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我的北大路
作者：夏华
（北大法律系79级）
1983年，北大法律系79级2班夏华的毕业留言
我是以第三志愿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有点不可思议。上北大这条路偶然、艰辛，但又是命中注定。
我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上小学，1977年文革结束时中学毕业。整个文革时期，正是我求学的岁月，所以几乎没有在课堂上学过什么知识。记得刚上小学时，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课本。没过几天，班主任老师就把课本收缴上去了。过不久，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老师把我们召集到学校，将课本退还给我们。这时，课本已经面目全非，每张纸的两面都被重新粘贴了，书本臃肿不堪。记得原来的第一课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八个字，现在成了“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印象深刻的是班主任老师一副十分惊恐的样子，像是在做一件非法的勾当，几乎可以用偷偷摸摸几个字形容。她再三让我们小声，唯恐有人闯进教室，唯恐被人知晓。小学生涯有二段（其间转过一个学校），前一段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依稀记得的几个镜头是：1969年国庆节前，学校选了几十个学生，教吹笛子。我们学校将在国庆节组织一个方队，参加纪念建国二十周年的游行，人手一支笛，边游行边吹奏。这个活动后来突然被取消，国庆游行也没有了。现在想来，应该是中苏形势严峻的缘故，因为该年十月份就发生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之事。再一个记忆就是深挖防空洞，挖出的土在教室外面堆成土壕，以对付苏修的侵略，准备打仗。我所在的蒙自路第一小学以前是一个殡仪馆，进入学校大门后大概是以前做灵堂的大厅，再过一个门洞是我们的教室和操场。现在回想起来，教室和操场的当年用途，恐怕是灵柩暂厝之所，所以在深挖防空洞时，学校里挖出了很多棺材，好在那时不懂害怕，心灵没受到什么影响。后来，学校按居住片区（称为里弄委员会，简称“里委”，类似现在的居民委员会）进行调整，我就离开了蒙自路一小，进入原来是民办的东风小学读书。东风小学的事在记忆中倒有不少，印象深刻的是林彪事件后，学校组织大批判，我们这些啥也不懂的小孩子也跟着“应该打锦州、不该打长春”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小学一共读了六年半，到1973年春季小学毕业，进入南塘中学，也同样是按片区分配的。1972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后，曾经有过狠抓教育的历史，后来被称教育战线“右倾思潮复辟”。所以我刚进中学时，学校还进行了专门的摸底考试。我平均分数95分，名列班级第二，同班还有一个同学6门课考了596分，十分惊艳。但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学校就又开始不正常上课了。我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时，数学课就只出了一道题目，张贴在楼道里，一周后大家把答案交上去。所以中学期间我基本没学到什么，记得更多的，反而是所谓的学工学农。在四年半的中学期间，我有过二次去工厂学工、四次去农村学农的经历。中学毕业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可以留城，但会分配到街道小工厂。由于当时我年轻气盛，不屑于进小集体工厂工作。那个年代讲究起带头作用，我因为担任学生干部，所以就主动报名下乡。考虑到家里就一个弟弟，我走得远一些，可以为弟弟以后留城找好一点的工作，我便去了那时能去的最远的地方：地处江苏省大丰县的海丰农场。从1977年7月到1979年8月，在那里当了两年的“农业工人”。我出生于城市普通平民家庭，父母没什么文化，邻里也都是极为普通的平民，所以没有接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才艺训练，后来看到同学们个个多才多艺，内心好生羡慕。