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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陶洛诵:失踪的毛子,五十多年音信杳然

陶洛诵 新三届 2022-05-22

作者简历

作者肖像(徐唯辛画)

油画  250cm x200cm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原题
吴景瑞(毛子)失踪之谜




作者:陶洛诵



1. 初识毛子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中学生吴景瑞的生与死,至今被大家念念不忘,作为一个世纪大案,存在于一代人的心中。
   
我第一次见到吴景瑞,是在从成都去峨嵋县的火车上。   
    
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学文革报》被中央文革点名,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被定为大毒草。牟志京的同班同学办的另一份报纸《只把春来报》也受到警告停刊了,说他们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给牟志京四张去峨眉山的火车票。
    
遇罗文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但要是告诉家里人,肯定去不成。我就不辞而别,跟着罗文、牟志京、王建复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在去成都的路上,我一直和罗文坐在一起。连和牟志京、王建复都没说话。到成都转车去峨嵋县,那火车与一般的不同,坐位在四周,没有门。一个高高个子的男孩站在门口,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裤子,貌不惊人,我担心他掉下去。他用右手捋起左手的袖子,露出一块手表,对我说:“再有十三分钟就到了!”他就是吴景瑞,外号毛子。
   
第二次见到毛子,是在即将爬到峨眉山顶峰金顶的途中。
    
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背着行装吃力地向上攀登。罗文早已不知去向,其他的人更别提了,十几个同行者只有我一个女孩,除了罗文,我和谁都不熟。
    
参天的古木,寂寥空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我只是感到孤单,却不知害怕。后来听说山里是有土匪的,也有野兽的出没。突然,我看见一个人影在不远处晃动,定睛一看,是吴景瑞。在这莫测的深山老林里,我像看到了大救星:“毛子!”我大叫,向他奔去。正是“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啊!

毛子手里端着四方成像的相机,单腿跪在地上,在为一棵大树拍照,树干的外皮被刮掉,裸露的树干上刻着“四中”两个大字。原来他一直在暗中尾随着我,保护着我,在树上刻字等着我。
    
毛子平静地看着我,把我身上的行囊背负到他已经很负重的肩上,“走吧!”他说。他问我饿不饿?我说饿了。他说前面有一座庙,看看能不能找点儿吃的。
    
跨过一条窄窄的石上流的清泉,来到一座灰砖围墙的小庙。我跟着毛子走进庙门,看见一个穿着灰色僧服的人低头坐在小凳子上,手里摆弄着一根小棍,听到声响,头都不带抬的。我只能看见光秃秃的头顶,无法判断是和尚还是尼姑。毛子客气地跟他(她?)问话,他(她?)置之不理。

毛子无法,带着我走出庙门,没出几步,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像变戏法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根黄灿灿的胡萝卜。“你哪儿来的?” “地里拔的。”他削干净皮,递到我手上,我连让都没让,几口就吃光了。
    
金顶终于在望,杨百鹏、何大明坐在亭子里吃东西,看着自下而上的我们,毛子几个箭步冲上去,转身给我拿来一大包白色的又香又甜又脆的花生粘,只听见杨百鹏在后面高喊:“兄弟,手下留情嘿!”
    
我找到遇罗文,我们在金顶老和尚开的旅店吃的斋饭,有蚕豆和豆腐干。每人租了一个用竹子做成的床过夜,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起来观看日出。
    
我和罗文站在白色大理石雕栏边,观看脚下的蓝白相间的云海,仿佛置身天宫。我扭头看见几米外的毛子,他披着一件租来的蓝色棉大衣,他看着我,犹豫要不要过来,我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他走到我身边,我们三人一起等待日出。
      
太阳先像个醃得发红的大鸭蛋黄,很快变成金色一跳一跳地升起来。“佛光!”有人惊喜地大叫,佛光像一面镜子,你向他招手,里面就有人冲你招手,佛光并不是总出现的,传说只有有福气的人才能看到。

2. 毛子牟志京的越南之行
    
我们从峨眉山回到成都,住在四川省委大院里,没有看门人。我们走进一间明亮的开着门的平房,靠墙有一个半人高的铁的绿色保险箱。有个穿灰色制服的干部尾随我们进来,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是北京来的想住在这儿,他用钥匙打开保险箱,拎出来一大捆已用绳子绑扎好的文件。临走时关照我们出门把门关好。
   
刚落好脚,毛子进来找牟志京,当着我和罗文的面邀请他一块儿去越南。牟志京坐在椅子上茫然地抬头,看一脸严肃低头等他回答的毛子。我不加思索地说:“我也去。”毛子看我一眼,给我一个坚定的否决:“你是女的,去干嘛?你甭去。”牟志京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想想。”
     
第二天,牟志京跟随毛子踏上去越南的征途。我和遇罗文则回到北京。
       
没过多久,我在遇罗文家看见牟志京,我感到很意外:“回来啦!毛子呢?” “我们一起回来了!”
       
