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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陆耀文:​571号中央文件说得真好,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陆耀文,1952年上海出生,江苏省溧水县柘塘乡艾园村插队九年半,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中学教师当校长至退休。

原题

我在批林批孔工作组

接受“锻炼”




作者: 陆耀文

1973年,我因为找亲戚替公社农机厂买来了一些硬质合金刀头,救了农机厂的急,依当地的土政策,我进了农机厂当了工人。没几个月,我又被厂里送到公社,参加批林批孔工作组,在陶行坞蹲点。
为什么把我派去工作组,至今我也不明白。我又不是工作处处跑在前面的人,也没有给厂领导送过礼,讨好他们。也许是当时厂里活计忙,抽不出人,把我这个进厂没几个月的生手抵送过去吧。不过,现在我心里是推定,厂里潘书记是想培养我,我应该感恩。
所谓“批林批孔”工作组的工作,就是带着农民学习中央文件,批林批孔,结合当前阶级斗争的动向,帮助当地组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先说带农民学习中央文件,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孔子,老乡们是说不来的,也不能由他们说,让他们信马由缰的话,不出三句就会跑偏。有一次,高局长在我读了一段中央文件后,让社员同志谈谈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高局长是县食品管理局的下放干部,和我在一个村子里蹲点。
一个看上去很积极的农民说:“批林批孔很有必要,这个五七一号中央文件说得真好,‘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就是毛主席、党中央关心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高局长打断他的话,说:“这位老弟有点搞错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中央文件,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五七一’就是武装起义的意思。林彪他们说‘农民生活缺衣少穿’,是毛主席党中央造成的,是他们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那位老兄还要啰嗦,“林彪这个坏人,说话怎么会这么对呢?”高局长连忙宣布,今天学习到这里结束。
以后的学习就改了方式,学过文件后,高局长说几句交待一下,就让几个读过书的青年人,抄报纸,出黑板报。
要是高局长不在,我就抓瞎了。照常学习文件以后,那几句场面话我硬是说不出来,憋了好一阵,还是不行,脑子一团浆糊,只好说,“高局长不在,今天学习就结束了。”
我只读到初一,就搞文革了,肚子里一点像样的货也没有,从来没想过要我在众人面前讲话,而且是以领头人的身份,心里很苦恼。
高局长几天后回来了,主动找我了解情况,安慰我,说“什么事都是锻炼出来的,我像你这么大,能力比你差远了。”他告诉我,在会议上讲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情况。比如村子里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生产搞得怎么样,黑板报质量怎么样,有没有人员流动,有没有邻里矛盾、家庭矛盾。了解了情况,说话就有内容,学习就有方向。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写个纲要,把要讲的内容一二三在笔记本上列出来。也不要写成文章,全写出来,你发言就容易照稿子念,头低着,和大家没有交流。按提纲讲,讲的话都是口头语,大家容易懂,也方便发挥。
这下,高局长在的时候,也放手让我主持学习,鼓励我不要怕,放开胆子。我照着高局长教我的方法,主动了解情况,写好提纲,联系实际情况学习文件,就不像以前一样,一点讲不出来了。这么一次、两次,消除了胆怯,讲话慢慢流畅起来了。到最后,不看笔记本,也能自信地畅言半个小时。
