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 | 王小玲：我的妈妈，搡倒了也要再站起来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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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小玲，1952年出生，甘肃静宁新街人，4岁时随父亲到西北师范学院。16岁时在甘肃康乐县下乡插队，当过矿山女电工，纺纱女工，1977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一直从事语文教学，曾在培黎石油学校、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任教，副教授，有多篇论文在省级刋物上发表。

原题

我的母亲

作者：王小玲

九十四年前，静宁李家巷子，阳光暖暖。两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在地上嬉戏，只见大一点儿的孩子把一个瘦弱的孩子压在身下，瘦弱的孩子灰头土脸，脸贴在地上，无力翻身，静静地忍受着。旁边的人对小孩的母亲说：“你要把这个女子拉扯活，世上的娃娃要憋破世界了”，这个瘦弱的孩子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姥姥是一个不轻易服输的人，她将瘦弱的母亲拉扯大了。

静宁有个习俗，年轻媳妇回娘家时要领一个小女孩，母亲自6岁起就经常被人请去。我姥爷家是上中农，生活并不富裕。我姥姥借了亲戚家孩子的粉红格子长衫让母亲穿上，颈前带着个大银牌，银牌上有三个铃铛，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见到母亲的女人往往要问：“谁家的碎女子，真心疼”，“把你给我家栓个媳妇，行不行？”母亲害羞，一溜烟地跑掉。

有一天，我爷爷与母亲的姥爷在一起聊孩子们的婚事，父亲在身边，带着凉帽的母亲活泼泼地走过来了，我爷问父亲：“把这个女子，给你说成媳妇，行吗？”8岁的父亲点点头，他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父母是包办婚姻，但一辈子过得十分和睦，我没见过父母争嘴吵架，甚至极少见他们红过脸。

母亲自7岁起，就伺候自己的奶奶，奶奶是后奶奶，对母亲严格。奶奶睡着了，母亲用马尾巴做的蝇刷驱赶苍蝇，并且一边缝布钮扣。

母亲的爷爷奶奶搬到另一个院子了，母亲的太爷留给我姥姥，我姥姥让母亲伺候太爷。太爷李招财是清朝贡生，(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学员)，他让母亲学认字，一天认10个字坨坨，母亲不爱在家学，她想到学校去上学。她十分羡慕那时的女学生：穿着淡蓝上衣，黑裙子，背着黄书包，长辫子在身后甩来甩去。

太爷说：“隔壁子德胜云家连儿子都不供着上学，我们难道还供女子吗？”太爷为了哄母亲，每天给母亲留半个荷包蛋，说：“海子，吃蛋！”。（母亲小名海棠）吃完蛋后认10个字坨坨。母亲下午拿着“气死狗”的灯盏给太爷在墙上找臭虫，把瓦盆子尿盆洗净。我姥姥给太爷梳长头发，刮胡子、洗脚、剪指甲。晚上把盛水的pia子放在被褥下，水到天亮都是温的。隔几天，姥姥给太爷抓虱子，用开水烫。母亲的太爷是长寿的。活了94岁。

我姥爷的父亲李文渊是前清秀才，是名书法家，名中医。后来当了商会的会长，人称“李老总”。他一生娶了七个女人，（怎么和《白鹿原》中的白稼轩一样呢？）后四个女人都是各生一个孩子，就死了，所以姥爷弟兄四人，每人一个妈妈。

李文渊专设书房院，为李家巷子、张家巷子附近的孩子教学，深得地方人们的尊敬。学生背书，李文渊在炕桌前盘腿坐下，学生把书放在炕桌上，书有一尺高，12岁左右的学生背向老师，开始背书，书声朗朗，很好听。背书时，不能回头，背错一个字，用四棱棒的棍子打手心。有的学生当板子落下时缩回手去。黄庙里唱戏，二三十个学生跪下一片，请假去看戏。爷爷不准，奶奶说，让去吧，爷爷准了，“哗”的一下，学生撒腿去看戏。

