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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丨马文生：偷拿饼干成了“贼小子”，被妈妈痛打一顿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马文生，河北省武强县人，1951年生。1969年自天津市外国语学校下乡到河北省武强县当知青，1970年底入伍到解放军陆军第69军当战士，1976年复员到保定市整流器厂当工人，1977年参加高考，转年春进入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春大学毕业到保定地委党校任教，保定地市合并后在保定市委党校任教直至退休。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少而精。

原题

漫漫人生路

——一部与共和国历史
并行的个人生命史①



作者：马文生

（一）

孩童年代


01.我生在一个农耕小村
在广阔的河北平原中部，有一个名叫武强的县治，这里远离铁路交通线（1996年建成的京九线除外），耕地中又有相当数量的盐碱地，因此经济发展很是落后，是全国最后一批脱贫的国家级贫困县。在县城西北六里有一个小村庄名叫河西村，建国初期该村只有五十来户人家，全部务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土里刨食，多数家庭和“文化”毫不沾边，只有我家还有些“耕读”之家的意味，我的曾祖父曾当过私塾先生，祖辈和父辈出过三个大学生和两个中专生。1951年冬季，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农耕小村。
我的父母均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父亲名叫马彦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一直上学，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他就读的速成师范学校因受战争冲击而停办。父亲辍学回村，不久共产党派干部和军队到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父亲参加抗日工作，先后担任过抗日小学教员、冀中军区司令部文书、电台台长、武强县小范区粮秣助理员、武强县委秘书等职务。1949年河北省解放，共产党领导的河北省政府在保定成立，父亲上调至省城保定担任卫生厅副秘书主任。我母亲是一位普通农妇，在家乡时没有大名。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六岁，二姐两岁。我出生时祖父祖母均已过世，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村中过活。
02.乔迁进省城
我出生的第二年，父亲接我们母子四人从老家武强县搬入省城保定市，住进河北省卫生厅机关大院内的职工宿舍。当时的卫生厅大院坐落在保定旧城的东南角，即现在的妇幼保健院老院址，建国初期院内多是老旧的青砖平房。父亲是县处级，按规定分到一间12平米的旧平房。
我的保定新家很是简陋，屋子北面搭着一个大通铺，铺板和铺凳都是从公家租的。靠西墙摆着几个旧木箱，箱内装着全家的衣物，箱面就是大姐睡的单人铺。全屋只有一张黑漆旧木椅子，也是租的公家的，来了客人就请他坐在上面。（如果客人多就请地位最尊者坐椅子，其他人分坐在铺沿上。）一张小饭桌是我们自家的，平时吃饭放在床铺上，天热时就搬到院子里。还有五六个小木凳，是父亲用不同材质的小块木板钉成的，在院子里吃饭或乘凉时坐。再有就是做饭用的火炉和炊具了。居住条件不要说比城里的市民，就是比乡下的农民也相差很多。
进城以后母亲需要登记姓名，于是她有了自己的正规名字——贾佩然。
03.第一次人生劫难
在我们一家五口住进保定新家不久，我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劫难。那是一个白天，父亲和大姐各去上班上学，母亲屋里屋外忙着家务，我在家中的床铺上躺着（当时我一岁左右，只会躺）,二姐坐在我身边吃花生豆。她看到我的小嘴时张时合，就想让我也分享一点儿花生的美味，于是在我又一次张开小嘴时她把一颗花生豆放在我嘴里。过了一会儿母亲进屋，二姐对母亲说：“妈，我给他吃了一个花生豆。”母亲一听连忙抱起我掰开嘴看，只见那颗花生豆正堵在嗓子眼上。她一面严厉告诫二姐以后不许再往我嘴里放东西，一面伸进手指想把花生豆拨出来，谁知花生豆被手指尖儿一碰，一下掉到喉管里去了。
母亲开始还有些担心，可一天过去，两天过去，我什么异常都没发生。估计是花生豆从喉头滑下后没有进入气管和肺，而是进入了食道和胃袋。这一劫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那时是多子女时代，看孩子不像现在这么金贵，也没去医院做检查。
