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菊萍，生在南京，长在上海。77级大学生，1987年前往德国自费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工作定居在德国。作者：王菊萍
1988年的秋天，为期八个月的德语班结束了。开学后的这个星期里忙着去系里选课，去书店购买专业书，去图书馆查借参考书，总算基本办完了上课前的各种杂事。周六早上不敢贪睡，要赶在超市下午两点关门前买回这个星期需要的零零碎碎，德国大大小小商店从周六下午2点起至周日晚上歇业，官方规定。一出门就碰上了兴匆匆下楼来的马克，他十分友好地打招呼。我立刻注意到了他不同一般的装扮，深色短大衣里的粉红色衬衣十分耀眼。之前曾经在楼道里看到马克和一个男人卿卿我我，因此知道他属于“另类人”。看着马克一副好心情的样子，我猜想是去约会男朋友，这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二子那双柳叶形的眼睛，似乎又听到了李阿姨拖着长腔悲切切的呼声“二子呀……”二子是弟弟的同班同学，他家与我家是前后门邻居。二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生在大跃进时代，父母为他随势起名力钢，小名二子。无论从长相上还是从性格上，二子都实在配不上他那硬铮铮的男子汉大名。他天生一副女儿相：削肩蜂腰，苍白清瘦的鸭蛋脸上鼻梁纤纤，嘴唇薄薄，一双柳叶形的眼睛总是透出一种幽深幽深的感觉。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的部队大院，其前身是1930年代日本人建的军营二子的父母是我们卫生处的军医，都属于内向性格，不善言辞，但却会常常在人前叹息此生中无缘得一女儿。二子上幼儿园时，他的小姨将女儿寄养在他家，比二子大两岁。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当二子星期六从全托制幼儿园回到家中，就会换上小表姐的衣裙，十分自然地进进出出。一年后小表姐离开了二子家，留下了最漂亮的那条连衣裙。或许是这条连衣裙的缘故，二子自然而然地跟上了我们这群邻居小姐姐，玩起女孩子玩的游戏。二子十分温顺听话，从不与人争吵，我们很乐意地接受了他。大家玩熟后，他会经常告诉我们，他本身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妈妈不当心把他生成了一个男孩子。这时他总是一脸神秘感，我们这些还不懂人间大事的毛丫头都相信了他的说法。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文革进入到破四旧立四新的阶段，一切与古典传统、浪漫抒情、漂亮美好沾边的事与物都在劫难逃。街头上的色彩突然消失了，我们的裙子被妈妈收在衣柜的最下面，辫子上的蝴蝶结也被橡皮筋取代了。革命活动一轴压一轴，破四旧立四新阶段刚告结束，便开启了支左阶段。大院里家家父亲或父母亲本着上级的指示离家，前往三线地区的军工厂。16岁以上的少男少女也扛着红旗，纷纷奔向黑龙江军垦农场。大院里突然显得空落落的。为了管理我们这些缺父少母的半大孩子们，大院临时成立了一个留守处，经常组织一些吃忆苦饭、徒步野营、学习种菜、参观烈士墓之类的活动。1971年，春节在即。父母支左在几千公里之外，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们了。部队电影院和节日联欢演出已中断两年多，夏日的游泳池也停止开放，生活早已失去了文革前的色彩。留守处的人大概觉得我们这几十个孩子怪可怜的，决定大年三十晚上开个孩子联欢会热闹一下。文艺演出节目由我们自己解决，凡是有那么两下子的孩子都领了任务。这天晚上人笑人闹，开心极了，想到联欢会后还有会餐，都有压不住的兴奋。留守处主任报出了联欢会的压轴节目：喜儿的独舞“北风吹”，表演者二子。主任话音未落，就引起了男孩子们的哄笑。我们以为二子会退场，没有想到十岁的他十分冷静的登台上了场。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假发辫，配上一条长裙，活脱脱的一副女孩模样。二子舞得很认真，舞得很美，会场突然安静下来。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谢幕时的掌声来自真心实意。一天早上，留守处主任在自家门口发现了一泡屎，作案者用作草纸的是作页本的封面。主任不嫌脏地展开作页本封面，“张力钢”几个字十分清晰。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注。1972年支左阶段结束，父母回到我们的身边，生活渐渐走上正轨。那时上午上学，下午基本就是玩耍。大院里可以活动的地方很多，因此男女孩子都喜欢在户外玩耍，但是互相间早已不再往来，这是当时的流行特点。无论是在男孩子群里还是在女孩子群里，都看不见二子的身影。我曾悄悄询问过二子，他说哮喘病总是发作，在外面玩容易感冒。二子就这样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两年后，未满17岁的我插队落户在上海郊区，学会独立生活的同时也学会了发愁。二子也从我的脑海里彻底消失了。三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每年的两个假期一个用于出门旅行，一个用于回上海与父母团聚。大学第三年的暑假，走在大院里的我突然听到迎面走来的一个人轻轻地呼唤“小萍姐姐”。我惊讶地停住脚步，部队大院的孩子相互间都是直呼大名或小名，直截了当。大院里解放军空军学员的宿舍大楼，文革中人走屋空，大楼周边成了我们游玩的天堂
我认出了走近的人，是二子。几年没见，他已经高出我半个头，但是那张脸几乎没有变，只是五官拉长了一些。我注意到那双柳叶形的眼睛失去了那种幽深幽深的感觉，流露出的是心不在焉、茫然失落。二子说，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港区仓库做了两年管理员。“那里的人好野蛮哟，喜欢打架骂人”，二子细声细气地说着，“他们经常用各种方法欺负我。”“你们的领导不管吗？”我问道，“不管，他们看不起我，说我是一个假女人。”二子的语气十分平静，似乎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真女人就好了”，二子说着叹了一口气。听见这话，我不由地打量起他。二子服饰简单干净，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脚上穿的不是凉鞋，而是一双浅色网眼皮鞋，十分精致。我同情地问道，“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呢？”二子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甚至闪出一缕喜悦，“在精神病医院，负责给病人送饭和打扫卫生。”我听了后又是一阵惊讶，“你喜欢在那里工作？”“喜欢，我经常和病人聊天，我听得懂他们说些什么。”二子有些眉飞色舞地谈起精神病医院……我带着感叹回到了家，母亲说二子在家停工了半年多，他妈妈李阿姨年初通过关系给他找了这份精神病医院的工作。第二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在前往四川的一所大学任教前，我又回到上海。弟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二子死了”。我一下子懵住了，“就是上个月的事，自杀死的”，弟弟补充道。是对社会反抗的勇气还是对社会绝望的放弃？二子吞下了半瓶安眠药，带着他的伤痛和梦想（？）在夜色里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年他二十一岁。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