每年8月，是祭祀孔子的时令。“李老师家今天祭老爷”，人们奔走相告。学生每家出钱，买一肥羊，家长自愿来做饭：煮肉、包饺子、泡馍、烩菜，吃三天。书房院墙上挂的是孔子全身像，借的是庙里的对联，牌挂在门上，红旗插在门边，敲锣打鼓，热闹非凡，母亲觉得十分好看，抱着弟弟或背着妹妹看，周围的邻居把李家巷子挤满了。书房院不让进女人，女孩例外。

92岁的母亲至今能背出：“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问她是什么意思，她不懂，但对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的意义是理解的。

我姥爷高小文化，擅长书法，卜算，少时习武。曾任县私立兴文完小教员，教《三字经》《四书》和《数学》，经常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课本。

母亲16岁时结婚，当时18岁的父亲在兰州上学。母亲在家里照顾公婆，缝制衣服、做鞋、洗衣、做饭、簸粮食、推磨。秋收季节的夜晚，她睡在一个宽条凳上，凌晨4点起床，给家里帮忙割麦的人烙糜面馍。腊月里扫房时，她身轻如燕，骑在房梁上清扫灰尘。她每天很快乐，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解放初，父亲在兰州革命大学学习，当时他患上了感冒，学校里不允许请假。病重的父亲开会时无力地躺在床上听会。他的病拖得太久，转成了可怕的肺结核。当他从兰州回到静宁老家时，一进门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以后就经常吐血，一吐就是半洗脸盆。不小心吐在床上，母亲会伸手把血掬到脸盆里。

母亲当年二十六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哥九岁，二哥刚出生，嗷嗷待哺，刚坐完月子的母亲，不顾身体的虚弱，开始服侍父亲。她想到自己也许会守寡。隔壁有个寡妇，半夜时总传来她凄惨的哭声，母亲说，她想自己也许会和这个可怜的女人一样，自己绝不改嫁，一定要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哪怕在街上烙着卖烧饼。

母亲豁出去了，为了救父亲的命，她从不考虑自己的身体，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当时用的是煤油灯，火柴不是安全火柴，随意在墙上划，就可以划着，仅从墙上的火柴痕看，墙被划出一条深深的印痕，母亲的辛劳可想而知，而父亲这场疾病给母亲心灵带来了怎样的恐惧和惊吓是不可知的。

父亲经常在半夜吃夜餐，母亲一听招呼，放下吃奶的孩子，披上棉袄，点亮油灯，点着小泥蛋木炭炉子，开始为病人做吃的。爷爷后来也养成了吃夜餐的习惯，母亲半夜要给两人做吃的。伯父说：“你们也要为贵娃妈着想，不要把她也累倒了……”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从卧床不起到拄拐蹒跚走步，后来到静宁一中任教，当半个教员，每月的工资是一袋面。听七爷说，打链霉素可治肺结核，爷爷为了给父亲治病，卖掉了几亩地，（土改前夕，是不允许卖地的，谁卖地，会扣上不法地主的帽子）买上链霉素，由县医院院长瞿院长给父亲治，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了。

恢复健康后的父亲的心情很好，工作很卖力。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父亲调到天水师专数学系工作。1956年，天水师专与西北师大合并，父亲到西北师大数学系工作。

身处逆境，母亲能坚强面对，不服输的性格改变了她的命运。

1956我们随母亲到了西北师大落户。1958年，女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工作。母亲到本校托儿所工作，有一个时期，她经常上夜班，白天干家务。

母亲生过七个孩子，成活了我们兄妹四个——我的一个姐姐在一岁多时死去。此事对母亲打击很大，一看到姐姐撕破的窗户纸便伤心不已。母亲在41岁时曾生过一对儿双胞胎弟弟，这一对儿弟弟因早产而死亡。母亲把我们看的很重，我们生病时，她彻夜抱着我们。她做事麻利，永远都手脚不停，永远有干不完的活。

