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大学时代
马家华，1954年出生于贵州省正安县一个医生家庭。1966年在正安县凤仪完小毕业，因“文革”影响不能升学，做过背煤、挑砖、挖土方、炕茧子等小工。1969年读正安一中初中，1971年毕业后做过小工和代课教师。1974年下乡插队，曾被聘为民办教师。1977年顶替父亲工作，同年参加高考，录取为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77级学生。大学毕业后历任遵义地区民委工作员、团地委副书记、地委政研室副主任等职。
四十年, 我的高考记忆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了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我是那一年的考生，并且成为高考幸运儿，考取大学。
有数据反映，高考恢复四十年，1977年的录取率为最低，不到5%，而据说当年正安县的录取率还不到1%。我能够有幸被录取，真的感谢改革开放，感谢时代，感谢命运！
其实，那年我之所以报考，也是一个偶然。
听说大学恢复招生的时候，我已经从呆了五年的正安县凤仪区马鞍公社，先是在那里的马鞍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后来下乡在当地的前卫大队大坡生产队当知青，回到县城，顶替我的老父亲参加工作，为正安县医院化验室的一名化验员。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没有读过高中，所以，对报考大学，也还是犹豫的。当然，有了学习机会，也还希望自己能够增加点知识。所以，前往县卫生局报名，只是想报考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当时，和医院对口的也就是遵义卫校了。
和我一起前去卫生局报名的也是顶替其父亲参加工作的周文华在路上对我说：家华姐，你文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报考大学呢？你读中专，没有必要啊！工作两年不也相当于中专吗？
就是她的这句话，让我最终填报了大学。在文化程度一栏，填写了“相当高中”这样的字样。
报名后得到了准考证，然后，就是准备考试了。
当时，好像是十月份了，而十二月就要考试呢！时间很紧迫，没有几天时间了，而我刚刚参加工作只有半年时间，县医院化验室人很少，工作很繁忙，且只有我一个年轻人，也不可能请假复习。
虽然自己爱好文学，有点功底，但数学，历史政治那些，还需要花点时间看看呗！特别是数学，我们的初中阶段，学工学农多，知识学习很少的，也只有接近初一水平呗。所以，其实花在数学上面的时间要多点。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觉得不好。
曾经请教过一位高中数学老师，他给我辅导了一下，最后很失望地对我说，你这些都不会，还要报考大学啊！
是啊，从事了一辈子医务工作并且关心时事政治的老父亲也这样说。他说，家华啊，《参考消息》上面说的，今年的恢复高考 ，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一千个高中生才能选拔一个大学生呢，你有没有把握哦？
不过，既然报了名，还是硬着头皮应考呗！得到了化验室主任的支持，考试两天还给了假。
考试的头天晚上自己也是休息不好，觉得压力也大的。那天早上四点就醒了，也就睡不着了。出门进考场的路上，觉得天空灰蒙蒙的，有小雨飘落，也有点冷。我们那年的考试安排在十二月份，天气也有些下凉了。考场设在正安一小。在职的考生文科安排在一个考场。其它还有一些考场。
记得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应该是记叙文的形式，由于自己对于诗歌的偏爱，便使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来叙写。开头的句子这样写到：暴风骤雨，荡涤着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这样的几句话，被监考老师关注了，下来还给我讲，说这几句话有政治问题。主要认为我这几句是暗指“四人帮”，而“四人帮”是新社会（文革）才产生的，不是旧制度。因之认为是问题。他的说法让我心中很是忐忑。因为，那个年代，有政治问题，可是非同小可哦。
