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遍插茱萸少一人

难忘八舅兼怀珞珈学兄章达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其实是很难化为文学的。甚至，有些时候，那些细节越是真实，离着文学反倒越远。

这当然不是什么先贤伟人们的名言。这只不过是章达兄去世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每每想起章达兄，脑海中便掠起的那一缕，无法排遣，也无可奈何的忧思罢了。

另一张则是摄于1992年的一次我没有参加的聚会。细心的同窗甚至加注了姓名。最后一排右三为章达兄。

忠厚的章达兄，是一定不会怪罪我的。

我当年之所以对章达兄发生兴趣，继而和他熟悉起来，完全是因为云南那一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

而我之所以会和云南那片与我完全陌生的土地竟发生关系，则是因为母亲的八哥，我的那位远离了故土，遗留在云南，后半生始终“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八舅。

这样说起来，话就长了。

20世纪40年代的后半叶，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的几乎所有为避战乱而去四川的亲人们，都陆续从后方的成都和重庆返回家乡武汉。唯独八舅却和他的几个孩子分崩离析，洒落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带着两个同父不同母的幼小的孩子，去了昆明。

他在家乡的老母亲，我的外祖母，和他钟爱的小妹妹，我的母亲，“遍插茱萸少一人”时的思念和牵挂后面，隐藏着一段大家谁都不愿去提起的，万分伤感的往事。

我的父亲曾有三个美丽可爱的妹妹，不幸却都在如花似玉的花样年华，患上了那个年代无法救治的结核病。小姑姑最终算是死里逃生地活过来了，但两个大姑姑却还是英年早逝。祖母当然悲痛欲绝，但却无济于事。当年祖母的身边，除了我的那三个姑姑之外，还有一位祖母收养的表姑姑，是我祖母娘家的一位家境贫寒的姨侄女（祖母收养的这个孩子，从辈分上看，本该是祖母的姨侄孙女，最后却变成了祖母的姨侄女。她的身世，我下面还会详述）也就是我父亲的表妹，和我的那三个姑姑们的表姐。

表姑姑年龄和我的两位大姑姑相仿，三人相处得极为和睦，形影不离。之后，她们又和宗族内外的其它女友，一共有五位，结拜为姊妹。

那个年代，所谓“结拜”，在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没有宗教，但老百姓却是有着宗教情怀的。中国老百姓的宗教情怀，通称为五个字，天，地，君，亲，师。其中亲，就是血缘。而“结拜”，就是希望通过人为的仪式，来缔造出像血缘一般亲密的关系。

两个大姑姑去世之后，祖母对表姑姑更加疼爱。表姑姑本来从一开始叫管父亲叫哥哥，父亲当然更视这位表妹如同胞妹。

我的外祖父是在何时何处认识我的祖父的，我一直无法考证。但肯定在母亲的童年时代，这两家都来自黄冈的乡亲就已经在省城熟识了。

八舅和父亲同庚，都生于民国二年。父亲去齐鲁上大学之前，大约是1929年那前后，在私立文华大学神学院任教的大舅（1900-1931）不幸也患上无法救治的结核病，其后不久便英年早逝。大舅最年幼的妹妹，我的母亲，九岁。比母亲稍年长的九舅，十二岁。大舅的独子，我的学诗表哥，才三岁。可想而知，大舅的英年早逝对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是一个多么巨大，天塌地陷般的灾难。

因为外祖母所生的大部分儿子，都在襁褓时期过继给外祖父同宗的兄弟，善良忠厚的八舅，一下变成了长子。为了帮助外祖父养家，他把日后上大学的机会，留给了九舅和我的母亲。中学毕业后，只有十六岁的八舅，自己去了英国人办的上海银行。先当学徒，以后当上会计科员，会计师。

那个年头，银行和海关，被老百姓称作铁饭碗。八舅的老实、勤奋、忠诚和聪慧，在他的英国老师和老板中有口皆碑。外祖母说，八舅二十来岁，就能挣到和当中学教员的外祖父一样多的薪资。

我在前面说过，中国人的宗教情怀是五个字，天地君亲师。换句话说，师之尊，是堪比天地君亲的！我的祖母是黄冈仓埠的名门望族夏家的女儿，夏家是知名的办学之家。旧时代整个鄂东巨大的区域，几乎没有哪一个名门望族的祖上，没受过夏家之教，像我们这一代人还能知道的，闻一多的那个闻家，殷海光那个殷家，陶希圣那个陶家，万耀煌那个万家，乃至林彪那个林家和萧耀南那个萧家，都在其中。

外祖母曾说起过，祖母家道虽殷实，但童年却凄凉。祖母两岁时生母就去世了，多亏一个慈爱的堂姐能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堂姐照料了祖母大概四五年之后，嫁去了万家。年幼的祖母眼泪汪汪地看着这个如母的长姊离开，堂姐拉着祖母的小手说，你日后出嫁有两个娘家，一个是夏家，还有一个就是万家。

祖母嫁到汪家后，所生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于襁褓中。等到她的第四个孩子，也就是她后来的长子，我的父亲，出生时，祖母已经虚岁三十。在那个年代，那是相当惊人的大龄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的是，祖母初为人母不久，她的那个堂姐，万家的万太夫人，民国著名将领，民国最后一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将军之母，就已经当上奶奶了。万耀煌将军原配夫人的长子，万文竞，和我父亲一同长大，是最要好的发小。两人都娇惯，因而都敢无视宗族中的辈分，早就为所欲为地称兄道弟了。

不过据外祖母说，父亲和万文竞虽然把万夏两家的辈分搞乱，但万将军自己，却是非常讲礼数的。他对我祖母祖父一直执长辈礼，年轻时逢年节进汪府，见祖母祖父他一身戎装甚至坚持磕头。

万耀煌将军二哥（我那时太年幼，没搞清楚，外祖母说的所谓二哥，究竟是万将军的二胞兄，二堂兄，还是二族兄。我估计应该是二堂兄）英年早逝，当时他夫人有孕在身，那个不幸的遗腹子是个女儿，起名万文霞。因为这唯一的孩子是个女孩，万将军二嫂在万氏宗族中受尽欺负，不久便死在宗族的一场纠纷中。于是这个原本就够可怜的女孩子又变成了孤儿。