牟志京说他俩乘火车到达最后一站广西凭祥,就必须靠步行偷越国境了。他们选中的路线只能是翻越十万大山。
       
牟志京说:“翻山时,蚊子像苍蝇一样大。我们把袖口裤口都扎起来,那也没有用,照样叮。蚊子在他们的头上脸上乱扎乱吸,包上罗着包。仅有巧克力充饥。我当时真是极度后悔,叫苦连天。毛子居然一声不吭,只管埋头探路向前。”       
    
 “我们终于翻过了十万大山,过了友谊关,走到公路上,向行人打听河内的方向。人们笑着给我们指路,显然对我们这样的越境者司空见惯。走了一段路,就被巡逻兵抓起来,送进一个兵营。我对军官说我们要去河内,军官说我们送你们去。”
     
“在兵营里,毛子和人下棋,赢了所有的参赛者。我觉得不对头,向毛子提议逃跑,毛子特别累,说睡觉睡觉。越南士兵用咬不动的牛肉款待我们。第二天,我们被转送到收容营,发给我们米饭菜团,菜团黑乎乎的,真是难已下咽。在一个越南中校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英俊的少尉的指挥下,把我们一大帮类似的人装进军用卡车,每个人还发些钱和车票。同时发给我们一张传单,上面写着,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感谢你们抗美援越的热忱!并向你们的革命精神致敬!不过政治上的事情要由国家来解决,希望你们回国干革命!”
       
牟志京接着说:“卡车上除了我和毛子穿蓝制服,其他人穿的都是黄军装,相同的是大家都在抓,血淋淋的腿,血淋淋的胳膊,血淋淋的手。卡车开进睦南关,即友谊关,两边人员交换一下意见,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不由分说每人打一针,怕我们带传染病回来。就这样把我们遣送回来了。”
     
 我饶有兴趣听完牟志京的叙述。
      
 “毛子现在在哪儿?”我问。
       
“我们到北京一下火车,毛子直接奔向四中,我问他是不想家,还是真的对四中那么热爱。他没回答。我们回来三天了。他现在有可能在家。”
       
遇罗文听完牟志京的叙述,不满地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革命为什么要往越南跑?中国有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往别人的国家跑!”
       
牟志京不甘示弱反驳:“实质性的问题是你有权力有能力解决吗?”
       
遇罗文不再作声。

3. 又见到毛子
        
见到牟志京的第二天,毛子到我家来找我。我高兴极了,以至于我没想到要问他是如何知道我家地址的。峨眉山他的仗义,他对我无私的照顾,他的吃苦耐劳,给我极好的印象,他像一个兄长,而我,从小就期盼自己有个哥哥。我五岁在南京的时候,有个十几岁的表哥带我去玄武湖玩,他把我抱上一个石台,眺望湖水,我觉得有个哥哥太骄傲了!毛子让我又体会了这种感觉。
       
“欢迎抗美援越的英雄归来!”我开玩笑地向他致辞。他笑而不答。
        
爸爸的身影出现在窗外,他拉开我的房门,不太客气地问:“这是谁?”
        
自从我不辞而别游历峨眉山回来,爸爸对我加紧了看管。
       
“他叫吴景瑞,四中的,他在去峨眉山一路很照顾我的。”
        
毛子很识相地微笑着:“伯父。”并冲我爸爸点点头,爸爸在心里衡量了一下,觉得毛子对我构不成威胁。就放心地离开。
        
“我们明天有一个行动。”毛子神秘地说。
      
 “什么行动?”我好奇。
        
 “我还想办报纸,但纸张控制的很严,买不到了,我们去请点儿。”
      
 “怎么个请法儿,会有危险吗?”
      
 “没有。”
   
  “我要走了。”
        
 “这么着急?不再坐会儿?”
        
 “我还要去看六婆,她从小把我带大的。”
        
 “是住在六条口里吗?”
        
 “是,你认识?”
        
 “她是我初中同学易小庸家的保姆,易小庸爸爸在美国,她跟姑姑住。”
          
没想到和毛子还有这么层关系,我和小庸来往密切,从未间断联系。她家的大四合院里还住着我幼儿园的杜老师。杜老师最不喜欢人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

后来是小庸告诉我,毛子的爸爸在旧社会是邮电局局长,六婆原是毛子家的保姆。后来才到小庸家来做,毛子家把六婆当亲人,经常来看望六婆。小庸还告诉我,毛子有个唱京戏的哥哥。
          
与毛子分手的时候,我说:“我明天去你家看看你还在不在。”毛子说行。
          
毛子走后,爸爸说他獐头鼠目。我不想和他争论。心想:“毛子虽然不是英俊少年,但也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尤其是他的眼光,温存善良,心像金子一样,对我那么好。他就是长得像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我都不会在乎,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哥哥。”
          
我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下自己就出发了。
          
易小庸告诉我毛子家原来住在一棟小洋楼里。我去的毛子家是北京邮电学院宿舍。从我东城的家到海淀区要倒三次车,要用一个多小时,毛子家在四楼的一个单元。没有电梯,我爬上去,站在门外,听见里面一片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我敲敲门。“谁?”是毛子的声音,我不由一阵欣喜。门开了,我看着完好无缺的毛子,放下一颗悬挂的心。“进来,进来。”毛子摆出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们正在摆老玉米宴呢!”
          