04.兄弟棒打美国佬
1954年初我家又添新丁，这就是我的弟弟出生了，那时我才两岁多，对此事一点儿记忆也没有。我对弟弟最早的记忆是两年后我们两个挥棒痛打美国佬之事。
那是在1956年，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已经停战，但志愿军还没完全撤回国内，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还在持续。在春节临近时，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逛年市，买回了一张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年画，画面上一名威武的志愿军战士和一位身穿民族服装的朝鲜壮汉一同挥拳痛击一个狼狈不堪的美国佬。年画买回家贴在北墙上，大姐又教给我和弟弟一首当时的流行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抗美援朝战争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不要脸，撅着屁股打朝鲜。朝鲜人民力量大，打得杜鲁门叫爸爸！”
冬天屋外冷，我和弟弟的主要活动空间就在屋内的床铺上，两个人玩腻了，难免要缠磨母亲。一次，母亲为了摆脱我俩的缠磨从筷笼里拿出两根筷子，递给我们一人一根，说：“去，拿着筷子打美国佬去吧。”我和弟弟对母亲的这个创意大感兴趣，接过筷子争抢着跑到年画跟前，举起来打向美国佬，一边打一边高声嚷叫着刚学会的儿歌。
这之后，棒打美国佬就成了我们兄弟每天必作的一项游戏，我俩天天打，月月打，直到把美国佬打得头破脸裂还在打。
05.下雨天的乐趣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重复而漫长。在我的记忆里春秋冬三季都还好过，只有夏季有些难挨。（春秋两季气候宜人，冬季虽然寒冷但有火炉取暖。）那时候没有空调和电扇，家里只有几个大蒲扇，一到盛夏，父母都是靠蒲扇驱暑纳凉，可我们小孩儿不擅长摇蒲扇，因此只能强挨那热，心里头只盼着下雨，一下雨气温下降，我们才能躲过酷暑的煎熬。
风起了，云聚了，雨点儿一滴滴落下来，下雨天终于被我们盼来了。我和弟弟像过节一样在院里欢跑，任凭凉爽的雨滴打在脸上身上，直到母亲把我们喊回屋。我俩伏在窗户前欣赏雨景，盼望着雨越下越大。雨下大后会在院子里积成一两个水洼，雨点儿打在水洼里激起许多水泡，这时候我们就会高声嚷起当时的流行歌谣：“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了草帽了。”意思是说水面上的泡泡像是给水里的王八戴了草帽。
更令人欣喜的是下雹子，看着白花花圆滚滚的小冰球从天而降，我们常常兴奋得尖叫起来。雹子一下气温剧降，使人从里到外都感到舒服。雹子一停我们赶紧打开门跑到院里，挑大的捡起来放在嘴里吸吮冰水，用牙一嚼“咯嘣咯嘣”响，一股清凉沁入心脾。虽然是住进了省城卫生厅，但还保留着农村的一些不卫生习惯。
06.搬入省委大院
1956年，父亲由河北省卫生厅调往省委文教部担任体育卫生处处长，我们全家也要搬迁到省委大院。记得搬家的那天一早，家门口开来一辆卡车，大人们把收整好的家具搬到车上，邻居们都来送行，大家说着告别的话。汽车临开动时，一位阿姨扑上来抱住母亲哭起来，母亲连声安慰她，当时的邻里关系之好胜似亲人。
我当时只有5岁，还不知离情别绪为何物，只知道搬家可以坐汽车，可以到达一个崭新的环境，心中充满了兴奋和好奇。汽车启动了，开出卫生厅大院一路向西，到达西下关省委大院（现学府胡同南部），进院开至一排红砖平房前面停下，我的新家就在这排平房中央，也是12平米的一间。
07.新添幺妹
就在我们全家搬入省委大院的第二年夏季，一天，大姐领着我们姐弟四人从家中搬出，住进离家不远的一间闲房里，全权照管我们吃住。母亲见不到面，父亲很少见面，一天后大姐告诉我们，母亲在家中生小孩了，生了一个小妹妹。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姐弟又搬回家中，一间12平米的蝸室，既当母亲的产房，又是全家的住室。那时的人没那么讲究，即使是省委干部的家属生小孩也很少有人住医院。
08.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
一天，大概是由母亲生小妹妹引起，我们四五个学龄前儿童（全部男性）谈论起“人生人”的问题来。我们多数人都说男孩是男人生的，女孩是女人生的；只有一个圆脸男孩说男孩和女孩都是女人生的。我们找到一位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大妈作评判。那大妈说：“你们问这个干什么？”我说：“我们大伙儿都说男孩是男人生的，女孩是女人生的，就他一个人说男孩和女孩都是女人生的。”我满心期盼着大妈说出有利于我们多数人的答案，可大妈停了一下，却说：“男孩和女孩都是女人生的。”那个圆脸男孩听后马上趾高气扬起来，我们多数人都沉默了，我在心中纳闷：“女人怎么会生出男孩来呢？”