祖母闻讯，悲伤地想起她自己的童年，便立即收养了这个原本的姨侄孙女。由于父亲和万文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把辈分搞乱了，万文霞从一开始就只能顺理成章地管祖母叫妈妈，管父亲叫哥哥。

我的这位从未谋面的表姑姑聪明，能干，果断，贤惠，很快就取代了我的祖母，成为汪家的管家。她在汪家受到了那个年代女孩子很难受到的，极为良好的教育。她的一笔毛笔字，写得比男孩子好。她的一手算盘，打得比男孩子快。父亲自己，从五岁到十四岁，上的都只是夏家办的私塾。而表姑姑自己，却竟能在省城祖母身边，上完了西式初中和高中。

那个时候，作为同是客居省城的黄冈乡亲，我的外祖母和祖母早就是无话不说的好友。几年之后，大约是1934年那前后，八舅和祖母的养女，父亲已经视为胞妹的我的那位表姑姑，结下了秦晋之好。于是这位表姑姑又成为母亲的八嫂，我们的八舅妈。这一姻缘，对我的父系和母系双方家族而言，都堪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表姑姑的双重娘家，夏家和汪家，既富且贵，能为表姑姑准备丰厚的嫁妆。而八舅的忠厚老实，又在亲友中间有口皆碑。父亲当然也很满意。

哥哥后来甚至断言，我的父亲和母亲后来能在汪王两家间亲上加亲地再结姻缘，完完全全是表姑姑万文霞一手促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有的父亲母亲的后裔们，都该对这位我们未曾谋面的表姑姑永怀谢意。

父亲曾坦诚，母亲还在上幼儿园，常口齿不清地把哥哥按武昌方言说成多多的的时候，他就喜欢母亲。但父亲却和同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批男性不一样。父亲极力主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支持母亲上大学。过了整整一十二年，母亲读完七年制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之后，和八舅同龄的父亲，才算姗姗来迟地和母亲谈婚论嫁。

中国民间的一大批与政治毫无关联的老百姓们，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对日本人怀着深深的憎恶。对这一点，我一直非常非常理解。比如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吧，他们平静的生活常态，说到底，是被日本人挑起的那场战争彻底地击碎的。

长话短说吧。

八舅1934年和表姑姑成亲时是英国人办的上海银行会计科科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八舅已经是会计科的主管之一。表姑姑和八舅，已经有了我的大表姐学芳和二表姐学芬两个孩子。上海银行从武汉全迁至四川乐山，八舅必须同行。临行前，外祖父和外祖母把十六岁的母亲和十九岁的九舅托付给八舅和表姑姑，让他们一定设法让弟弟和妹妹们能在后方继续上学。

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的所有被迫暂住四川后方的亲人们中，只有两个“有钱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则是我的八舅。

父亲虽然“有钱”，但工作却极其危险，而且长年在外。他从齐鲁毕业时正逢他最亲最近的大哥，国民革命军上校副旅长汪成钧，在惨烈的武汉会战中为保卫家乡壮烈殉国。父亲决心为大哥报仇雪恨，便和万耀煌将军长子万文竞一同参军。

作为国民党空军医院的外科军医，父亲常常不得不乘着摇摇晃晃，自身难保的小飞机，在战火硝烟中出没，抢救战场上受伤的将领。

而八舅此时的生活，却比父亲幸福得多。战乱时期西方人在中国所设的银行中的一个工作位置，那简直就是一只金饭碗。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一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叫做平安玩古董，乱世藏黄金。而比黄金更易携带和兑换的，则是美元。

那个年代的八舅，整天就生活在美元当中。

记得是2010年的什么时候，我和父亲母亲大学时代的同学、父亲唯一还在世的同乡好友傅叔叔聊天。比父亲和八舅年幼三岁，已经九十五高龄的傅叔叔对当年后方的事记忆得清清楚楚。傅叔叔随着母亲，管八舅叫八哥。傅叔叔说，他当年曾把傅家亲友们积攒的所有法币，塞进一只巨大而结实的意大利皮箱，然后找一个保镖护送，送到八舅工作的银行，通过八舅兑换美钞。

八哥，那真是个大好人！傅叔叔如是说。

八舅，确确实实是一个善良，慷慨，忠诚，老实的好人。假如他好好利用一下他的那个难得的银行工作位置，他本是可以发不少国难之财的。但八舅天性却知足常乐，乐于让所有的亲友一视同仁地，也无偿地分享他的近水楼台。

傅叔叔说，父亲和万文竞，一直认为八舅太老实，老实得近乎傻。背地里，两人管八舅叫“哈送”。傅叔叔以为我会不懂这两个字，没想到我一听就笑了，这是道道地地的黄冈乡音，意思就是北方方言中的傻。“哈送”这两个字，比较准确的意思是，在麻将桌上把对方朝思暮想的那张牌，傻乎乎地送给对方，使其赢，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对母亲，这个八舅最钟爱的小妹妹，八舅更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

八舅的善良和慷慨，当然和夫人有关。我的那位表姑姑，那时已经和八舅有了四个可爱的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分别叫学芳，学芬，学智，学慧。表姑姑是一位天资聪慧，却心地单纯，并且在家庭和情感问题上毫无城府的贤妻良母，一心一意地只想着怎样能完美地相夫教子。

谁也没想到，这个其乐融融的小家庭，竟会遇到天外飞来的横祸。

这祸端，最开始，应该说，是万文竞给带来的。

万文竞管父亲叫哥哥，而表姑姑万文霞原本就是他姐姐，八舅，当然就是姐夫。万文竞通过他父亲万耀煌将军的关系，在成都建了一家为国军供应军服的黄埔被服厂，名叫“源丰织布”。工厂设在成都原来某一个有钱人家的一个巨大的四合院中。那四合院三进，前院是住宅，中院是车间和厂部，后院则是库房。

