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兵团时期的作者
舒顺林，1950年出生。1969年到内蒙古兵团，1977年调内蒙古农管总局编辑室工作。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调到北京，先后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分部和民政部《中国民政》杂志社。正高职称，现居北京。
原题
进京三步曲
说起我们的进京，时间上算是比较晚了(1992年)，不象多数知青那样是以病、困退的方式回来的，但也经历了办调动、找工作、租房子等诸多坎坷，才得以消停，其中不乏酸甜苦辣，亦耐人寻味。作为呼市人（呼和浩特市），我能进北京，完全是沾爱人的光，而我爱人小邢（那时称小邢，现在早已是老邢了）回北京也完全是一次偶然。我俩作为知青是在内蒙古兵团认识的，后来在兵团成了家，我们的结婚证还是在当地的和胜公社领的。原以为回城无望，双方年龄已二十六七岁，男婚女嫁，在农场安家过日子也就是了。不想后来知青们通过病、困退或是其他方式纷纷往城里办。我俩也随回城潮先后办回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当时她作为北京知青，以病、困退回京应不成问题，只是她不想拆散我们这个家而放弃回京。话说呼市虽不比北京，但毕竟是首府。就我而言，本来就是由呼市下的乡，现在又回到呼市，父母家人也在呼市。算是心满意足。我先在工厂工作，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又留校在高校工作，1987年评上职称，1991年又当上了编辑部副主任，学校还分了一套新楼房，一切向好。压根没想过离开呼市，更别说上外地去北京发展了。再说小邢也是结婚后就夫唱妇随，只顾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即便在农场亦无怨言，何况到了首府，后来又在呼市第二幼儿园工作，更是如愿。当时全呼市公办幼儿园才3家，这3家数二幼名气大，实力强，地理位置好。作为官办幼儿园，它投资大、设备优、师资力量强（教养员即老师都是一水的专科毕业生)、教学质量堪称一流。所以上层领导孩子，象当时自治区主席等的孙子都在二幼入托。只因它座落在电影宫和新城商店东面的胡同里，地方不大，班级也不多，招收的人数有限，所以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孩子进二幼比较难。二幼的孩子娇贵，二幼的老师也被人羡慕与尊重。小邢虽从北京下乡到内蒙古，但不管怎么说也从农村办回到了城市，而且作为北京幼师的毕业生，又到二幼当老师也算专业对口。工作美好，家庭美满，生活美妙，“此心安处是吾乡”，小邢也早已打消了回北京的念头。1992年6月，新城区教育局指派小邢作为领队李老师的助理，带着呼和浩特和包头的部分幼教老师去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那天小邢她们一行人到北京西城棉花胡同幼儿园参观见习，就在见习活动即将结束之际，她意外地与原北京幼师的一位老同学相遇了。同学见面分外高兴，越聊越亲，当知道小邢在内蒙古下乡的经历后，老同学问道，你怎么不回北京呢？象你这种情况是有文件规定可往回办的呀！北京人事局有咱们的名单，只要在名单里，有一个办一个。“是吗？”我爱人下意识地接茬。老同学接着说：咱们幼师毕业属于中专生，是国家分配的对象，咱班当年的分配方案都已明确下达，只是还沒来得及实施分配就赶上了上山下乡，有的同学经不住动员去农村插队，你们几个则下到兵团去了。沒下乡的同学后来都被分到了北京市的各大幼儿园和小学，你们几个下乡支边的同学和我们都断了联系。小邢意外得到这个信息，回到宾馆把大家安顿好以后，向李老师请假，回家看看母亲并办点自己的事。通情达理的李老师马上批准。她马不停蹄地直奔北京电报大楼与我通了长途电话，这在当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已是最快最佳的选择了。我给她的回答是：去试试，争取一下。第二天到市人事局打听到的情况让人大喜过望！人事局掌握的所剩无几的名单中不但有小邢的名字，而且办事人说：这个文件虽已下发不少时间了，但也没有接到停办的通知，因为你们属于落实政策，还可以办。好事来得太快，她有些不知所措，便在回家的半路又给我打电话，我肯定地告诉她：“办！”就这样，第三天小邢拿上所需材料到北京市人事局去开办。说来也巧，更是有缘。这人事局调配处的工作人员姓D，他也是一位从东北返城的知青，“天下知青是一家”，一听“知青”两字，互相就有亲近感，又是落实政策，理由充足，好像他家也住在西城一带，越说越近乎。不消说，接下来的事自然一路通畅。商调函是调动的关键一步
