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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丁晓力：目睹小学生毒打老师, 我吓得流泪逃学
丁晓力，自由职业，1957年出生于广东，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学院。1990年移居法国巴黎，出国前任《南方周末》记者。
原题
我的逃学时代
作者：丁晓力
不久前看了《二舅》视频，其中提到二舅“小升初”阶段学习成绩优异，心里有些疑惑。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是二舅的同龄人，“小升初 ”处在是一个荒谬时代，小学最后两年，我几乎在逃学中度过的。
1966年升上小学三年级，全国学校瘫痪，称作“停课闹革命”。最初是红卫兵大串联，黑龙江老家的大表哥，那时念初中，他乘坐火车穿越神州大地，从北到南几千公里抵达湛江，来我家串门。告诉我们乘火车不用买票，并且享有免费食宿的福利：全国各地为此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
大约半年多之后，这些串联的学生们纷纷回到学校，开始造反斗争老师校长。那时，包括老师校长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文化人都被称为“臭老九”，个个灰头土脸的。各级单位的领导也被揪斗，白纸糊成高帽扣在当权者头上，在他们胸前挂一块大牌子，写着打倒某某某，姓名上一概用红笔打✖️，看上去血淋淋的，像牲口一样，一长串被造反派押着游街示众。
当时我妈在湛江地区物资局工作，有天我们上街，走到赤坎中华路时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男人，似乎在等候什么。我听妈妈说了一句：“咦，我们单位经理……”话没说完，一辆大卡车开过来，那人突然卧倒，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大卡车的前轮几乎贴着躺地那人停住。
一下子涌上许多围观者，险被碾毙的男人被众人扶起来，面如死灰。旁边有人低声议论，说他想自杀。
妈妈怕领导难堪，拉着我的手匆匆离去。
多少年来，这一幕深深烙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致上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先是开展革命大辩论，吵着吵着就动起手干仗。武斗拉开序幕，后来遭清算称作“打砸抢”。“打”是打倒一切反动派，“砸”是砸烂封资修遗毒，“抢”是到部队仓库抢枪（搞武斗）。常常听到一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
枪声不时响起，夜间探照灯时不时掠过我家住的赤坎姐妹楼，心惊胆颤……
我在南海舰队子弟小学念书，1966年底学校解散了，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才被转学到湛江市第四小学继续念书，那时四年级已近尾声。
那时没怎么正式上课，教师不敢教，学生没心思学。课堂上常常学习领袖语录，似懂非懂的，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
每天早晨到校，老师首先检查学生有没有带红宝书，然后全班起立“早请示”，“敬祝……万寿无疆 ”，接着齐唱《东方红》。放学前，师生们回教室集中“晚汇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劳动课也受重视。当上湛江条顺岛正在筑堤坝，全民动员，从沙湾砖瓦厂往条顺岛送红砖，步行得一个多小时。十一、二岁的我们，每人一根扁担挑砖头，谁挑得多谁是优等生。班上有同学一次可以挑八块砖，我身子比较瘦弱，前后各放一块，走在路上让同学嘲笑。有一回我硬着头皮前后各放了两块，一次挑四块砖，肩膀竟磨出了血，疼痛不堪，心里很是自卑。
课间操时候，全校师生集中操场，上千人在高音喇叭播送的歌曲伴奏下跳忠字舞。歌词是：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湖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
一位五年级女生领舞。她长着一张永远带笑的娃娃脸，身材丰满，舞姿活泼优美，有同学私下起外号叫她“昂都昂”。“昂都昂”是湛江土话，意思如同现代人说的“S”型身材，当然是带贬义的，甚至有点歧视。
许多年后回想起来，不免为这领舞女生感到遗憾。若非生不逢时，她很可能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演员。
有时半夜三更，街上广播喇叭声音大作，把我从梦中惊醒。“最新指示下来啦！”于是，男女老少兴奋地冲出户外，欢呼雀跃。院子里大街上坐满人，带着崇拜神情谛听广播匣子播送最高指示。
校方在次日组织我们游行庆祝。神圣的最高指示常常不期而至，学校要求我们自备红缨枪。记得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让人给我做了一杆红缨枪，非常漂亮出众，我扛着走在队伍中，自豪感油然而生。一路上期盼着家人或邻居恰好上街遇见，—— 当然这个愿望从来也没有实现。
不久后学校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惊恐，乃至厌学。
那个早晨我刚进校门，看到一群学生吵吵嚷嚷，围住一位女老师谩骂哄笑，那位女老师正是我最喜欢的班主任江曼青老师！
在学生们的围攻中，我看见江老师额头上被打出一个肿包，青紫色的。她面色暗淡凄然，想走出学生的包围圈，但是不断被围堵。这时她抬头看到了我，在我们对视的一霎那，我看见江老师眼里充满了悲戚和无助，泪水清晰可见。我吓坏了，眼泪扑簌簌流出来。