所谓解决问题,我理解就是村干部管不了的我们都管,什么问题都管。
在工作组几个月时间里,查账、查私分、调解纠纷,还捉过一次奸。但是捉奸的事,后来公社魏书记批评了高局长,说高局长掉价,“老乡说个风,你就当个雨,还带着年轻人(指我)去,不知分寸。”高局长也不分辩,但后来私下跟我说,那天不是捉奸,那个女人常年卖肉,是乡娼。那天是一个外村的汉子来了,可惜让他跑了,不然就是抓了一个大案子。
魏书记亲自指挥的行动,也失败过,那次是去山里抓赌。陶行坞有个出名的赌鬼,叫芮三良,输得家徒四壁。我有点不懂,因为我在农村几年,从来没有见过农民赌过钱,就认为农民没有钱,不赌博。这个芮三良不光赌钱,还经常聚赌,他哪来的钱?他有个小拇指没有了,是赌输了发誓定时还钱时自己砍的。听说,他在江湖上很讲义气,这次聚赌就是一众赌棍为了解决他的生活问题,让他在陶行坞山上摆赌场,抽头赚一点钱。
魏书记还调来几十个外村的基干民兵,和我们工作组成员从三个方向上山,包围那个举报中说的聚赌地点。结果,扑了个空。只见芮三良从远处晃晃悠悠过来,民兵们不由分说扑上去,芮三良还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那天晚上,芮三良吃了大亏。我到审讯地点瞄了一眼,芮三良被绑住双手吊上了房梁。他最终什么都没有招,一口咬定魏书记没有证据。到夜里赌博要有灯具,众人要吃喝,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现。而且你们从三处包围,假如有人来是跑不出去的,另外一边是山壁,没有路。至于芮三良为什么从那里过来,他说他是抓一个野鸡,野鸡飞上了山壁,他上不去就回来了。
这事,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
工作组最头痛的事,是有人来反映的历史积累问题。这些人都是老油子了,来一个机会就喊冤一次,多半是成分划分的不公。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权去解决的。但为了应付,还得认真读他们拿来的材料,还得装模作样地去调查。
有个人的问题很有意思。他是新四军掉队的,要求恢复他的身份。
我们这里日伪时期是江南新四军活动区,曾经看到一份统计资料,我们全公社有十几个新四军老战士生活在这里。他们多数是普通战士,一解放就退伍,做了农民,默默无闻,除了拿点补助,不参与任何事务,别人也不敢欺负他们。也有少数退伍了还担任干部的,有个老战士在部队已是指导员,直接领导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少将钟国楚。但腿被打断了,不适合再呆在部队,回家当了大队书记。在当地是说一不二的,但也不霸道,从来不干涉政府工作。国家要分点什么,他也不多要,化肥,薄膜,拖拉机,该拿多少拿多少,不够,就去找部队,找关系。我在农村最后的一两年,听说他儿子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隐隐有一霸的感觉。
那个新四军掉队的,说起来在部队还是个干部,奉命去南京城里采购军服材料的,等完成任务回部队时,新四军北撤了。重庆和平谈判时,作为对国民党让步的条件,在短时间内,江南新四军主力不但全部撤出,而且许多地方干部也一同撤出了。这是吸取了皖南事变的教训,避免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他四处找部队,没有找到,就回了家安安分分地当农民,没有做什么坏事。说起来也奇怪,后来的国民政府没有找他的麻烦。这也是后来他要求恢复待遇一直没有成功的关键,因为他说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就这么放过了他。工作组去他们村子以后,他拿来一大包材料,足足有一尺多厚。
有一天,学习结束,他让他女儿来喊我到他家里去。他女儿初中刚毕业,蛮漂亮的,就是有点黑,性格很活跃,令人惊异的是,她能够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念文件,这在我们农村是少见的。
她父亲老陶在家等着我,准备了酒菜。工作组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在群众家里吃饭,有的干部也有到村子里亲戚、朋友家吃饭的,但群众来喊吃饭,一般不会去,主要是怕掉身价。
我就没拒绝。一则是工作组请来的老头,做饭的手艺太差了。二是那女孩叫人觉得舒服,不忍心拒绝她。