前院是一个极大的住宅群。据大姐后来回忆，当时八舅一家六口人，从川大已经毕业的九舅带着九舅妈和九舅家大表哥先荫哥一家三口人，以及还在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读书的母亲，连带着若干佣人，都在前院有各自的住宅。

但哥哥后来曾更正过大姐的回忆。哥哥说，九舅后来因为八舅家庭的变故，一度和六岁的学芬姐，四岁的学智哥以及仅一岁的学慧姐，无家可归。此时随武汉大学西迁至乐山任教的刘博平先生（1949年以后数十年间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一级教授，章黄关门弟子，著名小学训诂专家）就是为了让九舅能有一个家，才慌慌张张地让其长女和九舅成亲。所以九舅家的大表哥先荫哥，应该不是在成都那个黄埔被服厂，而是在四川乐山出生的。

那四合院的中院是厂部和车间，当然就更大。而后院，则是能出入货物的库房。

万文竞建这个黄埔被服厂，名义上是经理，但他自己却并没有管，完全交给八舅和表姑姑管。八舅从上海银行辞职，担任被服厂的襄理，表姑姑则管账。

那被服厂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什么部门都有。不久就忙不过来。八舅不得不招聘一名出纳，谁也没想到，这个家庭，就此会走向深渊。

我的八舅年轻的时候，身材修长，文质彬彬，因为为人谦和，体贴，善良，慷概，很多女孩子都毫不掩饰地喜欢他。八舅招进黄埔被服的这个出纳，年方二九，中学毕业，几乎见了八舅一眼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此女明知此时的八舅有自己贤良的夫人和四个可爱的儿女，却仍然一见钟情，甚至恬不知耻地声称，非八舅不嫁！

生性温柔的八舅，犯下了他这一生亲人们永远永远无法原谅的错误，那就是没能及时果断地拒绝这一肮脏邪恶的爱情。

我的那位表姑姑，聪慧，能干，勤奋，理性。多少年来，她有条不紊地管理着王家、汪家、万家，大大小小的公事私事，操持着自己的四个孩子，还照看着那时还年幼的小妹妹，我的母亲，早就成为这些家庭的主心骨。表姑姑住在前院，工作在中院，当然对这个出纳和八舅间不正常的关系一本全知。

一时间，表姑姑生活的那个小小的天地，一片黑暗，处在坍塌的前夕。

虽然有众多的亲友劝慰并守护着她，但大家还是大大低估了这个平素贤良的女子骨子里，外人谁也没法想象的刚烈。她最后抛下那四个年幼的儿女，大女儿八岁，二女儿六岁，儿子四岁，最小的女儿才一岁，和三个巨大的家庭，竟成功地自杀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1969年，我在牛棚中陪着父亲做清洁。我试探着问起八舅的往事。父亲很不愿说。我长长地问，他短短地答。

我问，八舅妈……怎么死的？父亲说，吞火柴头。我那时十五岁，父亲说的火柴头，让我吃了一惊。原来那么小的火柴头……竟还可以用来自杀！在我的童年时代，火柴盒上都印着安全火柴的字样。我问起父亲，父亲说，那安全指的是火柴不会自燃，并不保证火柴头无毒。看我纳闷，父亲告诉我，中国民间老百姓们自杀的首选毒物，除了砷化合物外，便是磷化合物。当年的火柴头，是无机磷，现在的敌敌畏，则是有机磷。

后来和庚庚哥，我九舅家的小表哥聊，他说他记得，八舅妈自杀所服的，是抗疟疾的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

又过了很多年，我问起大姐。母亲自杀时大姐已经八岁，记事了。大姐说，妈妈头一次自杀确实是吞火柴头。因为正好赶上舅舅（我父亲）从前线回来，能立即抢救，马上洗胃，足量肾上腺皮质激素，护肝，等等，等等。妈妈被救回来，没有死成。但第二次，妈妈服了一整瓶金鸡纳霜，舅舅不在。等亲人们发现，送去医院想洗胃，已经晚了。医生们说，奎宁的毒素已经进了血液，只能让机体自排。抬回家没有好转。等再一次送往医院，妈妈已经在途中去世……

等到我父亲从前线慌慌张张地赶回后方，当然一切的一切都晚了……

童年时，听表姑姑悲惨的故事，我更多的只是好奇。我当然没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自己竟会亲历和表姑姑完完全全一样的，突如其来的伤害。我对表姑姑当年众多亲友没法接受的选择，便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不过鉴于我一向的悲观思维模式，我没有，也不会去重蹈表姑姑的覆辙。

人类本来就是一种丑陋的生物群体，好人们为什么还要自己主动地，去抹掉自己难能可贵的那一缕美好，而去衬托那早已无计其数的邪恶呢？在这个吝啬的人世间，生命原本就是唯一能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不珍惜，还能指望别人会替你去珍惜吗？

闲话少讲，言归正传。

那个年代，男性们娶个小，纳个妾，虽不合情，却本是完完全全合理合法的。但父亲和万文竞，还是永远永远无法原谅八舅。父亲最初还希望万文竞能重振旗鼓，接着经营那个黄埔被服厂。但万文竞却万念俱灰。他对父亲说，我最好的姐姐没有了，我还要厂干什么？父亲万般无奈，只能饱含着悲伤与愤怒，在表姑姑的灵前对天发誓：他将断绝和八舅一切一切的关系和往来，永不相认这个无情无义的原妹夫！

而事实上，命运最最悲惨的，还是表姑姑留下的那四个可怜的孩子。

大姐后来一直到她自己的望九高龄，想起童年从天堂掉进地狱的悲惨生活，还禁不住眼中的热泪滚滚。

妈妈没有了，大姐把孃孃（鄂地方言，指姑姑，也就是我母亲）当妈妈。孃孃哪怕只给买一支棒棒糖，一只气球，大姐也会高兴一整天。

母亲百年冥诞时，大姐把1944和2004 相隔整整六十年的两张照片，做成下面这张纪念卡。

而母亲自己，那时却并没有毕业。她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也同样是从天堂中掉入地狱。