但可能我小时候相对早慧，邻居们比较喜欢，在与他们的玩笑调侃中，念书前就认识了不少字，还没上学，我看小人书时就已经看字了。很多年里，我能看到的书籍很少，尽管逮到啥都看，却依然只有一些连环画，能记得的长篇作品只有浩然的《艳阳天》。那时，我每天傍晚都要带弟弟去迎接下班的爸爸，弟弟在人行道上玩耍，我就挤在大人群里伸长脖子看大字报，算是了解了一点“国家大事”。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偶然有一天，我在邻居家里玩耍，他爸爸是五十年代的工人大学生，算是弄堂里的知识分子，在他家的阁楼里找到一箱书，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让我十分兴奋（好怀念那时邻里关系的融洽，我居然可以随便翻动别人家的箱子，想想真的不可思议），于是一本本地借回家看。记得那年冬天大雪，街道一片白雪皑皑，且那时上海的冬天格外阴冷，我就赖着不愿起床，每天两手缩在被子里看书，一个冬天下来，眼睛就此近视了。进入中学后，批林批孔开始了，学校发了很多类似《三字经》《论语选》之类的小册子，以后又是“评法批儒”，这些又给我打开了另一片天地，接触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典籍，再后来是学习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加上之前就学过的“毛选四卷”，这些非课本的政治性教材，都是当时我如饥似渴阅读的对象。学校有一间图书室，但不对学生开放。我因为是学生干部，辅导老师要求我担任同学们政治学习的“辅导员”，所以允许我进入图书馆查阅资料，我便与图书馆老师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那是一个以前国民党的连长，他告诉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估计是很后面的几期），在学校一直是监管对象，所以有我这个学生尊重他，也是十分高兴，就经常“违反规定”，让我把书带回家看。
这个年龄大概正是喜爱文学的阶段，我阅读了很多古典文学的作品，包括北大中文系游国恩教授等编的《先秦文学资料选》《两汉文学资料选》《魏秦南北朝文学资料选》和《王安石集》《柳宗元集》《辛稼轩集》《陈亮集》《龚定庵集》《魏源集》等，以及《史记》、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的《中国文学史》，还背过《诗经》《楚辞》中的一些作品，尽管不得甚解，却也看了不少。那时真是嗜书如命，后来再没有那种纯凭爱好而手不释卷的劲头了。1977年高考时，我刚去农场，浑浑噩噩地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连预考都没有通过。记得预考一共发了两张考卷，一张数学卷，共计100分，一张语文和政治合卷，前者70分，后者30分，二张考卷考满100分就可参加正式高考。数学卷发下来，第一题是四则运算，这个我会做，第二题是数列，我没听说过，再后面的是微分还是积分我都无从辨别；第二张卷发下来，几道政治题，题目已经忘了，一道语文题，题目是“华国锋主席在毛主席纪念堂典基仪式上的讲话”读后感，考的结果当然是被淘汰出局。这事对我的自尊性打击极大，觉得无地自容，相当一段时间内总是从他人眼睛里读出嘲讽之色，很久未能缓过来。春节回沪后，那位当年中学入学考试几乎满分、通过了这次高考初试的同学跟我讲了一些高考题目，我几乎都会做，更是倍受打击。1978年高考再次来临后，父母写信要我报考，我坚决拒绝，唯恐再度失利，宁愿学驼鸟把脑袋埋进沙子里，当作没有高考这回事。我一起去农场的中学好友参加了1978年高考，最终考上了中专。回沪后他去看望我父母，听说我没有参加考试，父母十分失望，于是开始张罗为我办理“顶替”回城之事。1979年2月春节我回沪过年，发现家里正在为我办理“顶替”。当时我妈妈在街道小工厂上班，尚未到退休年龄，所以正托人“走后门”。我自忖当年我若选择留城，应该也可以进这样的小工厂，那时没去，现在当然更不能去，于是让我父母停办，说还是我去参加高考吧。
1982年5月14日摄于北京最高峰东灵山，右一为作者
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我也想考理科，就向朋友借了一套当时十分珍贵难得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但知道自己的理科水平几乎为零，所以就先从数字看起。我中学的副校长汤启文老师（校长是工宣队员），在我念书时就比较喜欢我，这时他在位于淮海路上的东风中学任校长，听说我想考大学，非常高兴，就专门安排我插班就读东风中学的高考复习班。