老陶不停地吹嘘他的关系,他哪个哪个新四军战友现在什么地方担任什么职务,抗战的时候他担任什么职务,战友是什么职务,很让人烦。我诚恳地告诉他,就工作组的工作性质,恐怕无法让他恢复身份。
喝了几杯酒,我就离开了。
我们工作小组突然发现丢了一份中央文件。是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封面上有“绝密文件”的字样和毛主席“照发”的批示,编号我还记得清清楚楚,0633597。
这样的文件,当时每个工作小组有一套,其他的几份什么名目,我记不得了。平时就放在我们借住的屋子里,高局长和我要到哪个生产队去带农民学习了,谁就带一份走,也没有严格的登记手续。
发现文件丢了以后,我和高局长都写了很详尽的材料,回忆可能丢失的那几天的过程。
以后个把月,工作一切照常。突然有一天,我们工作组的颜副组长召集开会,铁青着脸,宣布工作组工作结束,哪几个先走,哪几个扫尾,对工作的什么评价、结论都没有,就散会了。
我是属于先走的,在屋里收拾东西。省城来的下放干部老邵过来陪我说话,他说:“高局长要想官复原职,我们这个事怕对他有影响。”
他见我没有搭话的兴趣,就说了句:“我也快回去了,到省农机局,有什么事来找我。”就走了。
老邵走后,我慢慢地从他的话里回过味来。
文件遗失是谁的责任,没有定论。按理说,高局长是负责我们这个组的,他的责任要大些;我是小年轻,办事不牢的可能性要大些。
对高局长有影响,怕不能官复原职,那对我呢,是不是就不会有影响?
有没有可能为了把事情交待过去,他们这样想,既然两个人都有影响,那还不如让一个人有影响好。年轻人日子长着呢,机会多着呢。
刹那间,老高那段时间的频繁请假,更加谄媚的笑,都在眼前浮现出来。
认真地说,我到农村以后,还没有受过别人什么大的欺负,周围的人都关照我。那些小说里才有的奸诈使坏的人,我真没有遇到过。我这算是被人欺负了吗?这是我不能经受得住吗?
好像还好。我现在就是觉得没什么面子,出去的时候是光鲜亮丽的,一个年轻人被组织重视了,培养了。回来的时候悄然无声,连个工作结论都没有,灰溜溜的。
回农机厂,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受不了的是那些关心,那些询问。
我对自己这种躲避、推诿的态度很讨厌。为了使自己感到没有错,就猜疑高局长和领导他们做了手脚,达成了妥协。
自己是有错的,就是不知道这错误是不是造成文件丢失的原因。
发现文件丢失,就是在我去老陶家吃饭几天以后的事。我回想那天,不记得有没有从包里拿出文件还回去,也不记得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拿文件,但是清楚地记得下午没有学习文件。我如实地在回忆文件丢失经过的材料中这样写了,也写了吃饭前喝了一小杯,大约一两不到的白酒的事。说明了我之所以要去老陶家,是因为他曾多次要求工作组解决他的身份问题,想跟他谈谈清楚,工作组不能实现他的要求。
我的态度是诚实的,领导在言语上不能指责我什么。况且,文件的保管和取用的各个环节,客观上都存在丢失的漏洞。
我忽而觉得自己想多了。也许派驻工作组的工作多是这么陡然终结的,也许高局长并没有做什么手脚,也许丢失文件并不是什么大事,比我们落后的地方多着呢,对文件的保管不一定会比我们做得好。
这么一想,心情顿时好多了。
我在工作组的一段经历就这么虎头蛇尾结束了。丢失文件的事对我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几个月后,我被调到公社工业办公室,负责到上海采购水泥厂设备。
在工作组,我学会了怎么跟人谈话,怎么在会议上提纲挈领地说一件事。认识了好多干部,了解了基层单位的组织生态、政治生态,看到了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事情,脑子里慢慢形成了一些跟以前不同的看法和观念。现在觉得,这是在不正常的大环境下,在生产队、在工厂不会有的成长机会,对我是有意义的。
陆耀文专列
陆耀文:上海穷人家孩子,
怎么帮家里养活自己
纠缠我大半辈子的档案疑惧
行李架当卧铺,把虱子带回家
我写大字报,批判班主任老师 
陆耀文:我在社办企业
公关送礼跑供销
陆耀文:从灾年吃到古稀,
舌尖上的时代风云
他们从黑龙江一路逃票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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