人说要是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要是顺起来，也是一顺百顺，想不顺都不行。这不，我家小邢去人事局顺利地开出了商调函（北京市人事局发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事局）。高兴地拿着调函，一边道谢，一边往向外走，可就在刚走出门的霎那间，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我调回北京了，我爱人可怎么办？而且出了这个门，我们就再无办法了。想到这，她停下脚步又折回了调配处，把心里的顾虑向老D和盘托出：这么多年，我去内蒙古与自己的家人两地分隔，遥遥相望；今天，我自己回了北京，又将与我的另一半分隔两地，无期相望……说到此，两眼已经泪水充盈。只见老D沉吟片刻，便对旁边前来此处给单位办事的年轻人说：“唉，小L，你等一下！”刚办完手续的小L问“还有事？”老D就当着小邢把我的情况说了一下，并对小L说:“她们实在太困难了，你们林业局就把她爱人也接收了吧！”小L爽快地说:“行”。然后就把刚刚办妥的林业局接收函的名单上又添加了我的名字。于是北京市林业局成了我的接收单位。想也不敢想的问题就在他们二位帮助下瞬间解决了。当我的调函被我爱人攥在手里时，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想除了感谢，她也一定在为自己的勇敢和真诚而感动、而骄傲！
干部介绍信，注明调动原因是“落实知青政策”
好事来得快也突然，一下拿到了两份商调函，我爱人兴奋得睡不着觉，沒等歇够假期她就怀揣调函往回走。不说商调函有时间期限，而是回去后还有好多事情需要办。首先是单位这一关怎么过，然后还得办理一些相关手续。
工资介绍信，不仅注明基本工资还注明知识分子补贴、副补、粮补、书报费、洗理费等
按照调动程序，人事局发商调函只是第一步（当然是决定性的一步），只表明北京有单位愿意接收你，关键还在于所在单位放不放你。单位同意放，需向接收方发一份回函，接到回函后接收单位才再交呈人事局，由人事局在确定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开出一份正式的调动函即调令。本人持人事部门的调令方可去办理各种关系，这其中有行政（人事）、组织、户口、工资以及粮油与副食关系等。
组织关系介绍信，注明党费交至日期
因为往北京调确属临时起意，两天之内就拿到两张商调函也实属倏然，所以单位这方放不放人心里没底，直打鼓。为稳妥起见，调函拿在手里捂了好几天，夫妻俩商量该怎么跟单位摊牌。从过往情况看，一般单位要卡人不外有两种：一是得罪了领导，领导故意不放你，留着整治你；一种是作为单位骨干，领导舍不得放你。我俩当然属于第二种情况，而这样的上下级关系，更让人不好向领导开口。领导对咱们挺器重，又是提拔又是重用，你却提出要调走，不说拆台起码是不买账。让人为难就在于此。可这调北京的机会又千载难逢，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渗了几天觉得不能再拖了，便鼓足勇气各自找领导去说。嗨，没想到双方领导都挺开明，不仅同意放人，还都认为是机不可失的好事，人往高处走么！只是领导觉得太意外、太突然了（多年之后见到内蒙古的朋友，说起我们的调京之事及速度之快还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我与小邢悬着的心总算落地并不无感慨：世间还是好人多啊！
粮食供应证明，注明每月的粮食标准和停止供应的日期