屋子里乱七八糟,五六个男孩坐着,靠着,每个人手里拿着根金黄色的老玉米啃着。他们冲我略微点点头算是打招呼。“这都是我们编辑部的。”毛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根香喷喷的老玉米。我接过来,放在桌子上,没有勇气像他们似的大啃特啃。我坐在一旁,翻看一本过期的《人民画报》,竖起耳朵听他们的谈话。
          
那天是《只把春来报》编辑们一次重要的集会,有张育海,个子不高的沈大伟(两年后两人战死在缅甸),毛子(1967年7月去武斗激烈的东北,从此下落不明);胖胖的何大明精神一度失常,1990年代殁于车祸;皮肤白白嫩嫩的杨百鹏,后来成为数学系教授;皮肤黑黑的李宝臣 上了北大历史系,成为清史专家。
          
他们夜里蹬着三轮板车“请纸”失败,回家的路上,去老玉地顺手牵羊掰了几十根老玉米。

毛子问他的朋友们:“红八月时,你们哥儿几个怎么没发啊?”
          
“吓都吓死了!还发呢?”杨百鹏说,他爸爸是教授。
          
“你问别人,你呢?”张玉海说。他的个子最高,满脸红色的痤疮,说话脸上肌肉随之牵动,有人说他像法国大作家雨果笔下的笑面人。
         
“我去兰州了。”毛子漫不经心地回答。
          
“他比红卫兵串联还早,文革一开始,他就去兰州了。”有人证明道。
           
我看他们的聚会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结束,想和毛子单独呆会儿的机会是不会有了。我起身告辞,毛子也不挽留,让我和他到厨房去,我看见一个短头发衣着朴素的女孩在干活儿,“这是我姐。”我立刻叫了一声:“姐!”她四方小脸,皮肤细白,单眼皮,不大不小的眼睛,像个规矩老实的日本女孩。她冲我点点头,继续忙她的事情。
          
 “他们都是才子。”毛子称颂他的朋友。
           
这不用说我也知道,能考上四中智商应该都不差。更何况我阅读每期的《只把春来报》,领略过这些才子们敏捷的思路和与其说是犀利不如说是挖苦的文笔。例如,他们在《论出身》一文里说有些人一听重在表现就“好像吃了多大亏似的!“引人发笑。
          
 张育海刚才一边聊天一边还在改文章,一副心犹不甘骨哽在喉的样子。
           
毛子开始剥老玉米,剥了一堆,从我肩膀上拿下书包,往里面装。“几根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我不忍拂他的好意。
           
我走下楼,回头看毛子还在目送我,我拐弯听到他的关门声。

4. 毛子参加西单商场武斗
          
一天,毛子披着件军用雨衣来我家,站在院子里,爸爸看见他,没吭声,默认了我们的来往。 

“你眼睛怎么了?”我发现他看我眼光有些异样。“中了颗气枪子弹。”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我吃惊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我端详他的脸,右眼瞳孔比左眼大些,眼睛下方有个小红点。
          
毛子说:“西单商场发生武斗,我跑去支援跟我不错的一派,被打的。当时流了不少血。”
          
爸爸在旁边听见,也过来看看他的眼睛。问:“他们给你什么补偿吗?”
         
“没有,把我扶下来,就吃了点蛋糕。”毛子说。
          
爸爸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的右眼瞳孔放大,视力1.0,这辈子就这样了!”毛子看着我的眼睛说,语气中流露出些许遗憾。
          
毛子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前,是很有作为,并准备大展鸿图的。毛子亲口告诉我,他最早就参加了牟志京的《中学文革报》。牟志京也向我证实这一点,同时参加的还有四中一位叫毛宪文的老师。最早在四中有个《中学文革报》的联络站。毛子对我说:“后来越琢磨越不是味儿。就退出了。”毛老师也差不多同时退出了。
          
毛子和同班同学张育海等几个人就另立炉灶,办起了《只把春来报》。
          
张育海是1963年从八中考入四中,因肺结核休过一年学,1965年回校插入毛子所在的高二(2)班,应该比毛子他们大一岁。张育海数学英语免修。
          
张育海的父亲曾留学英国,解放前因车祸身亡。母亲在某大学管图书。母亲的三叔是著名民主党派人士许德珩先生,张育海和三个哥哥称其姥爷。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毛子,他去了武斗最厉害的东北,就此从我们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五十多年来,有过一些毛子的传言,却从来没有他的确凿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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