考完语文，又是历史政治地理数学那些。觉得数学多数题都不懂，只做了几个小题。就草草交卷了。然后 就是等候通知啊！这个时候，就不断有消息传来，一会儿说我的作文居然得了正安语文考试的最高分，一会儿又有人说，她虽然作文得分高，但是，数学得了零分啊！我暗想，该不至于呗！至少，数学我还做对了几个小题的呗！那年的考试，据说，有一科得零分是不能够录取的哦！之后，是初选和录取。我居然幸运的被选中！成为贵州民族学院的首批本科大学生！那一年，由于贵州民族学院的师资及办学条件限制等因素，全省仅招了中文，政治两个班，招生83名，遵义地区仅录取四人。而我所得到的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在全省仅招生43名，遵义地区也仅招了2人。除我之外，另外的一名男学生赵士刚是习水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比我整整少了8岁，也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学生。想来真是幸运！
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真是好激动！不过，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传来，有人说，她考取贵州民族学院有啥好嘛！毕业后要被分配到那些民族地区的深山老林去。还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嘛，因为是少数民族，国家关心照顾的……等等，那一刻，我也没有生气。我在想，是啊！国家也是想到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少数民族了啊！早点有了这些关心照顾，或许我就能顺利读高中或者参加工作，不至于在社会流浪或者下乡当知青呗！不管怎样，总之，我得到大学通知，并且义无反顾的奔向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成为了贵州民族学院1977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正安县城，开始了我崭新的人生。
之后的大学生活里，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刻苦努力学习，积极热心参加学校班级社会活动，获得很好的成绩，毕业时得到学士学位证书（当时的情况，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得证的，只有学习成绩好的三分之一的同学可以得证哦！）。在学校，我三次被评选为三好学生，同时参加学校和省的诗歌散文小说创作赛获得等次奖励。在校还是学生会和班委会成员。还被推荐为赴京参观团成员。还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以后走向社会，从政任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据统计，1977年入学的贵州民族学院政治、中文两个班的86名学生，最终有两名成长为部（省）级干部（唐世礼，蒙启良），有地厅级干部14人，有20多名县团级干部以及多人获得教授等高级职称。成才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一篇文章这样写到：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尽管我们的高考还有很多缺点，不能够综合性考察人才，但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分数前人人平等！这个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巨大！
1977年的高考，已经离现在四十年啦！这是国家当年的重大改革，也是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高考，它的确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回忆高考，真的感慨万千！同学们40年后相逢欢聚在一起