接下来就紧锣密鼓地开办各种关系。虽然有的比较繁琐，比如，最初单位人事处会让你拿一张清单跑到相关单位去签字盖章：让财务科签字是看你有无欠款欠账，让图书馆签字看你有无未还之书，让医务室签字看你欠不欠医药费，而让房管科签字是让你退房。等这个清单交上来后，人事处才开始让你办正式的工资关系、组织关系、档案关系等，至于户口、粮（副）食关系需到派出所和粮店去办。好在累并快乐着，不到一个月，所有手续均已办妥。就连搬家的事也都搞定，所有家具、书籍、物件都打包妥当，也顾不上选一黄道吉日就联系好一辆零担车（即封闭的如集装箱式的货车），风风火火地向北京进发、复命。要说我们调北京也并非是拍脑袋、想当然，我爱人是地道北京人，亲朋均在北京，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户口也早按知青政策迁在姥姥的户籍本里。再有是一起下兵团的北京知青不少都先于我们回到了北京，在北京有熟人和哥儿们。更主要的是当时我们四十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又下过乡，吃过苦，有经历，有学历，有职称，不说自己人五人六，正当各单位用人之际，不少单位就缺象我们这样去了就能干活的人，即用人单位不排斥，这便是我们的底气与自信。各种手续从内蒙古迁出来攥在手里，拿到北京后急需办的事是去街道办事处上户口和换粮食供应关系，因为这两样办妥了，你立马就具有了北京身份，是名正言顺的北京人了。紧接着需办的事就是去找工作，挣一份工资好养家糊口。这工作按理说是该由接收单位来安排的。谁接收谁负责嘛！正常情况确实是这样。作为接收单位你要调人，前提是有指标即编制，有编方可调人，有编人事部门也才允许你调。人调进来后自然由接收单位安排工作。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但是在当年，却又不完全是这样。只因有人急着要回北京，又苦于没单位接收，所以有不少人就找接收单位通融并订立一个君子协定，你只负责假接收我，我并不需要你安排工作。人事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考察要人单位有无编制，照办不误，甚至人事部门也帮着搭桥，成人之美(北京市林业局接收我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知青回城，不少人走的就是假接收这条野路子。一般来说假接收的双方都能恪守诺言，尤其是当事者一旦办回了城，便与接收单位一拍两散，互不纠缠。但也有不按契约办事的。我认识一位朋友就干过这事。他把爱人调回北京后，实在无能力也无关系给爱人找工作，便硬是讹人家接收单位给安排工作，为此双方僵持不下，不得不去找仲裁，结果是接收单位竟然被判输，闹得双方挺不愉快。我和小邢一个属于假接收，一个属于真接收。小邢的接收方是西城区教育局，赶上当时学校正缺老师又有朋友举荐，于是我爱人一到北京就被分到一所小学去当老师，顺顺当当，衔接还挺紧，一点都没耽误。我因为是假接收，所以抵京后还需重新找工作单位，虽有心理准备和自信，但真正实施起来还是费了不少周折。从外地调入北京，是拐点，是转折，是重新选择工作和职业的好机会，得认真对待和考虑。正因如此，进京前我们就做了点功课，手里揣着几张纸条，都是熟人朋友写的找工作的推荐信。就工作而言，遵从内心我比较喜欢从事科研工作，比如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之类。一来自己曾对此有所涉猎，先后发表过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二来它结合自己的历史专业，何况家父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家传。三来可以不坐班，只要出成果就行。所以我当时最想去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来京之前我就带有去民研所的推荐信。