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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失踪55年的黄炎培孙女黄可青,你在哪里?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5-22


原题
可青,你在哪里?


作者:黄后乐 


 
看到近日江苏徐州丰县“徐子八”事件在网上引起网民愤怒,我想起我的小妹黄可青。她失踪至今已过55年,我们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们深知“徐子八”亲生父母的感受,对任何人失去身旁亲人那惨痛都会是一样的。我们忘不掉小妹,如果她还在世,我们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在找她回家。如果她不在世了,我们希望知道她最后的遭遇。 
 
 
这张照片是1961年2月15号春节我们大家庭的一个合影。可青是照片里的左面第二排站立的小姑娘,当时刚过8周岁。她身后隔一排那位头略微低点的是我们的母亲。照片第三排正中的老人是我们的祖父,也就是现在领导人乐提的“窑洞对”中和毛泽东谈“周期律”的黄炎培。照此照片时祖父已过82岁。虽然还有个副委员长的头衔,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具体工作给他做,因为身体原因经常在医院治病。

照片中后面两排的成年人中至少有5位“右派分子”,其余还有几位不是“内定右派”就是“右倾分子”。祖父当然没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为他的影响太大。但毛泽东早已说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在政治上就已划到反对面去了。这中间还有毛泽东钦定的有名的“右派分子”黄万里,立在后排右起第三位壮年男士。那天是春节,很冷,人人穿着简朴,面色瘦弱,显露“大跃进”的成果。不过比起当时街上大多数人,能穿得这样暖和已算很好了。

可青是1952年11月25日生的。那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办好”。作为一个中国人,父亲自然是对此满怀希望,故为新生的女儿起名“黄河清”。祖父后来听说了,建议把三点水都去掉,叫‘黄可青“,这样寓意更广,叫起来声音也响亮。于是小妹就成了黄可青。

可青是我们三兄妹中最小的一位。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她刚5岁。家境突然恶化,不要说我不懂,她自然更不懂了。对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父母什么也没说,说了我们也不会懂。我们只记得他们一会去参加大办钢铁,一会又是下乡劳动,时常连日在外。留下我们三个孩子自己在家,托邻居帮着照看一下。

那时我们都在大连工学院的食堂吃饭,母亲把饭票装在小袋子里给我们一人一个,和钥匙一起挂在脖子上。一天放学后,她对姐姐说很饿。未雨问她中午吃饭了没。她说没有,因为饭票丢了。跟着两个也是小孩的哥哥姐姐,可青不知多吃了多少苦,但是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也许是她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抱怨,想到这些禁不住心碎泪下。

那时父亲被罚去做些清扫的工作,还要常常被批判做检查,他的心绪自然非常不好。而我正在调皮的时候,经常惹出麻烦,挨父亲的训斥。在这种时候,她也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挨训。可她哪里懂我犯的是什么错触了那条规,只是站在一边听训斥一边哭泣着,我的心也跟着她哭泣。

在学校里她学习不是很出色,但是她的歌唱得很好。嗓子清脆,声音圆润,一直在学校合唱队里。我们的父母都很喜欢唱歌,他们一唱什么歌, 可青很快就学会唱起来。中国歌曲外国歌曲她都唱。妈妈喜欢抗日歌曲《五月的鲜花》,她也跟着唱,把歌中那坚贞不屈的情调娓娓倾泻出来。10岁的时候在一个节日她登台演唱《洪湖水浪打大浪》,深得母亲喜爱。

但她毕竟是孩子,不懂政治的事。其实我们这些比她大的人就懂得吗?父亲的“右派”帽子摘掉时,高兴地告诉我们他摘帽了。可青糊里糊涂地问什么帽子摘掉了。爸爸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挂起来告诉她这就是摘帽。

1962年党内有个“七千人大会”,检查了“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我们当然是不知道,但是感到一点变化。首先是生活物资丰富起来,和1961年1962年比,街上要饭的人少了。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不再老是饿肚子了。大约是1963年的夏天,父母带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这张照片里可青站在左面,这时她是11岁多些吧。可以看得出与1961年照片相比,每个人的穿着气质都好得多了。父亲那时又重回讲台,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但是单纯的教书匠怎能知道自己的厄运在一步步到来。

那时学院党委号召大家提高教学质量,要每个教师严格把好关。因为是重新回到讲台,他很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地落实党委的要求。在工作中实事求是,一个学生该得几分就给几分。这样一来就有些上他的课的学生没有及格,后来被校方退学了。不幸的是这些学生中有几位是“调干生”,就是从没上过中学直接从生产岗位调来大学学习的。这些人在政治上是铁杆的,但知识上几乎空白。

作为一个教师,父亲哪里知道每个学生的政治背景,更没有权力劝退学生。他只知道的只是教好课,公平地对待每个学生。他这样做了,却不知自己犯下了重大“错误”。

1964年开始搞“社教”运动,父亲为几个调干生没能及格被退学,校党委指控他搞阶级报复。又被赶下讲台,罚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个家庭再次被压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搞阶级报复,父母在家翻遍了所有的地方想找出那年学生的考卷,可哪里找得全。但就是找全了又有什么用?那时重抓阶级斗争,一个“摘帽右派”教课,教的调干学生不及格被退学。你怎么撇得清这干系?不抓你抓谁?就如《水浒》里那位被逼到火烧草料场林教头,哪有他能说理的地方。

1965年底祖父去世,父亲从参加“四清”的农村赴京奔丧。回来之后又去农村搞“四清”。几个月后“文革”开始,他的工作单位把他从搞“四清”的农村叫回来,令他交代罪行。可是他已经再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