1978年，我们上大学。我们这些学生被称为四代同堂。六六届高中生，六六届初中生，六六届小学生，甚而1966年刚刚跨入小学校门的学生汇集在一起。最小的年龄只有十五岁，大的呢？年龄翻了一番还要多。更为奇怪的现象是学生与教师的位置来了一个颠倒。曾经是教师的当上了自己学生的学生。记得当年一个很轰动的中篇小说就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篇发表于《安徽文学》的小说在校园广为流传，曾经激动过那一个时代的青年。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现象。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的弟弟就当了我们的体育老师。我们这批学生中很多人对于自己能够考上大学，真正成为一名大学生都认为是一种梦幻，因而很珍惜这样的一次人生机会。在学校学习均很刻苦，很勤奋，期望在短短的四年时光里填补上自己的知识空白。老吴名叫吴遵林，是学生中年龄较大的一位。他是六六届高中生，并且当过知青，参加工作也已经有七八年了。那时带薪读书人员很少，而他却是其中的一位。上大学的老吴有三十多岁了，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均是小学学生。老吴来上大学，在他十五六岁的同学面前，显得老气横秋，的的确确是一个老大哥。但老大哥也是学生，也要过清苦的学生生活。尽管他基础扎实，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甚而某些方面的知识超过了任课教师。但他仍然要象其它学生那样规规距距地参加学习。但似乎他又不甘心于这样的学生生活，于是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与那些年龄相近的教师呼朋唤友，一同进出学校大门，一同探讨学业上的问题，并且一起吃吃喝喝。有时他也请客，在街上去割了肉，用三块砖头架上一口锅，在校园的一个角落点上火，烧煮煨炖，那鲜香扑鼻的滋味便弥漫了整个宿舍区，令许多过清贫日子的学生垂涎。曾经有一次，一只鸡的叫声在静穆的教室里尖声炸响。原来是老吴那天到集市买鸡回来了，直接进了教室，把鸡放在书桌里的书包里，引起了鸡的抗议。那位戴着眼镜的老师面对一百多位就要笑出声来的学生，脸色就严肃起来。老吴于是举了举手，并且用了方法，使鸡不再乱叫。老师就装着没有听见，没有看见继续讲述他的课文。由于生活经历的坎坷曲折，老吴的额上就过早地爬上了一道道皱纹。看上去仿佛有四十余岁。有新生被拉到面前，被告之：这是学校的吴老师，新生便恭恭敬敬地叫：吴老师。这笑话在学校流传了好久。老吴是男同胞，却与女同胞相处极好。像我们这一群天真得近乎于愚昧的女同胞，就成了崇拜他的小妹妹。有时他也给我们讲述一些人生经历。有时我们将班上的苦恼告诉他，他则付之一笑：社会才是大舞台，学校算什么？生活就象在演戏一样！但老吴也有认真的时候，甚至还认真得令人心酸。那是秋天的一个日子，是我们一大群同学的聚会。我们选择了花溪公园水库。天空很阴沉，似乎有小雨飘落下来。她也来参加了。她是一位厂矿子弟学校的教师，是老吴的初恋。现在正在省内某大学攻读成人大专班。她的婚姻是不幸的，与老吴现在的美满家庭成对比。她的那些很痛苦的经历使她面对当年的恋人更是痛苦万分。老吴期望我们能开导她，使她从痛苦中挣扎了来，而我们却发现似乎却不能。我们这些小妹妹尽量选择那些明丽的字眼来开导她。而她的痛苦却委实太深。一贯诙谐的老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能说什么呢？虽然他现在的婚姻美满又幸福，但他毕竟曾经有过初恋，心灵曾经被激动和颤栗。当然，过去的毕竟永远过去了。人，应该面对现实，但看到昔日的恋人这样的痛不欲生的模样，他能不动情吗？空中的细雨似乎更加密集了，我们的心情也很糟，花溪的景致也黯然失色，那次的秋游就很是压抑。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多少有情人终于未成眷属，多少婚姻又形同儿戏。只要对那个年代略一回味，我们就会毛骨悚然，心中充满悲戚。这次郊游，也使我们了解了老吴的人生中原来还有这样的插曲。老吴毕业留在了省城，现在是某学院的热门专业的系党总支书记。由于他的社会阅历和所具备的知识，他当然还是春风得意。不知他是否还能忆起学生时代的那些日子？哎！春风得意的老吴竟然因为肾衰竭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去世，这篇短文，也算是对他的一点纪念吧。和姚政相识是在1978年那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在梦里才能上大学的女子，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我们感谢时代，感谢党，决心以百倍的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我们潜心于知识的海洋。你看到教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你听到清晨的朗读冲云破雾，是的，我们十分珍惜这样的一次人生机会。