但是想法归想法，现实是现实，美好的愿望往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残酷的现实是找工作不允许我挑三拣四，更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而必须全面撒网，得一即可。进京后，我倒是先去叩敲民研所的大门。按照推荐信，分别去拜访了3位民研所的人，并递上简历，之后是静候佳音。去国家教委，找的是时任民族教育司的一位G姓司长，他是由内蒙古教育厅去的教委，当时学校的D校长特意写条让我去找G司长。G司长平易近人，见面后他跟我谈了谈他的想法。他认为当时在外省办的有一个叫《民族教育》的刊物办得不错，尤其是刊名起得好，所以他想把它拿到北京来办并升格为《中国民族教育》。可是将编辑部全盘端来又没有那么多编制，G司长正为此事发愁。我去找他，G司长一看我的简历，觉得我既是编辑，又搞民族史，人选合适，要是能来帮办《中国民族教育》，当然好。G司长的意思是编辑部先由我来牵头，把架子支起来，拨一间办公室兼作我的宿舍。临走时G司长说，你考虑考虑，我们也积极争取促成。我说“行”。G司长要办杂志，我又急找工作，互中下怀，所以双方谈话愉快又投缘，大有好事临近之感。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歪打正着。你托关系想去的地儿不一定能成，而什么关系没有误闯误撞反倒先成。就在我等待民研所和教委回信儿的当口，本不看好且不抱希望的北京师院分院那边却回话了，让去“报到”。对于急于找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大好消息。分院作为高校也是我投档的单位之一。当时师院分院刚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分部不久，学校正扩大办学规模，所以缺人。这也是我选它的一个理由。不管怎么说，学校同意接收我，我又四处在找工作，所以它让我无法拒绝。
向首师大领导写信要求调换工作
首师大分部的地址在白广路，因身处闹市地盘不大，一座坐东朝西的楼房与三面的平房围成的校院比篮球场大点有限，绝对不及一个足球场大。行政部门集中在一楼，楼上为会议室、礼堂及教研室等，教室不多，是因为学生都集中在北五环外的来广营。等于白广路这边是学校的首脑机关，教学基地则在来广营，所以每天都有班车接送老师去来广营上课。首师大分部吸引我的地方还在于它办了一份《作文导报》，有个办报的编辑部。这份《作文导报》是针对中小学生作文而办的辅导报，它立足北京市、面向全国发行，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当时很火，发行量很大。每月发行《作文导报》时，全校教职工都以处室为单位帮忙包装和邮寄，从中能挣到可观的发行费。这份报纸不仅是教职工的福利报，而且还为学校筹集了不少资金，学校竟以报纸挣的钱在来广营盖起了一栋宿舍楼，以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我对《作文导报》感兴趣不是它的福利，而是想去那里当编辑干我的老本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这样，你想要的，觉得没问题的却往往达不到。调到首师大分部，领导并没让我去当编辑而是把我安排在校长办公室，职务也不明确，我原是副处级，可在办公室里，已有一位年长的主任和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副主任，还有两个科长。我在办公室既不是处级也不是科级，只让我负责办公室的文字工作，如写个计划、总结什么的，或是每周一为校长办公会作记录，并写出会议纪要，另外还让我掌管学校的行政大印，开个证明、介绍信，发文盖章等。说白了就是个行政大秘。不安排职务倒无所谓，可连业务职称也要重新认定，这有些让人不解。嘴上不说心里总觉不爽。后来经人一说才算释然。人说凡是外地进京人员都这样，职务、职称都推倒重来，只是保留你的职务工资，即工资不降。职务视单位情况而定，单位有空位有指标也要试用一段时间（或3月或半年）再任命，如若不然则不考虑。职称也要转换成北京市的职称证。职务、职称都好说，关键是专业不对口有点别扭。我曾在校办边工作边与领导要求调《作文导报》去工作，未果；后来我又给总校（首都师范大学）的Q校长写信，要求专业对口，调到本部的出版社或学报编辑部去工作，也没有下文，这不免让我产生了要走的想法，而促使我下决心要调离首师大分部的则是分房一事。前面提到，首师大分部15年才盖一栋家属楼，而分房条件之一是在分部工作滿5年才有资格，显然没我的份儿。可要等下次再盖房就不定是猴年马月了。专业不对口，职务不考虑，分房没资格，那还呆什么劲儿？不撤才怪。