09.狂热的1958年
1958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二年，这一年真可谓“狂热”。由于20多年来我党在革命和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党内逐渐出现了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的情绪，幻想着在短时间内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以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至1958年这种急于求成情绪到达了顶点，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提出了“超英赶美”“实现跃进式发展”的“冒进”口号。
当时我们党内一些人片面地认为扩大经济单位的规模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能实现生产“大跃进”，于是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小经济单位合并成大经济单位的浪潮。在我国农村刚搞合作化时是20来家农户成立一个社，史称初级社。后来是一个村成立一个社，史称高级社。58年“大跃进”时改为一个乡成立一个社，史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所辖户数过千，统一经济核算，平均分配劳动成果。
更有甚者，一些人在马列书籍中看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制度能极大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能使生产力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大发展的论述，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一实行共产主义政策，人们的劳动热情就会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就会极快的发展，因而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中央设想全国4年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的，许多经济单位开始实行按人头分配劳动成果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而距离我家仅仅40里地的徐水县更是搞起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验。
那一年我年仅7岁，我们的共和国年仅9岁。
10.津冀合并
单位规模越大越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因而也就越能促进经济“大跃进”的思潮，很快从经济领域漫延到行政领域。一些行政区划也开始进行合并，1958年我的老家武强县就和邻近的献县合并了，河北省也和天津市（原为中央直辖市）合并了。
津冀合并后的行政区划仍称河北省，省会定在天津，我们全家要随同河北省委从保定迁往天津，得此消息我一连兴奋了好几天，因为又可以进入一个崭新的生活环境了。
11.北京三日
1958年夏，我们全家从保定搬往天津，当时是乘坐火车前往，中途须在北京倒车。正好我的姨妈和舅舅都住北京，父母决定在北京倒车时住几天，会一会亲戚，逛一逛中国的大首都。
我们乘坐的车次上午10点左右发车，下午3点多到达了北京，下火车又坐公交车到达姨妈居住的街区。姨妈几天前就接到来信，已带着表姐表妹在胡同口等待。一群人一道走回家，姨夫拿出糖来给我们吃，那是我从没吃过的小人酥糖，又甜又香又酥，味道好极了！当晚我们又到舅舅家串门，和舅舅舅妈表哥表姐见面。
第二天，姨夫姨妈和舅舅陪同我们全家去逛天安门和故宫，到了天安门广场一下公交车，呵！广场那个大呀！长安街那个宽呀！天安门那个雄伟辉煌呀！进了故宫却觉得不怎么样，地面砖许多都破损了，三大殿房间倒是不小，可显得黑黢黢的，里面的摆设也是又老又旧，我觉得皇帝住在这样的建筑里并不令人羡慕。