那天他带我进入教室时，开课已有几分钟，全班盯着我在汤校长的带领下走进教室，而我看到那些年龄略小的同辈人，有着十分的压力，觉得自己已经工作了，怎么能还混之于在校学生堆里呢?好像无地自容的感觉，一节课下来，居然汗水浸衣。课堂上，老师教的是立体几何，而正巧我从朋友那里借来自学丛书后，看的第一本书也是立体几何，老师讲的内容正是我刚看的，觉得没有老师我也能自学，这样既无需向农场请假，也不用感受借读的压力，于是就谢绝了汤老师的好意，决定还是自己看书自学。春节后我又回到农场，白天下田干活，晚上向一个同室的农友借了一块手表，每天看书到十二点半睡觉。因为我是生产队长，所以第二天六点半就得起床，叫醒每个员工，起床洗漱吃饭，然后下田干活。每个星期天休息了，大家游玩休憩，我则仍然埋首于书本之中，这样一直坚持到五月中旬。由于劳累，常常人坐在床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惊醒之后，摇摇头驱赶一下睡意再看，经常自嘲应该买把锥子，学学苏秦。几本数学书中，代数看了一半，其他都看完了，习题也都做了，但时间已经接近五月。我感觉时间不够了，决定还是考文科，于是向队里请假，回沪收集资料。正巧有一个农友的妈妈是复旦附中的老师，就从她那里借了一套文史地政治学习资料，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星期，重新返回农场。回农场途中，长途汽车停靠一个小镇，乘客下车小憩。我看到路边有家小店，就进去逛逛，看见上下二册的古代文言文的白话文翻译一书，就买了下来。回到农场后，又继续以往的学习节奏。进入六月中旬后，开始插秧，早晨6点就下田，通常做到下午十二点半一点钟就完工了。这时，农场规定凡是报名高考的，从6月16日起放假半天，从7月1日起全天放假。我想着6点开始干活，到中午12点算半天，再多干一小时也就结束了，没必要、也不好意思中途下工，就没有享受这个半天休假的待遇。到了7月1日，我不用下田劳动了，但由于前段时间过于劳累，加上当时正值雨季，插秧时穿着雨衣，身上出汗，而隔着雨衣，外面淋着雨又很冷，冷热交夹，精神稍一松懈，我就病倒了。高烧躺了两天，但想想马上就要高考了，只好又硬撑着爬起身来。核计一下，几门课我都看了，英文也决定放弃了，但语文还没看，于是拿出路上买的古代文言文的白话文翻译一书，先找了一篇文章，按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译毕与书上的范文一对比，发觉差距很大，就仔细研究，寻找原因，然后又翻译了第二篇，再一对比，觉得差距不大了，这样，用不到一天时间就结束了语文的考试准备。然后又把几门课全部浏览一遍，到了6日就不再看书，休息了一天，7日去场部参加高考。去考场路上，我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走路飘飘忽忽，轨迹常常不是直线。三天考完，人彻底松弛了，又发高烧了。高考成绩下来，准备了将近四个月的数学成绩最差，只看了一天的语文分数最好，但总分已经高出上海录取分数线一大截，终于摸到了大学的边，心想算是可以交差了。因为向朋友借数理化自学丛书时，那同学已经向别人宣布称夏华要参加高考了，肯定能考上，让我倍感压力。现在想想，那时实在太在意别人的观感了。去体检那天，人还没完全痊愈，走在路上，就像踩在棉花上，脚都是软的。体检的各项指标都好，但在最后的综合检查时，医生问为什么你脸色那么差，我回答说在生病，心里十分忐忑，唯恐会有问题，幸亏医生没再说什么，签字通过。现在回想起北大学生证上的照片，脸色黢黑，瘦骨嶙峋，应该就是那时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劳改犯的形象（海丰农场的位置与上海劳改局的大丰农场毗邻，都在江苏大丰县，属于上海的飞地，常常有人误把安置知青的海丰农场当作安置劳改犯的大丰农场），可惜这些年几次搬家后学生证找不到了。接下来是填报志愿，我当然地在第一志愿填报了我希望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新闻系。