平时没法照看大姐时，母亲便将大姐送去张允和妈妈和周有光伯伯家，和小平哥哥一起玩。小平哥哥只比大姐大一岁，他自己的一个亲妹妹就是不幸在后方的战乱中因为一点小病夭折的。所以张妈妈、周伯伯和小平哥哥，对大姐特别特别好（我的父母和张允和妈妈和周有光伯伯在后方时的交往，我在《母亲与抗战歌曲》一文中写过）。

大姐永远永远也忘不了童年在张妈妈，周伯伯和小平哥哥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光。小平哥哥一直到老都管大姐叫学芳妹。周有光伯伯活着时，大姐年年都带着二姐二姐夫去给他老人家拜年。

让大姐无限悲伤的是，温文敦厚的小平哥哥，最后竟走在了周伯伯的前面。

下面这张是2015年拍的，前排左起大姐，周有光伯伯，后排左起小平哥哥，二姐和二姐夫。后来不久，小平哥哥就去世了。

因为父系和母系双重的亲情，我们兄妹从小就直截了当地管这个大姐姐叫大姐。从不认为她竟是表姐。

大姐在这样悲惨的童年中，却始终自强不息，而且非常幸运地受到过最完美的教育。大姐从当时后方最好的中学，张伯苓先生办的南开附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五十年代她曾有幸当过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

在政治上，无论是在蒋南翔，还是在何东昌的“执政”年代，大姐在清华园都是又红又专的楷模。大姐的“党龄”，甚至比母亲这个“老”党员的“党龄”还长。百年党庆时，大姐曾收到清华园专门颁发的，“在党若干年”的勋章。

大姐的勤奋，大姐的自强，大姐的成功，大姐的优秀，使得她多少年来一直是我们兄妹最光辉的榜样。

我现在都记得，童年有一次大姐出差回汉，饭桌上放着一只玻璃杯，里面有大半杯水，水中插着一双筷子。大姐考我们，为什么那只筷子看上去中间弯了一道。在我们无比崇拜的目光下，大姐开始向我们解释，什么叫折射，什么叫表面张力。大姐还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图，试图向我们解释，人造卫星围绕地球旋转的轨道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那个年代，所谓人造卫星，那简直就是象征共产主义革命能胜利的一个神话。

一直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大姐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所有亲人朋友的前面。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大姐率先带领着清华力学工程专业的团队和日本气动液压工业建立起稳固的联系，一度被人美誉为“清华园里的摇钱树”。

哈！我的这个伟大的大姐！

还是回过头接着聊八舅的往事吧！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一转眼，抗战结束了。

亲人们忙着返乡。孤独的八舅，便和我的那位亲人们谁都不相认的新八舅妈一起，去了昆明。

父母返乡不久，我的外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和父亲成家之后，外祖母不放心不会做家务事的母亲，便跟着母亲，住进了汪家。

再后来，就解放了。

父亲在表姑姑灵前的发誓，对他这个受着儒家文化的教育长大的人，那就是君子一言，毕生恪守。在后方，只要父亲在场，任何亲友不得让八舅进家门。只要父亲在场，他不允许任何家人以任何方式提及八舅和那个可恶之极的女人。

回家乡之后，到了我们这一辈人长大，武汉的家人们，甚至不敢在父亲面前贸然提到云南和昆明那两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

对父亲而言，就算是和一位亲妹妹的丈夫断绝关系，也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在一些兄弟姐妹们关系并不融洽的家族中，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夫没什么来往，甚至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是对母亲，特别是对和八舅一样善良、忠厚，同时还健康、长寿的外祖母而言，要和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一个在艰难困苦的战乱岁月，用自己的财富孝敬父母，养活过一大家子弟妹亲人的好儿子，好兄长，去断绝关系，那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万万不可能做到的事。

幸好，父亲工作繁忙，基本不会在家。家中，是祖母和外祖母的天下。

我的外祖母和祖母，是我这辈子截止到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最和睦，最最默契，最最心有灵犀，也最最心心相映的亲家。两位老人生命中最后的那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仅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张饭桌边，更是在同一间房中，同室共寝，抵足而眠。

论说，表姑姑本是祖母最最疼爱的养女，又是因为夫婿的不忠而寻短见的。祖母该对八舅，甚至该对整个王家都怨恨才对。但我的祖母却是一个有着极强烈的宗教情怀的人。祖母信命，认为人今生今世的一切，都是前生前世注定的。人……是斗不过命的。祖母不提往事，并暗示外祖母，眼光要朝前看。于是外祖母也不提往事。

两位老人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往事，只说那些眼前的，快快乐乐的事。

就我童年时代的观察，祖母和外祖母那时全部的生活乐趣，都集中在哥哥和学智哥，也就是父亲和母亲，八舅和表姑姑，各自唯一的儿子身上。两个老人整天忙着捕捉那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子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烦恼。

（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妒忌哥哥和学智哥，并为人竟不能自己选择性别而深深遗憾。假如能选择，我当然选择做男孩子。但很显然，我的妒忌和遗憾，完完全全于事无补。我仍然只能是相当多余的，母亲的第三个女儿。祖母平时根本不能多看我。据说看多了，她老人家就会无缘无故地病倒。幸好我还有一个心胸豁达并喜欢女孩子的外祖母。学智哥四岁母亲自杀，他后来的，令人只能扼腕叹息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此处不赘述，我将选择时机另写。）

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我是一名极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每天晚上，吃完饭，洗完脸，洗完脚，外祖母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父母的卧室中监督我按时服药，陪伴着我入睡。童年时代的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外祖母唯一能倾诉她对那个一人孤独地去了云南的好儿子无尽思念的人。

外祖母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戏文，也就是京剧，汉剧，楚戏，花鼓戏中的故事。讲到最后，外祖母照例开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讲八舅。八舅的老实、忠厚，八舅的善良、仁慈，在大哥眼中，在妹妹眼中，在王、汪、夏、万的全部宗亲中，在他的老父亲所有的亲朋好友中，所到之处，有口皆碑。每次讲完八舅大大小小的光辉事迹，哭湿了一整条棉布手绢之后，外祖母总忘不了嘱咐我，她说的所有关于八舅的事，都不能告诉父亲。一个字都不能提，不能提八舅，不能提云南和昆明！