第三天去逛颐和园，万寿山之高、昆明湖之阔、长廊之长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这次来北京真可谓是大开眼界，在此之前我所见过的最高的山就是保定动物园的假山，最阔的湖就是保定古莲花池，最长的廊就是古莲花池旁的碑廊，最宽的街就是保定的裕华路，最大的广场就是保定火车站站前广场，所以北京给我的印象是处处都胜过保定。
11.天津新家
离开北京乘火车东行200余里，就到达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我的新家在这座城市的南部，详细地址是天津市河西区尖山红升里50号。这是一座3层单元住宅楼的楼门号，楼门朝南开，楼厅占一间房的面积，楼厅北面是楼梯，也占一间房的面积。一楼分左右两个单元，每个单元三居室，配有过厅、厨房和厕所（合占一间房的面积）。二、三楼各分左中右三个单元，每个单元两居室。
刚进天津时省委规定省部级干部住三居室，厅局级干部住两居室，县处级干部住一居室。我家住在红升里50号一楼左单元的阳面大间（约15平米），和我家一墙之隔的阳面小间住着一位空军干部及其妻儿，和我家对门的阴面一间住着一对中年知识分子。我家屋顶上面的二楼就住着河北省著名作家、省委文教部副部长远千里（远千里在“文革”中受造反派迫害割喉自杀）。在这个新居所我度过了5年不平常的时光，初尝到人生中除酸甜之外的苦辣滋味。

（二）

少年时光


01.“大跃进”中的清醒者
1958年“大跃进”中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拿出一张报纸兴奋地对母亲说：“今天报上登了条消息，说河南省一亩地打了两千多斤麦子。”母亲说：“两千多斤？我不信。”父亲递过报纸，说：“报上都登了。”母亲说：“报上登了我也不信。”父亲说母亲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
可谁知亩产小麦两千多斤不算打住，不久报纸上又接连登出亩产水稻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消息。工业发展数字也是駭世惊人，1957年全国的钢产量才有530万吨，1958年却提出要完成1070万吨的指标，没过几天《鞍山日报》刊登了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舒豪情寄壮志的诗歌，声称鞍钢当年产钢800万至1000万吨，比1957年全国的钢产量还多数百万吨。
这么多的高数字是怎样出现的呢？原来持续升温的“大跃进”衍生了浮夸风，一些头脑发热的省市领导和大企业主管为了争先进受表扬，互相攀比虚报产量，这时连父亲也不相信报纸上刊登的高指标了。
02.要求转学
1959年9月，我进入离家2里远近的尖山第一小学上学。入校不到一个月，同年级就有大批新生转学，原因是在经济大跃进的背景下，教育界一些人也随波逐流推行教育大跃进，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开办的附属小学中学（简称天南大附小附中）搞起了“九年一贯制”试验，即要用九年时间完成普通中小学十二年的课程。学校有住宿条件，我们班许多省委子弟都转学去了。
我得知此情，回到家中也向父母要求转学。母亲问我为什么转学，我说：“人家是九年一贯制，上九年学就高中毕业了，我上九年学才初中毕业，到时候人家都上大学了，我才上高中。”母亲问父亲：“有这样的学校呀？”父亲说：“现在不是‘大跃进’吗，还不定办得长办不长呢。”父母怕住校花钱多，不同意我转学。我不干，还嚷嚷说人家都转了。父亲说：“人家大人是双职工、孩子在家没人看才转的，咱们家有你妈在家，还跑那么远住校干嘛。你们班田全会转了呀？”田全会的父亲也是省委干部，母亲是家庭妇女，就住在我家东面20米远的一个楼洞，他这次也没有转学。我听后这才没话说了，可想起自己要比转了学的同学晚三年上大学心里还是不舒服。
后来经过一段实践，人们的头脑降温了，天南大附小附中的九年一贯制试验先是调整成十年一贯制，接着又调整成十一年一贯制。到60年代末，我们班转去该校的同学按67届初中毕业，我们按68届初中毕业，他们只是稍微沾了一点点儿光。
03.因言获罪
“大跃进”进入了1959年，各地上报的经济指标直线上升。而实际情况是两年来实行的按需分配、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者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而少劳者又能得清闲，所以除极少数思想崇高者外，大多数人都选择少劳，产品数量不断下降，全国各类物资日趋紧缺，农村开始有人饿饭。