首师大分部开出的行政介绍信
可一般用人单位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给干够3年、5年你别想走人。我不到一年就提出调走，这其中没少与领导磨嘴皮子。领导也是看我去意已决，又加上无法解决我的实际困难，便不得不破例放人。按说分校对我有接纳之恩，我不该拂袖而去，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首师大分部工作了不到一年，在一切无望的情况下，我又开始办调动。可以说这次办调动就比较理性。何为理性？那就是作为一个从外地进京的人士找工作既要专业对口，又不能不考虑住房问题。而住房在高校、科研单位和级别小的单位是很难奏效的，只有到中央和国家机关才有望。如何做到既是大单位又能专业对口当编辑？我选择了两个目标，一个是中央统战部的《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一个是民政部社研所的《社会工作研究》杂志社。经接触，这两个单位确实需要象我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对我的调动都很上心。后来尽管统战部的调令先下来，但我考虑再三，还是辞退了统战部的调令而最终选择了民政部。后来的经历证明，到民政部办刊物还是选对了。所以一直让我在那里干到退休。说起在北京找工作，不由想起一件逗乐的事来。我和爱人两个为找工作，去过多少单位，见过多少人，跑了多少路，都不记得了，但每次出行都是骑车去的，这一点很清楚。因为那时地铁公交有限，私家车没普及，一般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我们开始住在西城，一次骑自行车从阜成门到机场路大山子那边去跑工作，路途远不说，搭上我俩刚进城有点土也有些愣，更有些傻，现在想起来都可笑。那次骑车骑进机场高速路了我们都没意识，还只顾往前骑，两人还直纳闷，怎么路上车那么少，而过往的车又开得那么快？后来才猛然意识到我们误入了高速道，便赶紧找出口，下高速，骑向辅路。也幸亏当年高速路上车少，好一阵才开过一辆，如果象今天这样车流泛滥、行车匆匆、时有追尾的话，我们早已被躲闪不及的快车碾轧成了齑粉！真是后怕。要说进京后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无疑是住房。这对于当年房屋租售市场不健全、拖家带口的我们来说尤以为甚。北京住房难，在外地就有耳闻，尽管也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进京后还是被住房问题搅得我们焦头烂额，差点闹得我们往回返。我的一位兵团好友是北京某房管所的所长，来京之前他就为我们在马甸一带联系好了一处租房。所以我们进京时把所有的家具都装进了零担车里，就连挂窗帘用的那根用粗铁棍做的窗帘杆都搬了来，治家不易，敝帚自珍嘛！自家的针头线脑用起来终归方便。进京那天，我们是人坐火车走，零担车在后面跟，人比車先到。估计车快到时，我和我爱人便到租房地去等。不料，到房区一看，却让我们傻了眼。原来这里是回民居住区，听说我们是汉民，便对我们进行抵触。院子里共用的压水井被锁住了，意思是不让我们用水。门口的下水道也被人用铁筛子罩住了，显然是不让倒水。这还用说吗，明摆着不让我们入住。一看这种架式，我们立马改变主意，赶紧通知零担车别过来了。让快到马甸桥的车暂停在桥下，往哪拉，等电话。情急之中只好向我爱人的同学求助，她是一个小学的校长，趁学校放暑假，借用一间教室把全部家具暂时卸堆到那里。后来为了不耽误孩子们开学用教室，我们又不得不将家具分3处去存放。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7月20日那天冒着瓢泼大雨，我们蹬着三轮车向亲朋家分存家具的情景。