在这一次次的夜读和晨诵的碰撞中，我和姚政从相识到相知。大学四年，我们的友谊日渐加深，成了无所不谈的最要好的朋友。姚政和我同龄，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同时也在那一年下乡当了知青。她的父母均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两个弟弟均在上海工作或读大学。和其它上海知青一样，姚政对上海一往情深。要不是文革的冲击，姚政也许不会来到贵州，甚至插队到了凯里。知青的故事姚政没有对我过多谈及，我们都曾经当过知青，其中的甜酸苦辣自有体味。我们都是从工作岗位上考取大学的。我来自黔北一个边远县城的医院，而姚政则来自083系统的一个下属工厂。从姚政和我的摆谈中，我则更多地是了解到她的工人生涯。1971年姚政就招工进厂当了工人，她的工作是用一个细小的金属镊子夹取一些像辣椒粒那样大小的金属薄片，这是一种很认真很专注很仔细的工作，还要用放大镜来帮助。我想姚政眼睛之所以近视，是与此有关的。姚政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说话很坦率，也不在乎别人会怎样想怎样看，她的衣着打扮也往往与众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她来自中国大都市上海，或许是受父母的影响吧。和她在一起，我们往往会有很多共同语言，谈生活、谈学习、谈人生，甚而谈“未婚”。那时，我的未婚夫在相邻的一所大学读书，她的未婚夫已经是广西一名助理工程师。他和姚政是中学时代的同学，并且一起当过知青。姚政个子很高，一米七还多一点，人也长得很漂亮且风度翩翩。她的未婚夫个子更高，有一米八左右，和他们站在一起，我这一米六的个子自然就十分矮小。姚政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一样有很强的自尊心，我们均直接跨越了高中阶段，从工作岗位上考上大学，我们又都为外地人，在这儿几乎举目无亲。不过我们相信时代也相信自己，同样对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祖国和人民充满了热爱之情。姚政曾经试图报考研究生，她走进了考场由于她对古典文学一往情深，她报考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当然她也期望能够有这样的一次返回上海的机会，但终因0.6分之差名落孙山，使她庆幸的是，几乎和我们相同经历的我班的另一位同学，最终取得了这所学校这个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且留校当了博士生教师。姚政走了，她到了广西柳州，在一个大企业里从事教育行政工作，我们的联系便只有靠通信。从那里，我知道她终以遥遥领先的成绩考取《广西日报》社记者，从事适合于她那性格和特长的记者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的新闻记者生涯。曾经有过一次调回上海的机会，但她终于不能忍受对方单位的种种刁难，而不顾丈夫反对坚决不干。也知道她曾经有过两次危及生命的大手术，但终于活了过来。这之后，姚政的颇有影响的文章常常见诸于报刊头版，在省（区）乃至全国评奖活动中频频获奖。由此，她被调往南宁总社工作。姚政当初到柳州，是因了丈夫的原因，而她从柳州调往南宁，丈夫却变成了随行。曾经有一次回到母校，一位留校的同学告诉我：姚政曾经回校一次，“那风度，那气质，那打扮，啧啧！”同学表示无法用言辞来形容。并且告诉我，姚政的这次回校成了学校几天的议论话题。姚政现在有了她的生活圈子，也有了与她相知相通的朋友了吧。而毕业了这么多年，我却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能够代替她的像她一样的可以倾心交谈的、善解人意的朋友，这也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小小遗憾。姚政已于2009年退休，回到她的家乡上海。但愿她一切都安好。七月的一个日子，到六盘水市开会，趁便到了水城钢铁公司，看望我的那位离别了多年的老同学老谢。我们乘坐的车辆拦截了水钢电大的一辆类似于警车的小车，同行的人告诉我，老谢的丈夫黄君在里面。果然，见到了黄君。黄君身兼数职，并且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十分忙碌。车辆停靠在路边，黄君从街面一家游戏机室里将十岁的儿子拎着耳朵揪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谢的儿子月曦。