1959年秋，我党老资格革命家、著名战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上述不正常状况提出了批评意见，但被毛泽东否定。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思想右倾，将其罢官，又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在河北省委的反右倾运动中，我父亲因有与彭德怀相近的言论而受到批评，父亲坚持自己的看法，结果受到降职处分，由省城天津下放到沧州地区黄骅县一个农场担任副场长，其级别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的品级相当。
04.祸不单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父亲因言获罪不久，母亲也因言获罪了。一天上午，只有我们五姐弟在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走进屋来对我大姐说：“看好你的几个弟弟妹妹，好好在家待着，不要出门上街。”大姐冷冷地答应：“嗯。”之后一直带着我们在家里玩，不许出门。为什么不叫我们姐弟出门呢？原来街道要在大院内召开对母亲的批判会，担心我们看到了大的哭小的叫影响了开会。
母亲挨批是因为说了一句玩笑话。一天，一个街坊问母亲：“你们老马上哪儿去了，怎么看不见你们老马了？”母亲说：“老马变成了牛了，到黄骅县种地去了。”正巧被一个头脑发热的街道领导听见了，她认为母亲这么说是对父亲被贬不满，因此要召开对母亲的批判会。可批判会进行的并不顺利，只是几个领导发言，与会群众并不捧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什么，有的人还替母亲说话，说母亲就是这个性格，好说笑话。批判会开了时间不长就结束了，母亲因此情绪低沉了好长一阵子，一次还悄悄招一个从楼前走过的算命先生进屋算命。
05.野菜代粮
“大跃进”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到了1960年全国粮食严重短缺，许多家庭吃不饱饭，只得用野菜代粮以求果腹。
我家即是其中之一，记的那年春夏，每到星期天学校放假，15岁的大姐和11岁的二姐就结伴到郊区挖野菜，一去就是一整天，午饭带水和干粮。我时年9岁，也吵嚷着要和姐姐们一起去，可母亲说我小，不让我去。于是到了下午5点姐姐们快返回时，我和弟弟妹妹就去马路边的公共汽车站去接姐姐，帮助她们把一天的劳动成果——两口袋儿野菜扛回家。当天晚上母亲就把这两口袋儿野菜洗净、烫熟，一部分随后几天就吃掉了，还有一部分晒干保存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吃。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野菜馅的大团子，大团子的皮儿是用发酵后的玉米面做的，里面装满了野菜，这样每吃掉一个团子，就必须吃进一定数量的野菜。但野菜吃到肚里不搪时候，暂时是把胃袋充满了，可等不到下顿开饭就又饿了。所以在每顿饭前蒸锅里的菜团子还没蒸好时，我和弟弟妹妹就围在火炉旁催问什么时候能熟。母亲嫌烦，说还要等一会儿，让我们先去院里玩儿，我和弟弟妹妹跑到院里玩儿了一圈儿又回来问。有时一连问两三遍蒸锅才熟。我们从衣兜里掏出专门为吃新出锅的菜团子准备的小手绢，垫在手上围在蒸锅旁等揭锅，母亲把锅盖掀开，先拿出三个菜团子直接放在我们仨的手绢上。我们捧着烫手的菜团子，欢叫着跑到院子里吃去了。
记得那时每蒸一锅菜团子要吃三顿（每天早餐也是喝玉米粥吃菜团子，绝对没有豆浆油条），多蒸出的菜团子都放在一个专门装干粮的篮子里，不是正顿饭时一概不许吃。当然隔一两天也会加蒸一定数量的白面馒头，那是准备着万一有客人来给客人吃的。
06.两个馒头和一碗米饭
一天，母亲上街买东西，家里只有二姐和我，忽然听到有人敲单元门。二姐跑去开门，我也跑到过厅看，只见一个瘦弱的老太婆站在门外，一手拿着个要饭口袋，一手拄着根棍儿。老太婆对着二姐连连鞠躬，哀求着说：“好大姑，救救我们穷人吧，给我块干粮吃吧。”二姐一看动了恻隐之心，回身进屋从干粮篮子里拿了两个馒头，跑回去给了要饭的老太婆。老太婆拿了馒头连声道谢急忙转身走了。
这一幕正好被远千里家的保姆看到了，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买东西回来的母亲，母亲一听怒不可遏，到家后把二姐赶出家门不让吃饭（气消后又让吃了）。我当时虽然同情二姐，但也觉得是她不对，自己家还吃不饱，却把馒头送别人。可是不久后母亲也做了一件同样的事，这次送的不是馒头，而是一碗米饭。
那一年由于长时间缺粮，不少人出现了浮肿病状，当时天津市规定，对浮肿病人每人特供几斤黄豆和一张营养餐券，凭着餐券可以到指定的食堂吃一碗大米干饭。母亲因为长时间饥饿也得了浮肿病，她领了黄豆和餐券，拿着餐券到了指定的食堂，找了一张餐桌坐下。开饭的时间一到，服务员来到各个餐桌，边收餐券边上饭。母亲旁边有一个老头带着两个男孩也来吃营养餐，三个人只有两张餐券。服务员收了他们的餐券给他们上了两碗米饭，老头和大男孩一人抢了一碗吃起来。小男孩没有饭吃，咧着嘴抽泣起来。母亲看见立刻就受不了了，这时服务员到她跟前收了餐券上了饭，她把自己那碗饭往小男孩面前一推，说：“给你吃了吧。”说完站起身离开了食堂。