根据规定，上海考生必须填报二个外地大学，我便填了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一个朋友说你不能填的，会被录取的，于是就把这二个学校涂了，但还是得填两所外地大学呀，看着墙上张贴的招生学校和专业名单，我在第二志愿上填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法律系，在第三志愿填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之所以这个次序，是我想读中文系或新闻系，或者历史系，而我看到的名单中，人大只有新闻和法律，北大只有法律，而法律又似乎很神秘，于是就这么填了；第四志愿是什么已经忘记了，第五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结果，我就因偶然一念所作的志愿修改而被北大录取。但还有个公案我至今没有找到原因，因为入学后没人相信我是以第三志愿被北大录取的，且有一年上课，当年来上海招生的老师说不记得有我，所以我只能这么理解：当年我们是从农场局参加高考的，因为路途遥远，考试成绩什么的没送到身处上海的北大招生组，只是给农场局考生预留了一些各校名额，我在海丰农场华明分场考试成绩第三，并列第一的前二位都进了复旦，我是被农场局的办事人员随机塞到北大的。
作者读书期间摄于北海公园
拿到录取通知后，我给家里拍了一份电报报喜，自己则在几个农场朋友的陪同下，一路游玩，耽搁了几天才回到上海。结果就发生了一个插曲，因为当时电报是由邮递员骑摩托车送来的，弄堂狭窄，车进不去，邮递员就在马路上大声呼叫某某家电报来了，而当时收到电报的基本都是报丧之类的坏消息，且十分稀罕，所以邮递员一叫，弄堂里很多人跑了出来。我父母听到有电报到也很紧张，拆开一看是好消息，但弄堂里的那个邻居的父亲，那个家里藏有一箱书的工人大学生不相信，一再摇头说不可能，弄得我父母心里七上八落，盼我不来，又联系不上，唯恐有人恶作剧，直至我多日后回家，才总算一块石头落地。因为等待行李从农场运回，我晚了一天赶到北京，已经没有接站人员了。乘103路从北京火车站到动物园，再换332路，说是北大不停，中关村后就是颐和园。当时也不知道路，反正知道颐和园，就直接乘了过去，然后走回北大，似乎纯属偶然，又仿佛冥冥中注定，我从苏北农村起始的北大之路，终于一波三折，连通到了北京大学。
全家福，摄于1982年春节
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是解放前后来上海的老一代农民工。我考上北大，以及我弟弟在翌年考上复旦，成为恢复高考后整个弄堂里的前二位大学生，成为我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第一、第二位大学生，可能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刻，但风光的背后，有着他们的艰辛，以他们微薄的工薪，供养家里二个大学生，实在是十分的艰难，尤其是我本来已经自立，现在又重新依靠父母，他们的负担再度加重。我上学以后，家里每月给我寄20元生活费，以后我父亲工资加了5元，就给我寄25元。当我毕业分配回到上海后，父亲拿出一厚叠给我邮寄生活费的凭单，记载着他每次拿到工资当日，下班后的第一时间，就是去邮局给我汇款，四年如一日，有逾时的，没有脱日的，让我十分感动，现在行文至此，我的眼睛依然湿润。我母亲因为省吃俭用，长期营养不良，在我毕业前夕病倒，以后长达三十年中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生病卧床，直至离世。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我无法回报的。感谢邓小平，拨乱反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高考的机会，从而改变命运；感谢北大，让我受到了高等教育，充实知识，重塑心灵；感谢父母，给予我生命，更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太多艰辛；感谢在我踏上北大路的征程中给予各种帮助的师友们，是他们的共同扶持，让我走进燕园，结识到众多的优秀同学和师长，使我经历了与多数同龄人不一样的人生。毕业前夕，在法律系79级二班“法学阶梯”的留言簿上，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四年的生活规定了我们一生的跋涉之途，这四年的意义是无从评价的。”虽然词未达意，词未尽意，却是我走上北大之路后的真实感言。北大79缘
杨勇：新疆文科状元，
79小时硬座火车上北大
何力：一个军人的北大梦，
我被自己的狂言逼到绝路上
许静静：我教未来的文化部长
跳了第一支交谊舞
考上北大北大是个意外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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