外祖母甚至警告我，万一有一天，父亲竟知道了，哪怕是我无心失口，她也将再也不给我讲故事。一直到十五岁上，自己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在父亲面前始终守口如瓶，连一次最小的错误也没犯。

外祖母关于八舅的故事也因此从未中断。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是“记我最熟悉的人”。我竟萌生出想写八舅的冲动。因为外祖母的不厌其烦，因为她老人家饱含着千丝情、万缕意的讲述，我对我的那位远在云南，从未见过面的八舅的熟悉程度，竟超过了许许多多朝夕相处，近在眼前的亲人。

如果说1957年之前，母亲和外祖母对八舅还只是一种无法割舍的亲情和思念的话，到了1957年之后，那种亲情和思念就变成了无尽的担忧和牵挂。1949年前，八舅算小富。从1949年到1957年，八舅谈不上富，但他在昆明的大型国有的西南运输公司中任会计师，无论如何不能算穷。

但1957年，八舅却因为他花了无数心血，想为公司，想为政府，建立一个健全并符合国际化规则的财会制度的尝试，而被划为“右派”，随后被清除出公司，送进了劳改农场。

八舅就此彻底地沦落为一贫如洗的贱民。

反右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是知识分子中难得的“老”党员了。背着人，甚至还得背着父亲，母亲不知为这个老实的好哥哥，痛哭过多少次。母亲坚定不移地认为，她的那个好八哥，就算真有“阶级敌人们”去手把手地教他，他也绝学不会“反党”和“反社会主义”。但母亲的痛哭，正如同她的坚信一样无济于事。母亲不得不在无穷无尽的大会小会上昧着良心向党组织表示，一定要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和这个右派哥哥划清界线。她瞒着父亲，想私下给八舅寄点钱，寄点食品，寄点衣物，最后在大部分情况下却是徒劳的。有那样一个女人在八舅身边，八舅自己什么也收不到。

八舅头上的那顶右派的“帽子”，究竟是否“摘”过，如果“摘”过又是何时“摘”的。我一概不知。我唯一能猜测的是，一直到1963甚至1964年，八舅一定还是右派，一定还在农场。

八舅和昆明的那位大家都不相认的后八舅妈，只生了唯一的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也就是八舅的小儿子，八舅家我最小的小表哥。

我的那位小表哥，是一个天资极聪慧，也极努力的孩子。我不记得是1963年还是1964年高考，小表哥的高考总分，是云南全省理科第三。那之前，小表哥还得过奥数和奥物（那个年代还是“新生事物”）的奖牌。小表哥一心想上的，是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恰恰我的大姐，八舅和表姑姑那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小表哥同父异母的亲姐姐，毕业于清华的数学力学系，不仅在该系任教，更是该系南方招生组的成员。

然而小表哥这一切学霸般的数据，他能拥有的所有优势，都无济于事。

因为有八舅这个还在劳改的“右派”父亲，品学兼优的小表哥不但休想进清华，他甚至无法走进任何一所最最普通的大专院校，哪怕是学农，读师范，都不行。小表哥从此在八舅阴影的笼罩下，走入了社会的底层，成为最具中国国情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后来那一段漫长而悲惨的岁月中，每每想到儿子因为自己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孽竟无法上大学，可怜的八舅常常会忍不住地嚎啕大哭。若不是有人在跟前拦着他，他甚至会伸出手，啪啪地自己打自己耳光……

1970年，八舅试探着让小表哥学礼回武汉一次，探望九十高龄的老母亲。外祖母喜出望外，学礼哥带着外祖母和我，照了下面这张相。

1970年外祖母、学礼哥和我

学礼哥小心翼翼地问候着父亲，仍然管父亲叫舅舅，观察着父亲的反应。父亲没有为难学礼哥，甚至询问学礼哥有没有回程的路费。学礼哥没有要父亲的钱，返回昆明后却对八舅说，你赶快回武汉看望奶奶，舅舅已经不再怨恨你。

八舅激动不已，便从那时开始，艰辛地存钱。

到1972年，八舅终于在离开武汉三十五年之后，回武汉了。终于见到了他昼思夜想，已是望百高龄的老母亲。父亲也终于和八舅重新相认。

左为父亲，右为八舅

左起：母亲，八舅，学智哥夫人，九伯伯，学智哥，父亲，我

父亲虽然已弃前嫌，但八舅却依然小心翼翼。他不让母亲设家宴，邀亲友。不让母亲带全家去照扩大的全家福。他几乎整天就静静地待在外祖母的床边，陪着他的老母亲说话。

1972年八舅回汉时，我在社会最最底层的一家小医院中当护士。我工作的那家医院，正处汉口最繁华的中山大道的六渡桥口。即使是革命时期，那里也远比别处热闹。其实我每个月都有工资，而且没什么地方花。因为父母的高薪，我甚至在同事眼中算很有钱。但母亲还是私下给了我一些钱，让我换换夜班，白天能带着八舅，逛逛他年轻时万分熟悉的汉口租界区。带八舅尝尝各种他思念的故乡小吃。

八舅很爱我，我得承认，虽然有表姑姑的悲剧在先，我仍然爱着我这个真的非常非常老实的八舅。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给母亲挂了一个电话，让她下班到我的医院来。我带着八舅和母亲，照了下面这张像。

虽然知道忠厚的章达兄不会怪罪我，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我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到现在才写到我的珞珈学兄章达的正题。

1978年3月那个难忘的春天，当我听说自己珞珈山上的同窗中竟有一个来自云南，我就压抑不住地心花怒放，为母亲，为八舅，更为我已经去世了的，慈祥，善良的外祖母。

珞珈山上所有的男同学中，我唯一自己去寻找，去认识，去熟悉，去叨扰的，也就只有一个章达兄。

那之后的四年间，每一个寒假，暑假，我都会准时正点，不失时机地去麻烦章达兄。

母亲让我托章达兄给八舅捎钱、捎信，捎去武汉的特产，捎去母亲无尽的思念。并麻烦章达兄一定一定，要把这一切，交到八舅本人手上。八舅管章达兄客客气气地叫小晶的章同学，章哥哥。八舅不但托章达兄给母亲捎信，给母亲捎云南的茶叶和火腿，还专门给我回信。