旁边突然有人大喝：“你哭什么？同情臭老九！”
“打倒臭老九的孝子贤孙！”
口号声冲天响起，震耳欲聋。紧接着围上来几个大同学，用湛江土话冲我狂吼：“你边个班架？”“问佢是吔家庭出身？”
我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有个我认识的高班女生路过，大声说：“她是新来的，听不懂白话，她听不懂！”接着补了一句：“她爸爸是解放军。”
“原来是捞松啊！”
“大军女！”
“捞松捞松食饭冇食葱！”
周围一阵阵哄笑。
“捞松”是当地人对讲普通话者的蔑称，虽然被取笑，但我的军二代出身帮助了我。六七十年代的湛江老百姓，喊“大军”是一种尊重。
江老师事件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我不愿再回校上课，开始逃学。
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妈妈都与我一起出门。我上学往右拐，她上班往左拐，我知道妈妈在背后监视我，于是坦然往前走，到了路口拐弯之后，停住脚一会儿，再探头往回看，果然妈妈转回身，正朝她单位的方向走去。我耐心等她走远了，飞奔回家，一口气跑到楼顶露台，从书包里拿出事先在路边摊租来的小人书，整个上午陶醉其中。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小学毕业。
学校没有测验，也没有考试，小学升初中完全按照所住区域安排入校。1970年秋天我顺理成章进了湛江市第一中学，听老师说，湛一中在运动前是重点学校，高考录取率多么多么高。但那时高考已被取缔，重点学校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彼时中国实行军管制，学校也处处彰显军事化，学生以连队为单位，每连有3个排（相当于现在的班），每个排有4个班（就是现在的组），连长指导员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担任。口号已经变成“开门办学”，每学期我们都下乡学农或下厂学工，吃住在农村或工厂，与农民工人一起劳动。
此外学校还常搞军训，师生们打起背包行军，连续走上几天，美其名曰“野营拉练”。当时我们连长梁建军老师，外号“四眼梁”的，善敲快板，一路走一路演唱，他常常见景生情，现编现唱，鼓舞士气。
就这么莫名其妙度过了两年初中。
有段时间开始强调教学质量，是在1972年秋季，我刚升入高中，转学到湛江市跃进中学。为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学校开始举办各科目竞赛活动。初中并没有好好读书的我，在高一的年级数学比赛中获了第一名，奖品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那年还有作文比赛美术字比赛什么的，我得了好几张奖状，让妈妈高兴了一阵子。
可好景不长，1973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冒出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接着还有黄帅、辛若愚等一众“英雄人物”，教育界再度惊雷乍响，掀起“反回潮”风暴。
不久后更出了一桩推波助澜的诡异事件：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有个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答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是中国人，
何必学外文？
不学ABC，
照样当革命接班人！
英文老师看了不满，信手批卷：马振扶有个张玉勤，不学外文想成神……
没想到这张同学是玻璃心，一时想不开竟跳水库自尽了！
这事儿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该校老师校长被当地公安局抓捕判刑，而张玉琴果然被“封神”——河南省委追认她为“革命小将”和“优秀共青团员”。
张玉琴的自杀悲剧，让全中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噤若寒蝉，接下来的日子“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国人素来有跟风树典型之习俗，我所在学校的工宣队鲁队长，多次找我谈话，鼓动我写文章抨击“学而优则仕”，剑指我的班主任李老师。
顺便说一下，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每间学校都进驻了工宣队，由工厂派来的工人领导知识分子“臭老九”。我果断拒绝了鲁队长，相反，与另一同学联名，偷偷写信对黄帅的《小学生日记》提出疑问。幼稚的我们把信寄给《人民日报》，不料惊动上层，北京专门派人到湛江调查，怀疑这封信有“幕后黑手”。
这一回，仍然是我的“军二代”出身给力，让我幸免于难。
高二那年，学校还掀起过一个“四整运动”，整的是哪四样实在想不起来了，总之是让大家检举揭发，学生检举老师，同学检举同学，一时间大家互相撕咬。我的日记本被同学偷看揭发，我因此写检查，受警告，躲在被窝哭了几回。直到最后，大家都疲劳了，再也检举不出什么。
1974年我高中毕业，学校从矮子当中选高的，让我留校任教，教高中一年级语文课。那时我不到17岁，自己还懵懵懂懂的，连语法都搞不清楚，实属误人子弟。
我们，整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错过了学习的花季年华，无一不是受害者。
2022.8.18
于法国布里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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