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78级，世界银行学院高级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博士。1993年加入世界银行，任东亚副行长办公室经济学家（EAPVP）。在世界银行学院，作为项目组主管（TTL）负责金融、贸易，投资环境领域的研究和培训项目。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
原题
发展是一个学习和创新的过程
作者：王 燕
1983年7月，在毕业一年后，我出国了，至今已29年。每每想起母校，就想起了家，想起了母亲。对我来说，家就在母校，母亲就在母校，母校就是我的家。这儿，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就是我心之所系，我船之停靠的港湾；这儿，有教室大院的草坪，我儿时的秘密，有父母亲的白发，老师朋友的身影，有我最最温馨的记忆。
我在吉林插队务农时，1969年
我在人大上学时
毕业30年后，在母校建校70周年之际，朋友们让我写些感言。写些什么才无愧长辈们的期待，朋友们的信任？我想，就写我们这不寻常的时代、不寻常的世纪、不寻常的见证吧。回想当年考大学之前，真的不知道“金融”为何物，“资本市场”为何物。当时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已转型成为市场经济如此繁荣的经济大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国和资本的输出国。我个人也没想到能够有幸成为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巨变。自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并恢复与世行关系（1980）以来，前二十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后十年是南南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今后十年中国仍要学习创新成为一个引领世界的经济大国。我在世行见证了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变。1980年我国与世行正式建立关系，邓小平对时任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没有援助亦能发展，但有了援助会发展的更快”。事实证明了这种以“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为基础的伙伴关系，比某些发展中国家依赖性的援助和被援助者的关系更为有效。1983年世行的第一份国别报告，探讨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引起国人注目。世行对我国第一个贷款项目就是高等教育项目，支持人大、北大、清华等28所高校的建设。1984年世行率先在鲁布革水电站项目中引入国际竞争性招标采购方式，对当时的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著名的“鲁布革冲击”。当时世行的援建项目以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为主，以推介改革、能力建设为辅。70%的项目集中在大型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上，为解决资本稀缺、电力和交通技术的瓶颈，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放改革继续深入，其中贸易改革围绕着中国入世（加入WTO），要求我们学习国际贸易的规则、修改法律、与国际规则并轨，渐进式的并轨使我国受益匪浅。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的建立，1993年我参与了中国经济学学会系列丛书的写作，写了《现代证券与期货市场》《商业银行管理》《投资学》等书。为了促进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我与许小年教授写了《中国上市企业股权治理结构》一文，获孙冶方经济学奖。针对企业改革中养老体系建设问题，我参加了世行《养老体系改革》一书的写作（中国2020系列丛书，1997年发表）。我与翟凡、徐滇庆、王直合作写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一文，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2002年）。21世纪，中国在经济增长及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世界的关注。世行行长沃尔芬森首先提出南-南学习，注重学习中国的经验。经过两年的全球学习过程，中国政府、财政部、扶贫办与世行协作，于200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球减贫大会，并围绕此会开展了一系列总结中国经验的工作。我作为项目经理，亲自组织了9个案例的研究和修改，并组织了一系列国际考察团来中国学习考察。在上海举行的这次全球减贫大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南南学习与发展合作拉开了序幕。世界银行更加重视学习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组织了一系列研究出版物。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旨在建立一个知识交流的平台，支持全球扶贫事业。该中心从建立起就受到了联合国发展署和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我作为世行项目主管，有幸参与了该中心的创建和初期的组织建设，以及人员的素质能力的建设。从2008年起我们与财政部、商务部合作，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举办了多期中非高层官员研讨班，主要研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及对非洲发展的启示。该中心至今已经成功地举办了高层国际减贫论坛，举办了四期中非部长级研讨班，培训了800余名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事实证明，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创新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学习”“去陈出新”是我国在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得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关键，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然而，这种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及动态平衡，还有待经济学家们去理解、总结和理论化。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努力，做出了有效的探讨，点亮了一两盏灯，但他们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去争取主流经济学的承认。即使在世行，也是一样。这种情况，林毅夫教授在他的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增长极的识别和辅助》等书（2011）中有着清晰的描述。有人会问我，我国已成为世界增长的引擎，那么我们还需要继续学习吗？我想我们仍有很多要学。也许我们创造了增长速度的世界纪录，但增长的质量却日趋下降。收入上升了，但人们的幸福感却下降了，因为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分配不均等问题在日益恶化，且环境破坏日益显著。我们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是子孙后代的财富，但却被这一代人的作为所损坏。清理污染的长期成本，大大高于排污时的短期产出。世行极力推动提高增长的质量。21世纪以来，世行四分之三的贷款致力于环境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国30年来利用世行贷款行业分布情况，1981-2010 （单位：亿美元）。
IBRD 是世行对中国的贷款
资料来源: 财政部、世行《共享发展理念，促进和谐进步: 纪念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周年》。2010年9月
目前世界经济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或者说，正经历着巨大“板块的震动”, 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多个增长极或多引擎的世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速了发达国家的下滑及金砖国家的和平崛起，这将引起两方面的震动。其一，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信心动摇了，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方向和内容均有所改变，开始向东方看，寻找中国等东亚国家成功的经验，非洲各国建立了200多个经济特区就是明证。林毅夫教授首先指出，东亚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型”（实际上是“学而时习之”模型）仍适用于当今世界，且我国将会成为“领头之龙”引领新一轮的大规模产业升级和转移，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受益（见林毅夫、王燕、Vandana Chandra等合著《引领之龙》一文，2012年）。其二，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人们对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合作行为的疑问、批评和诋毁。这里包含西方媒体的诋毁，也包含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怀疑、误读和不解。然而中国本身对于这些疑问和批评并没有足够准备，并没有基于理论和实证的回应。我国在对外援助政策方面不够开放和透明，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国对外援助到底以什么理论为基础？有哪些实证表明我国对外援助与直接投资促进了增长和减贫？我国对于对外援助项目的监测与后评估存在着忽视和不足，也无助于改进中国国际援助的形象，那么我们是否要加强在这些方面的学习，去陈出新，与国际规则的并轨呢？或者，我们要开始参与设计新的国际规则呢？今天的世界期待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仅仅强调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新一轮的学习、并轨和创新。中国准备好了吗？怎样做准备？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的高校，我们的母校准备好了吗？我们怎样才能培养世界领袖、商界领袖、政治领袖、非政府组织的/民间的/草根的/公民社会的领袖，以及经济学金融界的领军人物，科技创新的先锋，国际机构的领军人物？时间已到，世界期待着，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期待着。让我们共同努力。
（本文摘自《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陈锡文：我与中国农村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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