章达兄就此成为母亲和八舅之间，我和八舅之间，殷勤探看的那只忠诚的青鸟。

自从1972年认识了八舅之后，八舅一直称我是他“最最亲爱的小晶”。知道我们这些从小到大既没见过英国人，也没见过美国人的孩子，竟都在努力地学英语，八舅开始用最道地的英语给我写信。我后来曾把八舅的信拿给我大学的英语老师范老师看，范老师为八舅纯熟的英语吃惊。我也曾把八舅的信拿给母亲看，母亲更是感慨万千。八舅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从十六岁起，却在英国人中间生活了整整二十年。母亲告诉我，文化革命中，八舅曾把整个一本《毛主席语录》翻成英语，绝对比官方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得地道。只可惜，伟大领袖竟全然不知。

1972年返回昆明之后，八舅曾把一本他专门把那些极富“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精心翻译成的英语寄给我。那个红色的小本，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我的书架上躺着。

我一向相信，人和人之间，事和事之间，人和事之间，真的是有缘份的。

事实上，我的整个母系家族，都和英语有缘。我的大舅，生于1900年，是中国最早的那一批美国人办的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神学博士。我的九舅，生于1918年，40年代初期，毕业于吴宓先生任教时期的川大英语系。我前面提到的大姐，以及我的母亲，都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但英语，特别是英语口语都很好，堪称童子功。从1952年到1982年的那三十年间，母亲在她工作的医学院中，一直是几乎无人能取代的英语口语翻译。

只可惜母系家族的这一优良品质到我们兄妹这一代不幸失传了。因为哮喘病，我一向不愿多说话。在德国住了四十年，我甚至连德语都说得谈不上多流利，很多时候，我宁肯动笔写。我们兄妹中，哥哥在使用母语时有极佳的口才。但他初中高中学的却不幸都是俄语。照母亲的话说，把语音系统整个学坏了。哥哥从加拿大回国后，一度曾坚持用英语去讲课。但据说母亲认为哥哥说得似乎并不好听，听上去怪怪的。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九舅家的小表哥，庚庚哥一家，包括他极为成器的儿子和两个可爱的孙子，全都定居美国。那让王家的这一缕英语的香火还能延续。

且说1980年春节后，开学返校。章达兄看左右无人，走到我跟前说，知道吗？你舅舅……，改正了！

忠厚的章达兄，为了不刺激我，连“右派”那两个字都没提。

但我这人，照母亲的话说，只要没人监督着，几乎不由自主地就会“反动”。章达兄告诉我的，本是个好消息。我却无端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悲愤地对章达兄说，“改正”？把张三写成李四，写错了。用橡皮擦掉，重写张三，那叫“改正”。我那么老实的八舅，他哪一点碍着党和人民了？无缘无故地把他赶出公司，送去劳改。株连两代，九死一生，就只差没有家破人亡……

（母亲曾无数次徒劳地问讯过八舅所谓的“单位”，却无法出示任何八舅“鸣放”期间的任何反党言行。那只能说明，八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罪行”的，莫名其妙的右派。）

这一切堪比《窦娥冤》，《六月雪》的冤屈，还能“改”？还能“正”吗？

沉默了一会儿，章达兄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哑口无言。

章达兄说的是，……总比不“改正”好吧！要是不“改正”，你能怎么样？

我缓慢地深呼吸，无言以对。忠厚的章达兄也只能陪着我叹气。

珞珈山上的那四年，那漫长却又短暂的四年，我和母亲，一直对章达兄满怀着深深的谢意。但我们的谢意始终只能放在心头，无法回报。我和章达兄分属不同性别。章达兄别妻离子，只身在外求学。我又恰好处在女孩子的一个格外敏感的年龄阶段。甚至每次有事要麻烦章达兄，我都不敢直接去找，而是寄希望在寝室之外的什么地方，能碰巧遇上他。

只有一次，二姐为我炒了一瓶腊肉豆豉，味道鲜美（那时斋舍学生食堂的伙食，整个一个猪狗不如。学生会组织过多次罢课、罢伙。伙食科的那帮油条们，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毫无悔过之心。后来到南楼那边才略好）。我鼓足勇气想把那个装着腊肉豆豉的瓶子送给章达兄，但章达兄却坚决不要，并且还转身就大步走了。

那之后，我不敢再尝试给章达兄什么东西。

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同学之间，还广泛存在着质朴的友情。那个年代，真的让人难忘。

有两次，母亲本来有机会见到章达兄，向他当面致谢的，最后却不幸都失之交臂。

一次是母亲和医学院前期的一位女老师一起，到病毒系开会。开完会还早，母亲就和那位女老师一起去找我。我在家说起过，我就住在斋舍图书馆下面，但具体什么地方母亲并不知道。

母亲在樱花道下面的马路上找了一个面善的女同学问了问，图书馆学系的寝室在何处。那女同学反过来问母亲，找谁。母亲说，找汪晶晶。那女同学哦了一声，让母亲和那位女老师跟着她。那女学生一直把母亲和那位女老师送到我的寝室门口。

我虽然很高兴，但同时也为母亲竟准确地找到我的寝室而吃惊。

在寝室只待了几分钟，我就把母亲和那位女老师带到斋舍上面。我看着男生寝室那个黑洞洞的出口，希望能遇上章达兄出去或进来。但不幸，章达兄并没有出现。我和母亲站着聊了一会儿天，因为还有另一位老师，母亲不能等太久，我只好让母亲走了。

那次母亲去学校，还有一段趣事。让我忍不住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那位和母亲一起去开会的女老师回医学院之后，对我肃然起敬，佩服得不得了。专程去告诉我父亲，说我在学校如何了得。那么大的武汉大学，居然在大马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问，就知道汪晶晶云云。