亲朋好友家也不宽敞，有的家具只好放在他们的院子里，例如那跟随了我们多年、专门订做、凝聚了感情的写字台，也只能用一块大塑料布把它包盖住，在院子里任凭日晒雨淋、风刮雪压；有的家具直到几年后等我分了房才从亲朋家搬走；有的家具则经磨历劫也就报废了。不过不管怎么说，爱人的同学帮我们解了一个大围。马甸的房子没租成，呼啦之下一家4口只好先挤住到岳母家。岳母住的是一间坐西朝东的狭长平房，平房一进门就是卧室，卧室往里边有一个窄小的储物间，还好，中间一道门将房子分隔为两个空间。我们一家到达，迫使岳母让出外边的大卧室，自己住进了储物间。储物间不见阳光，白天进去都要开灯。让岳母屈居黑屋，弄得我们既不落忍又觉无奈，唯有加紧找地儿租房才得心安。还不错，没几天，孩子的大姨就在西四北三条帮我们租了一间熟人的平房。房子不大，每月150元的房租贵且不说，房屋低矮窄小，只能放一双人床和一沙发，这样我们夫妻二人与一个孩子挤睡在双人床上，而另一孩子则只好睡在沙发上。即便这样，房主还只限租3个月。心想3个月就3个月，走一步算一步。3个月后房主催逼腾房，我们只好再次想辙。天无绝人之路，想不到这时小邢学校的领导帮我们救了急。事情是这样的：我爱人调到学校后，领导安排她教语文和音乐、代班主任还兼大队辅导员工作，这教课代班是她老本行，自不必说，不想这大队辅导员的差事也让她干得风生水起，如魚得水，连续几次，学校的大队活动都受到了区教育局的表扬，而且还有两次竟然在全区评比中拿了奖。这对于一向默默无闻的学校来说可算是一大轰动，搞得校长去区教育局办事也觉脸上有光。我爱人自然受到校长的赏识。就在一次与校长的谈话中，我家小邢无意识提到了住房难题，不想家有知青的校长非常体谅并力排众议果断将学校的一间空房暂租给了我们，这让我们感动至深。提起学校的这间房子，又另有一番故事，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学校暂借我们的不到10平米的小平房，在离学校很近的一个胡同里。拐进去是一个小院，小院里原有4户人家，两户在西，两户在东，他们都是学校的教职工。我们要进住的这间小房紧挨着东户的北墙。听说房主之所以将房腾退给学校，是因他们几家住户闹矛盾，一气之下愤然而搬走。正好让我们赶了个空当儿。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将要打交道的邻居也不是什么善茬儿，挺不好沟通的。房子虽10平米左右，但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而且房里可支一双人床和单人床，这样我那可怜的大孩子再也不用睡沙发而得以展腰睡在小床上了，这对于16岁正处发育阶段的孩子说无疑是一个解救。房里支上单、双人床，冬天再放上取暖用做饭使的炉子、烟筒及锅碗瓢盆等物，便满滿当当、再无空闲之处了。4人在屋里走路未免互相碰撞、挨肩接踵。还有，屋外院里原来的住户与对门住家闹矛盾，所以对门在这家的出入口处码起了一堵墙，只留出一尺宽的（一点也不夸张）过道。我们搬进后，几次与对门和左边的邻居交涉，希望他们将用砖码的墙往后闪挪哪怕10公分，以便行人过往，就这他们也不答应，我们一家四口只好每天侧着身子进进出出，十分别扭。更奇葩的是，对门住户竟在院子里的房顶上喂养了10余箱蜜蜂！夏天一到，蜜蜂便纷纷出箱“嗡嗡”地在院子里肆意飞旋，以致经常闯进我们的小屋，孩子和大人不時遭到蜜蜂的蜇叮。再说一家四口，老大不小，夏天挤在一间屋子里，闷热难熬，孩子做作业大人看书没地方不说，一家人洗洗涮涮也极为不便。好在小邢的学校就离住房百十米，索性我们全家学习看书就到大队部兼办公室或是音乐教室去。那时节，不知北京市为维稳还是什么，要求各单位必须安排值夜班，有人对此有埋怨，发补贴也不情愿。小邢则跟校长说，单位的所有夜班我们家全包了，而且不要值班费。这既解决了我们的困难又给学校省下了费用，还替老师们减少了负担，一举多得。这种以校为家的状况，一直等到我们单位分了房才算结束。说到我们单位的分房，又是一段好事多磨。我之所以选择到民政部工作，当然有房子的因素。我们当年住房不象现在要自己买而是单位给分房，所以被称作福利房。根据房源和人员情况各单位的分房条件各不相同，象首师大分部15年才盖一栋楼，所以它的门槛比较高，必须满5年才有分房资格。而民政部则不是，房源相对充足不说，且每隔一二年就分一次房，所以没必要用年头来卡人，而是用评分来见高低。但民政部机关的司局和事业单位间的对待又不一样。部机关公务员是人人可分而得之，甚至还有挑选余地，而象我们事业单位则是切块给每个单位一套或两套房，再由单位分配到人。为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单位专门成立了分房小组、制订分房方案、釆用评分办法去透明操作。评分内容包括职务、部龄、工龄、年龄、学历、独生子女及困难、无房等项。