母亲为什么会出尔反尔、前后不一致呢？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一定之规，但真正遇到了叫人心颤的事，这个一定之规就很容易被突破了。
07.吃饼干的悲欢
一天，我家来了一个亲戚，送给我家一包饼干。亲戚走后，母亲在屋子东墙的高处钉了一个钉子，把饼干包儿挂在了上边。我好久没有吃过糕点了，见了饼干当然想吃，整天盼着什么时候母亲让我们吃饼干，可母亲一连半个多月都不提这事儿。一天上午不知为什么，我想吃饼干的欲望异常强烈，就趁着家里没人，搬了个凳子放在床铺上，登上凳子把饼干包儿摘下来，打开包儿从中拿出两片放进衣兜，又照原样包好挂回钉子上。
我庆幸没被发现，走出家门楼门、转过楼角掏出饼干刚要往嘴里放，不料正巧碰上二姐迎面走来，我赶紧放下手，把饼干攥在手心里跑开了。我跑到无人处，静下心来想好了应对之词，这才拿出饼干吃起来。
快中午时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回家，母亲一见面就问：“你偷着拿家里的饼干了吗？”我说：“没有。”母亲说：“那你二姐说看见你手里拿着饼干了？”我说：“拿的是小木片。”可这么蹩脚的谎言怎么能骗过阅历丰富的大人呢，母亲把我痛打一顿，一边打一边骂我是“贼小子”，打完后又把我赶出家门。我孤单地靠在单元门边默默伤心。
这时邻屋的军婶正和远千里家的保姆在楼厅闲聊，军婶问保姆：“他偷了什么了？”保姆说：“他偷着吃家里的饼干了。”军婶听了向我投来一束我从没看到过的目光，当时我觉得那是嘲笑的目光，羞愧地低下头。许多年后我才醒悟那不是嘲笑的目光，而是怜悯的目光，人家的孩子吃饼干只算是家常便饭呀！
08.万红丛中一点紫
说过了困难时期的吃饭情况，再说说困难时期的穿衣情况。记的那些年只有在过年时母亲才会给我们每人用廉价布头儿做一身新衣，而且一概是缅腰裤、农娃褂。而平时我穿的最多的就是大姐二姐穿小了的衣服，如果是深颜色的就直接穿，如果是红颜色的就用颜料染蓝了穿。我看到许多同学都穿制服衣裤，既精神又合体，就向母亲要，可母亲就是不给做。因为做制服衣裤既费工又费料，而那时我家还没有缝纫机，做衣服全靠母亲用手工一针一线的缝。
一次，我接收了一件大姐二姐穿小了的制服裤，穿上后感觉自己上了一个档次，喜气洋洋上学校。同学们一见都笑我穿女人裤子，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穿的制服裤子是女式的（当时的女制服裤侧面开口），但我还是觉得比穿缅腰裤要好很多。
1962年冬，学校搞一个庆祝活动，要求每个班都出节目，我们班出的节目是集体哑铃操。排练了十几天时间，到演出前夕，班主任说要大家统一着装，穿蓝裤子、红毛衣。我有蓝裤子，但没有红毛衣，母亲翻箱倒柜只找出一件紫线衣，于是我就穿着这件紫线衣参加了全校公演。校长在主席台上看了，问我们班主任：“那个穿紫线衣的学生家里是干什么的？”班主任说：“省文教部的处长。”校长听后没再说什么。
从那之后，班里再有什么须要统一着装的活动就不再找我了，这就是我的一次红中显紫的经历。
09.为死亡事件作证
在1960年代初的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五岁男童的死亡过程。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楼前的空地上玩儿，一辆给各个楼道清理垃圾的马车沿着对面楼的楼跟儿从东向西驶来，赶车人是个50多岁的老农，他每天都赶着车沿红升里各楼的楼跟儿清理垃圾。这一次他正赶着车在楼根儿走着，一个原住户的五岁男孩儿悄悄地追到车尾，扒在马车的左后角仰着身子打悠儿悠儿，不料马车一拐弯，男孩的后脑正撞到楼墙上，一声没吭掉在地上死了。
院子里顿时响起嘈杂的叫嚷声，男孩的老爸就是当地的农民，跑出屋见到自己的孩子被撞死，立即和赶车人吵起来。邻近的住户听到吵闹声都围过来看，我父亲当时正好休假在家，也走到院里观看。有人问：“谁看见怎么撞的了？”我说：“我看见了。”我刚要开口讲述车祸经过，大姐拉了我一下，轻声说：“别说。”我立即闭住嘴，回头看了一下父亲，父亲停顿了一下说：“说吧。”
我把出事经过说了一遍，赶车人听了神情立刻轻松了许多，可事主却大为不满，大声说：“小孩儿说的话不能算数！”接着继续和赶车人争吵。当时我既不明白大姐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也不明白为什么小孩儿说的话不能算数，现在当然是都明白了。
10.搬入高等学府