虽然父亲一向坚信我会是一名好学生，但我竟会如此“出名”，还是让父亲既吃惊也纳闷。

恰好到了周末，我最要好的学姐老王，约着我一起出去看电影。老王说，我前几天看到你妈妈。老王和我，既不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也不在同一个寝室。我说，简直太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是我妈妈。老王说，你妈妈在下面马路上问路，正好碰到康娟。

哈！原来竟是这样！我差点笑昏了。

我告诉老王，那位女老师回去后因为我的“出名”，使劲地表扬我，搞得我妈妈无端地自豪了好几天。老王听了也差点笑得半死！

说起来，我们班那一帮女生，最最不爱说话的就是康娟。她不声不响地把我妈妈带到我的寝室门口，然后又不声不响地走了。要不是康娟带着我母亲上斋舍台阶正好碰到老王下去，我的莫名其妙的“出名”还真是无解了，哈！

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那个年代，我们真的很单纯，很容易崇拜名人。我们班的男生和女生，曾集体给陈冲和唐国强写过信，只为表示我们爱你。除了电影演员外，那时大家还崇拜一大批作家。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刘心武的。有一次，康娟是和小郝还是和阿蕾聊天，说那刘心武是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一边听着的同学们差点激动得昏过去了，赶紧围着康娟问长问短。康娟却一声不吭。大家问，刘心武，长什么样？康娟说，不记得了。大家却不屈不挠，说，你的班主任，怎么会不记得了？没准儿他写的《班主任》，就是写的你们班！老半天，康娟才无可奈何地说，眼睛……，好像小小的，肿肿的。哈！

那足以证明，平时一声不响的康娟，内心深处却是个难得的，荣辱不惊的人。

还有另一次，母亲同样也很遗憾地没能见到章达兄。

那一次教我们图书馆学基础知识的一位赵姓的老师，带着一帮同学到汉口的武汉展览馆参观一个展览。其实那门课，那时早就上完了。但那赵老师，年龄比章达兄，比我，也比我们班一大批同学，都小，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病了，那一整个星期没去学校。赵老师便让何老师给我捎信，说要带同学来家看望我（那时解放大道上从东至西，分别住着何老师，淑萍，我，学平。而我家就在贯穿武汉江南江北的大动脉，十路汽车站的边上。而且那家武汉展览馆，离我家也只有一箭之遥。所以去我家很方便）。

家中并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父亲。说真的，我很紧张。

我父亲是个极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每一次母亲的朋友、同事、学生来家，父亲都会出来，在一旁陪坐。但表情僵硬，常常一言不发。偶尔开口，也一定说的是不合适宜的话语。客人走了，母亲照例会抱怨一番，但肯定没有用，下次还是一样。父亲的宗旨是不说或少说废话。但正如同母亲不间断地教导父亲的，人一辈子说的话，百分之九十是废话。人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亲情，友情，友谊，尊敬，忍让，包容，鼓励，支持，等等，等等，全都是建立在废话的基础上的。

从小到大，几乎所有到我家来过的同学，同事，朋友，都怕父亲。

小学同学怕父亲，我倒不在乎。大家都是同一个校园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谁都知道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更何况哥哥和姐姐在校园中的朋友，不少属于老师家长心目中的坏孩子。父亲的威严能镇住坏孩子，说到底是一件好事。

但大学同学就不一样了。大学同学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武汉求学不过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小小驿站。那之前，那之后，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会到武汉来。到我家，在他们这辈子，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用千载难逢去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而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武汉的同学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有口皆碑的好父亲。

宪的父亲，博学多才，出口成章。同学们去了，不仅谈笑风生，还教大家猜灯谜。如果说宪的父亲的出色我不在场，只是道听途说的话。那蕾的父亲却是我亲眼目睹。蕾（似乎是因为阑尾炎）住院动手术。父亲在一边陪着。同学一拨一拨地去，他父亲不厌其烦地陪着。还把别人送给蕾的水果，饼干往同学手中塞。最后还把同学送到医院门口。飘扬的父亲天生的没脾气。我们去飘扬家，不是我们怕她父亲，而是她父亲怕我们。何老师的父亲那就更不用提，一看有同学来。恨不得能杀猪宰羊……

这样对比了一番之后，我为自己的父亲既不和蔼，又不可亲，便很有几分心急如焚了。想不出别的好招，我从床上起来，上厨房拿了一只满满的热水瓶，放在父亲的书桌上。我希望父亲在同学来之前上一趟厕所，然后就待在他自己的房间不要随便出来。

如果是我的哥哥姐姐们，竟胆敢向父亲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不需父亲开口，单是父亲回视的那个严厉的目光，就足以让他们胆战心惊。但我那时却是在病中。我知道，从童年起，只要是我病了，父亲会满足我所有所有完完全全无理的要求。

果然，父亲没有责备我。他站起身，穿好衣服，戴上帽子，一言不发地走了。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赵老师那次带了十多个同学来。如同我事先预料的，那些同学中，大部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一次，来我家，那其中既包括西北来的小魏，也包括西南来的章达兄。

我开门让同学们进来后，大家就坚持让我上床上躺着。所以我也不清楚大家在我家都干了些什么。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同学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家中反正没有人。

一直到华灯初上，同学们告辞，章达兄才对我说，你妈妈可真忙呀，到现在还没下班！我这才开始深深遗憾，母亲又错过了一个能当面向章达兄道谢的机会，而且再也没法弥补。

（事实上，那一遗憾是我自己一手促成的。我把父亲撵走，父亲去母亲的科室，告诉母亲不要随便回家，随后他自己去了图书馆。）

1982年1月大学毕业，章达兄高高兴兴也平平静静地返回云南。那最后一次，我没有麻烦章达兄，我知道他自己一定有很多东西要往回带。

章达兄走之前，何老师组织7701班班委会全体成员照了一张相。

前排中间，是何老师和李之柱老师，我站在后排最左边，章达兄则坐在前排最右边。那是我在自己的影集中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能稍微清晰一点辨认章达兄的照片。