分房积分办法细而严
按评分办法计算，本人获88.2分、排第一。无论职务、年龄、工龄、无房等都没问题，就是到单位时间不长，似有微词，有人便抓住此点去部里反映情况。部里就此作出明确答复，确认了我的分房资格。因我的住房问题，所里曾专门打过报告，以正处职务、高级职称、业务骨干为由向部里申请要人才房，只因那次部里没设人才房，便让我参加所里的分房。不然部里也不会拨给所里一套二居室的房（至多给一居室）。因为所里申请要房的人都有房，最不济也是住集体宿舍。他们多是单身，分房为达标；只有我是无房户，还拖家带口。告状者不知情，对此有看法能理解。将心比心，一个在单位辛辛苦苦工作了多年，赶上能改善住房条件时为何不争取，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排名第二的同事与我仅差几分。所以分房小组最终将新房分给我，同时让我写一个合住保证书，我也只好答应。是说排名第二的那位同事，住在外单位，如遇外单位搬迁，分房小组将积极为其解决住房问题，要是万一解决不了，则与我合住这套两居室。这次就让我写出书面保证。兵临城下，保证书我不得不写。当我一手交保证书，一手拿过房门钥匙时，虽别扭，还得忍。
所分房小组给部里的报告
拿到钥匙，新房只是四白落地稍作装修就搬进去住了，也沒用三五个月哪怕一个月的时间去晾散甲酫，管它污染不污染，得病不得病的，没那么多讲究，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晃几年过去了，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又迎来了部里的一次大分房和住房大调整。这次破天荒地将事业单位和部机关同等对待，进行统一大排队。按职务（职称）的对应住房标准与住房面积，我被补差又分到了一套楼房，在拿到第二套房时，我并没有象第一次那样激动和热盼，因为这时我们已走过了住房的刚需期。福利房就这样圆滿地达标到位了。作为编辑部负责人，当然不能因为住房问题而影响工作，但解决了住房去除了后顾之忧，工作更有起色，也是不争的事实。以致《社会工作研究》在我手中由季刊变为双月刊，又由双月刊改为《中国社会工作》，后来又被民政部机关刋《中国民政》所取代，一步一脚印，几年多变化。另说不赘。有时想起进京之艰难困苦，就觉得憋屈，窝囊，几近崩溃。曾在无助至暗时还打退堂鼓想往回返，乃至跟原单位都打了招呼，领导同意并愿妥为安排。此刻有人出面相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既来之，则安之，克服困难往前走。人生无坦途，坎坷乃常态。还说知青回京都这样，有人回京后无房无工作还不如你呢。这就是一代人的命！说到命，倒又让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一般对占卜、算卦、看手相多有不信，也从不去掺乎。我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只觉她长相好，学问、文笔也好，却从未听说她会看手相。一次同学间小聚，应同学之请，她为在座的演示了手相术。因为凑热闹，关系也熟络，我也让她看了看，她则对我说：从手相上看，你这个人吧，一生不甘寂寞，不会大起大落。虽难成大器，但也小有成果。总之自己不断努力拼搏，能有些收效，不过平淡一生而已。当时并没当回事，倒是对她所言一直记得。不料今日回想起来，她说的还挺准。透过我的进京经历也可显见一斑。
新三届之歌
陈剑：社会中坚新三届，
批判意识逐渐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