从1957年起,他没完没了地向党“交心”,没完没了地改造思想,不定时地被罚去劳动改造,没日没夜地工作。10年过去仍是“右派”,仍是敌人。他终于被压垮了,没多久他就自杀了。他留下遗书说:“我没有搞阶级报复,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调干学生。”

父亲走后,我们在学校的处境变得更困难,不知道可青在她的学校是怎样被对待的。那时学校里大多数活动像我们这样出身的都是被排斥在外的。其他学生可以出去串联,看大字报听辩论,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只能从早到晚在教室里学习“语录”,写思想改造心得。

10月末一天,大连工学院的两派学生搞大辩论,批判市委书记胡明。可青所在学校在大工院内,学校组织学生去看。可青跟着她的几个同学也去了。未雨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他们,告诉可青事完后就回家。回家后未雨告诉母亲在外面见到可青。过了一会天色有些黑了,妈妈叫未雨拿了件衣服去接可青回来。未雨去了,可是没有找到可青。当时可青还差一个月满14岁。

那天斗争会开完后,学生又说是去省里要求罢胡明的官,许多人都跟着去市内看热闹。包括可青学校的同学。晚上可青没有回家。第二天问她的同学,都说辩论会后可青自己回家去了。妈妈立刻感到可青可能出事了。可是作为她的哥哥姐姐我们却以为她可能去朋友家了,或者跟同学串联去了。因为那时串联进入高潮,很多人都跑出去串联。但妈妈说不可能,可青不会自己一人离开家的,更不要说她身上没钱没粮票。

接下的日子,妈妈疯了一样到处打听可青的下落,可青的学校她去过,正在被斗的校长也极力帮助打听。她去了大连工学院的群众组织请求帮助,可人家有更重要的事,那会认真对待“一个右派老婆”的事。她去求过公安局,公安局派人来调查了一阵,无奈两个月后,公检法就被砸烂。妈妈又去北京求她的亲戚。可是这些亲戚不是自己被打倒,就是很谨慎,不帮什么忙。

转过年来的1967年夏季,武斗在全国进入高潮。可青的案子基本无人过问。这时传出一个谣言,说是妈妈把可青送去台湾当特务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姨妈一个舅舅在台湾。这本是无稽之谈,但在1968年的清队运动中,这就是重大嫌疑案件。母亲背着“黑五类”家属的名声,在一个孤立无援环境中带着我们两个生活,已经很艰难,这下又背负了一个可怕的“罪名”。

六月里,几个大连工学院的红卫兵到我们家翻抄一遍后,把妈妈带走,说是到学习班去交代问题。几天后母亲就跳楼自杀了。当时学院里的人都知道她自杀了,可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两个。事出两天后未雨在商店里买菜,一位熟人直问她,“听说你妈跳楼了,怎样了?”  未雨大惊,这才知道妈妈已经不在了。

我去问工宣队专案组, 但找不到人谈话。两天后他们找人带信要我去见他们,向我宣布母亲的罪状,出示母亲的遗书。上面书:“未雨后乐,你们跟着大姨妈好好生活吧。家里不用的东西送给武汉的亲戚们。一定要找到可青。”

十年后才有人告诉我,妈妈在那里的确遭到学生毒打,其中一个她教过的学生叫随世荣的打得最凶狠,曾连抽她70多鞭。妈妈死前写了两份遗书,一个明放在桌面,示给工宣队专案组看,一个暗塞在内裤的松紧带中。暗塞在松紧带的这份遗书几个月后被未雨发现,上书”后乐未雨,我受到毒打。必信的确是自杀的,可青的确是失踪了。“ 发现这份遗书时我们已下乡几个月。

下乡时要转户口,我和未雨的都转走了以后,户口本上就剩可青一人。我问派出所:”我们要下乡了,可青又一直找不到,这户口本怎么办呢?“他们说没有死亡证明没法注销户口,你就带着吧。这样我带着只有可青一人的户口本去了农村。

4年后我在插队的农村接到大连工学院的通知,说父母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改正。我从农村回大连办理了改正手续,同时也去派出所注销了可青的户口。人都没了,改正又能如何。

“文革”后我们兄妹俩上大学回了大连,找过公安局,找过大连工学院,想继续实现母亲的遗嘱。报纸上也登过寻找可青的文章,可是直到我们出国留学,还是没有消息。

1998年,我们回国再次努力,找到工学院当时一个副院长,没想到此人说你妹妹又不是我们大工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帮你们找。没办法,只好去找到大连市委。市里的人听我们谈了情况后,安排人做了些调查,最后仍是没线索。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能完成母亲的嘱托。

但神奇的是2018年,未雨在做饭的时候开着电视,突然看见我们一家人在1963年的这张全家合影在电视里闪过。她赶紧把那段电视反复看了几遍,电视剧《花火》第五集里的那照片,确实是上面这张我们一家1963年照的像。 
 

黄必信全家五人照,电视剧《火花》第五集截图

 
可是我们和电视剧的剧组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把这张照片给过和电视剧有关系的人。有这张照片的几个人我们都询问过,没有任何人说给过剧组这张照片。这真是个谜,让我们觉得似乎这是一个信号,可青她也许还在。

再来说说前面1961年春节那张照片。照片里面是52个人,其中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我知道就有4位,三位是我们家的,加上我们的继祖母。可青是年龄最小的,最大的是继祖母,就是坐在我祖父右边那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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