1962年，父亲得到平反，调回天津，到河北大学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还是县处级）。1963年暑假我们全家搬到地处河西区马场道的河北大学校内家属宿舍区第六宿舍二楼。这是一座历时百余年的法式小洋楼，楼内住着四户人家，都是河大的中层干部。我家住二楼西部的两间，房间很大，另配有一间厕所和一间厨房。从红升里的1居室乍搬到现在的2室1厨1厠，我有一种豁然解放的感觉。（此时我家的常住人口已由7人减为6人，大姐在一年前以当时的青年典型董加耕不考大学甘当农民为榜样，不考高中甘下农场，去了文安县新桥农场种地学农。）暑假结束，我和弟弟转学到河北大学附属小学学习。
11.春节去拜年
父亲从黄骅县返津之后，每年春节都带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拜年。姑奶奶是父亲的老姑，乡村里长大的小脚农家女，成年后嫁到四里以外的姑爷爷村。姑爷爷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军医，解放后当律师自食其力，我去拜年时他已经在家养老，剃着光头，腿脚也不灵便。（他后来的经历跌宕起伏，“文革”中被当做国民党残渣余孽批斗，改革开放后又成了对台统战的“香饽饽”，担任了天津市南开区政协委员。）
春节时儿女聚会煞是热闹，表姑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三哥也有重男轻女思想呀？”父亲说：“我没有重男轻女思想。”表姑说：“那怎么光带儿子来，不把闺女也带来呀？”父亲说：“五六个孩子还都带来呀？”中午吃饭时我吃到了一种姑奶奶做的家乡特色食品——虎皮糕，是用猪肉掺着小米面做成的，猪肉是红的，小米面是黄的，有红有黄，像老虎皮的颜色，吃起来肉香和米香混合，味道独特。
当天下午回到家我和弟弟见了妹妹就显摆：“我们在姑奶奶家吃了虎皮糕了。”妹妹回头对母亲说：“妈，我也想吃虎皮糕。”母亲说：“虎皮糕有什么吃头呀？没吃头。”妹妹说：“我没吃过。”父亲说：“要不咱们也做一回吃。”母亲说：“不做那个，麻麻烦烦的不好吃。”我说：“要不下次再去姑奶奶家，拿点儿回来。”母亲说：“不行！吃了人家的，还往回拿。”姐姐妹妹吃不到虎皮糕而我和弟弟能吃到，我第一次感觉到当男人还是有一点优越性的。
12.进入“高级外语人才摇篮”
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不断增加，急需一大批精通外语的专门人才。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英明地提出要在全国有条件的城市开办外国语学校。1964年，天津市外国语学校就在这个大的形势下应运而生。
1965年秋我小学毕业，经过笔试、政审、体检、面试四项筛选有幸被天津市外国语学校录取。这是一所被称为“培养高级外语人才的摇篮”的新型学校，校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郭沫若题写。学校领导班子坚强有力，临时党支部书记、副校长范桐行（女）是建国初的南开大学毕业生，精明干练爱岗敬业；1966年春季上任的书记兼校长朱四玉是老资格的抗战干部，原为河北军区军务处处长，中校军衔。学校师资队伍十分雄厚，有从外校调入的教学骨干，有新分配来的名校高材生，还有4个高鼻蓝眼的外藉教师。学生全员住宿，白天上课，早晚集体自习。外语自编教材，小班上课，每周还有一天实行“一日外语化”。如果我能在这个摇篮中一直成长下去，将会成为一名中规中矩的“高级外语人才”。
13.津冀分家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河北省和天津市自从1958年合并，至1965年又要分开了。不但河北省和天津市分开了，我的老家武强也经过几年与邻县的拼合尝试后又单独立县恢复原状了。由合到分的原因是人们经过七八年的实践认识到，盲目合并行政区划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造成管理混乱以致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如果真的遇到一个行政区划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能承担的大型建设项目，是可以由上一级行政区划出面组建的。
1965年底，河北省委开始回迁保定，为津冀分家做准备。1966年5月1日，河北省正式公布省会已迁至保定。1967年津冀正式分开，天津市重新恢复中央直辖市地位。自1965年至1967年河北省属各机关单位陆续迁回保定，河北大学虽然是河北省属高校，但因校址问题不能解决暂不搬迁。

（未完待续）


作者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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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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