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大哥十九岁，二哥十岁，我八岁，弟弟五岁，兄妹四人正是能吃的年龄，可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大家整天都觉得饿。母亲在托儿所上班，每天早晨，她用大小不等的碗为全家六口人每人蒸一碗米饭，这饭是午饭。二哥早上上学前，盯着自己的碗馋得直流口水……

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就用勺子从碗中间掏了一块，一嘴吞下，才去上学。第二天上学前，他又掏了两勺子，直到有一天碗里的米饭只剩一个圈圈了，二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全部吃完了。中午放学后他没回家，回家也没饭吃。他背着书包在师大水塔山转悠。

不一会儿，他听见母亲在喊他，他想躲掉，但被母亲一把抓住，母亲边骂边拉他到家，母亲把自己的米饭全拨在二哥碗里，吼了一声：“快吃！”二哥吓得头也不敢抬，几嘴扒完了饭，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母亲那天中午没有吃饭，喝了些水就去上班了。从那以后，二哥早上再也不贪吃了。

1961年春节的全家福照片上，父母的脸是浮肿的。家中粮食最紧张时，母亲的腿上一按一个坑，为了孩子，她可以不吃饭，用喝水充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

1968年11月26日，我和我师大附中的同学到甘肃省康乐县插队落户。1969年3月5日，父亲被解放。

1969年4月14日，母亲响应王老大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号召，和西北师大的家属一起到甘肃省靖远县东升公社柴辛大队上沟小队下乡落户。东升公社是靖远县最偏僻、最艰苦的公社，此地没有河流、没有水井，靠天吃饭，麦子亩产一百多斤，一个工分八分钱。方圆几十里几乎没有树木，经常刮大风，人们吃的是窖水———把下雨天的雨水和下雪天的积雪储存起来。窖水上漂浮着牲口的粪渣，需要用纱布过滤。

当地社员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他们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他们不知我的父亲刚刚“解放”四十天前，他还是“牛鬼蛇神”，他们以为城里来的人都是工人）父亲也举起拳头高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我的弟弟当年14岁，上西北师大附中初一仅两个月，他就随母亲下乡落户，起初住在一农民的院子里，房子只有七平方米。房东很穷，晴天经常穿着雨鞋。母亲和当地人关系融洽，和一个当地女人拜了干姐妹。要适应环境，要随遇而安，这是母亲与当地人相处给我们的启示。

1969年7月，母亲想念在康乐插队的我，她从靖远到兰州，又从兰州到临洮，千里迢迢来看我，听说康乐没菜吃，她肩上十字交叉背着萝卜，白菜。

到了临洮，一天一趟的去康乐的班车已走了，母亲思女心切，竟然背着萝卜白菜步行五十里到了康乐。一个小脚女人，走这么远的路，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晚上母亲和我们四个知青睡在只能睡两人的炕上，鼻尖贴着墻，不敢翻身。第二天，她的脚肿得象发面馒头似的，在康乐呆了十天，她又回了靖远东升。

1971年夏天，靖远东升公社一带大旱，连续几个月都没下过雨，村子里的水窖几乎干涸了。农民吃水要靠生产队用大车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拉水，拉来的水是咸水。

母亲得了黄疸性肝炎，一喝咸水就拉肚子。村子里有个好心人悄悄地给母亲说，在我们住的沟对面，有一户姓徐的人家，他家的水窖里还有水，你可以要一桶。

弟弟和母亲拿了一个小桶，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到了徐家，说明来意后，男主人说：“在这里喝水可以，但带走一桶水实在没有！”当时，母亲也渴急了，拿起一个大碗，一口气连喝了几碗水。可怜弟弟出门后嚎啕大哭——一生中第一次向别人乞讨，还没要到，感到受到了莫大的耻辱。