老谢的家在学校的一幢宿舍里，是去年新分配的两室一厅，厨房厕所一应俱全，水磨石地坪、卧室还铺有猩红的地毯。我浏览了一下，家里用上了煤气，这在煤产丰富的六盘水市，应该是不成问题。阳台上，用麻袋装了好多大蒜头和干辣椒，看来老谢是改不了喜吃辣食的习惯。老谢不在家，黄君去找她并要月曦招呼我。月曦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而且一点不惧生。先去拨了一下电视机，凑巧停电，于是和我侃了一通圣斗士以及卫星电视中文台的节目，还告诉我：妈妈喜欢看最近播放的电视剧《王昭君》。月曦饿了，拿出一包奶粉冲水喝，冲好才发现，奶粉是坏的。倒掉奶粉，又用开水调和了一碗藕粉来吃，并且告诉我，爸爸妈妈很忙，平时就这样凑和吃点东西，或是得了一元二元钱，到街上吃碗米粉什么的就算一顿。吃完藕粉，月曦又从屋里抓出几个青涩的桃子大嚼，当然，也没忘记请我吃。见我对这些吃食很不感兴趣的模样，又从柜子里掏出一大摞相册来让我翻看。翻看着那些陈旧的相片，又回忆起了与老谢相识的往事。老谢叫谢洪明，是来自毕节大方县的农家姑娘，老谢共有姐妹十人，均靠自己的努力考取大专中专外出工作，在当地传为美谈。老谢排行第二，几乎与我同龄。之所以叫老谢，是班上那些比我们小得多的同学的称呼，并且因此流传开来。老谢以她的善良、勤奋，以她那颗农村女子的纯朴至美之心，赢得了很多朋友。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与她同桌，又为上下床，我们的关系，自然较其他同学更亲密。我们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老谢读书时，总爱穿了那身湖兰底、白圆点的罩衣，夏天当成衬衣穿，冬天当作罩衣穿，色彩很是清淡，人也显得清爽，仿佛一株亭亭玉立的白桦。老谢还爱穿那双白色的运动鞋，并长期坚持长跑训练，因此而获得过许多奖牌。老谢是待识别民族，叫南京族，简称京族，但又不同于越南广西一带的京族，据老谢介绍，她们的祖先祖居南京，是爱国将领，被奸人迫逼，逃到贵州的。一阵开门的钥匙声打断了的我回忆，是老谢回来了！再次见到的老谢，依然神采飞扬，穿了一套黑底起小白点子的套裙，脖子上、手腕上乃至手指上均有金饰，份量较重，想来价格也不会低。时光也在她的脸上刻下了印痕，比起十一年前，老谢明显地老了些。我们见了面，好亲切好感慨，谈工作、谈家庭、谈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我们的话有那么多，如同流水滔滔不绝。老谢变了，珠光宝气，煞是富有，但她固有的品格没有变，还是那般纯朴、自然，还是那样善良不加粉饰。只是时代在前进，人的观念也随之有所改变。比如老谢罢，本职是电大教师，每周有两个晚上，在那些坐满成年人的电大教室里，摆出一副庄重的模样，认真板书讲课，传授学业。其余的时间呢，也还想出一些生钱的主意来。以前是给众多的收费学习班、培训班上课，额外挣得一些钞票后，日积月累，便有了今天这购买二手货中巴车的三万来元。为了节省开支，增加收入，自家干上了中巴车售票员，每天往返于这条水城到六盘水市中心区的道路。收入当然也是可观。在老谢身上，似乎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穷酸劲，却多了几分农村人的质朴。她就是她，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子，一个有着大学本科文凭的电大教师，一个忙碌于中巴车生意的经纪人和售票员。在她那儿，看不到一刻的闲暇和休息，于是我自愧于自己的打扰，声明有事，逃跑似地离开了这忙碌的一家子。认识向明是在70年代末期，1978年的春天，那个春天的阳光特别明媚。那个春天，我和向明有幸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我们同时走进贵州民族学院的大学校门。来自毕节地区，来自鸭池河畔的向明，出生在教师之家，考上大学前也是一位小学教师，不仅如此，她还是一名令人羡慕的共产党员。向明姓李，全名叫李向明，而班上的男女同学，包括认识她的人都只叫她向明，似乎这样更为亲近。向明开朗、健康、活跃，似乎永远都在向我们展示身心健康的形象。你看她圆圆的脸庞里透着黑红，你看她健康的面庞上永远都有灿烂的笑容。她几乎不会生气或发脾气，似乎总是面带笑容。和她在一起，你似乎感到的是安全，快乐和幸福。曾经记得那样的日子，花溪河畔流水潺潺，我和向明经常漫步在林间草地，促膝交谈。