，用尽全身力气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远远见到家里的灯光，妻子女儿在等着他的到来一起吃晚饭。

幺舅妈漂亮聪明，为逃避下地干活，跟着幺舅学习扬琴，参加公社宣传队，到处演出。再后来，高中毕业的幺舅妈在农村当代课教师，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后，政府落实知青政策，才调动回城工作，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她后来参加自学考试，取得英语本科文凭，在成都一所中学当教师，直至退休。

母亲梁朝彬1933年出生

母亲出生时，已经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重男轻女的外公对此很是失望。家里为她请了一个奶妈，安排她们住在底楼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母亲说她眼睛有点斜视，就是与屋子窗户小，光线不好，她成天歪着头看窗外有关。她的奶妈也抱怨：同样做奶妈，照顾少爷就轻松，不用做家务事，照顾小姐经常被支使做家务杂事。

母亲8岁时，外婆去世，继母进门。本来就不受父亲待见的女孩，更是雪上加霜。哥哥姐姐们先知先觉，担心她以后不能受到良好教育，还差两年小学毕业就鼓励她去考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她居然考上了。

由于大舅舅的努力争取，母亲得以读完初中后，继续读高中。母亲读中学时，每周末回家，后外婆故意安排那天不吃肉。奶妈给她准备一些咸菜，后外婆发现还又吵又闹。后来奶妈悄悄用猪油炒盐给她，带到学校下饭吃。

以后寒暑假，母亲干脆不回家，跑去她奶妈家。奶妈叹气说：你有楼房不住，有白米饭不吃，来我家住破草房，喝粗粮糊糊。母亲说那时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只想与奶妈亲近。

解放后，我母亲工作转为工资制，生活条件转好，她安排好准备接奶妈一起住，为她养老，不幸的是奶妈过早去世了。母亲晚年说起亲生父母轻描淡写，不带感情，但是一提到奶妈就会动情。

母亲说解放前夕她两次失去机会参加革命，不然她就是离退休干部了。

解放前夕，母亲就读的高中王朴中学是地下党办的，老师们多数是地下党员。她在那里接受共产党的启蒙教育，还积极参加解放前共产党组织的反独裁争自由的学生大游行。母亲的英语老师因为身份暴露，被迫转移。转移前夕老师留下纸条托母亲的好朋友转交给她，约好时间地点准备带她一起逃跑。谁知那个女同学暗恋老师，没有将信转给母亲。如果母亲与老师一起投奔到解放区，她就是革命干部了。那个英语老师后来是永川师专的党委书记。

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一支部队文工团路过澄江镇，音乐老师介绍能歌善舞的母亲参军，只要她愿意，马上穿军装。她说唱歌跳舞是吃青春饭，年老色衰时没有本事拿什么养活自己，就拒绝了。

母亲中学好朋友的哥哥一直喜欢她，他们关系密切。那兄妹俩也是地下党，因身份暴露解放前夕出逃。解放后他们在广州的部队里工作，与母亲联系上后，同学的哥哥来信告诉母亲，你什么都不要带，只身来到广州，已经安排好学校让你继续读书。

那时因母亲有文化，已经在重庆市第二建筑公司的劳资科工作。同事们都知道科里要新来一个科长，一天，母亲外出回到办公室，看见同事们正围着一个年轻人说笑，那个年轻人看见母亲进来双眼发光目不转睛盯着母亲。母亲心里嗔怪，怎么这么没礼貌。年轻人转而起身给母亲倒了一杯水殷切地送上，母亲气恼地接过来顺手将那杯水泼在年轻人身上。同事们急得说，哎呀，这是我们新来的科长呀！母亲傻眼了。

随后新来的科长锲而不舍地追求母亲，很快他们结婚，母亲将她的结婚照寄给广州的朋友，对他的追求算是一个交代。

母亲在兄弟姐妹中算是幸运的，她遇到一个懂她包容她的丈夫。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她工作任劳任怨，从不发牢骚，说话做事非常谨慎，也不多言多语，与同事相处融洽。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黑五类出身的她毫发未伤，真不容易。

母亲与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文革爆发，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单位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二连三，但始终看不到一张关于母亲的大字报。

实际上母亲一生是带着假面具生活，她内心有正义感，只是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深深的埋藏在心底，在外永远表现出温情的一面。她不是一个心机深重的人，可能是人的本能潜意识里保护自己。人无完人，她也有愤怒、烦恼、悲伤，也会情绪化，不过这些只在家里最亲的人面前流露。

母亲虽然出身不好，但她在思想上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始终与党保持一致。记得父亲曾经说她：你是出身不好，但你的思想非常左。

母亲自始至终不认为外公被枪毙是冤枉的，她认为外公是在继母的怂恿下对待佃户做事过份在先，佃户打击报复在后。

母亲晚年对我说，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是我们兄妹几个都有不错的工作，政府对我们不薄。

我从小就听她叨念：如果晚几年解放，继母抽鸦片败光家产，我们就是贫农了。

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给她办完88岁生日宴，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聊到她的家庭，她仍然叨念：如果晚几年解放，继母抽鸦片败光家产，我们就是贫农了。

进入本世纪，梁家修复家谱，后辈们希望认祖归宗。

重庆电视台曾经播出澄江镇发现最大的乡绅梁家保存完好的祖坟。我妹妹的同事还问她，是你母亲的娘家吗？当时我妹妹对梁家的事不甚了解，也就没在意。

2012年，除了已经去世的大姨与大舅，余下的四个姐弟在北碚我母亲家团聚，二姨想回澄江镇老家看看，母亲与二舅舅同时说有什么好看的。我妹支持他们应该回去看看小时候出生成长之地，并开车送他们去。老家的老屋已经被拆，面目全非，他们一回到老家异常兴奋，仿佛回到那抹不去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饶有兴致地回忆哪儿哪儿是大门，哪儿哪儿又是什么的……

那些年那些事离我们渐行渐远，那些冤死的孤魂野鬼，他们的死是那么惨烈，死后还被仇恨诅咒；那些被沦为政治贱民的人，他们政治上受到歧视，像蝼蚁一样卑微、屈辱地活着，他们如一粒尘埃悄无声息地掩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改革开放后人们在奔向富裕的道路上纷纷向前看，对他们的不幸及世事的荒谬，来不及放慢脚步去思考去关注，任凭它们被遗忘在历史的岁月中。

家族兴衰泪潸然，

改朝换代祭人头。

谁怜隐忍叹长夜，

终于畅吐不鲠喉。

2021年6月于广州星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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