1974年12月，弟弟参军了，离开了靖远东升公社，母亲因病一直住在兰州，1995年，经过小队、大队、公社，县上层层审批手续，母亲的户口迁回西北师大。在办手续时，去靖远县安置办公室找洪部长签字时，是她一个人去的。洪部长是个好人，同情母亲的境遇，签字较为容易。

母亲手巧，针线活做得好。我4岁时，母亲拆开一个面袋子，用染料染成水红色，给我缝了一件俄罗斯式的小连衣裙，在当时，时尚极了。六十年代，布票奇缺，一年每人只发几尺布票，母亲从废旧商店买来裹腿，把两寸宽的裹腿缝在一起，为我做内裤。她用三个大手帕给我缝制夏天的汗衫，用旧线衣，旧线裤做小孩棉衣棉裤的里子，又绵软又舒服。她擅长缝制丝绸棉衣，盘出的布纽扣既平整又漂亮，一九五八年曾在师大缝纫组干过。

母亲长得好，她的相片曾被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80多岁的人了，穿什么都好看，一件不起眼的旧衣服穿在她身上都显得很美。和母亲在一起，我总想起降央卓玛唱的《慈祥的母亲》，“你是美人中的美人”，我心中赞叹写歌词的人写得太好了，我觉得母亲就是美人中的美人。2008年，她85岁时，电视台请她拍了关爱老年人的公益广告，一个民族学院的漂亮女大学生给她梳头。广告的主题是《关怀的手》。

她去参加师大的老年人迪斯科锻炼，练了很多天，可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怎能学好现代化的舞蹈？在运动会前夕，排练队形时，她被当众刷掉，被刷掉的还有王某的妈妈，也没有文化。

母亲十分郁闷，但她太喜欢舞蹈了，第二天她照样去，站在队列的后边。她不愿服输的精神感动了上天，第二年的运动会，她参加了现代舞迪斯科表演。

以后，她又爱上了太极拳、太极剑，每年运动会她都参加演出。

几十年后，90岁的母亲告诉我这句书中没有的富有哲理的语言：“有人把我搡倒了，我要再次站起来”。

几十年来，她和父亲一直坚持打太极拳、太极剑，能独立打完三十二剑和四十二剑，几十年后，她身板直直，而王某的妈妈腰弯得象虾米，她自从那次被刷后，见了一起跳舞的人总怒目相向，再也不去锻炼了。啊！这就是性格，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差别带来了人不同的命运。面对命运，绝不服输，这是母亲锻炼身体给我们后代人的启示。

不仅体育，她还进入师大老年音乐研究生班学习，获得研究生班的文凭，所学歌曲均为古典歌曲，不知没有文化的母亲是怎样学的？她说老师不太管她，平日练时，只小声唱，只求在那个快乐环境里得到熏陶。“因为爱音乐，所以也不怕丢人”，母亲90岁时告诉我。她曾几次登上大学的舞台演出，在家属中，她是一个个例。

1996年是不幸的一年，我的父亲患食道癌去世，享年76岁。

2013年，我每天下午用轮椅将母亲推到大操场，88岁的她能在操场走八百米，她拄着手杖，迈动小脚，走得较硬朗，路边的大学生，家属们总会投来赞叹的眼神，熟人们总会竖起大拇指：“王奶奶，厉害!厉害！”母亲耳朵背，听不清她们说什么，总会说：“不行了，老了！老了！”。

如今，我的母亲95岁了，她的眼睛由于白内障，视力很差；耳朵虽有助听器，也不好使，但思维清楚，总觉得她给我们添麻烦了，她一天天在衰老，一天天在走下坡路，我们兄妹四人轮流看护照顾她，大家都十分辛苦，但一想到我们的母亲仍健在，就觉得自己是幸运和幸福的。

正如老舍所说：“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感谢父母给我们生命，父母的血汗灌养我们长大成人，感谢父母赋予我们良好的品行，报答母亲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希望勤劳、勤俭、善良、乐观、坚韧，不服输的家风和做事持之以恒的习惯能代代相传。

2018年6月22日于兰州

王小玲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