看着照片，我竟然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章达兄在班委会是个什么委员。很显然，当年在学校我就从来没有注意过章达兄的官职。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只是一个可亲的兄长。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我们不过大学刚刚毕业而已。人们不是常说来日方长吗，我总有一天还会和章达兄重逢的。

一直到自己老了，回望走过的那一条路，我才发现，人这一辈子，“总有一天”那一类美好的瞬间，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1982年一月珞珈一别，我再也没见到过章达兄。

不过我和云南的缘分，和八舅的缘分，还持续了几年，没有中断。

母亲告诉八舅我将出国。八舅比母亲还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学成回国，他一定到北京来接我。我告诉八舅，按计划，到1988年夏天，我能学成回国。

到德国的头一个学期，我在K大认识了一个云南民族学院派来研究东巴语的老师。两年后的1985年，东巴语的老师学成归国。我问八舅需要什么。八舅说，回国的人如果有指标也有美元的话，可以买一种日本专为中国听众生产的，能听短波的收音机，收听BBC、VOA清楚极了，大约需要二百美元。东巴语老师是个极厚道的人，答应我一定用他的指标帮八舅买收音机。我就换了两张崭新的壹佰圆美元的纸币。那时美元对马克是一比三点五，二百美元等于七百马克，正好是我这个穷学生一个月的奖学金。

东巴语老师回到昆明，立即把二百美元交给了八舅，让八舅自己跟他一起去选收音机。不料八舅拿着那两张美元，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临了，八舅告诉东巴语老师，收音机他不买了，他要留着这两张美元。

在后来的那些没有了八舅的日子里，每次我回武汉，母亲都会忍不住地说起那两张美元。母亲说，八舅把那两张美元放在新英汉字典中夹着。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摸摸。一有人来，八舅就拿出那两张纸币给人看，还说，这是美元！这是我的小晶带回来的美元！

母亲说，当年在后方，我的那个好哥哥，给过我多少美元呀！何止成百上千！唐孃孃，方叔叔，那都是富家孩子。我只是沦陷区来的穷学生。但别人有什么，我的好哥哥，一定会给我买什么！

母亲站起身，找出一张那时五十七年前，而现在已经八十二年前的老照片。

那是1940年的圣诞联欢晚会，十九岁的母亲和唐孃孃，作为新生，被华西医学院的院长选中，上台去跳踢踏舞。母亲说，上台我不怕，但我没有舞服呀！那是抗战最最艰苦的岁月！我的好八哥，我的那个最好最好的八嫂，他们就是花尽一个月的饭钱也要为我买服装。我的好哥哥，我的好嫂嫂，就坐在台下，自豪地看着我。他们就是我的家长呀！

母亲说的唐孃孃，唐泽媛和方叔叔，方谦逊，是她在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最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唐孃孃家是川地名门望族，方叔叔家则是南洋巨富。而母亲却只是沦陷区来的穷孩子。那时，因为北平协和PUMC南迁到华西坝，和华西、齐鲁、中大，四所医学院合校，毛泽东后来的那位保健医生李医生，和唐孃孃、方叔叔和我母亲也都是同学。1949年后，唐孃孃、方叔叔双双成为川地名医。方叔叔因为专业是眼科，通过李医生的推荐，被中央保健局任命为刘伯承元帅的保健医生。

母亲说，谁能想得到啊，我的那个好哥哥，前半辈子天天都生活在美元中，后半辈子……居然没摸过美元！

母亲说罢，已经泪流满面……

八舅右派“改正”之后几乎唯一的一次享受公款，是他原来的工作单位，为了弥补过失，让他去北戴河疗养。大姐请假陪着他去。在北戴河，有一天，八舅忽然听人说起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个董必武。八舅立即兴奋起来，询问大姐，这个董必武……和以前湖北武昌那个董必武……就是同一个人吧！大姐害怕八舅激动，含含糊糊地说，不一定是。但八舅仍然开始激动。他整晚上呆在桌边，给董必武写了一封长信。八舅对大姐说，董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从小他就最喜欢我。每次来都和我聊天，小时候常抱我。他一定会记得我，我一定要去看董叔叔，告诉他，我就是振汉！一直到第二天，八舅还在要求大姐带他去看董必武。大姐把八舅的信收起来，告诉八舅，她会立即开始着手打听董必武的住处。一直到离开北戴河前夕，八舅还在等待着董必武给他的回信。大姐没敢说，董必武1975年就已经去世……

一转眼，1988年到了。

八舅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旅游计划，他从昆明出发，先到武汉。祭奠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的祖父和祖母，也祭奠他的发妻，同时和他心爱的妹妹，我的母亲，也和业已和他“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内兄兼妹夫，我的父亲，团聚。然后，八舅北上，到郑州和北京看望女儿。

八舅1988年那个庞大的北上旅游计划，堪称圆满，成功！

其中唯一没能完成的部分是，他终于没能在北京接到我，这个他“最最亲爱的小晶”。而那个错误，却是我自己亲手犯下的。我违反规定，在学习期间擅自结婚和生孩子，到1989年才完成自己在1988年就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

我永远永远地失去了，让亲爱的八舅到北京来接我学成归国的那个珍贵的瞬间。

就在1988年的那同一个夏天，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宏伟壮观的旅游计划，返回昆明之后，八舅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苦难和不公正的人世。

八舅，我的“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八舅，就此永远永远地留在了云南。

当我还是珞珈山上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当我还处在根本不明白 “圣诞”为何物的岁月，我亲爱的八舅，每年都会选择一张五彩缤纷的圣诞卡，用最漂亮的英语，给我送来最美好的祝愿。

如今，又到了平安钟声响起，新桃旧符轮回的欢快时刻。和我同辈的，我可亲可敬的章达学兄，竟驾鹤西去了。这怎不让人感慨人生苦短，转瞬百年呀！

唯一让我能有些许欣慰的是，天堂中的母亲和八舅，终于能一起当面向章达兄致谢了。

愿章达兄安息！愿八舅安息！愿天堂中我所有的亲人，同窗和朋友们安息！

汪晶晶：黄翔先生，

从国军军长到摄影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