除了学业上的探讨、人际上的交往外，向明一次次给我以信心、勇气，有她的鼓励，将我从自卑的境地牵引出来，终于鼓起勇气，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并且最终在大学毕业之际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而向明和另外一位同学李祝亚，则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大学四年，我的性格之所以由孤僻、自卑变得自信、开朗，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外，有向明这样的朋友相伴，也是主要原因呢！向明深心中有一种体谅人、同情人、关心人的性格，她的朋友很多。记忆中那样的一个日子，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有几个不相识的人躲雨走进了我们宿舍，向明二话不说，把自己那把簇新的雨伞递给了他们，她的那样的举动体现了对别人甚至是不相识的人的关心，令我们在场的同学十分感动。纷纷仿效，至今记忆尤深。向明的性格，得到班上男女同学的喜欢，有些就变成了朋友之情，甚至恋人之情，但由于阴差阳错间，向明终于没有成为同学夫妻。曾经有一次，向明给我看一封厚达数十页的求爱信件，是班上一个十分优秀的男生写给她的，她犹疑着征询我的意见，我自然是十分鼓励。但向明似乎坚持着她的一些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向明心中似乎另有他人，这或许是她最终拒绝这位同学的原因罢。其实我知道，班上和学校喜爱她的同学其实很多，而她心中的那一位，似乎又和她 心灵没有碰撞，心中另有他人。但向明以她良好的性格很好地处理好了这些事，使追求者之间的爱情变成了一种永恒的朋友情谊。所谓“不成亲人便做朋友”罢。向明毕业后，分回毕节一中，仍然继续她的教书生涯，之后她与她的那位中学同学，曾经参军退伍回乡的英俊的赵凯结为了夫妻，并且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我们的联系就多为信件和电话，有时还有相片，曾经看到向明一家子在潺潺的花溪河边游玩的欢乐场面，还有穿着民族服装摄于昆明石林的相片，从相片展示的形象看，向明的丈夫赵凯年轻、英俊，女儿雯雯漂亮可爱，向明拥着他们幸福地微笑。从相片透露的信息里，我分明看到了向明幸福的生活，从其它的信息里，我还了解到向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师，而她的女儿小雯雯，也健康幸福地成长。突然的一天，接到向明的电话，向明一家人和她的一对朋友夫妇要到遵义来，他们乘坐火车从贵阳来。能见到分别多年的朋友向明，还有赵凯和雯雯，我也十分高兴和激动。向明来时是晚上，我生怕接不到她，便用一个纸板做了一个牌子，上写“接李向明”，到火车站的那个站台上，站在拥挤的人流里，终于接到了向明。向明用一串高兴的笑声，用她的爽朗与我见了面，并且将接她的信息向同学们传播。嘿，你们猜，家华怎样接我的？她用一个纸板写了“接李向明呢！”其实那一次，我真的好想陪向明在遵义好好玩玩。可是向明刚进我家家门，电话铃便响了。原来向明由于长期教书，用嗓过度，嗓子里生长了一块息肉，需要割除。她的兄弟和朋友们已经给她联系好，第二天上午在贵阳的一个医院手术。且她必须在早晨8点赶到，于是向明和赵凯连夜乘车离开了遵义。留下小雯雯和向明的教师朋友夫妇。小雯雯长得十分像向明，一样的性格，一样的模样。我带小雯雯上街去吃怪噜饭，还带小雯雯去逛商店，采购东西，似乎都让她很高兴。小雯雯还天真地问我：“马阿姨，你是不是妈妈最好的朋友啊。”我对小雯雯说：“你的妈妈有许多好朋友，马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个呢。”是的，以向明的宽容、大度、善解人意，大家都愿意与她交往，她的朋友，甚至是好朋友也是很多的。向明其实和我还有乡亲缘，她的母亲是桐梓县狮溪人，姓娄，是桐梓的大姓。桐梓和正安都属遵义市。桐梓狮溪娄家是当地著名的一族，出了许多人才。向明母亲嫁给她的父亲后，由于交通不便，少有机会回乡探亲。不过她告诉我，她曾经经过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正安县，大约是庙塘罢，到了桐梓狮溪，她和我摆谈到这些，摆谈到她过往之地的风土人情，我们自然感到十分亲近。向明现在已经是贵阳十中的教师，她终于从偏远一些的毕节调到了省城贵阳，这里有她多年的朋友、同学，也有她的学生和乡亲。向明的调动，凭了她具备的学识和努力，也凭了她健康的人格和朋友的帮助。著名当代作家陈建功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不断地做善事，做好事，某一天，你会发现，那么多人喜欢你，无偿地来帮助你，我想这也在向明的人生中得到了应验罢。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